陶印传人周又郎

　　成都日报记者（以下简称“记”）：我听说成都市要拿你的陶印作全国花博会的纪念品。陶印艺术现在被大家认同了？

　　周又郎（以下简称“周”）：６月份，温江派人找我联系，喊我做一万幅陶印，作为花博会的纪念品。我不敢答应。他们要求手工制作，做了要装裱，还要拿盒子装。我说，光印母就要刻几百个砖头，我赶不赢。上次在成都开的一个国际研讨会，我的《七琴陶印》，只印了２５０幅，请来川音的１０个大学生帮我牵纸，在红旗剧场印了１０天，把印母都印烂了。

　　记：《七琴陶印》是怎么做出来的？

　　周：１９９０年，在成都举办中国古琴艺术国际研讨会，我捡来７块砖头，打磨打磨，刻了先秦不同篆体的７个“琴”字，沾上印泥盖在宣纸上，作为大会的纪念品。外国人拿到高兴欢了，喊我题字签名。当时一个日本朋友拿１５０万日元要买我的印母，我没有卖。我是想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人是怎样化腐朽为神奇的。台北师范大学的梁在平教授８０岁了，他对我说：我听说过古代陶印，文献上说失传了，这次亲眼看到，确实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记：你创作陶印，除了砖头，还使用哪些材料？

　　周：也用瓦块、瓷砖，都实验过。我专门到工地上去捡半截砖，砖头和瓦片味道都不一样。现在我发现，最好的是大邑的砖。砖头太光生了也不好。有时候还要根据刻的内容去找材料。比如我的《西湖十景》里的“断桥残雪”（他从屋里找出那幅作品），你看，这是砖头中间烂了一块，刚好是块空白，砖这边还有一些气泡，就像下的雪，不需要我用刀刻了。这种效果金石是做不出来的。

　　记：陶印和金石在风格上有什么不同？这种很古老的东西现代人喜欢吗？

　　周：评论家说，各有各的美。各人的追求不同。

　　记：这种很古老的东西现代人喜欢吗？

　　周：陶印就是用土陶治印，不像金石质地细密，陶料粗糙，刀刻在砖头瓦块上噗噗噗地跳。所以，陶印和金石，一是刀法不同，二是陶印还要根据材料，陶印的特点是因势利导，世界上找不到相同的第二方印。有人说，陶印的风格是一种古拙的美、残缺的美，自然天成。我觉得它符合人向往自然的那种心理。

　　记：陶印的缺点是什么？

　　周：缺点是无法保存印母，来参观的人都说，你那些印母要使油漆把它保护好。我说，太多了，我的作品只留谱子，印母经常是用撮箕抱出去倒，不然要堆我一屋子。但这样也有好处，就是我以前的作品基本上是绝版了（笑）。

　　记：你一生刻了多少砖头瓦块？

　　周：留下谱子的１５００多件。《成都十景》、《熊猫天下珍》是１０多年前成都市送给外宾的礼品，后来刻了《蜀都览胜》、《巴蜀奇观》、《峨眉天下秀》、《台湾风光》、《孙中山遗嘱》、《文天祥正气歌》。这些陶印作品大部分出了国。

　　Ｂ发掘陶印

　　出自不经意间

　　记：我不大明白，当初你是怎么想到要用陶来治印？

　　周：非常偶然。当时我在温江专区文化局搞编剧。１９７３年，我编了计划生育曲艺两本集子，拿到新繁印刷厂排字，书排出来剩了一些半截子空白，上面说要填点东西，因为我喜欢篆刻，就喊我刻点计划生育口号。我想，买印石很贵，反正只印一回，就捡来一些砖头瓦块磨平，刻了“只生一个好”等１９句口号。后来举办书法篆刻展览，我就把这１９方印拿去，没想到评了金石篆刻一等奖。那时候我才仔细看，有些印本来想做方正一点，难得磨砖头，但是这种粗糙的东西反而有味道。

　　记：有点幽默。

　　周：我当时兴奋嘛，往回我拿很多钱买些石头来刻章，拿去还是得不到奖。搞篆刻的讲辈分，１９５９年我专门刻了建国１０周年的一方印，石头选了又选，结果一等奖是沙孟海，西泠印社的社长。后来我就晓得，搞篆刻要和别人不同，如果相同了，我搞不赢人家。

　　记：你当时明不明白这个就是陶印？

　　周：不晓得嘛，我是请教了金石名家曾右石先生才晓得。

　　记：曾右石咋个指点你的？

　　周：我把得奖的１９方印谱拿他看。他看过后不开腔，半天才说：你把那些印母拿我看看。我说不是石头，全部是砖头瓦块刻的。他说，砖头瓦块也拿我看。我端了一撮箕出来。他看了扒了三堆，说这是学吴昌硕的，这是学齐白石的，这堆是你自己的。他说：最好你还是刻自己的。这些砖头瓦块，你不要见笑，中国古代就有陶印，但是现在找不到陶印啥样子了，已经失传了。

　　记：后来呢？

　　周：我就到西安、山东去查陶片，当地文化局的人陪我看博物馆，我发现一部分图案是反的，他们让我印了一点回来。我查了印回来的字，全部是籀文，相当于东周时期的文字，还有一些符号。当时我只是给他们写了几封信，我推测那些图案反起的陶片就是陶印，印出来就是正的。后来博物馆把我的信整理出稿子，打印寄给我，题目就是《陶印发掘人周又郎》（笑）。

　　记：陶印在当时已经是一种艺术品了吗？

　　周：最初是实用工具，比如给兽皮戳一个记号，表明这件兽皮是我的，就像现在的印章一样。陶印作为艺术，盛行于东周，当时还没有金石艺术。

　　记：古代陶印为什么后来失传了？

　　周：一是当时的陶印都是一个字，内容简单；二是没有印在谱子上──当时还没有纸，印母也不好保管，所以没有传下来。后来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报道了我，全国几十个人给我写信要学陶印，我就写文章给陶印下了个定义：“唯篆吟镌谱，方称现代陶印”。意思是，要把有文学内涵的内容刻来印在谱子上，不然又是东周陶印，又要失传。

　　Ｃ师从帅平均

　　我见到的郭沫若

　　记：你除了书法、陶印，还搞过其他什么艺术？

　　周：搞过传统碑刻的石版画。我在温江做的郭沫若像，说老实话，用的是猪圈板，铺猪圈的红沙石。那幅像在成都展览，郭沫若的幺女、大儿子都来看了，回去就给省委宣传部的单部长讲，郭沫若纪念馆想收藏，问那幅像要多少钱？我说，既然家属要收藏，我不要钱，我跟郭沫若先生虽然相隔３０多年，还是出自同门老师（笑）。

　　记：我看过资料，你的老师帅平均老先生，也是郭沫若的恩师，老先生对经学颇有研究。

　　周：是。帅平均先生和我爷爷私交很好，我爷爷是五通桥的一个盐字号的账房，帅老师年轻时留学日本，靠我爷爷帮他借钱、兑钱。他回来后在嘉定府高等小学堂教书，教过郭沫若两年。后来帅老师在乐山凌云中学教国文，我１２岁考进凌云中学，因为我爷爷的关系，他还教我篆书。晚上我就住他的教师宿舍。那个房间很小，安了一张床，一张方桌，他要改作业，还要腾一个地方让我写字。我跟老先生睡一张床，他脚冰冷，晚上我抱到他的脚睡，我爷爷要我给他捂脚（笑）。

　　记：帅平均当年怎么看郭沫若的？

　　周：老先生很得意哟，提起郭沫若，说：“逆徒，逆徒。”脸上还是笑眯眯的。他是晚清秀才，乐山人称他″帅老夫子″。他脾气怪。１９４２年，学校请郭沫若来演讲，帅老师没有去。讲完后，老师都回到办公室，郭沫若由校长杜高崇陪同来办公室拜见老师，我们学生就爬窗子看。这时候，帅老师来了，他上几个中学的课，坐的私包车。大家喊“帅老师回来了。”郭沫若赶快上前喊“先生”，要握老师的手，没想到老先生当众咬了郭沫若一口。

　　记：怎么回事？

　　周：并没有咬好重，帅老师７０多岁，牙都没有了，只是骂“逆徒”、“逆徒”。校长慌了，马上把郭沫若送起走。大家都不晓得是因为什么。其实事情很小，帅老师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诗经＞义定》，一本是《新文学与旧文学》，老师请郭沫若帮忙出版，后来看到郭沫若自己的书都出版了，他的还没有音讯。他在我面前埋怨，郭沫若不帮他出书，又不回信，把老师搞忘了，所以那天见了郭沫若就大动肝火。

　　没想到，郭沫若晚上又来了，一进门捞起长衫子就跪下，叫“先生”。当时我在帅老师宿舍里抄字，帅老师马上把他扶起来。郭沫若说：书没有出版，我有难处。但是书稿我为什么没有退给老师？因为我是想一定想办法给老师出书。几句话，老师怒气消了，师生二人又开始叙旧（笑）。

　　Ｄ大峨寺

　　给冯玉祥牵纸

　　记：帅老师脾气很怪，他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周：帅老师是古文字学家，他重师道，经常讲“吾师井研廖平”。我耳濡目染喜欢篆刻，小时候就上山去捡石头。我一个舅舅在峨眉山大峨寺当主持，叫行宽法师。大峨寺有个行憨居士，会书裱、篆刻，他教我刻章，放假我爱到那里去耍。抗战期间，纸澜、冯玉祥、于右任就住在大峨寺，大峨寺有个脚庙叫神水阁，里面摆了一个书案，那些大官爱在那儿写字。

　　记：你见过冯玉祥、于右任写字？

　　周：冯玉祥写字我见过三次。第一次是民国２８年，他带了一个副官刘首中，我叫刘伯伯，他抱纸，喊我去磨墨，写完了叫行憨去装裱。那幅字是隶书：“试思父母生汝身体以前未来面目是怎样，为问寇仇正灭我国家之际列位师徒当如何。”是向和尚宣传抗日的，寺庙马上就捐钱了。第三次是抗战胜利前夕，冯将军从重庆来，他来了就喊：把墨磨起！写了几个隶篆：“拼命奋斗，还我河山。”冯将军写完，拿了２００银元交给方丈请他刻碑，他说：“碑刻大点！”

　　记：听说冯玉祥的笔很有力，把纸都写穿了。

　　周：哪里是这样。那次他在乐山武汉大学门口写字募捐，有钱人捐１００块大洋得一幅字，冯将军折纸都来不赢。他是先在大峨寺把纸裁起，用小笔先写个底稿，拿到武大门口再在上面写字，我亲眼看到的。冯将军穿一件旧棉大衣，张澜、于右任穿长衫子，他们在大峨寺吃饭跟我们一样，都是素的。徐悲鸿也来大峨寺写过字。那个时候我不懂，徐悲鸿让我牵纸，送我画都没有要。我看他提了一口袋印章，我说：把你那些章盖给我，我拿来学。他给我盖了９个印章（笑）。　　

采访手记

　　（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５日峨眉山市）

　　大热天，我和朋友来峨眉山市，专程拜访周又郎先生。在一个叫小转盘的地方，我们吃饭耽搁了。下午两点，太阳火辣辣的，老先生见人还未到，居然跑上街来望我们，让我们不知说什么好。

　　周又郎平头，穿一件米色体恤，气色好，没有皱纹和老人斑，握手时感觉手有些粗糙，大概是他几十年拨弄砖头瓦块的结果。其实他已年近八旬，说话侃侃有力。一个精力充沛的老头儿。

　　老人把我们带回家──实际是他的家庭展室和工作室，墙上走廊上，挂的都是陶印作品，还有被称为“周又郎行篆”的条幅及几十件石版画，满屋生香。另一屋子中间，有一书案，大概是主人操刀治印的地方。遗憾的是，采访完，时间晚了，我们没能一睹他刻砖镌瓦的绝技。

　　老人晚年回故乡定居，小城天蓝气清，院内有两株高大的黄杨，天天伴着屋中主人伏案耕耘。

　　我是外行，很难说清他的陶印妙在哪儿，那味道有点儿像２００８的“中国印”。稍通文墨的，都知道″印″是怎么一回事。印的材料，古代多用金属、玉、牙、角、石等。至于陶印，不要说我这样的外行，就是“圈内人”也没有见过。周又郎考证，陶印曾盛行春秋战国时期，后来因金石家们对材质的不断苛求，这门古老的艺术逐渐绝迹了。

　　周又郎很有趣，喜欢不拘一格。他的故事在圈内一定是个笑话：当初他嫌印石贵了，印坛按资排辈，于是从工地上捡来砖头瓦块，没想到这质地粗糙的东西，刻出来反而有味道，居然拿了篆刻类一等奖。后来经高人指点，他不玩金石玩起砖瓦来，其乐融融。再后来，他被称为“当代陶印第一人”。他的故事，总让人感觉有点离经叛道，这大概就是周又郎。艺术追求独创，他如果走别人老路，一辈子也难成大家。

　　采访做了３个小时，最有趣的还是他身上的“历史”。原来，这是一位与书法颇多“缘分”的老人，出身于五通桥世家的他，童年曾师从郭沫若的恩师帅平均学篆书，见过帅老夫子当众羞辱名人郭沫若。抗战期间，他为在大峨寺写字的冯玉祥牵过纸，看过冯将军在乐山武大门口的书法义卖……这天老人特高兴，谈出他儿时亲历的许多珍闻逸事，文史上所未见。这是我此次采访的意外收获。

　　周又郎一生经历颇丰，搞过戏剧，书法，篆刻，绘画，又一头扎在陶印上。我想，也许正是早年的积淀和艺术熏陶，成就了几十年以后的周又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