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后是故乡──写在父亲回忆录《远去的黄城》出书前

⊙ 胡争上／文
　　我们常常会被问你是哪里人。在省外，我回答四川人，省内我说是川东人，回到达州我说是大竹人，而在大竹，又会被问你是山前还是山后人。大竹地貌系三山两槽，我读中学时就常常看到黑板报上使用这样的词，倘若前句有“巴山蜀水红旗展”，接下来多半是“三山两槽尽开颜”。现在几乎听不到这样的表达，但回到故乡，依然会习惯地意识到我是山后人，再具体点说，我的籍贯在山后周家镇高滩乡黄城寨下。
　　有一段时期里，我一直持大竹中心观，奇怪别的地方的人怎样生活，当然也遗憾大竹没有大江大河，没有闻名的事件，地理书上看不到，历史书上读不到。后来到过很多地方，越过崇山峻岭，远远望见那些匆忙的身影，方感慨处处都是中心，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会啊。在外人眼里，大竹不也是一片荒烟吗，尤其是山后周家，与重庆垫江接壤，听上去就是一个边陲小镇。但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曾说，再偏僻的地方，只要有几家人，就会有故事，就可以构思出长篇小说来。
　　我父亲的《远去的黄城──一个平民知识份子的纪录》不是小说，也不在写故事，它是自传，是回忆录，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父亲在回忆他的人生的时候，亲人和交往过的人渐次浮现，屐履所到之处也重新清晰起来，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时代的人和事，是远去的故乡历史。虽然记述是有局限的，记录却是开放的。这是我编辑这部回忆录的最大感受，因此我愿意向更多的人推介，并向大家介绍作者和成书背景。

我的父亲母亲
　　这很让人想起张艺谋一部电影的片名。的确，当初对这部影片感到亲切，也因为它描写的是一位乡村教师，就总想着要写一篇有关父母的长文，我上大学时看了前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也很激动，有几年都在打磨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乡村教师的儿子》。我一直欣慰，我出生在乡村，是一个教师的儿子。我始终认为，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和乡村里的中产家庭是最温馨的。
　　我借用了中产这个词，是相对于当时的乡村状况而言。在我幼时的记忆里，我们家跟许多欧洲文学名著描写的十九世纪末一些乡村牧师家庭差不多，“文化大革命”年代的中国乡村，虽风云激荡，生活却依然枯燥闭塞，一所乡村学校，其实就是一个文化点，我的父母不仅上课教孩子，还要教大人识字，帮他们写信和写其它应用文，有的人生病了，也来我家，我总能记起我爸爸为他们擦红药水、擦紫药水的情景。我妈妈会弹风琴，风琴声一响，门外便会围了人，她的音域宽广，学生时代被誉为金嗓子，我曾记述过她在操场上为孩子们排练舞蹈的情景，我现在还有一个印象，一次隔壁院子的姑娘们做枕头花，要我妈妈画样，我记得我妈妈就在李树下用粉笔直接在红缎上画下花样。
　　当兵的回乡探亲，参工的回家过年，都会选择来我家坐坐，不仅因为是我父母学生的缘故，还因为这里过往的人多，可以与大家分享外面的见闻，这也像登了广告，全村人这时才知道他们回来了。知青们也爱来我家，他们来看书，来看报，大路上赶场的人也要进来找水喝。夏天，有的人还会躺在我家办公室屋外石门槛上歇凉睡觉。
　　这个学校是由一所祠堂改建的，高大宽敞，“文化大革命”中可能还降低了一点，清理了许多雕梁画栋，大厅里有八根大石柱，外面两根前有一对石狮，母狮腹下还有一只小狮子，门外是宽阔的石级，在儿时眼里，又宽又长的石级，雄伟得很。我们家住在右边的偏房，后来直接在这边开了门窗，修了阶梯上去，显得很陡。一溜进去有几间，最外间是办公室，有两张大书案，一张黑漆油亮，一张红漆泛黄，桌上摆有书、作业本、墨水瓶，还有一把鸡毛掸子，笔筒是景德镇青花瓷，窗边的书桌上不时会插一束花，墙上挂有画报、地图。学校前面有一棵苍劲的黄角树，左侧有口池塘，操场边有几棵高大的杨槐。
　　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并从我父母与当地人的交往中开始了观察世界，感知社会。我像是又回到了那些晨昏，爸爸妈妈在油灯下批改作业，妈妈在分水果，爸爸在讲故事；父母开会去了，天黑还没回家，我们四兄妹就在暗夜中等，到半道上去接。
　　“当当当”，铃声那么悦耳，是手摇的铜铃，孩子们跑上来舀水喝；有学生掉到了水田，一片喊叫，有人抱来一个小学生几步跨上石级，我爸爸妈妈赶快给他或她换上我或我妹妹的衣服。学生家长捎来时令蔬菜、背来新鲜水果，年节送的粽子、糍粑、猪肉、豆腐，也是经石级背上来，有的直接背到我家灶房。
　　父母在门边的招呼和回应仍清晰地传来，那是在与举着锄头上坡劳作的农民或是过往的行人致意。有位姑娘的男友被推荐成了工农兵学员，想解除婚约，这位姑娘与她妈妈常来找我爸爸写信；我一位同学的爸爸在西藏工作，翻车死了，他妈妈也常来找我爸爸写信。这通常是在下午，她们离开时，天色已晚，檐老鼠在墙边翩飞，有时下起雨，她们戴着斗笠，走在大路上，远处滚动着雷声。还有的来写房屋契约、子女抱约，有一阵，我爸爸还为推荐上大学的人写材料，那些想参工的，想上大学的，想当民办老师的，都来找我父母，我妈妈便去向村上领导或区乡领导陈辞。村领导开大会要写讲话稿，有时也是我爸爸写的。
　　回忆起那些岁月，从村上到公社到区委领导，尽管矜持威严，但我能读出他们对我父母的尊重，他们差不多都是我父母的学生，因此即使全区教师没完没了的批判会，我父母也能保持一份尊严。领导下村检查，会到我家驻足问候，并透露出一些最新指示。有一天清晨，我醒后睡在床上看后窗鸟雀飞过，我妈妈突然闯进来轻声而急促地说：“林彪坏了！”我一个激灵跃起，妈妈迅速为我把衣服穿上，我来到办公室，见一屋区乡领导神情严肃，操场上陆续聚了许多村民，礼堂前的长石级上已布置了主席台，要开群众大会。
　　对我来说，社会的变迁，就是在这个小小办公室见证的。尼克松访华，有文化的人在我家翻报纸看；周总理去世，我已上中学，周末回到家，一屋人围着火盆，摆的都是总理的话题。我常常倚在门边发呆，前方望出去，可以看到远处的白房，那是高滩乡洛阳村小，我们这个村叫高峰村，三面的松林坡、大坡、秀尔岩并不高啊，我是后来走出周家、走出大竹后，才明白从四方去高峰村小都要攀登。我以后走遍中国，在一些穷乡僻壤，见到一排白房子，旁边有几棵大树，就会很感动，觉得是灵魂的故乡，仿佛我父母就要从那房子里走出来。
　　我爸爸总穿一件华达呢中山装，洗得发白，上衣袋插支钢笔，我妈妈戴副眼镜，她很讲究，即使是那个年代都要买来最新料子做衣服，出门前要擦擦皮鞋。我爸爸谨小慎微，哪怕是被打倒的地主还是照样饿肚子的农民有事相求，他都小心翼翼，尽快完成。他喜欢逗小孩，但似乎又给人感觉不苟言笑，人们有什么事就托我妈妈，我们在路上走，一路上的人都高喊：“黄老师──”
　　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走遍了高峰村的大小村落，学生不读书了，缴不起学费了，我父母要去家访。那些半坡上的人家，沟谷里的院子，孩子们奔走相告，大人们丢下农活，热情地围着我父母，他们端来开水，打下枣子，摘来柚子，捧来花生。就是在这些灿烂天空和寂寞小路上，我慢慢体会到父母工作的可贵，也由此从心底里培养起了不分贫富，体恤他人的品性。
　　父母并不刻意要求我们，甚至不主张多看书，我5岁时跟到教室去就算是上学了，农忙时节要是高声唱歌，就要制止。我们的好处是，新学期开学，随着教材，会进一批新小说和连环画，可以先睹为快，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语文课本，也有机会几天时间全部读完。我爸爸读过许多古书，对历史比较了解，能做诗填词，这时最怕我们接触，包括所谓的现代“毒草”，我二哥曾弄到一本阴阳五行算命的书，我们都觉得心奇，爸爸却非要让烧了。他其实也能看地、观风水、掐食之类，但他认为那都是假的。
　　家务事全是我爸爸包了的，当地人在学校后面给我们划了一块菜园，爸爸没事就在菜园里忙。他似乎从没闲过，手里总有事做。学校的日历是他裁了纸，订起来一笔笔画的；杀了鸡，他扎鸡毛掸子；板凳脚坏了，他借来锯子自己修。在我更早的记忆里，我们家有一只小药箱，附近的人肚子疼、脑壳昏，我爸爸会取些药让他服。爸爸也喜欢音乐，他爱拉二胡，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和一位老师哼歌剧《刘胡兰》选段，那时刚打倒“四人帮”，爸爸拉二胡，他们一边回忆谱子，一边记下来。
　　因为这些，我妈妈直到晚年仍常常得意地对我们说，我们三兄弟都不如爸爸──没有他性格耐烦，没有他多才多艺，没有他文章写得好，没有他人长得标致。
　　这一切都是事实。我有时想，我爸爸可以成为一个级别不低的行政秘书，成为医生，成为教授，成为书法家。但他把一生都贡献给了小学教育，贡献给了我们这个家，他在努力跟上这个时代。然而在这部书里却看不到这些内容，他的笔墨更多地放在了早年生活、对故人的回忆和对我妈妈的追念中。而建国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年间我们熟悉的这段经历，他记得相当简略，这恰是我们想看到的。因此，我希望我的文字，能丰富这段历史，从而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传主的完整了解。

为亲人立传

　　很多年前，我们就希望父亲能写一部书。我们一家人围坐一起时，最常谈论的话题便是亲友近况，故人往昔；倘是在街上散步，碰到熟人或前人后辈，他们也总要停下来寒暄半天，过后告诉我们这是谁谁谁。有句俗语：四川人竹竿青（亲）。大概是说，四川人转去转来可能都沾亲带故。这种情形，在县、乡尤为明显，有时会觉得一个地区的人，从几家出发，辐射延伸开去，即有瓜葛牵扯。我爸爸妈妈的亲历和见识，就总令我们心奇感慨，感觉那便是原初的小说，是本真的历史。我们想，那些世事沧桑和人生宿命，应当被纪录下来。
　　但我爸爸一直没有动笔。想来，真是对不住爸爸妈妈，他们想写，却总是静不下心，他们显然更关心我们的工作和成长。
　　2002年旧历八月初二，是父亲八十寿辰，考虑到我们兄妹有三人都在外地工作，决定将日子提前在正月初八。年前，父亲拟好了对联和《八旬晋一儿女祝辞》，让我在成都找人书写。父亲是一个细心谨慎的人，什么事都亲自动手，生怕麻烦我们，读了这篇以我们口吻写的千字祝辞，既钦佩于他的学识和语言，也惭愧我们“终日的忙”──没想到为父亲做点什么。我请省作协领导杨牧先生书写对联，作协老领导陈之光先生书写祝辞，裱好后带回家，父母看了很高兴。年三十团年饭桌上，我们再次提出父亲写回忆录的想法，这次具体谈到了篇章结构，他似乎也有了兴趣，妈妈也极力鼓励，大家还一起梳理人物事件。
　　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外人看来我们一家很受人羡慕，但我们却知道有许多事情令父母操心不安，我们让父亲写回忆录，也是想让他心有寄托。接下来的时间，爸爸更没有心情提笔。2002年6月的一天晚上，我打电话回去没人接听，后来打通大哥，他说与他们在一起，没什么。一周后才知道，就在那晚妈妈出了车祸，被摩托车撞了，手臂上打了钢针。正当妈妈慢慢康复的时候，9月的一天晚上，我再打电话，又没人接听，打给大哥，他严肃地说：“这次有问题了，妈妈腹部检查有包块，要做手术。”我们最担心的是父母健康，现在真要面对，一下惶恐起来。术前，我妹妹赶了回去，我因为刚好报社社庆50周年演出前夕走不开，就跑到文殊院去祈祷。术后，我赶回去在医院陪了妈妈几天，看到一向活跃的妈妈固定在病床上，身上插满导管，心里很难受。时值爸爸八十岁正式生日，我回去吃了一顿午饭，来了许多亲友，家里第一次没有妈妈的身影，空气十分沉闷，爸爸默默地强作镇静，我后来听很多人讲起妈妈上救护车离开时，他们俩抓着手的神情，我在楼上父母的房间，想象着妈妈在屋里的每一个情形，害怕哪天这些场景不复存在。
　　回到成都，活检出来了，是淋巴癌晚期，我们兄妹陷入深渊。我们一方面要瞒住父母，一方面要动员妈妈来蓉看病。国庆后，父母来到成都，没过几天，我们就把妈妈骗到成都中医学院住院。我每天陪护着妈妈，为减轻她的疑虑，有意把话题引到亲人故旧，那些人物在妈妈的记忆里多鲜活啊，我有几次想买支录音笔录下来。讲起过去时光，爸爸的记忆从来没有妈妈准确，哪家的人物关系，叫什么小名，是什么时期，冬天还是春天，她弄得很清楚。一家人摆龙门阵，她常纠爸爸的错，我们打电话回去，爸爸忙把电话给她，有时嫌爸爸反应慢，说不伸抖，等不及就夺过来。她的语言也要比爸爸丰富，遇有应酬，总是她迎上前拿话，我有时觉得，我妈妈就属于那种面对记者突然采访，也会很快讲出一二三道道来的人。
　　1998年9月，一天晚上我打电话回去，妈妈兴奋地告诉我今天全区教师节大会上安排她发言，她讲完后，全场掌声雷动。会后，县教育局局长还对大哥说：胡校长，你妈妈今天不是一般的发言，而是在作报告，又是脱稿，真能干。妈妈又骄傲地说你爸爸给我写的发言稿，但我根本没看。接下来她话锋一转：哎呀，其实早上出发的时候，一戴戒指两个都不见了，找了半天找不到，还心欠欠的，但到了会场心态就调整了。我能想象一个已74岁高龄又特别注重仪表的老人，能迅速调整，需要怎样的心理素质。
　　我们回家，便要先问妈妈呢，亲朋好友来我家做客，要是妈妈没在，也可能会有白来一趟的感觉。我妈妈在很多地方教过书，多年后，当地乡亲还不时来走动。记忆里，我们家随时有许多人做事，并不是做了事即给报酬，我妈妈常说“烧香要烧到前头”，她随时拿些旧衣服或是吃的东西周济身边的人。我们兄妹现在要是梦回故乡，家里就多是进进出出帮忙做事的人。
　　我大哥二哥读中学时就耍过女朋友，他们后来考上学后又都当了“陈世美”，解除婚约时不免说些闲话。有一年我父母来成都，在二哥家谈起年前妈妈70岁生日时，二哥说，好像张某某来送礼的。妈妈说：是呵，一大早听到楼下有人喊妈妈，我还以为是哪个。二哥说，我一听就是她的声音。妈妈说：她是回避你两个。又说她好啊，街上碰到都是喊爸爸妈妈，她丈夫也好，需要什么带个信车子就拉来了。妈妈突然又说到，我们上次还看到江某某的呢，这是大哥的前女友，好长时间没有消息。妈妈说，四姑过生，她估计我和爸爸要去，专门来吃酒，见面后还是爸爸妈妈喊得亲热，走的时候，我和爸爸一直把她送到马路上。我们听了既唏嘘，又觉得温馨，对父母的为人很是钦佩。
　　爸爸的回忆录里虽然没有提到这些事，但其他亲戚和故交几乎都有涉及，有的甚至太详细，我在编辑时几度想删去一些，又想这就是生活的原态啊，我们现在的作品就缺乏这样本色的东西。没有任何“创作”会比生活更丰富更曲折更质朴更感人，韩国电视剧形成“韩流”，也说明人们对普通人的家事具有共鸣。因此我不仅保留了这些材料，有的家庭记得弱或不全的地方，还根据我掌握的情况，进行了补充。这一编辑过程，使我有机会全面回顾家族历史，以往熟悉的亲友，经过清理，同样使我再次明了他们在更广阔时空中交错的关系，我很欣喜父亲将我们散存的记忆用文字 系统地保存了下来。
　　而父亲是在什么样情况下做这项工作的呢？2003年旧历4月23日，我妈妈因病医治无效去世，此前20天她已不能进食，每天呕吐不止，我们一家心都要碎了，再次送到医院后，亲友们终于向爸爸透露了妈妈的病情。妈妈吃水果，爸爸削皮，妈妈上车，爸爸引座，他们俩手挽手散步是小镇的一道风景，我们不敢想象爸爸怎样接受这个事实，据说那几天我爸爸又重新拉起了二胡。治丧期间，爸爸一丝不苟地写着祭文、悼词和道士作法的经文，他安慰地说妈妈走在前头也好，他可以为她写这些文书。
　　就在这年腊月初九，妈妈79岁冥诞前夕，一部近二十万字的回忆录初稿出来了，短短半年间，强忍哀痛，提笔成书，足见父母牵手的深情，父亲是在以这种形式珍藏他们曾经一起走过的峥嵘岁月。我至今不愿回忆那些伤心日子，爸爸八十华诞录像，我很快在成都找人刻成了光盘，妈妈的葬礼录像，我害怕重睹，一直搁在那里再无心做成光盘带回。有几个月我神情恍惚，爸爸却托人劝我节哀顺便。妈妈曾认为我爸爸对子女的教育是失败的，我们出行，他收拾行李，家中大凡小事，他去跑路。我们的确很多时候拿得起放不下。
　　爸爸的书稿一直压在了我这里。2003年底，我竞聘在四川日报文体部作《天府周末》一级编辑，每周几个版的策划、组稿、编稿、写稿，非常忙，2005年“五一”前调编辑中心后，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又策划并发行了《音乐抗战──对历史的另一种表达方式》音乐专辑。现在回过来面对爸爸的书稿，真正正视妈妈已不在人世的现实，便决定借编辑书稿的机会写一篇长文，以感怀有妈妈的日子的好时光。

　　尽管是一位平民知识份子的纪录，但随着作者思绪的推拉摇移，呈现出来的却是一方水土的历史画卷。事实上，任何个人记忆，都是社会的记忆，不可避免地要折射出那个时代的行色。日本文学有一个传统，叫“私小说”，不是采取惯常的在大时代背景下反映人物命运这种写作手法，而是通过人物的命运来反映时代，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就通过阿信八十年的人生，反映了一部昭和史。我父亲的《远去的黄城》不是小说，视野没有那么宏阔，然而从他八十年的人生叙述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大竹特别是山后的风云变幻。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竹山后新兴势力与封建保守势力的斗争简直就是民国史、革命史的缩影，尤其是周家的高滩乡被誉为封建堡垒，各种矛盾交织，张家、冷家几大家族次第登场，我爸爸作为参与者和见证人，他的回忆就成了第一手资料，具有史料意义：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内时局仍动荡不安。高滩有位从前线回来的军人叫冷峻德，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毕业，在部队当炮兵连长，地主家庭。此时的冷峻德年二十八岁，瘦高，不像军人，温文尔雅，像个学者，善演讲。他从前线回来不久，就担任黄城小学校长，与高滩中心校的教导主任胡子南是连襟关系，因此冷峻德常来高滩中心校，日子久了，我们也相熟了。我的外祖父姓冷，是高滩下河坝人，他的老家在高滩海螺村，依冷姓的排行，我们属于表兄弟。
　　冷峻德与高滩中心校的老师频频相交，不久就组织了一个“学术研究会”，第一次会议在高滩中心校（当时的文庙）附近的杨家石板上开的，时间是晚上九点，是热天，月亮大，大家当作来乘凉，有十二人参加：冷峻德、张卓成、温世明、胡子南、张礼乐、冷晓舟、冷晓岚、冷登万、冷晓贵、黄世高、黄世明和我。会议由冷峻德主持，主要议题是：学术研究会以研究文学艺术为主，每人出二元钱作为资金，在高滩街上的大店子（店子的名称）设立一个公司叫“猪鬃公司”。
　　学术研究会成立不久，具体工作就是搞乡村串连选举，当时高滩的乡长是张德琨。要换届了，程序是先通过各保，选十三个保民代表，然后从这十三个保民代表中，选一个主席代表，再由这十三个代表选出下届的乡长。冷峻德提出，下届高滩乡的乡长选举必须选出我们学术研究会的人，当然就是冷峻德。但他刚从外面回来不久，了解他的人不多，加上前几届高滩的乡长都姓张，张德琨、张德番、张成孝等都是大地主，都是老资格，都有名望，都连任多届，要一下选出年轻的冷峻德，而且又名不见经传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学术研究会虽然核心成员只有十二人，在当时的影响却很大，都是年轻人，大部份是老师，都在追求进步，社会上的一些年轻人都和这十二人沾亲带故，容易靠拢，这样各保都有熟悉冷峻德的人了。
　　这些历史从小就听父母讲过，有的后来还被爸爸写成文章收录在大竹县政协编的文史书中，然而此时作为长篇回忆录的细节看到，脉络就更清晰了。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对决，中国社会各种尖锐矛盾在这个小地方都有所表现，由于距国统区中心城市重庆不远，我们从书中还能找到一些熟悉史料的延伸信息：
　　1948年下半年，时局愈来愈紧张，解放战争已进入决定性阶段，蒋介石加紧了对国统区的控制，华崟山游击队损失惨重，各地进步势力受到挫折。罗广文部队大竹驻军师长雷鸣还带兵在大竹山后石子苏家沟与共产党游击武装打了一仗，又围攻杨通乡的大庙寨地下党，领导人徐相应被人出卖，随后遇害于大竹城关。敌军荷枪实弹押着被俘的徐相应进城路过童家时，我正好碰上，胡子南被怀疑是共产党，在童家场被抓，乡上冷峻德、张卓成商议后派我去取人。我远远地看到徐相应，我们学生时代认识，曾联过欢，他瘦高高的，被围困了十天，脸色卡白，但豪气犹在，穿着长衫，是自己操着手走的，到了黄克念的药铺，还要求来杯茶。
　　此时一些地下党人隐蔽高滩，活动频繁，地下党员姚开国的妹夫徐永林（冷峻德妹夫的妹夫）就躲在高滩乡公所我的寝室内，他们有时又去附近的窑塆和黑沟塆等地。地下党人王代甲也在高滩乡公所下面黄仕珍家中，与冷峻德多次见面，高滩征购主任江仲西（地下党人）也常来乡公所，有个叫李勋统的（地下党人）也来高滩乡公所当户籍干事，这一系列迹象被外人查觉，认为冷峻德行为不轨，是共产党。加上这一年冬天，温世明嫁妹，在明滩乡双龙寨的温家塆做酒，客人很多，借此机会，冷峻德召集相关人员在附近的台子塆开了一个会，有一百多人参加。随后不久，就听见外界有人散布说，以冷峻德为首的共产党份子在台子塆开大会，密谋起事。冷峻德得知这一情况后，作了一些分析，认为还能坚持，第一、冷派的群众基础好，拥护的人多；第二、两派上面都有人撑腰，张派有张载之，冷派有冷仲陶，两人都是大竹凤山系的（当时大竹也有几个派别），属于元老派，还有以朱清和、邱仁济为首的少壮派。他认为张载之、冷仲陶都在黄城寨住，问题大了，两人会出来收场，不会出大事，另外，江仲西的岳父李孝庭人称李大王，在地方上很有势力，也可以帮些忙。哪知，这时冷峻德已被人出卖。
　　盛世修史。我们应当了解民族历史，也应当了解家乡史，而这方面我们过去做得很不够，我本人是学政治和历史的，对国家历史、对东亚史、对世界史都有一定了解，然而对家乡史却不尽然。爱国不是抽象的空话，一位俄罗斯诗人说过：祖国就是我故乡门前的小河。人们对祖国的深厚情感，是从对故园的情感升华来的。现在，国家开始了清史工程，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也在提倡修志，不少地方还形成了家族修谱热，我去年在副刊编辑中还编过一篇《看老同志出书》的文章，许多老同志退下来后纷纷著书，把他们的活动与经验留存下来，这些都丰富了我们的历史记忆。我爸爸作为一介平民，他的个人记忆不能堪称乡志，却也可能给家乡历史一个侧脸吧。
　　其实，民间档案未必不比正史客观、公正。若说到文体，回忆录的鲜活又是地方志、族谱一类不能比的，比如2000年我爸爸即主持编修了山后胡氏族谱，1949年的胡氏族谱也是他主编的，然其表格叙述显然就没有这种“带有体温”的回忆文本可读。同时，因为是亲历亲闻，与后天的文学创作相比又要实在得多。民国时期的“边城”黄城寨，解放后成了一片废墟，今天的年轻人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处存在，我二哥曾根据父母讲述和老人们传说，写过一部长篇纪实作品《黄城寨下》，但看上去仍比不上爸爸的描绘来得真切：
　　黄城寨由于地形特点，来此避匪的人多，修满了住房，有高楼大厦，有平房小屋，寨上几乎无一块空地。人多而又来自四面八方，就显得英雄辈出。前清举人江三乘曾任成都知府，在黄城寨有江公馆；大竹有名的旅长周绍轩，在黄城寨有周公馆；曾任大竹、开县、邻水三县县长和大竹参议长的张载之，在黄城寨修有张家祠堂；曾任大竹县团练局长的冷仲陶，也有公馆名曰“陶居”，孙氏族人中的文秀才孙绍文、武秀才孙魁元，都各有公馆在黄城寨；在旧军队中有盛名的神合场张绶、张维弟兄在黄城寨也有公馆。诸如杜筱泉（人称杜大老爷）、杜二老爷的两位巨商，是民生公司（轮船）的股东，常往来于重庆；上海一带的富户，也看准了黄城寨这块风水宝地；著名学者徐仁甫和他的弟弟徐永弟（革命烈士），就是从这里走出寨门的。
　　他又回忆道：
　　黄城寨由一座避匪的寨子，变成了一个繁华的街市，从东到西有一条十字街。沿街两旁，商店林立，聂氏的杂货铺、遂宁帮的丝绸铺很出名，王福昌的灯影牛肉、陈玉和的桃片、张老头的鸡蛋糕最好吃，东门的冷家茶铺、西门的欧家药铺以及徐必二的染房、张书云的染房都各有特色，沈才凤的邮政代办所，很方便群众。卖小菜的来自乡下农民，每天早晨，十字街两头满市的菜，有的农民挑着菜通寨叫卖：绿豆芽、黄豆芽、油豆腐、磨芋豆腐啊！一连串的叫卖声，连续不断，随时可以听见。张书堂的旅馆、纪宝元的茶馆，常年有人说评书。有个说书人叫吴子俊，他能摹仿书中各类人物的语言动作，表演生动形象，很能引人入胜。那里是过道，我们每天放学路过时往往要停留片刻，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这里不仅提供了史料，还具有社会学、民俗学研究价值。父亲回忆他的姑母一家展现出的民生和谐与凋敝，甚至使我想起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早年代表作《江村经济》对他家乡的解剖。这种乡土中国普通家庭结构的变迁，在我看来可以收入乡土教材：
　　大姑结婚在高滩红岩村天城寨坎下李家塆，小地名垭口上。她家副业搞得好，花生栽得多，有一块地叫沙地板，最出花生，每年产上几百斤。还种得有藕、荸荠，客人来了，把荸荠削得雪白，放在盘子里撒上些白糖，藕切成片子，也拌上些糖，放在桌上，最逗人吃。他家门前有几棵大梨树，梨子打完谷子后才能吃，所以叫“迟黄皮”，也逗人爱。
　　姑父李孝恕，一生爱好文娱，唱川戏，当票友唱花脸戏。弟兄三人，他居长，次李孝忠，三李孝志，都是川戏爱好者，人称李氏三雄。高滩街上，玩友帮有一个组织，就是在茶馆里打围鼓，不化装，角色不多，自打自唱，也有不能打，只能唱的。解放前的高滩街上，闲场或赶场天都能听到唱川戏打围鼓的声音，围观者很多，他们是自得其乐，也给旁人一些享受。姑父李孝恕能唱花脸，也能唱老旦；李孝忠、李孝志唱小生，他们弟兄都是这班子里的骨干，离了他们，开不起场。他们一直坚持到解放后，才停止了这项活动。
　　除了认识历史、了解社会外，父亲的《远去的黄城》的艺术性也不能忽视。虽为回忆录，人物关系却错综复杂，有的人物充满传奇色彩，即使小说家编故事也莫如这样巧合，台湾作家琦君的小说《橘子红了》仅四万字，被改编成几十集电视连续剧，而在此书里，许多家庭的如烟往事可以说都堪比《橘子红了》的情节。当然，这部回忆录毕竟以我父母的活动为经纬，一切人物关系皆由两个家族引出，他们的家世也着实不凡，从这里走进去，会觉着一出大戏的序幕徐徐掀开。如下卷回忆我妈妈的家，我爸爸这样写道：
　　这家院子的主人是高滩场附近区乡甚至大竹县都闻名的大善人黄大和。他是达蓉的曾祖父，有田产两百石租。他广行善事，平时施予穷苦人家棺木，冬来施舍棉衣，还在高滩场上场口街头煮稀饭舀给穷人吃，几十年如一日。我曾经在大竹县志上看到记载，说他一生好善，乡人称道。
　　小时候，我们常听妈妈讲起她的外祖父家，书中又这样纪录道：
　　外祖父徐家仁，住居高滩场上场口徐家塆，因避匪患，迁上黄城寨北门居住，家有一千八百多石租，是高滩场的首富。他虽然颇有田产，但缺功名，就尽量培养儿孙读书，他的儿子徐清源、徐清廉、徐清光，孙子徐 文思、徐祖吉，都是大学生，九个孙女有六个都在成都上中学。
　　1934年，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到了达县，其外祖父一家害怕，举家迁往重庆桐梁县居住，外祖母当时正在病中，也一同前往。外祖母姓冷，大家闺秀，她的侄儿冷白云，当过周家区的区长，后来当过军阀刘存厚的营长，曾经在达县和徐向前的部队交过战，失败后回家又拖棚子当土匪，想招安当大官，最后因病去世。过了几年，外祖父一家从桐梁迁回黄城寨，这时外婆已去世，葬于重庆弹子石。接近解放，外祖父一大家人坐吃山空，连年卖田，兼之其长孙徐文思是地下党员，知道解放区的情况，就大肆卖田，不但把他分得的一份卖光了，还动员他的叔伯姊妹卖田。所以解放前夕，外祖父的家破产了。此时的外祖父已是耄耋之年，无能为力，解放前夕，病逝于黄城寨。
　　全书跨度近百年，人物上百个，由于都这样随我父母的视线走近，又淡出，因此虽人物众多，线索繁复，但层次清晰，人物性格鲜明，我父母作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们的人生便在此大时代背景下，栩栩如生地重新再现了出来。
　　鲁迅先生评《红楼梦》：“叙述皆有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本书坚持的原则亦即，记真实的人，录真实的事，而且所有人都采用了真实姓名。不过它的缺陷也由此明显，有的家庭铺得太宽，人物浅尝琐碎，主题分散。但考虑到这是一个八十老人握笔著书，他的文字平和冲淡，语言质朴而温暖，表现了对故土故人的眷恋和对新生代的期望，可作我们续写的参考书，就没有作更多的删减。为了记忆准确，我二哥特地对史实、人物、年代作了校正，即使如此，也难免没有出入，我想这是朋友们不会苛求的。上半年我二哥向四川日报“天府周末”四川地理版投稿《百年风雨周家场》，我以为不是写的地理而是历史，没有刊用，此时觉得附在爸爸的书后代为序言正适合。从历史背景切入，正是阅读采用的通常方式。
　　现在，这部回忆录就要与读者见面了，它是父亲献给我妈妈的深情，也是回报给父老乡亲的情谊。掩卷独坐，无限感慨。
　　亲爱不过父母，熟悉莫如故乡！

2005年12月于成都东门桥

拜读大竹老乡写的美文！

谢谢作者写了这篇生动的文章，让我了解了更多家乡的过去。想读《远去的黄城》，搜求无果，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