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军
在三星堆遗址被发现和发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过程中,最令世人震惊、最有代表性的是1986年发现的两个器物坑。坑中所出土的文物数量之多、器物之精,令人叹为观止。它不仅是三星堆文化的精华,而且是三星堆文明的核心,极具研究价值。在它出土的上千件珍贵文物中,有一半是青铜器,仅二号坑中出土的就有439件,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除了青铜人像雕塑和金杖外,就是青铜树了。在对这些典型文物的研究中,学者研究青铜人像雕塑和金杖的较多,而研究青铜树的相对较少。本文不仅进一步挖掘了青铜树的宗教寓意和神话色彩;而且对于它所体现的历法等科学内涵也作了初步探讨。
由于青铜树被毁坏的很严重,能够修复的只有3颗。其中最大的一颗,除了树最上面的残缺部分,仍高达3.9米,它由树根、树干和树枝组成,树座上的三叉支架象征三条树根;树干一侧有一条身体倒挂的龙,三层共九根树枝伸向其它三个方向,各立一只鸟。树干的顶端一枝及立鸟残缺,而另一株没有龙的铜树的三条树根之间各有一个跪坐的人像。这些体形巨大的铜树上,由于有“龙”或跪坐的人像,因而它们应该是神树。这种神树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不止一种,如建木、扶桑、若木、三桑、桃都等。它们是原始人类自然和图腾崇拜的产物。这颗有着“一龙十鸟”的青铜树,很多人称它为“青铜神树”。但是,我认为应该把它命名为青铜“太阳神树”,因为它所反映的正是“十日神话”和“金乌负日”等太阳神崇拜和神话传说。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神树”,极富象征意义,其神秘而又神奇的“一龙十鸟”的造型,形象生动地显示出古蜀时期的有关“日、鸟、天、龙、树”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的宗教寓意和神话色彩;它所体现出的科学内涵也极为丰富,同时也反映了出三星堆文化中的历法等科学知识,表明它与古蜀人所使用的历法等科学有关,是古蜀时期先进的历法等科学知识的体现。
一、“太阳神树”的宗教寓意和神话色彩
1.自然崇拜和神话传说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对自然和社会的曲折反映。它起源于人类求生的愿望,主要的是来自于恐惧,人类惶恐不安的心灵需要慰藉,因此,原始宗教曾经是原始社会的主流文化。人类最初的宗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其崇拜对象主要是日、月、山、火、水、天、地、星辰以及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古人对这些现象感到迷惑不解,于是,他们就想象是神灵操纵着这世界的一切,因此就产生了对日、月、星辰及风、雨、雷、电等天体、天象的崇拜。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着对日神的崇拜,西方有阿波罗太阳神,中国也有许多关于日神的神话传说。《山海经·大荒南经》中曾描述道:“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海外东经》:“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以及《淮南子》中关于尧时十日并出害人的记载,都是把太阳当成有意志的神灵来看待。既然是神灵,就要祭祀。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崇拜日神的记录。《礼记·祭义》记载:“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暗,殷人祭其阳,周人祭日以朝及暗。”可见夏至商周,日神是被作为主宰上天的神来崇拜的。
古人对太阳的崇拜非常普遍,有太阳形图案或符号的考古材料经常出现在各地考古发现中。比如:黄河流域上游与中游的辛店文化和仰韶文化出土的彩陶以及青海、广西、江苏、内蒙古等地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岩画都有太阳形图案或符号。说明在原始社会各地先民普遍的自然崇拜中,太阳崇拜是主流。但是,古蜀人崇拜太阳的宗教情结,却是其它任何地方、任何民族所不能比拟的。这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得到集中体现。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太阳形器(或“车形器”)或太阳形图案等许多与太阳有关的考古材料,包括“太阳形器”、“太阳神树”以及有着太阳形图案或符号的青铜“神殿”(或“神坛”)、铜挂饰、边璋、人面鸟身像等文物,都说明在三星堆文化中,古蜀人也是崇拜太阳的。尤其是青铜“太阳形器”(或“车形器”、“轮形器”)和青铜“太阳神树”是三星堆文化所独有的,其中青铜“太阳神树”更与《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的“十日神话”、“金乌负日”等神话传说相印证,都是三星堆文化中“太阳崇拜”和“太阳神崇拜”等自然崇拜的直接有力的证据。
2.图腾崇拜和神话传说
宗教崇拜是原始社会的普遍现象,母系氏族以后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又抽象为“图腾崇拜”,人们相信氏族起源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并将其视作族徽和氏族的标志。这种作为族徽的动物、植物或无生物的名字或图画就是“图腾”,它源于印第安人的土语“ｔｏｔｅｍ”,意思是“他的亲族”。图腾还被看作氏族的祖先和氏族的保护神。关于图腾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是比较多的。如《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皋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皋氏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里所谓的云、火、水、龙、鸟都是当时氏族的图腾。再如《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可能就是商氏族的图腾。另外,姓的由来也可以看出图腾的形迹,如姜姓以羊为图腾,风姓即凤。因此,古蜀时期的部落或首领的名称,也反映了古蜀人是以鸟为图腾崇拜。无论是“三王时期”的鱼凫,还是望帝杜宇,都是古蜀人鸟图腾崇拜这一特征的体现,因为有望帝死后化为杜鹃(即子规),蜀人闻子规啼而思望帝的传说,而鱼凫本身就是一种鸟图腾。
“鸟”的造型和图案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比比皆是,尤其其中被认为是鱼凫氏族徽的“鸟头勺”和“金杖”,以及其它数目众多、形态各异的“青铜鸟”,都是古蜀人鸟图腾崇拜的遗迹。三星堆出土的众多的与鸟有关的考古材料,是令人非常惊奇的。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在中国乃至在世界考古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3.从“太阳神”到“神树”
(1)“日、鸟”合一的“太阳神”崇拜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与太阳和鸟有关的文物和考古材料有如此之多,已经能够充分证明在三星堆文化中,古蜀人有崇拜太阳和鸟的习俗。因为在其它任何地方的考古发现中,有关太阳和鸟崇拜的出土文物和考古材料,都没有三星堆文化中的数量多、种类全。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神树”更是兼具“崇鸟崇日”的宗教意义和神话色彩。这株经过复原后,树上有着“一龙十鸟”的青铜树,就是“太阳神树”。因为它所反映的正是“十日神话”和“金乌负日”等神话传说。这也与《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相符合。《山海经》中有:“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也还有“金乌负日”等神话传说的记载,如《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淮南子·精神篇》中说“日中有 乌,而月中有蟾蜍”等等记载。有关的考古材料以汉代的最丰富,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彩绘帛画以及四川等地出土的大量的汉代画像砖和画像石上的“日中有金乌”图案。都说明古蜀人是“崇鸟崇日”并且是合而为一的。至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神树”,它的顶端有一枝虽然残缺了,但上面应该有一只立鸟,下面有九枝分为三层,每层三枝,其上各有一只立鸟。这十只鸟应该就是十只“太阳鸟”,或者说是十只负日的金乌。由于三星堆文化中把“太阳崇拜”和“鸟崇拜”合二为一,鸟即是太阳,太阳就是鸟,因此,这十只鸟应该叫做“太阳鸟”。它们所反映的就是太阳神崇拜。因此,这株青铜树应该被命名为“太阳神树”。
(2)“天、龙”合一的“天神”崇拜 三星堆也出土了虎、鸟、蛇、鱼、龙等造型的考古材料。证明在古蜀人图腾崇拜的观念中,曾崇拜过天高任飞的“鸟”和水阔凭跃的“鱼”,也崇拜过呼啸山冈的“虎”和能在山中、树上、水里、土下无孔不入且能够随意变形的“蛇”。但最终创造出来“龙”这种并不存在的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的“神物”。它能像虎一样威猛,无坚不摧;像鸟一样能飞翔,翻山越岭、跨河升天;像鱼一样能潜于渊,如鱼得水;像蛇一样能够随意变幻、无孔不入。当然,这种大地之上并不存在的生物“龙”。它只应存在于天上,是代表天的神秘使者。龙就如同天一样,是虚无缥缈的。既然代表太阳或太阳神的是太阳神鸟,那么代表天或天神的只能是龙。因为太阳是具体的,所以鸟也是具体的,二者的关系是“日中有金乌”。而天是神秘莫测的,所以龙也应该是“既有具体的形象,而又具有随意变幻的能力”。太阳只所以能够运行,就是因为有鸟在驮着。《山海经》:“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天问》:“羿焉弹日?乌焉解羽?”“后羿射日”神话中,实际上后羿射的就是“乌”这种鸟。中国历代统治者把自己神化为“天子”,是龙种。可见龙代表上天已经深入人心。中原地区也是在夏至商周时期,日神是被作为主宰上天的神来崇拜的。周以后,日神的地位逐渐为“天帝”所代替。
(3)“太阳神”崇拜与“天神”崇拜合一的“神树”崇拜 从生民之初,人类就与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古史的传说中,几乎每一次大的社会进步,几乎都离不开树木。无论是有巢氏的构木为巢、隧人氏的钻木取火,还是伏羲氏的(用树皮)结绳织网、神农氏的揉木为耒等等,都是如此。尤其是文献中关于上古巢居时代的有巢氏的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这是人类脱离动物界之后的第一次社会大进步。人类从此由“穴居野处”的穴居时代进入到“构木为巢”的巢居时代。它的意义不仅仅只是“以避群害”那么简单,而是在于它能够让人类从此可以自由地选择聚居地,以食物来源丰富及适宜于生产和生活为前提来选择聚居地,而不是以寻找天然洞穴为前提。显然巢居比穴居更加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繁衍。这才是它最大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树的价值可想而知,也因此才会给后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后人把树神化也在情理之中。
尤其是蜀中气候湿润,地面潮湿,“构木为巢”是古蜀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的最好的选择,也是必然选择。因此,对于古蜀人来说,它的意义更加重大。直到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古蜀人还一直住着一种“干栏式”建筑。如“成都十二桥商代木结构建筑遗址”等。可见它对古蜀人的重要性及深远影响。因此,在古蜀人的精神世界里,“树”(或“树林”)不仅是人类的家园、鸟和蛇的乐园(本来就是),也同样是天帝和众神的“神殿”和华屋。“神树”也就成了神灵的栖息之所。“天神”和“太阳神”自然也不例外。《山海经·中山经》云:“又东五十里,曰少室之山,百草木成 。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中山经》又云“又北三十里,曰讲山,其上多玉,多柘,多柏。有木焉,名曰帝屋。”[1]178袁珂先生认为:“《山海经》中凡言帝,均指天帝。”[1]229则“帝休”、“帝屋”之帝也应该指的是天帝。因此,帝休、帝屋作为天帝的栖息之所,完全具备了圣树的资格。从帝休、帝屋的命名方式来看,似乎也足以证明它们已经被视为圣树而被加以崇拜了。既然“鸟、蛇、人”是生活在树上的,那么与之对应的“日、龙、神”也只能生活在“神树”上，古蜀人通过“神树”把天上、人间联系起来,把“日鸟、天、龙”统一于“神树”,统治者通过“神树”与天帝、众神沟通。因此,在古蜀人的精神世界里,青铜神树既是“十日所居”的“扶桑”或“若木”。《淮南子·地形训》:“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也是“众帝所自上下”的“建木”。《淮南子·地形训》:“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无论是“天、地、人”还是“神、物、人”,通过“神树”都得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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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阴历、(太)阳历和阴阳历。所谓“太阳历”就是以太阳周年运动变化周期(回归年)为基础制定的一种历法。简称阳历。“在大多数脱离了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文化区域中,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对太阳的崇拜。伴随着新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过渡的文明史进程,在先民们留下的早期精神遗产之中,与太阳崇拜相关的神话、传说、史诗、歌谣、仪式、礼俗、建筑、历法、象形文字、造型艺术、歌舞表演等等,几乎常常可见。”前苏联学者谢·亚·托卡列夫指出:“青铜时代的太阳崇拜,其萌生显然为农业经济趋于繁盛所致。据民间观察,太阳为丰饶的主要赐予者。另一方面,太阳崇拜又是社会分化的反映。氏族-部落贵族此时已分离而出……而依据可供类比的民族志材料推知,氏族-部落贵族自命为太阳神的后裔。”古人对太阳的崇拜非常普遍,在各地的考古发现中出土的许多有着太阳形图案或符号的考古材料,就是证明。古代有很多地方使用原始的太阳历,而各地使用的各种太阳历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太阳崇拜的影响。如:远古羌戎创造的“十月太阳历”曾经在夏代与后来的彝族中使用并流传,远古由亚洲经白令海峡迁去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族系之一的墨西哥玛雅人创造了十八个月的太阳历,[16]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等许多地方则使用十二个月太阳历,而这些古代历法都毫无例外地源于先民们对太阳与天象自然的观察。因此,远古时代出现与形成不同的太阳崇拜和太阳神话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