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特赦张学良：戴笠派亲信严加管束

本文摘自：《张学良幽禁秘史》
⊙ 作者：王爱飞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导语：本书以纪实文学的手法描写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以后到去世的几十年间的生活，尤其是幽禁期间漂泊动荡的经历、复杂微妙的心态。……
　　“张学良先生招待所”
　　新绿初吐，雪窦山充满了春天的清新芳郁。寂静的山谷中，一切都显得十分清澈、明净，天空一片淡蓝，新草迎风摇舞，去年褐色的旧叶还残存于灌木丛中，而山脚下已见得到星星点点开放出的淡黄色的小花。
　　春天的到来使张学良的心境略略有了些好转。脱掉笨重的棉袄，换上夹衫，他的精神也仿佛有所振奋。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政策。那几日，张学良似有些心神不定，有时久久地盯着报纸出神。过了没几天，消息传来：会议通过了有利于抗日的宣言。
　　“蒋介石毕竟没有食言啊！”张学良心潮翻滚，禁不住大声自语道。如果南京政府真能奉行这次大会提出的方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允许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那么“兵谏”的目的便得以达到，捅天一个窟窿还真捅出了一片阳光！
　　“凡有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张学良想到了写给杨虎城信中的一句话。是啊，只要内战能够停止，抗日能够实现，那我张学良受些委屈、甚至搭上性命，又算得了什么！
　　一股豪气从心底升腾而起，他的双眼变得晶光闪闪。
　　2月20日，张学良得到通知：在头一天的会议上，蒋介石作过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后，全会通过决议：“恢复张学良的公民权”。
　　在1936年12月31日国民党高级军事法庭上，张学良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民权五年。后来蒋介石给予特赦，免于十年有期徒刑，但公民权仍遭剥夺。没有了公民权，自然也就失去了选举和被选举权，失去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对一个投身于政治的人来说，这等于宣告了政治生涯的终结。
　　政治就像变戏法一般，不到五十天，张学良的公民权又飘然回归。从形式上来讲，他又可以回返到政治风云之中。
　　对此，张学良既想笑，又想哭。笑南京政府的花样把戏太拙劣，太无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哭自己奋争数年，威风八面，最后却落得任人宰割、随意支配的境地。
　　如同张学良所料，“自由”之风并没有吹拂到春意盎然的雪窦山中，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枷锁并没有丝毫的松动。轻轻撩开厚厚的窗帘，便可看到门口的便衣特务正来回巡行，明知这里地远人稀，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远处的山脚下，置于外围的便衣亦在尽职尽责地执勤，不时还向雪窦寺这边张望。
　　“也真是难为他们了。”张学良脸上现出一丝冷笑，心中暗道。“老蒋是畏我这只虎，怕我重返山林，再度长啸啊！”
　　传来轻轻的敲门声，张学良刚转过头，便见负责看守的军统局特务队队长刘乙光跨进屋来。
　　“早上好，副座。”刘乙光毕恭毕敬地问候道。
　　张学良鼻孔里嗯了一声，算是作了回答。
　　“副座上午是不是要出去，请问？”刘乙光仍是一副谦恭的姿态。
　　张学良没有回答，一言不发地望着眼前这个军统局的中校特务队长。他比张学良略大几岁，个头不高，显得有些敦实，但为人却精明得很，善于迎合上司意图。他办事一板一眼，滴水不漏，也称得上尽心尽职。张学良知道，刘乙光是深得“戴老板”赏识的人，不然，绝不会把看守一个“党国重犯”的任务交给他来执行。
　　在少帅不动声色的注视下，刘乙光变得有些不自在起来。自从张学良到达南京后，刘乙光便同张学良打上了交道。论起来，张学良是他手中的“犯人”。可是，张学良的身份太特殊了。他既与蒋介石“情同父子”，又是党国的显赫要员，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军界，都有大量的朋友、至交，这样的人，虽然遭到罢黜囚禁，仍是“虎倒雄威在”，让人不得不对他敬畏三分。刘乙光在戴笠手下干过多年，对上层的各种关系脉络也略知一些。“张学良”这三个字，对他来说是如雷贯耳，他万万没有想到过，这位东北军的统帅居然会成为他所管束的“重犯”。国民政府关于对张学良的处置决议中“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最后会落实到他头上。
　　这个任务太重大、太艰巨，也太令他振奋了。戴笠把这种任务交给他，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出了对他的高度信任。后来的日子里，张学良在他眼里变成了一座十分灿烂的“桥”，他将由此而走向仕途的辉煌未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乙光每一见到张学良，心里便涌上一阵激动。这么一位大人物现在就掌握在他的手中，这使他深深体会到“权力”的重量。他将会十分谨慎而又巧妙地使用这种权力，使这个大人物真正成为一座“桥”，托载着他走向梦寐以求的彼岸。
　　还在南京，戴笠便一再交代，张学良是党国的“重犯”，但又绝不同于一般的囚徒，相反，对他必须待之以礼，小心照料。“最关键的是两点，这也是派你去的目的，”戴笠告诉刘乙光，“一是注意他的安全，既不能让他自杀，又要防止来自外界的任何威胁；第二是要留意他的一言一行，要做到有言必记，有行必书，直接向我报告。这一点，委座是再三有所交代的。”
　　“是，局长！”
　　“在有关张学良的问题上，其他任何人都不得插手，直线领导。你向我负责，我向委座负责。”
　　“明白了，局长！”刘乙光身体站得笔直，响亮地回答。旋即，他又小心翼翼地问：“局长，张学良交际很广，恐怕少不了有人看望他。对这些人我们怎么应付？”
　　戴笠默思了一阵，说道：“不管怎么说，张学良现在是在管束期间，他的活动应当受到限制。至于看望他的人，必须先报军统局我这里批准，否则一律不准会见。有的人，恐怕还得先报委座批准才行呢。”
　　“明白了，局长。”
　　“我再重复一句，你们的任务就是看住张学良，一定不能出了意外。你们布置好以后，我会亲自去检查的。还有嘛，”戴笠缓缓在屋里踱步，用手摸着黝黑脸上刮得青乎乎的腮帮。“说起来，张学良也算得是我的上司。有些事情，你们不要太难为他。”说完，戴笠抬眼定定地望着刘乙光。
　　“我一定记住局长的指示。”刘乙光很沉稳地回答，并点了点头。作为军统局的特务队长，他对戴笠的背景和人事关系大都有所了解。论起来，戴笠也算得是张学良的一个朋友。他出生于浙江，是蒋介石的老乡，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蒋介石组织“四维学会”时，张学良是副会长，戴笠只是一般成员，所以算得上是戴笠的上司。后来由于工作上的原因，两人经常来往，渐渐也就有了些情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时，戴笠身为军统局长，事前却无一点情报，自知难逃惩罚，所以硬着头皮去了西安，被蒋介石痛骂了一顿。他随身携带的小手 枪在被十七路军收缴之后，唯恐自己活着出不了西安，见着张学良便下跪，要张副司令保他一条命。张学良见状哈哈大笑，当即解下自己镶有珍珠的手 枪送给戴笠，令戴笠感激不已。现在情势反过来了，张学良成了他的掌心之物，出于对蒋介石死心塌地的忠诚，他当然要执行“老头子”的指令，将张学良囚禁得连一只苍蝇也飞不近身；但出于私人感情，他似乎还不打算过度难为这位前任上司。更何况，蒋介石表面上也对张学良没有太激烈的言语。刘乙光是个精明人，对这些情况了然于心，即使戴笠不提，他也知道自己对张学良不能做得过分。
　　“好了，就这些。人员问题嘛，先给你三十个人，就在你特务队里挑。另外，再给你个宪兵连，负责外围。”戴笠扬了扬手，做了个让他告退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