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陪毛泽东16次会见外宾显重要地位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
⊙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导语：纪实长篇《“四人帮”兴亡》是作者花费二十多个春秋，经过广泛采访，终于完成的长篇新著。全书共二十五章、一百八十万字，分上、中、下三卷。作者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写作此书。希望通过对于“四人帮”兴亡史的……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1973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整整两周年的日子，王洪文与毛泽东的合影，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新华社9月12日所发出的电讯《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电讯提到了当选才十几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这是王洪文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重大的外交活动。
　　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1973年9月12日消息
　　毛泽东主席9月12日下午五时会见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双方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法国外交国务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见。
　　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毛主席、蓬皮杜总统见面时，双方长时间地握手。毛主席对蓬皮杜总统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蓬皮杜总统说：我为有机会同你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你使世界改变了面貌。他还转达了戴高乐将军生前怀有的同毛主席会见的愿望。毛主席在随后的谈话中回顾说，十年前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法国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他请蓬皮杜总统回国以后向所有他见过的法国朋友问候。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时的照片。在中南海，毛泽东那间堆满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这样的外事安排，最清楚不过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这一时期，毛泽东总是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会见外宾。美国作家斯诺与毛泽东的长谈，也是在这间书房里进行。斯诺1971年在第四期美国《生活》杂志上曾这样描述过：
　　“毛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中插着注有解释的、作书签用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敞的窗户，可以瞥见园景，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初，王洪文进进出出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毛泽东确实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助手培养，寄予了厚望。毛泽东让王洪文与外国首脑见面，让他出现在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前，树立他的威信，便于他接班，每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都是对王洪文的一次大宣传：他的名字出现在众多的电讯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外国首脑的合影，印在中国的大报小报上，印在世界各国的报刊上。
　　“Wang Hongwen”，随着新闻媒介的传播，原本不名一文，如今在全世界享有颇高知名度。
　　1973年9月2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沙菲，进行两小时的交谈。在座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1973年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总理。参加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在中南海的书房里，特鲁多总理坐在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周恩来反而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他和毛泽东之间坐着外交部部长助理、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
　　1973年11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陪同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五天之后──1973年11月7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坐在毛泽东两旁的还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1973年12月9日，当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和皇后时，王洪文和周恩来在座。这时的王洪文，坐在那格子布沙发上，已不像最初几次那般拘谨，正襟危坐，毕恭毕敬，而是翘着二郎腿，斜倚在那里。
　　在1973年，王洪文参加了这样六次高级首脑会见。在外国记者的眼里，王洪文也就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这位英国记者是有眼力的，说出了毛泽东没有说出的潜台词。
　　1974年上半年，毛泽东依然采用“毛、周、王”的阵营，十次会见外国首脑：
　　1月5日上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
　　2月22日下午，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士；
　　2月25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
　　3月25日下午，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
　　4月2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
　　5月7日上午，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
　　5月11日晚，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布托；
　　5月18日，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5月25日，会见英国首相希思；
　　5月29日下午，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
　　这样的“毛、周、王”模式，在会见外国首脑人物时，总共进行了十六次。
　　1974年6月1日，就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之后，周恩来病重，不得不住入北京医院。他在5月19日、23日、25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从此，周恩来总是在北京医院会见外宾。
　　1974年7月5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时，首次披露了会见地点是北京医院。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毛泽东也许久没有露面。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之侧的，不再是王洪文，而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没有要“王副主席”参加！
　　是王洪文外出了吗？不，王洪文在北京。
　　毛泽东有意疏远了王洪文，使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用外国记者的话来说，“王洪文失宠了”。
　　9月10日，毛泽东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将军，在座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9月19日上午，毛泽东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10月5日，毛泽东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在座的还是邓小平。
　　10月20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会见丹麦王国首相哈特林，在座的居然仍是邓小平。
　　毛泽东从1974年10月13日凌晨，由汪东兴陪同，乘火车抵达长沙，在那里竟住了一百一十四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返回北京。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六次会晤外国首脑。继会见丹麦首相之后，那五次会见，也始终没有王洪文的份。
　　11月6日晚，毛泽东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博士，李先念陪同。
　　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会晤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邓小平陪同。
　　12月17日，毛泽东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由邓小平陪同。
　　1975年1月，毛泽东在长沙会晤马耳他和联邦德国贵宾，陪同者仍为邓小平或李先念。
　　王洪文“失宠”，连外国记者都已看出来了。作为“接班人”，王洪文怎么会那样快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被确定为“接班人”，到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翻车”，不过一年零四个月。
　　王洪文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成为“第三号人物”，到1974年7月17日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连一年都不到！
　　是毛泽东亲自选定了王洪文为接班人，他是王洪文坐着“火箭”上升的推力；又是毛泽东发觉王洪文不适宜于作为接班人，特别是几经教育之后王洪文仍不悔改，毛泽东对他投了不信任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