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打假者王海：辛巴痛哭流涕，影帝也不过如此

独一无二哦 · 发表于: 2011-6-3 22:57:23

　　王海，男，汉族，1973年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现任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负责人、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著有《我是刁民》《王海忠告》《当头棒喝》《物业维权一日通》等书。

★　同名人物

空军原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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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了然 · 发表于: 2021-1-2 13:46:00

源自：中国新闻周刊

原文标题：对话打假者王海：辛巴痛哭流涕，影帝也不过如此
⊙记者：李静

　　职业打假人就像红绿灯上面的监控，电子警察

王海 c3a0-kfxsuvx9217819.jpg 保存到相册

　　两部电话交替响着，短信不断，王海最近非常忙，“因为辛巴的事情”，他边回着一个紧急的短信边说。不戴标志性的墨镜，很难看出王海是那个犀利的打假人，他背个双肩包，穿一双黑色凉鞋，在最高气温零下10度的北京来去匆匆。他解释说因为袜子很厚，足够暖和了。
　　自从王海在自己的微博账号上指出辛巴团队在直播间售卖的燕窝产品是糖水，并在后续晒出了相应的检测报告，这位成名于1995年的职业打假人再次回到公众的视野中。事发后，辛巴在直播间痛哭流涕，直言对不起自己的粉丝和家人。王海回应：“影帝不过如此。”
　　如今，王海仍然在持续跟进此事，并提出几个诉求：要求广州市场监管局履行职责，查明辛巴带货的燕窝，有没有燕窝成分；要求将辛巴移交警方；对辛巴公司的行为进行定性；对快手平台进行处罚；要求监管部门要追究白云区市场监管局涉嫌渎职的责任。
　　不受关注的这些年，王海一直还在打假一线，北京、天津、深圳都有公司。从1995年至今，25年过去了，王海感慨，太阳底下并没有新鲜事，假货没有变少，而且假得仍然那么低水平，这些假打起来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问：当有新的销售渠道出现时，总免不了成为假货聚集地，这是否是新销售渠道成长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存在一定合理性？
　　答：不合理。这种想法是推脱和借口，为自己的无知和无能找个借口，来说服自己。什么叫新渠道？无非就是无店铺贩卖嘛。直销、邮购、电话销售，智慧销售、展示销售、电视购物，网络销售……都没有什么新鲜的，只要是卖，买卖很简单，就是知情同意、公平交易。

　　问：网络上对你有争议，有些人觉得你是打假英雄，有些人觉得你就是想挣钱牟利，你怎么看待这些标签？
　　答：这些都不重要，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就是监管志愿者。因为客观上，我们揭穿了一些欺诈行为。要看就看客观，因为主观是不可揣摩的，诉诸未知没有意义。或者说我们是建设者、消费者都行，因为我们所依据的不是特权，而是公民权，是消费者权利，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事，而且我们所谓的打假也都是根据常识来打假，是非常简单的事，那些假货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问：你依据什么来选择打假的对象？假货这么多，哪些打？哪些不打？
　　答：我先澄清一点，假货并不一定可恶，可恶的是欺诈行为，大家不要混淆这个概念。我们实际上这么多年打的都是欺诈行为。例如自由市场里的小商小贩卖标着耐克的袜子，10块钱3双，这种除非有被侵权人站出来，除非有被侵权人产生，否则的话这个假是没法打的。这是消费者购买力的问题，他没有侵犯消费者的权益。我如果是一个月1000块钱收入的人，我去市场买个20块钱的化纤羊毛衫，我挺高兴的，20块钱不挺好吗？我凑合穿就行了，但是你不能骗我，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这个是化纤的羊毛衫，那么20就20吧，我能保暖就完了。
　　至于我们打的欺诈行为，打不打，第一是看风险和打击的方式，比如说提告，如果是起诉招商银行，那很有可能败诉，不一定有胜算。第二会考虑成本和收益，如果说这个事很扯皮，或者模棱两可的事，就没价值。比如一个糖炒栗子宣传我们是最好吃的糖炒栗子，这种打它就没有价值。还要看对方是不是有赔偿能力，我们肯定要有所选择和平衡。最后当然要看社会价值，比如社会价值非常大，那么没有经济价值也可以。例如辛巴这个事，就算没有什么经济价值也要做。

　　问：有哪些是成本高，或者觉得打不赢，你们放弃的案例？
　　答：例如假烟，业务风险太大了，有的一整个村子都在做假烟，隔老远就装摄像头了，人还没到跟前就已经被发现了，有人身安全隐患。如果警察不配合，我们就放弃。我不能为了工作去牺牲我们员工安全，对员工的利益要优先。

　　问：你觉得这20多年来，假货有什么变化吗？
　　答：这么些年来欺诈行为没有太大的变化，可以说就没有变化，它还是那些套路，隐瞒信息或者假信息。只是媒介不一样了，本质都不变，就是这两把刷子，欺诈行为还是在侮辱人智商。例如罗永浩卖的“皮尔卡丹”品牌羊毛衫，79.9元，去掉销售佣金，平台还要拿到6%，罗永浩再拿走20%还是30%，再去掉运费、包装，剩下不就是三四十块钱了吗？凭常识一看这价格就是假的羊毛衫，真的不可能是这个价格。但就还有人相信，人们不尊重常识。所以我总说，打假简单得让人发指，都不用检测。

　　问：有很多人质疑你，说你知假买假，你对这种评论怎么看？消费者可不可以知假买假？
　　答：这种质疑就是愚昧。首先要先了解立法的初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假一赔三”、“假一赔十”就是要运用惩罚性赔偿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用利益驱动让每个消费者都能够愿意站出来和假冒伪劣作斗争。索赔是手段，打假是目的，这就叫立法的初衷。
　　职业打假人就像红绿灯上面的监控，电子警察。以前只有红绿灯不配摄像头，每天闯红灯的有多少？没有摄像头以前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有了摄像头以后，还有闯的吗？连特权车都不敢闯了，因为闯红灯被惩罚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假冒伪劣等各种欺诈行为，如果被消费者盯上，被职业打假人盯上，下架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们支持惩罚性赔偿，支持职业打假，必然就会倒逼中国产品质量升级，中国服务质量升级了，因为不好骗了，不敢骗了。立法者或者说决策层，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运用利益驱动机制，让消费者成为无处不在的监管志愿者，然后用这种不可避免的惩罚来约束欺诈行为，让经营者只能通过创新，只能通过提升服务质量、商品质量来获得利润，那才叫正道竞争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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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浩

温水青蛙 · 发表于: 2017-12-28 10:26:02

源自：钱江晚报

⊙首席记者：王曦煜

　　著名打假人王海起诉“六个核桃”被法院驳回，他说今年打假可能会亏
　　有打假人坦言，风口上猪也能飞，他们的风就是法律，现在风向好像要转
　　职业打假这条路，不好走了

多年前，王海曾在杭州打假。新华社资料照片 unbv-fypyuvc9057092.jpg 保存到相册

　　近日，著名打假人王海买了“六个核桃”，喝了以后认为自己没变聪明，将生产商和代言人陈鲁豫告上法庭，要求其退货并赔偿500元。目前一审法院以依据不足为由驳回王海诉讼请求，王海已上诉。
　　27日，钱报记者在王海微博上看到，他依然在继续对此事发声。
　　王海可以说是职业打假人的代表，实际上在杭州，也有这样一群人，以打假为生，他们有自己的江湖，有自己的规矩，甚至有自己的鄙视链。
　　钱报记者辗转采访了几位职业打假人，试图一窥他们的江湖。
　　有意思的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记者，最近都在研究一个案子──杭州互联网法院此前公布的10大典型案例中排在第一位的刘某买奶粉一案，因为这是法院首次对职业打假人进行了界定，并且不利于他们。
　　“不好混了，我已经在考虑转行。”有职业打假人向记者坦言。

打假人：我反感整天去超市找过期商品的
　　钱报记者辗转找到杭州一位资深职业打假人老周，记者提出是否可以跟随他去打次假，被他一口拒绝。他说，一是自己要低调，二是自己不是那种每天逛超市的打假人，他一年三五个案子就吃饱了。
　　他告诉记者，今年他最大的一个案子是针对省内某品牌铁皮石斛的。“上半年的事，私了的，拿了二十几万赔偿，不算多，但现在大环境不好，差不多就行了。”他说，“其实就是铁皮石斛里多糖含量的问题，我跟了三个月才拿下。”
　　老周说，职业打假大致分三类：公司化运作，比如王海和之前刘殿林的北方狼公司；二是合伙，三五人为多，分工明确，找目标、打假、打官司，然后分成；三是单干，散兵游勇，一般就是找超市的过期商品之类的，每月赚几千块零花。
　　“说实话，我看不起这些整天逛超市打假的，丢人。”他说，这些人会故意把快过期的商品藏起来，过几天去找出来再索赔。“我们职业打假人的名声，就是毁在这些人手里。”
　　老周说现在职业打假人高低分化很严重，像他们这样做大单的全国也就几十个，但跑超市或者专做网购打假的，多如牛毛。“我们要学的东西很多，最主要是法律。前几年就有个成都的，举报电视台索赔，结果成了敲诈勒索，被判7年，这就是不懂法。”
　　老周说，职业打假出来，有20来年了，他们圈子越来越专业，有人专攻食品，有人专攻广告，像他是专攻药品保健品的。
　　“做药的利润高，谈的余地大，口碑对他们很重要，同时国家对药品监管力度大，10倍的顶格赔偿也意味着我每单能赚的钱更多。”他说，“行有行规，我搞过你一次，肯定不会再搞了，还会帮你分析原因，对商家来说，就是学费。”
　　对于自己的职业，老周笑了笑，“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好，也没那么坏。我们这是商业打假，王海早就说了，打假和正义无关。”

现状：职业打假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最近，老周在研究杭州互联网法院此前公布的10大典型案例中排在第一位的刘某买奶粉一案。“因为这个案子明确职业打假人不属于消费者，这就糟了。”老周感慨，“现在这个案子还没生效，但是我们担心会有示范效应，听说王海已经向最高法寄信了，就是希望明确消费者的认定标准。”
　　老周说，这几年流行一句话，风口上，猪也能飞，但是风停了，猪就摔死了。对我们来说，风就是法律，法律吹起这个行业20几年了，现在，我感觉风要停了。“如果有一天，职业打假人在法律上明确，不属于消费者了，那我立马转行，其实我现在已经在考虑了。”
　　像老周这样专做大单的职业打假者，受法律层面影响最大，而一些专门逛超市的打假人的麻烦，则来自于同行。
　　钱报记者通过老周的关系找到专门逛超市的打假人赵小来（化名），他说，最好的时候一年能有20万进账。“现在是年底，在以前都是我们发财的时候，但今年不行，一来官司不好打，二来超市商场背后都有被招安的同行支招，纰漏不好找。”
　　让赵小来郁闷的还有前些年冒出来的打假培训班，当时打假日子好过的时候，有些人剑走偏锋，搞打假培训班带徒弟，结果来学打假的培训三五天就上阵了。“素质差水平低，想钱想疯了，乱打官司，把一些基层的工商部门和法院都搞烦了，连累我们。”
　　赵小来恨恨地说，目光短浅！对于未来，他还没想好，“但留给我们打假人的时间，可能不多了，我闻出味道了。”

被打假者：我被职业打假者打到关门
　　80后陈晓（化名）之前在杭州某大型商场开了家服装店。她就遇到了好几拨职业打假人，直接把她的店给“打垮”了。
　　2015年，她的店开业，不久就遇到了几个奇怪的买家。“先来买一件衣服，然后过了几天，又来几个人，把我店里所有的这个款式的衣服，全部买走。然后，一次性拿着所有衣服来找我索赔，理由是标识有问题，一开口就是5倍赔偿。”陈晓说，“所谓的标识问题，有的是标着100%真丝，但是按规定，要标明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我们的货源很多，有时厂家没标那么细，就吃亏了。”
　　这一年，她仅仅5万以上的赔偿就赔了好几笔。这生意还怎么做，不久她只能关店。她说，这些职业打假人非常专业，背后肯定是有技术支撑，而且他们最喜欢她这样开在大商场里的店，因为一旦闹上去，商场为息事宁人，会给店家压力。
　　“他们不要银行转账的，只要现金，有人曾经提了个行李箱，装了几十万赔偿款，扬长而去。”陈晓说，本来做实体店就难，圈子里不少都是因此而退出商场的。

新趋势：网络打假造就一批“老司机”
　　这几年，随着网购的兴起，网购市场成了职业打假人的新战场。钱报记者通过QQ群，很容易就找到大量的职业打假群。有些还要付费入群，有的标注着“专招大量新人，手把手教你成为人生赢家。”记者随意申请加入一个打假群，申请很快就通过，群里消息密密麻麻，群文件里还有新手需知和案例教程。
　　群里还时不时跳出“开车了，开车了，上车的买票”这样的消息，下面会附上一个链接。记者点开一看，是某平台商家一款衣服的，价格是79元。
　　记者查询新手教程，发现都是黑话。所谓开车，就是发现目标，准备打假。发这种链接的一般是群主或者老手，以“老司机”自称。所谓上车买票就是招呼多人一起去买，然后集中索赔。比如那个衣服就是仿冒大牌的，只要卖家说是正品或者高仿，他就完蛋了，肯定赔钱。而所谓“车票”就是返给老手的费用。记者看到，这个群里“开车”频率还挺高，半小时就跳出来三个单子。有老手说，成功率很高，有八九成。
　　据媒体报道，就连王海，近几年也把打假的注意力放到了网上。他近日表示，这几年每年开支400万，今年可能会亏。

职业打假人的起伏和法律息息相关
　　1994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施行。
　　1995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以12副假冒索尼耳机开始他的打假人生。这一年，是职业打假人的元年。
　　著名打假人杨连弟曾分析：1995-2000年是第一代打假人的时代，来钱快。2005年后，一些人过分看重打假索赔谋利的一面，致使打假屡屡受阻。2009年后是第三个阶段，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可索赔10倍，一大批人加入索赔大军。
　　职业打假人被打是常事，出人命的也有。据新华社报道，震动最大的一起案件发生于2003年，“民间调查员”黄立荣在偷拍、监视紫禁城国医馆老板时被发现，被活活打死后抛尸。
　　但这些年来，从法律层面来看，对职业打假人，是有利的。
　　2014年1月9日发布的《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被解读为法院支持“买假打假”，这让职业打假人有了底气。但是，近几年，风向似乎有所转变。
　　2016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送审稿）》征求意见。其中有这样的表述：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以牟利为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不适用本条例。
　　今年6月，最高法的一份回复意见中提到，将“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这一意见无疑对职业打假人不利。
　　今年8月底，杭州互联网法院发布10大典型案例，其中在对排名第一的刘某买奶粉一案的解读中，首次对职业打假人的概念进行界定：职业打假人是指以牟利为目的，知假买假并向生产者、经营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同时明确，本案原告应认定为非消费需要的牟利性行为，其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
　　在不少职业打假人看来，法律已经不站在他们这一边了。

天朝明志 · 发表于: 2016-9-13 03:07:00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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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职业打假人王海的代理律师坐在原告席上，称王海所购买的冬虫夏草含片涉嫌虚假宣传，要求厂家退货并索赔15万余元。新京报记者王贵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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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资料图）
　　认为所购买的冬虫夏草含片涉嫌虚假宣传，职业打假人王海将该产品生产厂家诉至法院，要求退货并索赔15万余元。昨天，朝阳法院双桥法庭开庭审理此案，王海未现身法庭，由两名代理人出庭，两被告极草苑公司和青海春天公司，也均派出法务人员到庭应诉。
　　在这场“火药味”十足的庭审中，被告厂家不认可王海方面所提出的证据，同时质疑王海“职业打假人”身份，指其购物动机不纯。

王海购物录像当证据提交
　　2014年，王海花费近5万元，两次购买了极草苑公司和青海春天公司生产的冬虫夏草纯粉片和至尊含片。
　　王海代理人介绍，通过在国家药监局网站查询，涉诉虫草产品的生产许可证号生产范围是中药饮片。此后王海向青海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并得到回复：该局于2014年7月18日撤消了《关于颁布实施<青海省冬虫夏草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的公告》。同时，因上述商品无食品生产许可证且未取得《保健食品批准证书》，故王海认为所购买的产品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
　　王海诉称，两被告在销售时采取虚假和引人误解的方式宣传，明示或暗示涉诉虫草产品具有药品的治疗疾病功效、保健食品的保健功能，夸大宣传性能、食用效果，欺诈误导消费者。要求被告退还购买的极草产品的金额，三倍赔偿货款，以及误工费、律师费、诉讼费等总计15万余元。
　　庭审中，王海代理人提交的两份王海购物时的视频录像显示，导购员介绍虫草产品功效，还出示宣传册。“宣传手册中，有多处涉嫌虚假宣传”。

厂家指王海“蓄意打击”
　　“王海先生购物动机是不纯的，哪个正常消费者会边买东西边摄像”，被告公司代理人称，录像中销售人员的介绍，也不是他们的官方宣传，而且拍摄录像的属于限制使用设备，证据合法性存疑。
　　被告代理人还指出，原告提交的宣传册非官方宣传手册，系仅供参考的内部资料，用于员工学习公司发展历史等。新京报记者看到，这本宣传册称涉诉虫草含片对多种疾病有辅助治疗作用，封底右上角用极小的字写着“内部资料，仅供专业人士参考”。
　　双方质证过程“火药味”十足，厂家代理人在质证时多次使用“职业打假人”“勾结”“蓄意打击”等措辞，并称王海有勾结竞争对手打压他们的可能，王海方面当庭提出抗议，认为被告言语不当，有诋毁诽谤王海的故意行为。
　　“被告代理人在表述的时候要注意用词，只要陈述客观事实即可。”审判长当庭提醒了被告代理人。此案未当庭判决

■　焦点
涉诉虫草含片有没有虫草素？
王海称虫草片经检测不含虫草素，厂家表示“不认可”
　　“被告还用虫草素做噱头欺骗消费者”，王海代理人介绍，王海曾委托北京市的一家测试中心对虫草检测，未检测出虫草素含量。
　　对此，被告代理人质证时表示，王海的公司委托的检测中心检测不具有法律效力，未检测出虫草素含量，并不代表他们的产品不含虫草素。“这个检测中心就没有资质检测虫草素，现在还拿来做法律依据，我们不认可。”
　　被告代理人称，他们的产品曾经自行做过检测，含有虫草素。但当审判长要求其提供检测结果时，该代理人称，由于国家没有相关标准，他们内部的检测结果只能作为参考，无法向法庭出示。

■　追访
买卖合同纠纷职业打假居多
职业打假人日趋专业化，法官提醒商家应完善自身经营
　　去年3·15期间，朝阳法院曾经公布数据显示，新消法实施后，消费者买卖合同纠纷案增长趋势明显，较前一年同期增长了10.3倍，其中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占了很大数量。所涉消费品排名前三的是食品、家电和服装，食品纠纷数量达56.85%，且多索十倍赔偿。
　　据法官介绍，随着职业打假人日趋专业化，诉讼请求获得支持比例也较高。但随着新消法对赔偿金额的提高，“职业打假”也面临着潜在“丰厚回报”的诱惑，维权中使用不规范手段的现象逐渐增多，也引发了很多争议。法官提醒，国家制定相关法律的初衷是鼓励消费者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利益，同时也提醒商家完善自身经营，以维护自身权益。

■　对话
王海：我不是“知假买假”是“疑假买假”
　　昨晚，记者联系到正在外地的王海，虽然没有出庭，但他表示已经了解到了庭审情况，并就被告厂家的部分质疑做了回应。
　　新京报：今天的庭审，对方质疑你的职业打假行为，你怎么看?
　　王海：中国实际的商业道德没有建立起来，被打假的厂商才会去质疑打假者的身份、动机，但今天厂家说我受竞争对手的委托打假，这是恶意中伤。
　　新京报：但作为职业打假人，你在本案中也的确存在知假买假。
　　王海：不是知假买假，应该说是疑假买假，因为我购买之前认为他的东西有假，比如夸大了临床功效，但是没法查证，所以才会去购买检测。
　　新京报：是不是打假都要采取起诉索赔方式，有没有其他途径?
　　王海：起诉前我举报过，而且起诉是我的权利，也是对造假厂家的惩罚。就这个官司来说，从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年，其间消耗了很多的人力、物力成本，比如需要调查、走访，还要找律师、专家，索赔得并不多。

忘伤 · 发表于: 2016-3-21 09:56:01

源自：新京报

　　职业打假人“收钱噤声”成潜规则有人坐拥豪宅
　　他们鲜以真面目示人，很可能是逛街时与你擦肩而过的路人甲；他们烂熟法律规定、精于索赔技巧，即使被奉为打假英雄时，也毫不避讳“逐利”的初衷。职业打假20年，他们有人出入乘豪车、坐拥豪宅，也有人被无情淘汰，争议始终伴随。记者走近职业打假“老炮儿”，探究这个群体背后的“江湖”。

江湖
“打着王海的旗号反王海”
　　1995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购买了12副假冒索尼耳机，并依法获得赔偿，从此走上职业打假道路──这是中国民间打假的开端。
　　“职业打假人”迅速引起关注和效仿。无数个“王海”奔向各地商场、市场，媒体上经常看到各种黑幕被曝光、知名企业陷入“造假门”。
　　那时，杨连弟还是北京一个连锁超市的店长；前公安民警、工商局干部刘殿林已“下海”经商，受“王海现象”影响，二人开始打假生涯。
　　刘殿林专程从河北到北京“拜师”。一年后渐丰，刘因不认同当时王海的观念和打假模式等，与王海分道扬镳。其拉着一帮人组成联盟，“打着王海的旗号反王海”。
　　打假人与商家的“恩怨”也颇有意味。“3·15”前，“大佬”杨连弟亲自出手，向北京一家销售过期糕点的知名商场索赔。他说这家商场的总店是他打假起点，他也因此被列入“黑名单”。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不能在总店正常购物，因此对商场“格外关注”。
　　刘殿林则因揭露凉茶中违规添加药物与一家凉茶企业结仇，但几次交锋后“一笑泯恩仇”，被聘为打假顾问。

往事
曾有人被打死后抛尸
　　“曾有打假人，被打假对象雇来的人在派出所门口扎成重伤。”王海说。
　　刘殿林说，在广州“暗访”人血白蛋白造假时被对方识破，他的两个“拜把兄弟”险些被打死。“有次打假牙膏，我们被几十个操着铁棍子的人围殴。6人在医院急诊室里躺了一排，有个兄弟胳膊肿得和腿一样粗。”
　　震动最大的一起案件发生于2003年，“民间调查员”黄立荣在偷拍、监视紫禁城国医馆老板时被发现，被活活打死后抛尸。
　　“那是风险没有控制好。”谈到打假人受到暴力袭击，王海说。为保护自己，他有一些“规矩”。比如一些水果摊、小商店缺斤短两，会提醒他们，但不会真“打”。
　　王海还用“大众脸”、当过兵等标准招募打假人员，这也几乎成了所有打假公司招募员工的标准。
　　“职业打假人”还必须学会处理与行政执法部门、司法部门的关系。“我们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投诉，如果出现行政执法部门地方保护、不作为，那我们就会坚决告它。”王海说。

是非
“打假起步价”为30万元
　　“收钱噤声”是行内通行的潜规则。私下达成协议后，打假人不会将企业的不良行为公之于众。
　　“2004年我收入两千多万，交税200多万。”刘殿林说。
　　光鲜难以掩盖“职业打假人”因逐利而不可避免的“原罪”。
　　一些“职业打假人”收了“保护费”后，任由问题企业继续生产、销售问题产品；有的用造假手段向雇佣他们的品牌公司索要奖金。
　　杨连弟曾目睹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维权”：“几个人在超市里说货架上的果冻有过期的，连钱都没交就要求赔五千。”
　　如果让王海的公司帮助打假，起步价是30万元──这是针对企业的价格，他坦承“‘职业打假人’打假的初衷就是为了赚钱”。“索赔是一项民事权利，打假人可以选择索赔后不举报、不披露。”
　　“不管是不是为了赚钱，打假都应该获得惩罚性赔偿。”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会长河山认为，在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净化市场等方面，“职业打假人”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也折射出有关部门的不足。
　　中消协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认为，违法经营者对“职业打假人”的赔偿是他的违法成本，从长远看，这个成本最终还是要由消费者承担。

原文标题：职业打假人“收钱噤声”成潜规则有人坐拥豪宅）

远方的雁 · 发表于: 2016-3-20 07:07:00

源自：金羊网-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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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岁的王海，平头，中等身材，一身休闲装，两部手机铃声此起彼伏。面对提问，大多数时候，他只是平静有序对答，时不时会爽朗一笑。谈及人生转折的“津成事件”、“发疯事件”，他脸色一变。自2000年后，王海就宣布退出个人买假索赔，与其他职业打假人分道扬镳，专事公司打假。他拥有四个职业打假公司，30多个雇员，打假的“起步价”在30万元。
　　这个曾被称为“打假第一职业人”的王海，如今仍旧在路上，只是角色定义悄然发生着转换。

▲　统筹：新快报记者肖萍■采写：新快报记者吴俊捷■摄影：新快报记者祝贺

干这行，越神秘越安全”
　　第一次见王海，他正应电视台要求拍摄“315”宣传专题片，直到下午一点多才结束。匆匆吃完盒饭之后，一听要求采访，他欣然应允，只是用商量的口吻要求去咖啡店谈。
　　面对镜头，王海仍旧是熟稔地戴上墨镜。这样的他，搭配着职业打假人的工作性质，一层冷静诡异的色彩始终在笼罩着他。他总说干这行，越神秘越安全。
　　交谈中，他很爱笑，会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态度温和沉稳，礼貌自然。这些很难让人将他和他的过去联系在一起，似乎很违和。
　　从1995年3月，22岁的王海在北京买了12副索尼耳机，依据消法第49条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被冠以“打假第一人”走进公众视野。
　　2000年，王海遭遇了打假人生的第一次重创。随着饱受争议的“津成事件”、“发疯事件”，不足而立之年的他，迅速淡出公众视野。

“别人的观点，我觉得不重要”
　　“我一直对自己都有很清晰的定位，从来就不容易受外界影响。”对此，他始终强调外界对其打假的褒扬和假打的质疑，从来都是一厢情愿。自己始终很冷静理性，始终按部就班，从容前行。“没有反思。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呢?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内心要强大。公司的业务、收入、所做的事情都没有影响。别人的观点，我觉得不重要。”
　　真的没有反思吗?事件回放至2000年，“津成事件”之后，他曾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外界说其“黑吃黑”，自己感觉很冤枉。“发疯事件”后首次接受采访，王海更是直言：“我们不怕坏人，不怕假货，但我们怕冤屈、怕误解，尤其怕好人对我们的误解。”
　　往事是否真如烟?
　　采访时，他突然向记者提及16年前的一句话，“我当时接受采访时就说了，个人是靠不住的，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个人身上”。
　　跟一群蒙昧的人没法儿对话”
　　趟过岁月，有人在苦中淘得金，于是笑着和岁月握手言和；有人被苦涩麻痹，于是风沙迷了眼，哭着去告别。也有人，被岁月的风侵蚀，变了模样，遂直接斩断过去。显然，王海属于最后一种。如今，他在自己和大众之间筑起了一道墙。
　　事实上，王海被外界当作英雄的时间不过五年光景，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因为蒙昧而误伤。从1995年到2000年，他始终在舆论的话锋上铤而走险，还意犹未尽时，却遭遇了措手不及的溃败。只是现在，他不再承认从舆论中心抽身而退里夹裹有无奈成分。
　　“很多人都是蒙昧的，跟一群蒙昧的人没法儿对话。”交谈中类似这样的话语高频次出现。面对蒙昧混沌，他只是一再强调无所谓。他反倒说，打假多年，要感谢这种蒙昧。“比如，她的儿子就是骨科医生，而她相信那些声称可以治疗腰间盘突出的虚假广告，竟然被骗。”他表示，蒙昧制造出了很多不可思议，而这些成就了他。

打算网上开课教个人打假
　　从最初沾染英雄草莽气息的单个打假人，再到如今发展成行当的打假业。作为吃螃蟹者的王海，踏实淡定地站在优越感的风里，只是不再是站着舞台中心。
　　伴随公司发展壮大，他早已不需要再活跃在打假一线。但是他始终未曾离开，甚至替行业号着脉，追求转型。
　　自2000年后，王海就宣布退出个人买假索赔，与其他职业打假人分道扬镳，专事公司打假。但是，每天仍不断有消费者打到其北京大海商务有限公司的免费热线寻求咨询帮助。而他的微博总是被各种被侵权当事人主动@。
　　不过，王海的行业地位逐渐受到了很多后入行者的质疑，有同行诟病其打假未免点到为止，不够彻底云云。
　　“我们和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我们是修桥铺路，希望促进制度的建设。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增加消费者的福利。不仅仅限制在挣点钱，我们之间没有可比性。大家关注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不一样。”他答道，但拒绝评价同行是否出于逐利。
　　职业打假行业人员良莠不齐，忙于打假的王海最近正计划培训一两百名职业打假人。将采用不定期网络远程教学，教那些个人打假者如何提高技术、控制风险，初期定价1万元，大概三四节课。“听的人应该不少”，他自信地说。

公司打假“起步价”30万
　　如今的王海，早已不是单兵作战的“打假英雄”，很多人爱叫他王老板。外界一度盛传王海身家千万，他始终笑而不语，仅透露2015年全年，公司网购打假索赔入账400多万元。
　　王海有四个职业打假公司，分别设在北京、天津、南京、深圳。四个分公司专职打假的雇员一共30多个人，主要是律师和项目经理。公司打假的“起步价”已经提高至30万元。
　　每个公司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其中，北京、深圳分公司主要是做知识产权打假，帮厂家查造假窝点；天津分公司则主要是做物业维权，帮小区业主维权；南京分公司是做政府采购打假，专门打击欺骗政府采购的造假案件。
　　王海直言三块业务中成功率最低，收入最不理想的是政府采购打假。尽管这块业务面并不广，多半停留在自来水管打假等领域，但遭遇重重阻力。
　　“很多事情都不可能一步到位或者如你所愿，所以你要学会妥协。我们就算是理想主义、完美主义，但社会建设是慢慢逐步推进的，所以我们要妥协要协商。”他讲述着自己的策略。
　　谈及自己最大的个性，他脱口而出，“较真”，而后立刻改成了“较真和妥协相结合吧!”
　　“您觉得自己结合得好吗?”
　　“还可以。我们要先披露，可能一下子解决不了，那我就分好几步、好几年，慢慢搞，要批评、遏制、打击。”正如他所说的，当年的愤青，如今也学会了和自己的内心对话。

“非盈利不等于不收钱”
　　打假一旦公司化运作，就免不了逐利，至少会被贴上逐利的标签。2015年，王海就说过：“打假和正义无关，赚了钱才能更高尚。”如今，他对此则笑着说道，“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为社会做一些事情。”他认为，打假不是一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本质是非盈利行为。”
　　“我们是社会价值优先的，并不是说只盯着经济价值。如果单纯追求盈利的话，就要选择效率高的，流水快的，这样才算赚大钱啊。”他继而又论述道，“非盈利是目的，盈利是结果，非盈利不等于不收钱。我们的业务是非盈利，但我要保证我的员工，保证我的团队正常运转。如果想盈利的话，我大可涉足房地产、涉足金融。”
　　“按照您这样说，您就是一个社会公益人士呢?”
　　“那当然了!”他又是笑着说道。末了，他又补了句“我是说我对自己的定位，别人对我怎么评价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但是我有我的追求，就是做这个社会建设者。”
　　近年来，除了公司正常运行外，王海也的确一直在做两个公益项目。一个是“王海热线”，另一个是“和谐社区发展中心”项目，旨在帮助业主成立委员会，保护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他一再举例说明，势单力薄的消费者如果都可以寻求到消费者组织去和相应的商家博弈的话，很多消费领域的陷阱就可以高效率低成本地规避。
　　微商打假成为王海公司今年新增的一块业务。他认为互联网给一些假货插上了翅膀。从去年开始，他就在着手这方面的打假摸索。目前着手的一单数额较大的食品领域微商打假，胜算较大，或带来百万计的收入。
　　这个自评99%近乎纯理性的人，沉浮20多年之后，乐观的情绪在膨胀着、沸腾着……

忘伤 · 发表于: 2016-3-15 08:56:00

源自：第一财经日报

　　现在的王海，似乎距离20年前为了80多元钱一副假冒的SONY耳机而据理力争的愤青相去甚远，也开始淡去了与“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高度关联的“打假卫士”的英雄色彩。
　　王蔚佳
　　[2015年3月，北京市朝阳法院公开的数据显示，自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朝阳法院共受理涉消费者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496件，较上一年同期增长了近10.3倍。　　[其中网购纠纷增长了近3.7倍，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对案件增长“贡献”最大。
　　从1995年为了北京隆福大厦出售的两副假冒SONY耳机索赔开始，山东人王海在无意间开创了中国职业打假之路，成为中国职业打假标志性的“第一人”和“打假”的代名词。
　　现龄43岁的王海已经是4家公司的老板，外界关于他商业成功的猜测和财富此起彼伏并不断被刷新──“低于30万的案子不接”。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王海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明确回应公众对其财富的各种猜测。

起步价30万
王老板很忙。
　　王海手边放着两部手机，此起彼伏地响，各种业务的电话。
　　“骗子太多了，根本接不过来。”坐在《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面，他是一个面容憨厚略微有点发胖的中年男人，但对他的雇主来说，王海是他们现在需要拐着弯儿才能请得动的人，尽管他收费不低。
　　“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王海在微博中这样介绍自己。
　　市场流行的一个说法是，他现在接一个“案子”的起步价是30万，最多的时候，一个“单子”曾经赚到400万。
　　“那些都是有的。”对于自己的盈利，他并不刻意回避，也没有更多夸耀的意思。
　　但他承认，这一行很赚钱，而且并不非常困难──当然，他说他有自己的独门秘诀，这些不能说，不过“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说到这个，他笑得腼腆又坦白。
　　从1996年成立第一家打假公司到现在，王海已经在北京、天津、南京和深圳开设了四家职业打假公司，主要经营“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替企业打假”等三种业务。
　　“业务量最大的还是知假买假，但利润贡献最高的是替企业打假。”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最多的时候，他的打假团队有200多人，但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目前已经精简至30多人。
　　“我们有意控制公司规模，不想做得太大，也是希望能控制风险，更多的人身风险来自于造假工厂，往往这种案子的收益和风险都会成倍增加。”王海表示。
　　2003年，律师黄立荣的突然死亡，让王海真正开始重视风险控制。
　　2003年12月，受雇于某打假公司的律师黄立荣在对紫禁城国医馆监控取证时被对方发现，遭到暴打，10根肋骨骨折、肝脏破裂。
　　“这本来是找到我们的一个案子，但我们没接，他（黄立荣）刚好去我们公司应聘，听到了这个，就自己去联系对方接了下来。”王海向本报回忆说。
　　这次事件之后，王海将打假队伍精简为30人的团队，大部分是合作多年的律师。
　　但依然还是会筛选到一些风险比较高的项目，比如收益高、社会价值好等等，这时，就会不得不面对更复杂的人和事。
　　“企业造假的事情，追到最后几乎都是地方保护，难度可想而知，”王海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不过这也没关系。”
　　王海说他最多的时候曾经带过90个保镖去现场，他不避讳自己在查案过程中的“黑白通吃”，“所以一些打假公司做不了的事情，我们能做得下来。”他说。
　　这样的王海，似乎距离20年前，为了80多元钱一副假冒的SONY耳机据理力争的愤青王海相去甚远，也开始淡去了与“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高度关联的“打假卫士”、“刁民”的英雄色彩。
　　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商人，尽管他承认这些都是“交易”，但他强调，这些交易的本质并非首先为了钱。

职业打假江湖
　　本可以成为职业打假江湖“大哥”的王海，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变成这个行业教父式的人物。
　　2015年3月，北京市朝阳法院公开的数据显示，自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朝阳法院共受理涉消费者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496件，较上一年同期增长了近10.3倍。其中网购纠纷增长了近3.7倍，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对案件增长“贡献”最大。
　　对于开辟了这个行业的前辈“王海”，不少打假者也有不同看法，一些职业打假者认为，王海的锐气不如从前，“打得不够狠”；而舆论的一部分观点则指出，他无法排除给企业做枪手，以及“两头通吃”的嫌疑。
　　王海回避了后面一种指责，他强调，如果一个案子，可以寻求庭下和解，对双方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来说，都是“最合算”的选择。
　　一些职业打假公司也会来寻求王海公司的合作，有些案子它们有困难，或者为了尽快出结果，这样暂时性的合作互惠互利，王海并不排斥。
　　更多时候，他并不关注同行做了什么，这些小到一两人，多到五六人一家的打假公司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彼此不打听是他们之间默契形成的江湖规矩。
　　更何况，在王海看来，“大家价值观不同，各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也从不参与他们的竞争。”采访中，他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近年来，王海接手了很多关于假药的案子，王海的假药案件一般是按产品数量收费，查一件货几百元钱甚至几十元钱都有，数量通常很大，联合工商、食药监帮企业截获后，最后按件来计费。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假货都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相比从前开始几何倍数地传播，对于打假增加了难度。
　　“一个微商卖假面膜的，以前一个月也就卖上万块钱，现在做得好的，卖个几十万不成问题，这背后是多少人在受骗。”王海告诉记者。“回过头来看，20多年过去了，骗子只有一点点进步，但是消费者一点进步都没有，所以，被骗还是那么容易。”他认为。
　　他鼓励消费者变得聪明和强大起来，因此正在筹划一个微信上的语音函授课程，教那些个人打假者如何提高技术、控制风险，初期定价1万元，大概三四节课，“听的人应该不少”，他自信地说。
　　商业项目之外，王海有两个公益项目一直在做，接待消费者维权保护的“王海热线”，以及“和谐社区发展中心”项目，旨在帮助业主成立委员会，保护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但他的终极梦想是做中国的消费者维权委员会，这个被他称为“孩儿他妈协会”的组织将自己成立第三方独立检测实验室，消费者拿来商品就可以做检测，是那种真正地为消费者维权的机构。
　　王海毫不隐讳地认为，中国的消协和企业走得太近，并不能真正代表消费者利益；而对目前大多数第三方检测机构来说，“企业是它们长期的客户，它们不会因为消费者的一次送检，就丢掉企业这个大客户。”他表示。
　　与此同时，“吹哨人法案”（举报人分享罚款）的建立也是他的长期梦想──如果能建立“吹哨人法案”，将对企业的罚款30%到50%分给举报人，会让每一个知情人，即使是企业高管也有动力成为一个义务监管者。
　　“以前我是个典型的愤青，如果在街上看到城管打小贩，肯定就抄起砖头拍过去了；但现在不会了，我会上去劝架，把他们拉开。”王海认为，“目前的打假也是，骗子太多，要做的事情太多，别着急，一样一样慢慢做。”

佳美 · 发表于: 2015-4-15 1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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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刚过，提起打假，王海是一个中国式打假绕不开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打假第一人”。
　　从1995年开始，22岁的王海一次偶然的北京之行，用两副索尼耳机双倍索赔成功后，王海开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但围绕王海的争议从未停歇过，有人说他是打假英雄，是推动国货质量提高的功臣，也有人说他是专买假货，靠打假诈骗的骗子。
　　如今，王海已经彻底告别英雄主义式的单打独斗，成为打假公司的“CEO”，建立起更加成熟的打假模式。王海称这种模式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博弈”。
　　昨日，记者对话了争议中的王海。

⊙作者：广州日报记者肖欢欢
⊙ 实习生：彭丽娜

　　现在的假货是披着羊皮的狼
　　现在的王海已经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组织化打假，王海坦言，现在有30多名雇员专职打假，如果算上物业管理公司的人，规模要超过200人。“我的北京大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在北京，深圳，天津，南京等地都有分公司。广州以前也有分公司，后来因为业务调整撤了。”
　　说起假货问题，王海认为，打假这么多年，假货不但没有变少，反而变本加厉。“首先，欺诈金额越来越大了。以前就是买双假鞋假袜子，顶多也就骗你百八十元。但现在不一样，我买你一个假磁疗床，动辄几万元，贵的甚至有8万元，说能治疗各种老年疾病。或者卖给你个桑拿房，说可以治病，欺诈的数额越来越巨大。身边的投资理财公司，骗老头老太太的钱，这种现象太多。”
　　王海表示，以前的假冒伪劣对消费者的危害，还在可接受范围，对消费者的财产和知情权造成的损害还是有限的。比如，你买个假耐克鞋，你也知道这鞋子穿不了那么久。
　　现在，对消费者损害更大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而是合法企业公然售假欺诈。简言之，怕的不是“真坏人”，而是隐蔽的“假好人”，披着羊皮的狼。比如，很多产品是国家认证、国家免检产品，却是冒牌货。“我们最近打假盯上的某品牌保健品，就是海淀消费者协会推荐的诚信单位，买一个卫生护垫好几百元。”
　　现在骗子越来越容易骗到钱了。网络上的微商，一年就能骗几亿元。传销和假货结合起来，对中国的危害越来越严重了。
　　在王海看来，违法成本太低、行政资源有限是导致假货横行的主要原因。“比如餐饮行业，广州有几万家餐厅，卫生局才几个人，这些人就算满大街调查，腿跑断也管不过来。有些食品要拿设备检测，你怎么能保证他的食品安全。企业造假的惩罚低，被惩罚的概率也很低，跟中彩票似的，维权成本高、收益低。”
　　王海举例说，比如你吃面包吃坏肚子，还得起诉，起步价500元，你得投诉一趟，还要花一天时间，还有交通费用，北京一天的误工费是300多元，如果是严重的，还得去鉴定，甚至起诉。诉讼起来那就没个谱了，说不定半年一年。再加上律师费，动辄三五千元。一个案子，如果法院不判个两万三万，你打这个官司就不值得。消费者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情况很常见。
　　深对话
　　“凭打假赚了上千万元吃喝不愁”

　　问：你的打假到底是不是敲诈？
　　王海：我打假一开始就把问题曝光，然后再打官司索赔，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不是先悄悄地向对方要钱，谈不拢再曝光，那我不成要饭的了吗？我不缺钱，我是能赚就赚，赚不到也没关系。再说了，没有盈利怎么打假？打假就是为了盈利，是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公司有强大的律师团队，整个打假过程提供法律保障，让打假实现流水化作业，也规避掉了打假可能演变成敲诈勒索以及其它的法律风险。
　　我现在很多工作都是无偿的。一个是王海热线，这个热线为消费者维权提供咨询，甚至帮消费者打官司。另一个是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和陈幽泓合作的和谐社区发展中心，致力于探寻适合中国发展的社区治理模式，这个项目坚持十多年了。

　　问：但收费打假被很多人诟病？
　　王海：很多人观念还停留在30年以前。我们首先是依法打击，是正当合法的，也是合理和必要的。我们是在增加消费者的福利，增加造假的成本。你愿意做也可以一起来做，你不愿意做，也不要说风凉话。自己软弱，还看不惯别人向不合理的事情宣战。
　　我是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我们赚到钱了，肯定是打到假了，就实现了公益。单从挣钱角度，去开个投资理财公司，肯定赚得更多。说实话，我打假还不纯粹是为了钱。骗子骗钱的流程，我都熟悉，如果为了赚钱，那我干脆开个医院得了，一年挣个一千万，跟玩儿一样。

　　问：听说你打假已赚了上千万元？
　　王海：上千万也不多，公司还有这么多人要养活。当然，我现在的生活肯定是吃喝不愁。

　　问：一般打假对象怎么选？
　　王海：什么广告多，什么在社区火，我就选谁。广告多，危害就严重。像投资理财，在社区骗了多少老头老太太的钱，我准备接下来打一打金融骗局。
　　“专职帮企业打假每单收费几十万元小案子我不做”

　　问：你帮企业打假怎么收费？
　　王海：我现在主要是为厂家打假，为消费者个人打假常常是公益性的，赚不到钱，如果厂家委托，收费就很明确，一个案子多少钱是有行价的，一般收费几十万元，小的我不做，收费也会因涉及范围、调查难度、风险系数等因素而不同。曾有厂商委托我们打掉一个生产假冒该厂药品的造假工厂，打假费用是200万元。公司打假已经让打假行业变成一种公司盈利模式。
　　至于查假方式，除了摸查造假者以外，多数都会在造假企业里埋伏眼线，收买工厂员工，或直接派人应聘去做卧底。最多的一次打假，我出动了90多人。
　　之前，有一些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商标代理机构在做这件事，但作为买家，我是中国第一个成立公司去索赔的。前些年，查一个造假工厂收费一万美元，现在调查公司太多，竞争惨烈，2000元都有人做。

　　问：打假过程中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王海：最大阻力是地方保护。比如，某保健品，面世时要搞一个食品批号，因为中草药不能用于食品，食品批号就取消了。地方政府又给他弄了个中药饮片的批号，后来又被勒令取消了。再后来又弄了个试点产品批号。市场经济应该是消费者利益优先，我们现在是企业利益优先。
　　“打假越来越容易怕报复请了20多个保镖”

　　问：假货对中国的危害是什么？
　　王海：假货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创新能力，让中国没有国际竞争力了。现在中国挣的就是加工费，比如防盗门，我们曾经打过劣质防盗门，厂家跟我说，没办法，你不这样做，工厂就要倒掉，一个防盗门，如果你不用劣质材料，成本是市场价的两倍，谁买？所以中国名牌防盗门我几乎全打过，中国服装的驰名商标也打了30多家。
　　我的感觉是，打假越来越容易，因为假货越来越多。比如耐克在国外，装俩鞋垫，回到国内，只装一个，价格还比国外高出500多元。北京市工商局因此对耐克公司开出了487万元的罚单，我们也获得10万元奖励。斯凯奇是一种运动鞋，它在美国宣传说能减肥，结果被罚了3000多万美元。在中国才罚40万元，处罚太轻。

　　问：你经常打假，让很多企业身败名裂，有没有被报复过？
　　王海：威胁很多，危险肯定还是有的。但现在还是没有被袭击过，因为我很低调，注意保护自己。

　　问：听说你请了20多个保镖？
　　王海：保镖不少，但不可能整天带着，成本太高了。有案子就多带一些人，最多时，去了90多个人，安全是安全了，但成本增加了。

　　问：现在对网上售假监督是不是不够？
　　王海：纯粹从赚钱角度看，网络售假是个一本万利的事情，几乎是零风险。首先网上的产品质量脱离监管，产品不会被执法部门例行或临时抽检，也规避了许多其他行业准入限制，如实体店卖食品需要有许可证，而网店就不需要。

　　问：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王海：我们现在还是企业导向性社会。出台法律，造假企业罚3倍还是10倍首先考虑的是企业能不能承受，不是考虑消费者权益能不能得到保障。发达国家才不管你企业倒闭不倒闭。国内，还是会考虑处罚太严，企业倒闭怎么办？我想搞一个自己的消费者组织，那时，我们跟商家博弈时，就更有话语权，不会像现在这样处于绝对弱势。
　　我觉得打假能发财，主要是跟假货生存的大环境有关，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失业了，无假可打，那才说明中国市场环境变好了。

天朝明志 · 发表于: 2015-3-24 09:27:00

源自：新京报

　　大学生评论大赛
　　职业打假人越多，反证着假货越泛滥，而要净化市场环境，绝对不能只是靠职业打假人这一小众群体来完成。王海将“打假”这个职业做了整整二十年。这不正是一种悲哀吗？
　　20年过去了，当年以“打假第一人”而为大众所知的王海，如今还战斗在“打假”第一线上。
　　据新京报报道，王海从业20年，给名下公司定下30万元的“打假起步价”，去年通过花费200万买假货，赚得400多万。
　　这是一个没有门槛的行业。二十多年过去了，王海厌倦了别人给他戴的各种帽子，他更愿意用交易和成本来描述自己的打假生涯，他说：“打假从来和正义无关，赚了钱才能高尚。”
　　确实如此，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款双倍赔偿和《食品安全法》十倍赔偿的规定，现如今职业打假人专门以赢利为目的，已经发展为一个行业。在当下的消费环境中，我们需要这种职业打假的精神，但广大消费者对职业打假人的认识，恐怕很大程度上仅止于此。
　　根据2014年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关于消费维权，大约60%的消费者最终都因为维权金额少、怕麻烦等原因而放弃，同时，对《消法》了解的受访者只占到了8.11%，由此可见，尽管职业打假人在现实中不断被聚焦，但是对普通消费者而言，维权意识仍旧是一种稀缺品。
　　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一者，普通消费者并不是以赢利为目的，会因购买商品少，金额太小等成本问题而放弃维权；再者，职业打假人对相关领域的法律、程序等非常熟悉，索赔成功率高。在此情境下，尽管在媒体的聚焦下，职业打假人显得那么的耀眼，但具体到消费者个人来讲，要不要维权、会不会维权、能不能维权，却仍旧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职业打假人越多，反证着假货越泛滥，而要净化市场环境，最终靠的还是行政部门和广大消费者。而现实呢？本该由相关部门以及广大消费者来做的事情，却让职业打假人这一小部分人做了，而且还一个个都做成了名人，甚至是“英雄”、“斗士”，而王海，也将“打假”这个职业做了整整二十年。这不正是一种悲哀吗？
　　职业打假人在公众视野中出现的频率越高，反证着监管机构的失职，以及广大消费者维权意识的缺失。比起关注王海打假的传奇故事，更应该关注并期待的，是如何才能让王海们消失，让市场上“无假可打”。

⊙张松超（华中科技大学学生）
原文标题：王海打假20年，是谁的悲哀）

远方的雁 · 发表于: 2015-3-23 10:27:00

源自：新京报

⊙记者：申志民实习生：罗婷北京报道

　　王海 42岁，山东青岛人。1995年3月，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索尼耳机，他意识到这可能是假货，紧接着又买了10副，依据《消法》第49条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被称为打假第一人。现任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负责人、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5年，戴上墨镜的王海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直到今天，他仍然在维权打假的第一线。这20年，王海本人和中国的打假维权境况都遭遇了哪些变化，有哪些争议和尴尬，祛除很多人固有印象中非黑即白的底色，我们试图为你还原一个真实的王海和职业打假人。
　　他不再站在舞台的中心。
　　打假人王海的光环被一个群体所取代。
　　这是一个没有门槛的行业。“鱼龙混杂”，王海说黑社会、大学生、律师等等谁都可以加入。
　　而王海，觉得正是自己的示范意义，给行业竖起了标杆。
　　二十年过去了，他需要面对这个群体的低价竞争。也需要适应这个时代给打假带来的变化。
　　他厌倦了别人给他戴的各种帽子。
　　王海更愿意用交易和成本论来描述自己的打假生涯。
　　最多的一次打假赚过几百万，是一笔好交易。
　　推掉造假企业光环，又赚钱，又有趣，还能受到肯定。划算。
　　他给自己定了30万的打假起步价，为什么不呢？他说公司成本很高。
　　王海说，打假从来和正义无关，赚了钱才能更高尚。

维权打假20年，每次出现在媒体镜头前的王海，总是戴副墨镜。新京报记者浦峰摄 U12008P1T1D31634803F21DT20150323101027.jpg 保存到相册

“王老板”巨款买假货
　　王海没有看央视3·15晚会。
　　3月15日晚9点，北京南站候车室，他正准备登上开往天津的动车。天津打假分公司和物业公司的生意需要他打理。
　　如今的王海，已不再是单兵作战的“打假英雄”，很多人爱叫他王老板。
　　王老板有四个职业打假公司，分别设在北京、天津、南京、深圳。
　　公司主营三种业务，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受雇于企业，替企业打假。第三种，是他生意的重头，占到整个业务的三分之一多。
　　他的打假团队共有30多人，去年业绩不错，王海说，一共打掉一千一百多宗（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照此计算，平均每人每月要打掉3宗案件。
　　王海没有说这个数字是怎么完成的，他拿出了手机，向记者展示一张银行卡的交易记录。“这张卡是专门用来买假货的。”
　　手机里显示，去年购买假货一共消费1444笔，消费额为2025199.85元。“买了202万假货，赚了400多万。”
　　他赚钱的方式是索赔，上面的数字并不是全部。近日，他曾对媒体公开，“去年的打假成本在400万左右，总索赔额理论上应该有1000万。”
　　有些钱还在赔付的路上。王海说，去年，他在长春买了40多万的“问题（进口）牛肉”，计划索赔400万。
　　“今年打算再买1000万的假货。”去年《新消法》出台后，消费者获赔偿数额增多，王海打算加大投资。
　　王老板已经不需要再冲在打假第一线，“我去现场，没戏，一拿出身份证，人家一看王海俩字，不就露馅了？”
　　但个别案件，他会亲自介入。
　　前几天，王海就去了江苏某著名村庄调查。“这个村全国闻名，有代表性，得去。”

“打大老虎，是顺应时代”
　　和假货打了20年交道，王海越来越精明。
　　他把公司业务重点放在打击大企业上，“打大老虎，这是顺应时代”。
　　他曾发文质疑耐克的双重标准，一个月后，北京市工商局针对耐克的“双重标准”开出罚单，487万元。
　　“他们也会入乡随俗”。王海认为大企业的欺诈，是消费者弱势地位的反映。
　　但“打虎”行动并不是每次都成功。
　　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1996年至2011年，仅媒体公布的信息，王海就有11起案子败诉。其中面对的不乏中国移动、可口可乐、广州宝洁等企业。
　　电商的发展也改变了他的打假生态。最近几年王海逐渐让公司加强电商平台的打假比重。去年所打击的假冒伪劣涉嫌欺诈的案例中，三分之一来自电商。
　　电商，他同样喜欢去调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
　　他善于用数据去筛选和定位。
　　比如面膜，王海让工作人员先在网上海选面膜。通过数据对比，淘汰年销售额低于3000万的。剩下的，统计是否在电视或网络上打超过十次广告，是否有足够的赔偿能力。锁定之后，重点打击。
　　“当骗子越来越容易了”，现在通过朋友圈和QQ群，骗子很快可以收回成本。
　　王海打假同样在衡量成本与收益。
　　他慢慢变得温和，越来越愿意和政府合作。职业打假人王全忠说他觉得王海和其他人不一样，愿意参与政府的活动和研讨会。
　　以前的王海，脾气冲，他的“假想敌”，不光是假货和造假企业，还有一些政府部门。
　　有一次在成都，王海举报一种假药，无论怎么说，药监局的工作人员就是不受理。
　　王海指着人家鼻子骂，还要动手打。
　　当时他想的是“行使一个公民的批评权”，“作为了，要给我你作为的依据。不作为，也要给我依据。”
　　“后来把领导给闹来了，当时就受理了。”说到这儿，王海还强调，当时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没有仰仗我王海的名气。
　　他把这些称为过去：“过去一直是这样的人。”理直气壮。
　　吴广福认识王海17年，原在深圳法制报当记者的他，见证了王海的年轻气盛，那时聊天，王海嘴里总蹦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这些字眼。
　　现在的王海，打假的事儿，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不再侃侃而谈。聚会时，喝二三两白酒，就不再喝了。“低调、谦虚、说话小心翼翼。”
　　3月11日，谈到现在对政府部门的看法时，王海放缓了语速：“从对抗，到合作，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支持到支持。”
　　前年，他关了投资12年的打假网站。
　　网站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还在名字后面加上了颇具侦探味道的“007”。
　　“网站浏览量走低，空耗人力财力。”王海计算着成本。
　　仍然保留的是传统的热线模式。在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8名工作人员去年接到了1200个咨询和提供线索的电话。
　　王海强调，打假线索不都来自于热线，更多的是靠他业内的资源，客户传客户。

王海有意让自己离开打假舞台中央，“保持点神秘感，挺好。”新京报记者浦峰摄 U12008P1T1D31634803F23DT20150323101027.jpg 保存到相册

退出舞台中央
　　这些年，职业打假人已经成为一个行业。不再像20年前，王海就是打假的代名词。
　　“想当年，王海现象，那是不得了的。”武高汉回忆。
　　武高汉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原副秘书长，20年前，当王海作为“打假第一人”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后，当时全国有3000多份报纸，没有哪家报纸、哪家电视台没参与报道的，“当年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几十年来都罕见。”
　　武高汉特意把王海请到中消协，集体讨论“王海现象”。
　　参与过王海打假报道的一位记者回忆，经常是，王海刚到一个打假现场，立刻有二三十家媒体蜂拥而至。
　　“现在，王海根本排不上号。”武高汉说，去年，北京朝阳法院受理的消费者纠纷案有数百件，其中只有一件是律师起诉，剩余的都是职业打假人起诉的，其中一个职业打假人的上诉就达到92件。“跟这个人相比，王海早就不行了。”
　　王海对自己的定位是打假人的老师。但他的权威性也受到了很多职业打假人的挑战。
　　北京职业打假人刘咏（化名）与王海打过几次交道。“他只是个时代的幸运儿，如果他不出现，也一定有李海、张海出现。”刘咏说。
　　刘咏翻阅了王海的一些打假案宗，“发现他打假的魄力不够，有时候点到为止。”
　　“你敢说第一个出名的，就一定是最优秀的？”刘咏反问。
　　王海也明显感觉到，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湮没、分解了他“第一人”、“斗士”、“英雄”的标签。
　　他坚持在微博、博客里发布一些打假案例及打假进程，截至3月16日19时40分，他的微博粉丝共64051人，连“中V”都很难算上；3月12日，他在博客里连续发布四条关于“厂商制造不合格汽车，申请召回”的信息，发出48小时，累积评论数为“1”。
　　7年前，王海自筹经费，去清华、北大等高校开展消费者权益法的讲座，让他失望的是，“很多法学院学生根本不关注他的讲座，更在乎去上市公司赚钱。”
　　新京报记者随机询问14名“80、90后”，只有两人知道王海；“王海007”的热线电话，也从之前的每天十几个，减到现在的每天三五个。
　　自己的关注度降低，王海觉得很正常，“打假人常态化了，也就不是新闻了，公众会有审美疲劳。互联网时代消费者有更多的维权渠道，主动性也比以前强很多。”
　　王海有意让自己离开舞台中央。“我对当一个核心人物没有兴趣，保持点神秘感，挺好。”
　　他始终不肯说出自己公司的位置，即便是新京报记者找到王海的公司，训练有素的公司员工也会下逐客令，“没有王总同意，我们不便接受采访”。
　　职业打假人王全忠说，王海与朋友交往，表现得很谨慎，从来没有带哪个朋友去家里。“似乎始终包裹着一层坚硬的壳。”
　　但王全忠记得，一次王海向他们感慨，“朋友满天下，知己有几人？”

“打假起步价”30万元
　　王海在微博的自我简介里写着：一个清道夫，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
　　很多人质疑，是不是把话说反了。现在的王海，应该是“以打假为手段，以赚钱为目的。”
　　王海承认会向所打假企业索要赔偿，他说，打假与正义没什么关系，其实是一场商业交易，并且是公平交易。
　　在王海看来，人类社会是靠交易来生活的。同样，案子的庭外和解，也是交易。
　　去年，新消法规定，遇到假冒伪劣，消费者可获三倍赔偿。但王海的商业化运作有时候可索赔万倍。
　　索赔的过程是种心理战。
　　王海说，（造假）企业生产的商品卖十块钱，掌握证据后，也可以索赔十万元，“打假中要想得到更多钱，得拿出事实、数据、案例，让对方认为这种交易是划算的。”
　　前提是充分的信息和证据。他举例，比如，牛奶改日期。工人（卧底）已经在你的生产线上上班了。为什么改，怎么做，证据搜集得很详实，这些信息都掌握的。
　　“如果同行业间，A企业掏钱让你去打B企业，你愿意充当这个枪手？”
　　“当然，这是行业自律，只要它（这件事）有正当性。”王海说。
　　但正当性不代表正义，王海说，打假与正义无关。“这个才是正常的社会，别去标榜你多崇高和正义，那是骗人的。”
　　每天都在想着维权的王海，给公司定了30万元的“打假起步价”。他觉得自己的公司成本高，“和警方也有很多合作”。
　　对于不赚钱的活儿，王海提不起兴趣，“为了几百几千元去做一个案子，没必要接。”
　　拿到高额赔偿后，王海坦言，利益受损的企业可能变本加厉地生产假冒伪劣，但“我没有义务继续管下去”。
　　“拿到了赔偿，就放纵了假货？”
　　“我可以告诉其他职业打假人继续去打嘛，获利分我一半。”王海笑了。
　　“我不赚钱，哪来的钱去打假？与我们这些职业打假人相比，假货和欺诈对消费者的危害更大吧。”王海说。

2005年2月28日，戴着一副标志性墨镜的王海现身西安某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图/CFP U12008P1T1D31634803F1394DT20150323101027.jpg 保存到相册

死亡事件后的风险管理
　　打假二十年，王海小心翼翼。
　　他说自己从未被打过。有人、有企业恨，但他有自己的一套风险管理系统。
　　一个死亡事件，让王海经常把规避风险几个字提在口头上。
　　死者叫黄立荣，是位律师。据媒体报道，他生前受雇于一家商务顾问有限公司，这也是家打假公司。
　　2003年12月13日下午，黄立荣坐在车里，用望远镜和照相机对紫禁城国医馆监视拍照，被对方发现，有几个人冲过来抄起钢管、扫把和木板，暴打黄立荣。
　　10根肋骨骨折、肝脏破裂。黄立荣被白布包裹，由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佳美轿车载着，弃于北京医院附近的街头。
　　黄立荣是北京首位在偷拍活动中死于非命的民间调查员。
　　王海回忆，那之前，黄立荣去他公司应聘，但没被录用。恰巧在公司，一个客户找王海调查一家医疗企业，王海没有接手，“黄立荣在旁边听到了，他悄悄追出去，接了这个案子。”
　　“如果因为打假失去了生命，那事业也就没有价值。”王海说，当时公司有200多名调查员，那件事之后，他把人员精减到30多人，把调查员分成几个组，每组5到8人。
　　调查员中有很多是律师。招聘时，帅的丑的都不要，就要长得平庸的。长得太有特点了咋能做卧底，大众脸才能“扮猪吃老虎”。外表憨厚老实、内心聪明机敏是首选。
　　他还制定检查清单和执行任务的风险防范清单，要求调查员保持通讯畅通，“如果卧底时被识破，要学会怎么避险。”
　　有时卧底调查，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调查员之间都互不认识，各司其职，执行同一个案件时，不容易暴露。”
　　打假的时候，他会看对方的气势。在深圳，他曾经帮别人成立业委会，每次去都会带几个陆战队员。“这很必要，也很正当”。
　　他对自己也保护有加。墨镜，就是跟了他20年的“护身符”。
　　央视前名嘴王志主持《面对面》时，让他摘掉，他不摘。“这是风险管理。”
　　3月11日，面对记者的相机，王海条件反射般地摘下日常戴的近视镜，从兜里掏出一副镶着金边的圆框眼镜，金色镜片把王海的眼睛完全隐藏，清晰地映着眼前人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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