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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77年一炮制服美国:新中国空军击落U-2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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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中国空军击落U-2纪实》
⊙ 作者:谢雪畴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导语:20世纪60年代,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其美国后台老板的支持下,屡派被称为“黑猫小姐”的美制U-2高空间谍侦察机入侵我领空,对我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侦察和拍照,严重威胁我西北核试验基地的安全。空军地空导 弹部队在刘亚……

  新中国空军
  第二天,作战会议还在进行,敌机U-2却找上门来了。
  早晨上7点04分,东海岸边的警戒雷达发现台湾北部淡水海面有大型飞机一架,高度6000米,向东北方向飞行。接着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给上饶通报“今天有U-2活动”。
  7点25分,敌机位于温州东南250公里处,高度上升到了1.7万米,直飞大陆。
  又过了19分钟,情报站报告:U-2一架,从温州湾入陆,飞行高度2.05万米。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在上饶的集群指挥所里,成钧同蔡永、张伯华、贺芳齐、周正勋、张建华一起,坐在指挥桌前面,沉静地注视着大标图板上U-2的航迹。
  政治委员韦祖珍正在作战会议上进行战斗动员。
  这架U-2的飞行员叫叶常棣。叶常棣被俘后供述:11月1日凌晨4点整,他接到命令到桃园四中队任务提示室接受任务。在场的有中队长刘序中校,大队作战长周凤初少校和六大队队长刘德明上校。由中队长下达简令,简令完毕即做飞行准备。7点起飞,以36度航向出航。往北方向爬高,自温州湾进入大陆。此次任务编号351,要求无线电静默,高度保持2.1万米。
  在任务提示时,中队长曾说潼关有共军飞弹基地。下达简令时没有美国人在场。但每周有美国萨墨斯上尉或李斯上尉从台北来四中队策划U-2的活动。
  叶常棣驾着U-2从温州湾上空进入大陆后,便将无线电罗盘调至1440千周,对准延安广播电台飞行。他心里好笑,美国军官规定,U-2起飞后,无线电必须静默,不准联络,也不准地面呼叫,却让共军的广播电台来为他导航。还有大陆的大城市、机场、大的湖泊、长江、黄河都成了他航线的检查点。就凭着这座延安广播电台和这些大好河山的景物,他驾着飞机在2万米的高空平稳地往北飞行。在叶常棣的心目中,这些城市、山川、湖泊只不过是个航线的检查点而已,它们不是“祖国”,在他的意识里没有“祖国”这个概念。
  这位国民党少校飞行员,1960年第一次驾RFl01A飞机(以下简称RF-101)侦察大陆,1961年入窜大陆侦察九次,两次受到蒋介石集体、点名接见,两年均被选为“克难英雄”。1963年2月,他被派往美国接受驾驶U-2的训练。今年8到10月两次深入大陆侦察,获得“飞虎”奖章一枚。蒋经国多次邀他到家中赴宴。就在10月份,蒋介石还接见了他。这一长串的荣耀,陶醉得这位31岁的少校飞行员的心比头上的青天还高,比东海上的红霞还亮……
  此时此刻,成钧同集群指挥所的领导成员正在为叶常棣的命运做精心的安排。他们对照以往U-2进袭的航线推测,这次U-2进入的航线很可能从衢县东北侧飞过去。这里离衢州—江山之间的阵地相当远。他们又考虑到第一、四营营长、政治委员都在集群指挥所开会,不可能马上赶回自己的阵地指挥。因此他们没有给有第一、四营下达击落敌机的命令。
  8点整,敌U-2果然从龙游、汤溪之间飞过,距离第四营在衢州的阵地35公里。它飞在萨姆-2的有效火力圈以外。
  成钧高大魁梧的身影在指挥桌前立定,伸出他的手指,亮起他那“仙人指路”的老手势,口气平缓地发出了第一道命令:“不理他,让他飞去,准备打回窜。”
  成钧料定,这U-2是到酒泉、兰州一带去侦察照相的。有去必有回!从这里飞酒泉,再从酒泉回到这里,至少得六个来小时,让部队抓紧这段时间,把战备工作搞得好上加好,岂不更有把握!他决定趁这“黑猫小姐”回来时再下手收拾。
  这本来是集群指挥所第一个作战方案中预先定下来的,不过,事到临头,真要一锤定音时,成钧又不得不再加考虑了。11月7日,刘亚楼、吴法宪、成钧、张廷发在向总参谋部汇报的《上饶战斗情况报告》中有如下一段:
  在敌机入窜的当天,部队有些战斗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当敌机进入时,打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但敌机从入窜到返航还有五六个小时,是千方百计抓紧在这五六个小时内进行紧急准备,力争返航时投入战斗,还是采取伪装隐蔽,等待下次敌机再来?争取打,则时间仓促,有几分冒险;如果不打,等下次敌机再来,则还得等一个多月的时间,而且我之秘密可能暴露。
  正是对这个利害得失的权衡,成钧最后毅然决定:“准备打回窜!”
  他让岳振华、杜宪照当天中午12点前赶回三条岗和弋阳的阵地,抓紧做好打回窜的准备。
  叶常棣的飞机平安无事地飞过了衢州、武汉、郑州,沿陇海铁路直向潼关飞去。
  飞机刚过三门峡水库,叶常棣便立刻提高了警觉。时不时望一望座舱右面那块报警板上的黄灯和红灯。电子专家曾告诉他,飞行中,黄灯亮时表示地面没有飞弹,只管放心大胆地向前飞;如果红灯亮了,那就说明地面有飞弹!如果那报警板的小荧光屏上出现了亮点,小扬声器里发出了嘀嘀嘀的响声,那就是说地面的飞弹发射来了!要赶快将飞机压大坡度,实行向外侧机动飞行,这样便可以避开飞弹的打击。
  原来座舱上新安装的这两块小板,就是美国人发明的预警装置,又叫第十二系统。这系统是专门用来侦听萨姆-2制导雷达天线的工作频率的。它对地面上别的雷达发射出的电磁波并不反应,可是,只要萨姆-2制导雷达天线的电磁波一照射到飞机上,这警报系统立即反应──红灯亮,警报器发出急促的叫声。
  叶常棣驾着U-2平安无事地飞过了潼关,看来这里并没有共军的飞弹。
  他还是小心谨慎地向北飞,注视着那警报装置。
  他终于平安无事地飞到了额济纳旗,飞到了酒泉,又从酒泉飞到了兰州……
  一路上警报板上的红灯都没亮,扬声器始终保持沉默。
  他又一次平安无事地达到了航线的终点──兰州,又一次平安无事地完成了对大西北原子弹基地的侦察照相任务。
  他让飞机调过头来,沿着陇海铁路线,开始向南飞行。他看看座舱里的时钟,正是上午11点,他盘算着,再有四个小时就回到台湾了!
  他今年在这条航路上已经来回了两趟,这是第三回了。对这条航线上的检查点──铁路、河流、西安、郑州、武汉、长江──他都非常熟悉……
  岳振华赶回营部,一看表,差5分钟就12点了。他肚子饿得咕咕叫,却没工夫吃饭。他急忙把作战班子叫来,三言两语,把练习了上百次的作战预案再重复了一遍,然后各就各位,抓紧温习协同,只等那“黑猫小姐”……
  远方雷达发现早上北去的那架U-2现在又从北方飞回来了。这一回,它不再走衢州那边,却直愣愣朝上饶飞来。
  1990年,当年的集群指挥所司令员蔡永将军写了一篇《上饶伏击战》,对当日指挥作战的情景进行了翔实具体的记述。现抄录其中几节如下:
  13时40分,雷达报出:U-2距上饶500公里。我命令:各营指挥员进入一等。52分,距离350公里时,又命令部队进入一等,兵器装备的伪装暂不去掉。
  为防止敌机发现我制导雷达的信号,根据张伯华同志的建议,56分时,命令各营不要开机检查导 弹的回答信号。
  14时,第三营(弋阳)目标指示雷达发现敌机,接着第四、一、二营也先后发现了目标,04分,我命令:各营解除伪装,立即做好射击准备。11分,当敌机距上饶150公里时,经成副司令员同意,正式向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第二营负责消灭敌机,开天线距离压缩到37公里内。其他各营做好开天线佯动的准备和射击准备。
  第二营在敌机距离90公里时,三发导 弹接电准备;70公里时,营长岳振华根据集群指挥所指挥员的命令向部队下达了射击命令:前置法,导 弹三发,28公里消灭敌机。并令松-9雷达开机。松-9在61公里处发现目标,随即向制导雷达指示了目标,60公里时,接通发射同步,部队紧张而有秩序地把战斗准备情况,不断报到了集群指挥所。
  我们从指挥所标图桌上看到敌机直飞上饶,距离越来越近,大家都流露出欣慰和急切的心情。成副司令员看了看航线后,对我们在场的几位领导同志说:“告诉部队,要沉着,不要紧张。”
  姜还是老的辣。战斗进行到这节骨眼上,最难得、最宝贵的就是指挥员这种老辣的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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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姑娘山
 楼主|心想事成 发表于: 2013-3-23 14:47:22|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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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营这次用了个新办法──用松-9代替制导雷达求测射击诸元,使制导雷达天线的开机距离压缩到了最小的限度之内。松-9本来是高射炮上用作瞄准时求测射击诸元方位、高低、远近角度的炮瞄雷达。岳振华是高射炮团团长出身,他熟悉这个兵器。六七月间他同他的战友们在北京试验“近快战法”时,提出把这种炮瞄雷达技术移植到萨姆-2的制导雷达上来,把原来在120公里打开制导雷达天线捕捉目标求测射击诸元的功能一古脑儿交由松-9来完成,而制导雷达天线开机后就只做“稳定跟踪”和“射击操作”,这样便能够把开真天线的距离压缩××到××公里的最小限度之内了。他们在城固机场试验“近快战法”时,把这个引用松-9新办法反反复复地演练了150次之多,把这个新办法操作得完全娴熟了,才上报到空军机关。刘亚楼和成钧,还有空军作战部、高射炮兵部和空军技术研究部经过严格慎重的检查之后,正式批准在部队使用。
  岳振华接到成钧“要沉着,不要紧张”的命令时,正是紧张得一塌糊涂的时刻。松-9发现目标后,立即向制导雷达指示了目标,制导雷达依次求测了射击诸元。目标飞到60公里时,岳振华已经命令“接通发射架同步”。按照射击程序,下一步便是打开制导雷达天线捕捉目标,然后便是“稳定跟踪”,“发射导 弹”。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松-9突然报告:丢失目标!
  制导雷达失去了松-9的目标指示,已经无法进行“静默跟踪”了,后面那“发射导 弹”的一击,更没有戏啦。咋办?
  如果是另外一位指挥员,他可能命令制导雷达天线开机。如果打开天线发现了目标,不是照样可以发射导 弹嘛!
  如果打开天线被敌人发现了呢?
  不!岳振华不肯走这步棋,不肯走这条冒大风险的路。岳振华记住了刘亚楼6月间在上海对他说的那句话:“打胜了,你负责!打败了,也是你负责!横竖你都对党负责就是咯。”岳振华心上揣着这个底,揣着这颗定心丸,他便什么顾虑都抛个精光,他一门心思要的,只是打下这架U-2。他坚持此时决不打开制导雷达天线,避免暴露自己的目标。他要让那U-2继续陷在第一营(衢州)、三营(弋阳)的雷达电磁波之间,要让那U-2继续处于扑朔迷离之中,继续处在炒豆子的状态之中,他要使刘亚楼和成钧设下的“隐真示假,诱敌深入”的计策一举成功。他果断地命令:“改用513雷达,求测射击诸元。”
  营指挥所作战参谋陈晖亭,一个年轻的上尉,一个机智灵活的小伙子,根据U-2航速推测了敌机应该到达的位置──××公里处。岳振华一看,果断地发出命令:“开天线。”
  制导雷达天线打开了,目标显示车上的三个跟踪显示器却没有发现敌机。
  失败的恶浪,凌空直下,向岳振华扑来。
  从半生征战中磨砺出来的那种处险不惊的沉稳支撑着岳振华,他像个惯于在风浪中搏击的老艄公,沉着脸,眼中射出刀锋似的光芒,目测心算着航路捷径的延长线,在荧光屏上下左右仔仔细细地搜寻着。
  在高低角显示器水平线右下的边沿上,有颗比针头大一点的亮点在晃动。
  “就是它!”岳振华指住这个晃动的亮点猛喝。
  引导技师和操纵员,轻打手轮,以密切的协同动作和熟练的操纵技术,操纵着雷达天线和导 弹发射架同步转向了这个晃动的亮点。
  正在这时,指挥所传来报告:“发现目标,航路捷径5公里!”
  航路捷径5公里──一个比较理想的射击角度啊!
  引导技师和操纵员继续操纵着雷达天线……
  敌机U-2的目标被捕获了!
  于是,他们加快了操纵速度,进行快速引导,快速转入自动跟踪……岳振华从荧光屏上看出,敌机进到了××公里的距离,他猛挥起一个刀砍斧劈的手势……
  顺着这个手势,三发导 弹立即飞向了天空!
  在上饶集群指挥所里。
  成钧、蔡永、韦祖珍、张伯华,每一颗参战人员的心都淹泡在第二营丢失目标的危机困苦里面。
  当第二营指挥所的“上报参谋”从电话中报告“制导雷达天线开机”时,人们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接着大伙又听到一声“发射”的报告,这时,人们透过窗户玻璃,望见一发、两发、三发导 弹拖着长长的火焰,像三条金红色的长龙,从东南方向直冲云霄。
  在东南方向的云霄里,叶常棣驾着U-2在2.05万米的高空飞行。
  他已经望见了大海,望见了海岸线,他正为此行完成任务而高兴,准备让飞机出海下滑。就在这一瞬间,他座舱右侧那块小板的红灯亮了,小小的荧光屏上,正前方出现了一个亮点和一条窄窄的亮线,右边20度处又有一个亮点和亮线出现!他顿然悟出,有两发飞弹已经锁住了他的飞机,紧接着,耳机里响起了嘀嘀嘀的警号,声音很响,很急!
  开始,他犹豫了一下,接着,本能驱使他伸手去转动驾驶仪上的转弯装置,给飞机压了20度的坡度,飞机转弯了。他继续压坡度,飞机转到了30度左右……这时,他只觉脑袋里轰地一下,飞机剧烈地震动起来……
  三发导 弹,间隔6秒,先后飞上了高空。第一发和第三发飞越目标后自毁,第二发在26公里处同叶常棣的飞机遭遇。导 弹破片从机翼根部将飞机拦腰切断,叶常棣被弹射座椅抛出机舱,降落伞自动打开。叶常棣在昏迷状态中,晃晃悠悠地在空中飘落约40秒钟,最后降落在距飞机残骸约两公里的大树上。
  正在田间劳动的一群民兵围拥上来,抓获了叶常棣……
  空军高射炮兵部处长文绶上校,一得到第二营打胜仗的消息,立刻带领参谋田在津赶去上饶。
  在上饶城东北27公里远近的地方,散布着U-2的残骸。飞机已四分五裂,机身和机尾断成了两截,机翼尾翼也各散一方,轮胎、仪表、电线……散的到处都是。民兵在山冈、田野、大路口上站岗放哨,看守着飞机残骸,保护现场。从远近四面八方跑来看热闹的人群围成了一个圈。
  文绶和田在津好不容易才找着了飞机的座舱。他们进座舱一看,幸好,仪表板、驾驶仪都还算完整。他们趴到了飞机腹底去看去摸,在本来光秃秃的地方,却摸出来一个小金属盒子。金属盒有香烟盒大小,盒里装着一部小巧玲珑的电器,新装的导线,新铆的螺丝钉,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是新近才安上的一部电子装置。文绶、田在津都是搞电子的行家,他们边看边猜这小小的金属盒,大约就是3?28战斗后文绶猜测过的“能发现我导 弹的那个玩意儿”。
  为了保密,为了不让叶常棣摸到我们的底细,他们没有去问叶常棣,只把这玩意儿捧着含着似的带回了北京。经过专家们的鉴定,终于弄清楚这玩意儿名叫预警装置,美国佬叫它第十二系统,是在第六系统后新增加的一个电子系统。
  第十二系统有视觉和听觉两方面的告警装置:视觉系统,通过红绿灯和显示仪来实现。只要被我制导雷达天线照射,在飞机距离导 弹阵地60公里之外,绿灯亮,告诉飞行员,你已被飞弹跟踪;在飞机距我导 弹阵地60公里以内,红灯亮,告诉飞行员,危险,赶快机动摆脱。显示器只有小圆镜那么大,中心辐射一条亮线,亮线指的方向就是地空导 弹阵地的方向。听觉告警,通过耳机实现。距离60公里外是低频的钝响,距离60公里以内是高频的尖叫。
  第十二系统有一个电子通道,只有当萨姆-2制导雷达射频频率、脉冲重复频率和天线扫描频率三个特征信号一起通过电子通道,它便确定是萨姆-2制导雷达,它便发出告警信号。岳振华他们用松-9代替制导雷达天线照射跟踪求测射击诸元,U-2毫无反应,缘故就在这里。
  显然,这是南昌战斗后,美国佬使出的一个新招。正是这个预警装置使我们的地空导 弹部队接二连三失去战机,使我们三个营在渭河滩里空守了三个月,最后还让U-2逛了花园。就是这个玩意儿,困扰得空军机关和部队多少人闹失眠闹头痛,苦苦摸索了大半年!这玩意儿困扰了地空导 弹部队大半年,却迫使空军创造出了个“近快战法”。这也叫祸福相倚,失败是成功之母吧。
  第二营的胜利消息传到了总参谋部,聂荣臻元帅发话:“这次作战是战术、技术相结合的,要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把敌机那一套照相搞出来,看看是怎样搞的,有没有看到那一套东西。”
  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提出了要求:“U-2到二十基地活动这么长的时间,一定照了相,所以要特别保存好胶卷。有关二十基地的一段,弄好后交科委,由他们负责研究,看看到底照了什么东西,伪装是否发现,敌机的照相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两位孵化原子弹的首脑,都在千万里之外殷切关注着同一个问题。
  张爱萍要看的胶卷,冲洗、放大、拼接整理出来之后,很快被送到了国防科委。二十基地在美国高空摄像机里是副啥模样,可谓一目了然。“肺腑而能语,医生色如土。”这个能言的肺腑,当然令二十基地的同志们看得惊心,同时也使他们在基地建筑外面的伪装受到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让他们彻底看清楚了:哪些伪装是成功的,哪些地方还要改进,怎样做才能使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得到一个完全满意的假目标。
  刘亚楼和成钧亲自抓“近快战法”的总结,落实聂荣臻元帅“好好总结一下经验”的指示。
  机关人员在总结这次“近快战法”的经验时查出,从岳振华定下射击决心到发射导 弹,前后共约3分11秒,从制导雷达开机到发射导 弹,只花了6秒钟时间。这就是后来在导 弹部队中广为流传的佳话“关键的3分钟,过硬的6秒钟”。这就是当年“近快战法”的精髓。33年后岳振华谈起“过硬的6秒钟”如是说,当年射击决心(口令)的三句话15个字,喊出来要四五秒,为了解决“过硬的6秒钟”,他当时只打手势,给眼神,不说话。
  这是一种高度娴熟了的协同动作!只有当一个作战集体在关键性动作的协同上,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达到了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程度,像钢琴家的演奏进入了心醉神迷的意境那样,才会有这等妙不可言的佳作。
  祝捷大会后,刘亚楼从上饶返回北京。在飞机上,空军作战部将他们拟就的一份《上饶战斗获得胜利的情况报告》草稿送到刘亚楼面前,让他审查、修改,定稿后上报。这一天,刘亚楼同许世友、方志纯等一干人开怀痛饮了一场。上了飞机,那亢奋、激情和豪兴还分明留在他的眼睛里和脸颊上。当他把这份报告捏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后,就拈起他用惯了的那支粗硬的红蓝铅笔,大删大改了一番。他的硬笔书法不佳,字迹又粗又大又乱,几张稿纸被他划得花里胡哨。到后来,他文思泉涌,就拿过秘书递上的白纸,酣畅淋漓地“划”了个痛快。
  多年跟随刘亚楼左右搞文件的几个同志背后议论,刘亚楼亲笔写的文章“不怎的”,他改的文稿却有许多是堪称佳作的,像下面摘引的几段,就是他在飞机上的神来之笔:
  ……五四三部队实施机动作战,开始于1962年6月,起初是以营为单位,单独设伏,今年3月28日和6月6日(兰州)虽然两次都押准了航线,而敌机又都在我开制导雷达以后,进入我有效发射距离之前机动摆脱了。因而判断敌机可能装有收听我制导雷达信号的装置……这就使得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从敌机有这种装备出发做准备。为了对付敌机的机动摆脱,从今年七八月开始采取了几个营集团部署的作战方法,但开始还只能是把几个营部署在一起,尚未形成完整的统一指挥体系,像主攻佯攻相结合等一套打法。今年9月25日敌U-2在西安我三个营设伏阵地上钻空子,才又进一步研究了在这次战斗中使用的组成作战集团的方法,即建立统一的集群指挥所,确定了四个营统一的作战方案,制定了各营相互配合,主攻与佯攻相结合,以及用松-9雷达代替制导雷达求射击诸元,把制导雷达的开机距离压缩到最小限度等作战方法……
  为了使敌机在发现制导雷达后难以机动摆脱,就必须压缩我制导雷达开机距离,而压缩了开机距离就意味着减少了开机后的操作时间,这就必须打破过去的一套操作程序,采取新的打法,并落实到练出一套近距离快速动作上来……这一套动作最过硬的阶段:是从距离敌36到38公里的范围内允许操纵的时间上只有8秒钟,就是说要在敌人飞行两公里距离内,8秒钟时间解决问题。
  可以这样来概括我军五四三部队作战方法大体发展过程:1959年北京附近的战斗是完全按照苏联人教的方法和苏军的作战规则打的,1962年的南昌战斗是一半一半(一部分方法仍是按照苏联的,另一部分方法则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这次战斗可以说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打的。为了实现这种打法,导 弹和雷达的性能都已经达到了最低的边缘,允许操作的时间也达到了最小限度,这一切,都再次生动地证明,只要充分发挥人的因素作用,则无论情况再复杂艰难,敌人再狡猾阴险,都一定能对付,都一定能取得胜利。
  《上饶战斗获得胜利的情况报告》上送总参谋部作战部一个月后,军委办公厅保密局将一只特大牛皮纸信封装着这份《上饶战斗获得胜利的情况报告》寄回了空军“刘亚楼同志亲收”。刘亚楼拆开一看,《上饶战斗获得胜利的情况报告》扉页上赫然写着几个潇洒的毛笔字:很好。毛泽东×月×日。
  刘亚楼把空军导 弹兵作战方法发展的三部曲奏进了中南海,奏到了毛泽东面前,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
  原先准备卖的一剂后悔药,最后竟演变成了胜利的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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