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前疑心重重的林彪机组人员

本文摘自：《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9·13事件》
⊙ 作者：康庭梓 出版社：中国青年版社

　　导语：世界航空史上少有一架专机的机组有走有留。更为奇特的是，林彪专机的航迹竟然偏移到蒙古的温都尔汗！身为林彪专机第二副驾驶员，“九一三”事件的亲历者，本书作者首次还原了林彪专机的全部活动过程，同时真实披……
　　“九一三”事件爆发前的平静潘景寅下达任务之后，正好是周六，我被三大队确定为任务值班机组成员之一留在部队。也许大队领导已经从潘景寅那里知道我属于任务待命，反正也不能回家，所以，就把我安排成假日任务值班机组。因为不能像别的同事一样回到自己的家里同分别一周后的家人团聚，晚饭后，我像平时参与任务值班一样，到大队值班室给北京市区的家里打电话。
　　由于我平时不能回家，节假日也很少休息，妻子带着不满两周岁的儿子住在她母亲家里。岳父远在河北省承德地区工作，平时家里还有妻子的一个未结婚的弟弟，这样，他们四口勉强住在只有一间半的平房里。街道少有的公用电话也是装在住户的家里，最近的电话离岳母家也有百十米远，好在街坊邻居住着，时间长了也都认识，跑上几十米送个电话还能接受。
　　是我妻子带着儿子接的电话，我告诉她因为任务值班就不回去了。这样的电话在一年之中不知道要打多少次，任务值班的时候，还有机会往家里打个电话，有更多的时候是在执行任务之中，根本没有办法同家里联系。遇到这种情况，她多是凭自己的经验判断，知道我一定是出差了，不能告诉家人。如果出差时间过长，她就会主动给单位打电话，问明白就放心了。还有另一个获得信息的渠道，那就是我们当初恋爱结婚的介绍人，男方就是我飞伊尔18飞机时的飞行员，他的妻子与我妻子同在一个工厂当工人。同在一团飞行，虽然所飞的机型不一样，出差到什么地方不一定知道，但总可以把出差的信息带到我妻子那里，以消除她对亲人的惦念。
　　电话中，妻子还让不懂事的儿子同我讲话，儿子除了在电话中叫上几句“爸爸”之外，还不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这次电话之后，在儿子那肤浅的记忆中，爸爸的形象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慢慢地淡忘了。后来懂事之后，他是从别人家都有爸爸的事实中才知道自己也应该有爸爸的，我妻子面对儿子无数次的提问，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9月12日是星期日，一睁开眼睛就感到了周日休息的气氛。因为，不像平时那样，一大早听到部队起床的号音，就得动作迅速地穿好军装，中队除了留下整理卫生的人员之外，都要到楼下指定的地点集合，以大队为单位，排列成整齐的队伍，到大操场上进行队列操练。由于常年如此，同志们都习惯了这个叫“出早操”的军营生活。虽然，飞行员们因执行任务的需要走的走，回的回，像蜜蜂一样忙个不停，但是，只要回到营房里，就会很自然地跟上部队的生活步伐。部队严格的制式训练，不仅培养了军人整齐划一的生活作风，也锻炼了一名军人应具备的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基本素质，没有平时的刻苦训练，就没有执行任务中的高标准与严要求。
　　不过，在专机部队“出早操”的队列中，在外人看来，会出现两种奇特的现象：一是队列中的军人不仅老少相差较大，而且体形胖瘦各异。这是因为飞行员们无论年龄大小，一律吃住在营房，过着同一种生活。难怪队列中在“向右看齐”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是向排头兵的胸部看齐，还是以肚子为准呀？另一种现象就是在统一着军装的队列中却出现几个穿着飞行工作服的人混在其中。部队规定，凡是各大队参加任务值班的机组人员，从早到晚一律穿飞行工作服，处于24小时的待命状态。专机部队以执行空运专机任务为己任，出早操时也不能忽视有派遣紧急任务的可能。
　　在去空勤食堂吃早饭的路上，我抬头习惯性地观察一下天气。北京的9月正是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季节，对飞行员来说，是个非常适合飞行的日子。遇到蓝天白云风和日丽的日子，心情也舒畅了。
　　空勤食堂在三大队南边约150米的位置，是西郊机场唯一的空勤人员就餐的地方，一团及师部所有空勤人员一日三餐都在这里吃。三大队小楼西边有一条马路直通空勤灶的前门，平时一到吃饭时间，三路人马经常在这里相会。到食堂门口，也要按一路纵队陆续进入食堂，到里面之后，想坐在哪一张桌子上就餐就不加限制了。因此，这里正是关系较好的飞行员们边吃饭边扎堆聊天的好地方，所以，食堂里总是人声鼎沸，没有安静的时候。出差执行任务或飞行训练的机组，只要时间允许，还从食堂带一些飞行员们爱吃的面包加火腿，空中飞行时放在飞机服务舱烤箱里，经加工之后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因为，空中长时间飞行经常有不能按时吃饭的时候。
　　因为是星期日，集体活动没有了，几个担任任务值班的“散兵游勇”就可以自己走到食堂就餐。我抄近路从三大队楼门正对的小路往南走，在我的右边是一片平房，接近食堂的平房是以“工”字形的样子组合的。据说，就在“工”字房的中间，有一处是属于林彪儿子林立果的黑据点。虽然，平时经常从这里经过，但飞行员们谁也不知道这里还有个秘密所在，只是偶尔发现有小轿车在营房的马路上行驶。
　　上午，我把用了一个夏天的毛巾被洗好，并用当飞行学员时发的背包带拴在楼下马路边的杨树上晾晒。此时，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地勤小伙子们在楼前靠近那棵柳树边的排球场上打排球，一看就知道他们同我一样，都是参与任务值班的人们。然后，我又将放在楼下的自行车仔细地擦干净，这是我回家休息时唯一的交通工具，从机场到市里的和平门，跑单程也要一个多小时。结婚以后，妻子在城里的商店排了一天的队才买到一辆永久牌二八男车，只要有时间，我都会把车子保养得干干净净。我像平时一样把车子锁好，将自行车钥匙顺便装在飞行工作服的上衣口袋里。吃中午饭的路上，我注意到有三三两两的人们在院内走动──西郊机场的军营里呈现着正常休息日既不紧张又不冷清的气氛。
　　下午，在比平时安静许多的空勤人员宿舍里，我用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学习飞行专业的英文单词和飞行员空中英语对话的知识，这是我自改飞三叉戟飞机以来养成的习惯。大量的三叉戟飞机资料也都是英文原版的，在飞行员的手里还没有现成的三叉戟中文资料。实际上，仅仅能够看懂刻印在飞机上少数英文单词的缩写对一个飞行员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尽快弄懂三叉戟飞机的基本性能及《飞行手册》上的基本内容，我不得不重新捡回以前学过的那点英文知识，采取急用先学的办法，首先掌握有关飞机与飞行方面的常用词汇，然后连蒙带猜地去阅读原文，虽然不能准确地把原文读出来，但起码能够弄懂其中的意思，依靠广州改装时从巴方教员那里学来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掌握飞机的操纵性能，关键在于按照《飞行手册》上规定的操纵方法与数据严格进行，不能有半点含糊。所以，从巴基斯坦飞行教员那里口头学来的知识只能解决把飞机飞起来再落下来的眼前问题，真正从飞行理论入手，全面把握一个机种的飞行性能，不仅是保证专机飞行安全的需要，也是飞行员航空驾驶专业基础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三叉戟飞行中队的五名飞行员中，就算我这个高中毕业生文化程度最高了，自己又是中队长，在通过学习全面掌握三叉戟飞机的性能问题上，确有一定的压力。

　　学习之余，没有忘记自己的业余爱好，信手拿起身边的二胡拉了起来，歌剧《红珊瑚》《洪湖赤卫队》《江姐》《红霞》等乐曲以及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歌曲都是自己经常自我欣赏的曲目。自己的这点文艺爱好从初中开始就伴随着我走过了近20个年头，由于没有专门拜师，虽然时间不短，水平一直没有多大进展。不过，就当时那两下子参加一团的业余文艺演出还是合格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大张旗鼓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日子里，一团同样组织一个没有女演员的光棍演出队，奔赴京东的通县（现在是通州）农村的部分人民公社进行巡回演出，在那个文艺生活极端贫乏的年代，我们这些男兵们的演出同样也博得了农民的喝彩。在农村的巡回演出中，我这个对农村已经感到生疏的飞行员，换换环境，确实受益匪浅。能把《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连说带唱还能配上舞蹈，从头演到尾的节目也能得到农村社员们的赞赏。在执行运送各地造反派头头到北京办学习班的任务中，有时也要把二胡带上，通过客舱送话器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这叫作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工作带到了空中，为那个时代总结政治工作时增加一项新鲜内容。在如此浮躁的岁月里，我知道自己所从事的飞行工作的严肃性，在我手拿二胡离开机场认真完成这个政治宣传任务的同时，一点也没有放松对飞行技术的钻研。我心里有一杆秤，孰轻孰重自己心里明白，空中飞行可不像拉二胡那样轻松与潇洒，思想上不能带有任何一点浮躁的情绪，飞行事业面前，任何离开诚实和科学态度的人们，迟早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一团有些人看到我演奏二胡时那种全身心地投入的样子，联系到平时给人们带来的却是少言寡语、性格沉稳的印象，感到我这个人有点奇怪。有的同志直接问我：“你看起来根本不像有文艺细胞的人，可是拉起二胡来还真有点表现能力。”这大概就是我的性格，一个形于外的表现与形于内的隐含不太统一的人，一个活而不跃的飞行员。
　　曲终兴尽之后，我想起了一件事情──三叉戟中队一位年轻的领航员并没有参加任务值班，为什么没有进城搞对象呢？我知道他们这些领航员及通信员都处在谈恋爱的年龄，我既是他们的中队长，也是他们的老大哥，关心一下弟兄们的终身大事也不算是分外的事情。中队的空勤人员只有十几个人，就像一个家庭，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可以增进彼此的团结与友谊，于公于私都是有益处的。
　　这位领航员也是我的河南老乡，他在恋爱的进程上有些不顺利，我们彼此交一交心，谈谈看法，必要的时候，我这个当大哥的出面做一些工作，也许会解决问题。我的帮助为这个小老乡的婚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夫妻双双就职于南方航空公司，夫唱妇随，举案齐眉。小老乡并由领航员改为飞行员，驾驶着波音757、767客机在国内外航线飞行。
　　时钟指向18点整，我像往常一样步行到空勤食堂吃晚饭。在路上，我低头看一眼穿在身上的工作服，想到这个星期日的任务值班就要过去了，一般在这个时候很少有紧急任务出现，于是，从心理上有一种自我放松意识。虽然没有回家，也完成了洗毛巾被等许多事情，感到了生活中的充实。在工作与家庭、工作与个人利益方面，首先从思想上把自己圈定在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的高度上，身为军人、飞行员，早已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不仅我个人是这样想的，我周围的同事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当我再次从“工”字房旁边经过的时候，竟没有向那里多看一眼。
　　空勤人员的伙食水平比较高，当时为每月70元，相当于我这个21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由于空勤人员吃饭实行供给制，从生活水平上衡量，空勤人员的待遇要高出相当于一般行政干部每月十几元的伙食费。如果拿空勤灶与自己老家的生活比较，更是有天壤之别，似乎每天都在过年。只是我的消化系统天生没有这个福分，面对丰盛的一日三餐，我1.75米的个头，体重还不足130斤。当晚和我同桌吃饭的是三叉戟中队一名年轻的领航员，晚饭是蒸饺和鸡蛋汤，还有一些小菜及糖果。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着其他的话题，除了机场范围内有家的空勤人员可以晚一些归队之外，按规定其他人员一律要在晚饭之前赶回营房，所以，食堂里仍像平时一样热闹。
　　紧急任务
　　我在空勤食堂刚刚开始用餐，就听到三大队值班员站在食堂门口大声叫着我的名字，用命令的口气喊：“有紧急任务，马上跑步到团会议室！”
　　通知就是命令。我像以往接到紧急任务时一样，扔下饭碗，对同桌的那位领航员说：“你帮我将这些饭菜处理掉！”然后，朝着食堂门口快步走过去，出食堂后跑步行动。在食堂通往三大队小楼的路上，从远处就发现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地勤人员正从三大队往通向机场的方向跑动。虽然看不清是谁，但可以断定，地勤任务值班的同志已经在接到紧急任务之后抢先行动了。他们的行动方向就是离开营房，一直向西穿过跑道，奔向位于机场跑道西侧的三叉戟停机坪。
　　当我跑到马路向三大队方向延伸的拐弯处，大队的二层小楼映入我的视线范围时，大队门口那棵柳树垂下的柳丝旁边站着潘景寅和机械师两个人，近1.8米的潘景寅与不到1.7米的李平在个头上形成鲜明的对比，李平抬头看着潘景寅，认真听他交代着什么，李平边点头边转身，看出他也是向机场跑步的过程中接受领导指示的。
　　当李平离开潘景寅奔向机场时，看到我之后稍微放慢了步子，并主动迎上前来对我说：“潘景寅交代要把飞机的油量加到16吨！”他为了抓紧时间奔向机场，竟连“潘副政委”的全称都给省略了。
　　“什么？16吨？”既是惊讶，又是反问。李平顾不上我的反应，径直向机场跑去，等我转身准备进一步问他时，看到的只是李平那短小精干身躯的背影。
　　“加那么多的油干什么？不就是到山海关接首长回北京参加国庆节庆典吗？北京到山海关只有300公里距离，有10吨油就可以了，习惯上将油加到12吨足矣，16吨油是平时飞往广州的油量。难道首长暂时不回北京，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吗？……”我边跑边想。16吨油的信息像一块石头丢进平静的湖面，立刻激起我思维的波澜，脑子里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出现。在一个星期内两次下达任务，虽然，哪一级领导都没有明确指出是副统帅要坐256号专机从北戴河回北京，但是，就像三叉戟飞机要代替“子爵”号执行林彪的专机任务一样，国庆节前接首长回北京的事情也已经是专机师领导与一团飞行员们心照不宣的事情，而且，每年的这个时候执行这样的任务在专机师已经形成规律。急忙赶回大队准备东西的行动并没有影响我对一连串问题的思考，凭一个驾驶员对飞行安全的敏感与经验，任何一点异常因素都不会轻易放过。
　　在重要的专机任务面前，对多加油问题思考的结果是，很可能还要飞往别的地方，也许不能马上回北京，说不定还会像“子爵”号飞机那样，有时在林彪驻地附近的机场值班（林彪有时在江苏苏州休息时，“子爵”飞机曾在无锡机场长期值班）。如果这样，三两天是回不来的，所以，必须多带一些随身用品。这就是我的结论，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我进入三大队楼门的时候，刚才站在这里向李平交代事情的潘景寅已没有了踪影。我跑步登上二楼，先到大队航行资料室取出航行包，紧接着跑回宿舍，把牙具、毛巾、背心、裤头及一条秋裤，装在平时短时间出差用的一个棕色的小提包里，用最快的动作脱掉脚上的凉鞋，换上皮鞋（规定飞行员驾驶飞机时必须穿皮鞋，否则将不能有效使用脚踏刹车），头也不回地冲下楼去，真的没有再回头看上一眼。没想到这一脚踏出宿舍的门槛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的机会了。
　　三大队小楼的前后门是相通的，当我从北门出去直奔一团部的时候，在干部食堂的旁边碰到从家里赶回来的领航员老李，看他急急忙忙的样子，也一定是接到通知就骑自行车回来了，因为他的家就在机场内，节假日任务值班时可以住在家里。情急之中没有顾上说别的，不过我还是把潘景寅要加16吨油的信息告诉了他，并按照我个人的想法提醒他带上牙具等。我看他听到要加16吨油的信息之后，脸上也出现惊讶的表情，紧皱眉头，按他的习惯连续快速眨了几下眼睛，没有说什么，就快速上楼去了。
　　在团部门口，一位由我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升为参谋的同志说：“不在团会议室，是在团首长办公室。”看来，她一定知道任务机组中已经有人先到了，我想，我的动作已经够迅速了，有的人动作比我还要快。
　　已经在团首长办公室等候的有机组第一副驾驶员、团部副参谋长陈联炳，一团政治委员，一团代理团长，机组通信员、团部通信副主任老陈，他们都是接到或听到有紧急任务的情况后从家里赶到这里来的。
　　这时，我发现领航员老李的手里只提着一个航行包，不过，他稍微犹豫之后，看到机组没有马上去机场的样子，就将航行包递到我手里，说：“你帮我拿一下，我回去把牙具拿来。”看来，他对16吨油的事情，考虑的结果和我是一样的，只是考虑的过程比我长一些罢了。
　　代理团长说：“我在家里正吃饭，看到有紧急任务的样子，撂下饭碗主动跑来了。”因为一团的团长奉命到苏联学习驾驶伊尔62型飞机去了，时间比较长，专机师的领导决定由副团长代理一团团长职务。像这样重要的专机任务，一团的军政一把手理应到场。到目前为止，机组中就缺机长潘景寅了，他不来，等在这里的人们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通常是机组到齐之后，由主管领导简单讲话，然后到调度室、气象台办理飞行手续。如果情况紧急就直奔机场停机坪，做好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随时待命起飞。由于这次专机任务的机长是师的领导干部，飞行团的领导只有做好飞机及人员的保障工作，其他重要决策要等潘景寅来到之后才能决定。
　　此时，潘景寅从外面走进办公室，身穿飞行员夏季布工作服，好像刚理完头发的样子，留着寸头显得很精神，腋下夹着咖啡色皮制简易航行资料包，一进门就向大家说：“你们先到外场值班室要个车等着，我随后就到。”边说边朝桌上的电话走去。
　　因为我对加16吨油的事情总是念念不忘，所以，利用飞行员对飞机外部进行全面检查的机会，把这个信息又告诉了第一副驾驶陈联炳，同时，还把我9月7日用252飞机送林立衡到山海关，发现山海关机场跑道不平，带着多余的油量对飞机落地不利的想法，一股脑儿全向陈联炳说了出来。陈联炳听罢，其反应比我更加强烈，他根本不去判断多加油有到外地暂时不回北京的可能，只是一味地认为300公里的航程，加这么多油太没有必要。
　　此时，油车的发动机声已经停止，说明油料已经加完，我和陈联炳同时看到机械师李平朝飞机下面的潘景寅走去，我和陈联炳也跟了过去。只听李平报告说：“潘副政委，油车内的油料全部加完了，现在飞机上的油量不够16吨，还差1吨，要不要再叫一辆油车？”
　　“有15吨油足够了，加那么多油干什么？”还没等潘景寅回答李平的问话，陈联炳抢先一步发言，表示了他对多加油的看法。陈联炳是个快言快语的人，再说，陈联炳与潘景寅在航校都是同一期学员，在潘景寅面前说起话来比我随便一些。
　　潘景寅在一旁看了陈联炳一眼，欲言又止。少顷，潘景寅发现李平有些犹豫的样子，就对李平说：“算了，别叫油车了。”虽然陈联炳制止李平继续加油，可是李平在没有得到潘景寅的认可之前，心里还是不踏实。既然潘景寅个别交代李平加16吨油，肯定有潘景寅的道理，只是不愿意说出来罢了，如今，潘景寅看到陈联炳为16吨油的事反应如此强烈，也就没有坚持自己的决定。再说，15吨油飞山海关绰绰有余，如果为1吨油再叫一部油车的话，问题就复杂了。如果因油的问题引起机组人员的注意与联系到航线的询问，就不值得了。潘景寅关于油量问题的最后决定，符合潘景寅的个性特征，因为，他基本上是属于内向型性格的人。
　　机组服务员小魏连同所有的服务用品被一辆汽车送到256号专机的下面。平时起飞前的准备中，服务用品大都是从候机室门前装上飞机的，这次一方面可能是为了保密，没必要在候机楼前的大停机坪上兴师动众；另一方面是到山海关接首长，调专机起飞前的一切可以从简──这是我的想法。
　　接近19点钟，天已经逐渐暗了下来，站在飞机的下面，隔着机身两侧的椭圆形小窗，可以看到飞机内的灯光，这是邰起良在利用地面电源检查客舱各种灯光设备时发出的亮光。这时，我看到他从飞机上下来，向着不远处的“子爵”号飞机停机坪跑去。我正在为此事纳闷，不知道他忘记了什么东西，竟如此紧张地跑回去取的时候，不久，发现他又出现在256号专机的旁边，气喘吁吁地说：“幸好我及时发现客舱小桌子上的台灯坏了，赶快跑到‘子爵’号飞机上，把那里的灯泡换了过来，否则，又该挨批评了！”边说边展示出机务人员发现与排除飞机故障后那种既侥幸而又满足的表情。因为谁也不愿意在重要专机任务面前出现任何一点纰漏，高度的工作责任感使每一个空地勤人员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小心谨慎地工作着。
　　天真正地黑下来了，飞机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可是还不见乘坐飞机者到来，“紧急任务”变得一点都不紧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