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孔子的政治理想

再说孔子的政治理想
　　──薛涌《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读后感

随着孔子的光环层层被剥，他光鲜的圣人外衣也在不断褪色，掉下腐渣。但有些学者就是不甘心孔子的真相如此一览无余，而总是要吹捧、拨高。如薛涌先生在《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载《南方周末》2008年1月10日）中认为：在孔子以后，“中华民族”的“生命共同体”死了。在我们的文化里，再没有力量可以制约专制君主的权力。即在孔子之后抛弃了孔子“基层自治”（或“社区自治”）的政治理想，所以，中国文化失败了。

我们知道，“基层自治”（或“社区自治”）是西方古今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在西方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它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环节，或者基础，但却不是它的全部内容。薛先生认为，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让上千个小国，也就是基层社会共同体在礼的秩序下自立。”“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说，孔子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就是一千左右到几千人小社区的自治。”这样的“微言大义”的确是一大创新和突破。但我们要讨论的是，孔子的政治理想究竟是“社区自治”，还是薛先生在用“社区自治”这个西方文化的箩筐在“套装”孔子的“陈芝麻烂谷子”？

孔子的先世是商汤的后代，其祖上是宋国的贵族，到了他这一代，已是一介布衣，纯粹的出身贫贱，仅仅是血统高贵而已。他们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礼崩乐坏的结果。从《论语》等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政治理想：君主至德至仁，臣僚至忠至诚，老百姓至礼至义。整个社会，等级分明，各司其职，各守其礼（道德、法律的规范），秩序井然。君主以德治国，臣僚为君尽忠，老百姓“N荣N耻”，贵族的地位世袭不绝。同时，君主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给底层社会的优秀分子（就是有能力、且有可能挑战统治秩序的人）留下一条上升的通道（实质上就是招安），使这些人能够步入到统治阶层和贵族的行列，避免社会上知识型领袖人物的产生，确保政治秩序和社会的稳定。可见，孔子所谓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虽然是主张、盼望恢复没落贵族政治社会地位，让这些贵族拥有自己的“小地盘”（社区），但这与“基层自治”或“社区自治”却有着天壤之别。
孔子之所以做梦都在想着要恢复“周礼”，是出于对它等级制度的推崇，其本质是要维护贵族的永久利益（今天给名人之后安排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之类，就是这种遗风），而并不是出于对诸候（贵族）享有“本社区”自治权的肯定。孔子对逾越“礼”的言行，“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他维护等级制度的坚定决心。孔子曾对别人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表示“然哉然哉”，正是他对自己贵族身世的怀念和对现实中一介平民身份的悲叹与无奈。只有透过这些，我们才能搞清楚孔子的政治理想究竟是不是“社区自治”。

做官食禄是孔子的人生目标，其它营生，统统不干。孔子说，社会稳定，就要出来做官，否则就是耻辱；社会动荡，就要躲藏，如果出来做官，也是耻辱。孔子玩的就是这一套。后世儒生则把这种选择，称为“担当”。捞尽了好处，还恬不知耻地声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求富贵闻达，名利双收，这样的儒学价值观在儒学被“独尊”之后，无异于将腐烂的基因楔入了中华文化的核心，这个基因就是抛弃正义和社会责任，而只管自己的名利。儒学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方向，以德治国的乌托邦麻醉了中国的现实和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平等争鸣，但当儒家得势之后，这种“和谐”的局面就成为了历史，这不仅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而是在孔子诛杀少正卯时就端倪已现。可以说，儒家从孔子就已开始走上了自我“尊大”和堕落的道路。

以孔子为标志的儒学是中国文化失败的真正原因。但薛先生说，中国文化之所以失败，恰恰在于中国文化背离了孔子“社区自治”的政治理想。薛先生的高论，让人想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因最高领导人的“英明决策”错误，而导致经济社会出现重大问题的那段历史，当时就有人说，出现这样重大的问题，正是我们没有贯彻执行好“英明决策”的结果。面对薛先生的高论，我们尊重这样的学术争鸣，但我们却同样表达自己的看法。因为，我们清醒地看到：历史无法避免悲剧，就在于历史总会重复。

儒家学说奴化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使得中国人自小就认为：孔子尿布里渗出的也是文化的精髓。
文化的成败，在于它塑造的政治文明。
（2008年１月３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