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综述

源自：中国蒙古学信息网  : 孟根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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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基本情况
　　在蒙古国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的倡议与大力支持下，以“蒙古学研究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于2016年8月15日至18日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召开。来自世界29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多位蒙古学学者应邀出席本次会议，提交学术论文400余篇。
　　本次会议由国际蒙古学协会发起，蒙古国科学院、蒙古学研究国家委员会、蒙古国教育文化与科技部以及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国教育大学、蒙古国科技大学和蒙古国艺术与文化大学等高等院校共同主办，白鹰控股有限公司与草原贵族基金会协办。
　　1959年，14个国家的34位蒙古学学者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蒙古语言文字会议，而此次会议被公认为是首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此后，国际蒙古学协会成立并举办了57次蒙古学相关会议，同时规定每5年举办一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本次会议为第十一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
　　二、开幕式及主旨发言
　　8月15日，第十一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开幕式在蒙古国国家宫隆重举行。开幕式由蒙古学研究国家委员会秘书长D·扎雅巴特尔主持，国际蒙古学协会秘书长D·特穆尔陶高致辞。
　　开幕式上，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蒙古国总理兼蒙古学研究国家委员会主席J·额尔登巴图、蒙古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D·热格德勒分别发表讲话，随后宣读了国际蒙古学协会主席克劳斯·萨嘎斯特（Klaus Sagaster）发来的贺词。
　　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在讲话中指出，蒙古国已于今年7月成功召开第十一届欧亚峰会，8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夏季奥运会火热进行之时，在此将举办国际蒙古学学者的奥运会──第十一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
　　额勒贝格道尔吉总统表示，自从1959年举办第一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国际蒙古语言文字会议）已过半个世纪。今天参会的这一代蒙古学学者踏着老一辈蒙古学家──宾巴·仁钦、策·达木丁苏伦、英国学者鲍登（Dr.Charles Bawden）、日本学者小泽重男（Prof.Shigeo Ozawa）、芬兰学者阿尔托（Dr.P.Alto）、俄罗斯学者G·桑杰耶夫（Dr.Garma Sanjeev）和印度学者维拉（Dr.Raghu Vira）等大师的足迹在此相聚。
　　额勒贝格道尔吉总统在讲话中介绍说，为促进蒙古语言、文字、文化和历史研究，蒙古国已启动并实施了多项项目。比如，在2011年举办的第十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上创建了“蒙古学研究基金”。蒙古国总理J· 额尔登巴图亲自担任此基金会的主席，为培养世界各地蒙古学学者提供资金支持和帮助。与此同时，“蒙古学研究国家委员会”成立，为蒙古学学者提供共享信息的平台。
　　为更好地传承历史与文化，蒙古国于2010年颁布国家155号法令要求在官方文件中开始恢复使用传统蒙古文。蒙古国教育文化与科技部发起的另一个具体项目为在线蒙古语大辞典，任何对蒙古语言文字感兴趣的人皆可下载使用。蒙古国还颁布法令制定圣祖成吉思汗诞生日为法定假日，并规定为蒙古民族自豪日。另外，蒙古国圣山不儿罕合勒敦也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
　　他指出，虽然已有多项蒙古学相关研究成果，但是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今年，蒙古国政府与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国科学院深度合作，开展研究伊尔汗国历史、《蒙古秘史》、古代蒙古历史、阿尔泰山脉颂歌、蒙古民族乐器潮尔，以及编写在线蒙古学百科全书等多个项目。蒙古国政府将全力支持蒙古学基金会、蒙古学研究国家委员会、国家语言政策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开展蒙古学研究各项活动。他还强调，应注重年轻一代蒙古学学者的培养工作，同时杜绝蒙古学领域内部的学派纷争。额勒贝格道尔吉总统提议蒙古国国立大学开设语言文化课程，并在不久的将来建立一所蒙古学大学。
　　蒙古国总理J·额尔登巴图代表蒙古国政府及蒙古学研究国家委员会发表讲话。他指出，蒙古学学者是向世界展现蒙古国、蒙古民族的相关研究及理论的贡献者，也是蒙古国、蒙古民族的文化使者。随着蒙古学研究中心及蒙古学学者队伍的发展壮大，相信世界各地人民能够更具体、准确地了解蒙古国及蒙古民族。J·额尔登巴图表示，蒙古国政府将组织收集国外蒙古学相关的珍稀档案和资料，并与世界各地蒙古学学者和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研究。
　　在本次会议期间，根据蒙古国总统法令，额勒贝格道尔吉总统亲自授予22位蒙古学学者国家高级专家称号、勋章和奖章，嘉奖他们在推广蒙古国及蒙古学研究事业中做出的杰出贡献。中国有两位蒙古学学者获此殊荣，他们分别是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者确精扎布和那顺乌日图教授。
　　本次会议开幕式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艾特伍德（Christopher P.Atwood）教授以“《蒙古秘史》是怎么成书的”为题目作了主旨发言。艾特伍德教授引用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Rashīd al-Dīn）的话解释道，历史有别于史诗和小说，历史书写者并未亲眼目睹他所撰写的事实，而是依赖于已有的材料叙述历史。他指出，《蒙古秘史》，是蒙古民族最为杰出的历史文学巨著，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历程的历史典籍。《蒙古秘史》以神话、史诗、谚语、颂歌等诸多体裁记载了成吉思汗以及他的祖先的事迹。他还介绍了将《蒙古秘史》与拉施特的《史集》进行对比研究的情况。
　　三、分论坛情况
　　本次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设立了5个分论坛：即蒙古语
　　言文字研究、蒙古历史研究、蒙古社会与经济研究、蒙古文化与文学研究、蒙古外交政策研究。
　　（一）蒙古语言文字研究
　　蒙古语言文字研究分论坛共收列论文82篇，包括《蒙古秘史》研究、蒙古文字与文献、蒙古语言文字比较研究、蒙古文词典学与翻译、蒙古文词汇学与词源学、蒙古语语法、蒙古语发音与方言和蒙古语言文化与社会等8个专题。此分论坛先后有70多位专家学者上台发言，分别介绍了当前蒙古语言文字与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其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
　　1、对《蒙古秘史》部分词汇及其体现的语境问题的探讨。蒙古国著名语言学家Sh·阙玛的“从蒙古文文献解释《蒙古秘史》的词汇意义”主要探讨了现代蒙古语难以解释的5个词，分别为：《蒙古秘史》第154节中出现三次的Samsiqu一词、《蒙古秘史》第68节中出现的Caqa一词、《蒙古秘史》第82节和94节中出现的Naitaqu一词、《蒙古秘史》中出现三次的Küngkekü一词和《蒙古秘史》第145节中出现的Silürtekü一词。他解释Samsiqu的词源Samsi-是阿尔泰语语系词汇，破坏、损坏、杀害之意，Caqa意为幼小、小孩，Naitaqu意为嫉妒、羡慕，Küngkekü意为离开、远离，Silürtekü意为受伤、挫伤。中国蒙古语言与文化学者布仁巴图的“《蒙古秘史》词汇研究”通过分析《蒙古秘史》第243节中成吉思汗的一段话：“察阿歹为人暴烈，让性行仔细的阔阔搠思早晚在他身边，把你想到的说给他听吧”，强调《蒙古秘史》中的词汇若离开了当时的话语环境就无法准确理解。
　　2、对蒙古文字源头的重新探讨。中国著名蒙古文学家贺希格陶格陶教授的“蒙古文字源流”通过研究古代文献资料及考古发掘成果，总结蒙古文产生的间接源头是匈奴文和突厥文，蒙古文产生的直接源头是回鹘文字。他认为，匈奴人创造了匈奴文字，而突厥文源于匈奴文，回鹘文源于突厥语。为了更好地翻译佛经，回鹘人开始使用粟特文。蒙古文直接源于回鹘文。因此，没有回鹘文就没有蒙古文，而没有匈奴文和突厥文就没有回鹘文。最后，他反驳蒙古人自1204年封塔塔统阿为国师后才开始使用回鹘文字的观点，并指出蒙古人12世纪就已经开始使用回鹘文字。
　　3、对蒙古文文献资料的探讨。中国学者包敖特根的“黑城出土的关于道教的蒙古文残片”研究了《元代黑城蒙古文文书研究》中的有关道教的蒙古文残片，指出此蒙古文残片应为汉文原版的翻译版而非原版。到目前为止，此文是唯一的以早期蒙古文书写的有关道教的文章，且汉文原版还未发现，因此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4、对蒙古文词典学方面的探讨。蒙古国学者D·布仁讷的“蒙古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各类藏-蒙词典”一文，通过考证诸多藏-蒙词典的手稿、版式以及版本记录，分析了这些词典的考据学方面的共同特征。俄罗斯学者娜塔莉亚·雅坤图娃（Natalia Yakhontova）的“藏-蒙辞书传统与发展”探讨了藏-蒙辞典中所呈现的藏-梵语辞典的影响。她指出，当藏文辞典编译为藏-蒙辞典时保留了原有的藏-梵语辞典模式，并且有诸多梵语解释词，后人们统称为“Shastras”。中国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学者萨日娜的“关于蒙古语解释辞典释义的规范化问题”一文，探讨了蒙古语词典的出版情况，并解释了辞典的释义和规范化问题。她提出，近代以来所编纂出版的蒙古语解释辞典不仅是全社会学习、使用蒙古语的工具书，也是蒙古语规范化推广工作中的重要参考。因此，要充分重视辞书编纂工作，并应该把辞书编纂的规范性问题置于重要位置。并要根据不同解释辞典的特点，研究和制定如何解释词目的理论标准问题也很重要。
　　（二）蒙古历史研究
　　蒙古历史分论坛共收到论文74篇，包括蒙古国考古学研究与种族起源、蒙古人与内亚、蒙古民族与民族构成、蒙古帝国与世界、新的蒙古历史与档案、蒙古历史史学研究新方向、蒙古出版史和蒙古地名与地图等8个专题。在此分论坛上，有70多位专家学者发言，分别介绍了当前蒙古历史、档案文献以及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1、对蒙古历史与档案的再探讨。著名波兰蒙古学家阿嘎达(Agata Bareja Starzynska )的“波兰收藏的蒙古文献”一文，介绍了波兰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所藏的蒙古文手稿和木版印刷物。其中，她重点介绍了以科特维奇（Wladyslaw Kotwicz）教授命名的波兰科学院科特维奇档案馆所收藏的蒙古文文献资料。日本著名蒙古学家冈洋树的“同犯是我的熟人：17世纪蒙古地区跨境偷盗案”一文，通过分析关于清朝蒙古地区偷盗案件，对日本学者矢野仁一清的观点提出质疑和批评。后者认为：清廷通过“因俗而治”和“众建以分其势”的原则达到“分而治之”，并制定蒙古人只能生活在所属旗里的有关律法。冈洋树教授认为，清朝蒙古人因贸易、朝圣、探亲等原因经常越过所属旗边境。中国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成吉思汗）研究所学者全荣的“关于二世章嘉活佛传《SUBUD ERIKE》的初探”一文，指出（暂译作《珍珠鬘》）是全面反映二世章嘉活佛阿旺洛桑却丹生平事迹的第一手资料。《SUBUD ERIKE》成书于1729年，系北京木刻版线装书。这部典籍不仅是当今学术界研究藏传佛教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更重要的是对研究语言文字、历史、宗教、艺术、历算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清代民族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见证。
　　2、对蒙古国考古学研究与种族起源的探讨。蒙古国学者A·敖齐尔的“蒙古国后杭爱省所发掘的柔然古墓”一文，通过研究蒙古国后杭爱省所发掘的柔然古墓男性尸体，反驳了古柔然人是突厥人的观点。他强调，该男性脸部特征表明他有一张蒙古脸，并且该古墓的随葬品和葬礼仪式更像古代蒙古人习俗。因此，他得出古柔然人是古蒙古人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古突厥人的结论。
　　3、对蒙古出版史和蒙古地名与地图的探讨。日本著名蒙古历史学家二木博史的“官方与民间的理解偏差：喀尔喀与呼伦贝尔边境线问题”一文，通过比较研究清朝满、蒙双文手绘地图与1910、1920和1930中、日、俄三种文字地图，解释当时官方及民间对喀尔喀与呼伦贝尔边境线的理解。根据18世纪和19世纪的清朝官方满、蒙文手绘地图，喀尔喀与呼伦贝尔边境线在喀尔喀河的西岸，而当地巴尔虎牧民坚持原有的边境线是喀尔喀河。而这边境争端最终导致诺敏汗战役（也叫喀尔喀河战役），也确定了如今蒙古国与中国的边境线。呼伦贝尔巴尔虎牧民认为因诺敏汗战争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另一位日本著名蒙古学者上村明的“蒙古手绘地图的演变及旗边界”一文，比较研究了会典馆于1805年为汇编《大清会典》而绘制的蒙古地图与总理各国事物衙门于1864年绘制的蒙古地图。
　　4、对蒙古历史史学研究新方向的探讨。蒙古国学者Ch·宝乐道巴特尔的“1949年颁布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一文，通过比较研究蒙古人民共和国1940年宪法与1949年宪法，否定了1949年宪法是1940年宪法（又称“乔巴山宪法”）的修订版的观点。他强调，1949年宪法不是1940年宪法的延续或修订版，而是全新的宪法，制定了当时蒙古国政府组织机构和选举制度。
　　5、对蒙古人与游牧文化的探讨。蒙古国学者G·策林汉达的“蒙古牧民生活智慧考察”一文，主要研究牲畜、牧民和草原的关系。他指出，蒙古牧民的生活智慧是蒙古游牧文化和蒙古思维的体现。虽说蒙古牧民驯养“五畜”，但同时在游牧生活中，蒙古牧民从“五畜”身上总结到诸多知识。因为“五畜”直接适应于自然和气候环境，蒙古牧民根据四季变化转移牧场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根据“五畜”的环境适应与选择而形成的。
　　（三）蒙古文化与文学研究
　　蒙古文化与文学分论坛共收到论文 83篇，可分为蒙古民间故事与经典文学、蒙古文学、蒙古宗教、蒙古文化、蒙古艺术和蒙古民俗学等6个专题。在分论坛上，有70多位专家学者发言，介绍了当前蒙古文学、宗教、艺术和民俗研究的最新成果。
　　1、对蒙古宗教与民俗的探讨。著名澳大利亚蒙古学家李·娜仁高娃、娜塔莎（Natasha Fijn）的“‘同一健康’方法：蒙古游牧民的健康与福祉”一文，探讨了传统蒙古医疗法—“同一健康”治疗法，体现了治疗人畜共患病时的蒙古医疗知识。牧人与牲畜面临人畜共患同一种疾病的问题，因此人类医疗保健与兽医共同面临着“同一健康”问题，需要通过“同一健康”治疗法治疗患病的牧民与牲畜。俄罗斯学者梭罗夫犹娃（Alevtina Solovyova）的“行走的大树：人类学视角下的蒙古传统”一文，分析了蒙古国巴彦洪格尔省和后杭爱省的大树崇拜习俗，并探讨了此地区人们相信大树会行走的原因。
　　2、对蒙古文学与艺术的探讨。蒙古国学者S·白格乐赛罕的“《朝克图台吉》电影文学剧本中所体现的历史、艺术及民族主义观”一文，通过比较研究宾巴·仁钦所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朝克图台吉》与蒙古历史文献以及中国和俄罗斯学者对朝克图台吉的研究成果，体现了电影文学所创造的历史背景、文学影响以及在蒙古人民心中的形象。电影所体现的民族主义人物形象有着积极的时代与社会意义。中国学者王满特嘎的“中篇小说《三个姑娘》所呈现的人物形象”一文，通过分析小说主人公—哈斯额尔敦、浩日乐玛和詹丹巴拉三个姑娘的形象，探讨了本文作者M·伊达牧苏荣所提倡的“赞扬新时代的思潮、抛弃封建腐朽主义”的文学思想。蒙古国学者D·策徳布的“二十世纪蒙古国文学家的别名问题研究”一文，主要分析了二十世纪蒙古国著名作家D·纳楚克道尔吉、S·布颜尼莫呼、策·达木丁苏荣和文学评论家Ch·达西宁布等人所用过的别名，体现了作家所生活的年代背景、社会状况以及文学思想。中国学者王浩的“启蒙与建设：策·达木丁苏荣文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一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著名蒙古国文学大师策·达木丁苏荣文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蒙古国J·恩毕系的“从马头琴拉奏法探讨马头琴的由来”通过研究马头琴拉奏法（Tatlaga）、汉文文献记载和蒙古民间传说等试图分析马头琴的由来。另一位俄罗斯玛咖日塔空嘎（Margarita Kungaa）的“基于《格萨尔王》的图瓦民间故事”一文，研究了图瓦版的《格萨尔王》，呈现出图瓦与蒙古文化交融的景象。虽然图瓦说唱表演者通过口传或手写的方式可认为是对蒙古版《格萨尔王》的文化采借现象，但是表演方式和说唱技巧等具有独特的图瓦风格。
　　（四）蒙古外交政策研究
　　蒙古外交政策分论坛共收到论文76篇，包括13世纪至20世纪初蒙古文明与蒙古外交、20世纪蒙古文明与蒙古外交、尼古拉斯·罗伊里奇（Nicholas Roerich）的内亚与蒙古考察90周年、国际关系与区域安全、世界蒙古学和蒙古人的民族认同感等6个专题。在分论坛上，有70多位专家学者发言，介绍了各自关于13世纪至20世纪蒙古外交历史、政策以及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
　　1、对蒙古政治与民族认同感的探讨。著名蒙古国历史学家O·巴图赛罕的“1910年代第八世哲布尊丹巴眼中的蒙古人身份认同”一文，运用身份政治理论探讨了八世哲布尊丹巴眼中的蒙古人身份认同及他所期望建立的独立自主的蒙古国。日本蒙古历史学家橘诚的“美国威尔逊主义与蒙古：泛蒙古主义、废除独立和革命”研究了威尔逊于1918年1月8日发表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如何影响了当时的蒙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十四点和平原则，试图帮助受压迫国家获得主权，并成立国际联盟确保一个公正、和平的世界。在威尔逊主义的影响下，俄罗斯布里亚特地区与中国青海省蒙古人聚集地发生泛蒙古运动，几乎同时，1921年蒙古独立运动的失败直接导致蒙古革命的兴起。
　　2、对蒙古国外交政策及其影响的探讨。蒙古国学者G·特穆尔朝伦的“蒙古国外交政策：国家利益与实用主义”分析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蒙古国外交政策演变，并提出蒙古国应与两大邻国积极开展合作，而非消极地实施“永久中立国”外交。他强调，“永久中立国”政策很可能会导致蒙古国外交更加闭塞；因此，蒙古国应主动抓住“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机遇，与中俄两国积极开展各项合作，大力发展本国经济。中国内蒙古大学学者娜琳的“蒙古国外交和‘永久中立’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一文，分析了蒙古国与两大邻国、“第三邻国”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蒙古国从“多支点”、“第三邻国”到“永久中立国”的外交政策演变。在此文中，她总结了蒙古国“永久中立国”政策将对中国产生的外交辐射作用：第一，从国家安全角度看，蒙古国获得“永久中立国”地位，等于为中国北部安全提供了一道“屏障”；第二，从经济角度而言，中国与蒙古国的合作将面临更多竞争者，同时也会带来更多机遇。另一位中国学者图门其其格的“试析蒙古国‘永久中立’政策及对中蒙关系的影响”一文，从蒙古国提出“永久中立”政策的国际背景、目的等角度出发，总结了蒙古国对外政策演变对中蒙关系的影响。她认为：第一，从安全角度而言，中国将从蒙古这个北方邻居获得安全利益的“再保险”；第二，从战略角度而言，中蒙关系取决于蒙古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双向与多边互动；第三，从经济角度而言，蒙古国“永久中立”政策对中蒙关系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3、对蒙古国文化交流与民间交往的探讨。中国台湾历史学家蓝美华的“陈箓眼中的蒙古”一文，探讨了汉族外交官陈箓日记里所呈现的蒙古。此文通过分析陈箓的著作，呈现了汉族官员眼中的当时的蒙古。中国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学者马永真、范丽君的“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背景下中蒙文化交流现状和发展趋势”一文指出，“中蒙俄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结合俄罗斯“欧亚大通道”建设和蒙古国“草原之路”建设而量身定做的区域合作良好模式。此文通过分析“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背景下的中蒙文化交流现状、取得的成就，提出中蒙两国下一步要在加强中蒙民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夯实民间文化交往的基础；大力推进民间文化外交，提升民间文化交流的水平；巩固已有合作，创新文化交流与合作机制等三个方面着力，创造中蒙文化交流与合作新的辉煌。
　　4、对世界蒙古学发展趋势的探讨。中国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学者金海的“中国蒙古学学科建设”一文，介绍了中国蒙古学学会的主要工作、重大项目以及未来展望。他指出，中国蒙古学在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取得迅猛发展。培养了诸多硕士、博士、博士后，另外公派或自费留学或进修、学术访问归来的高学历人才日益增多，成为蒙古学研究人才深厚的储备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相关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都已把选拔人才门槛提高到博士级别。在资料建设方面，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十分突出，各类资料数据库不断涌现，使研究资料得到进一步整合和共享。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多学科整合研究，跨学科交叉研究，跨单位联合攻关蔚然成风。目前，中国蒙古学学会、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蒙古文学学会、中国蒙古语文学会等四个国家级学会的平台作用日益凸显。
　　中国蒙古学研究在国际蒙古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中国蒙古学学者在国际蒙古学领域内的话语权尚不能与中国蒙古学的发展趋势相匹配。中国蒙古学学者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科研能力，应准确定位自己，进一步扩大在国际蒙古学研究领域内的话语权。
　　（五）蒙古社会与经济研究
　　蒙古社会与经济分论坛共收到论文68篇，内容包括蒙古国经济发展前景与挑战、蒙古国政治与法律、蒙古国社会转型与趋势、蒙古人的宗教与哲学思想等4个专题。在分论坛上，有60多位专家学者发言，介绍了蒙古国经济、社会与法律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
　　1、对蒙古人的政治与哲学思想的探讨。蒙古国学者T·道尔吉的“成吉思汗独特的管理系统”一文，探讨了成吉思汗所创立的蒙古帝国组织结构及管理系统。他通过分析蒙古国帝国十户长、千户长和万户长等社会组织结构，指出蒙古帝国传承了匈奴帝国的传统组织结构，是纵向的、等级制度明确的管理系统。瑞士著名蒙古学家罗西娅·霍伊舍尔特(Dorothea Heuschert)的“连接地方与世界：鄂尔多斯诗人贺希格巴图的作品”一文，通过研究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诗人贺希格巴图的传记和作品，勾勒出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人、物和理念的流动性。匈牙利学者阿库斯·阿法尔（Akos Avar）的“传统蒙古游牧社会生态观以及可持续发展”一文，探讨了传统蒙古游牧民的世界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并总结蒙古传统游牧生活方式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对蒙古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探讨。德国学者伊尼斯·斯托普（Ines Stolpe）的“发展现代化思路：当代蒙古国城市与乡村关系”一文，研究当代蒙古国社会中的故乡议会（Nutag-councils）的角色、活动以及作用。他指出，故乡议会是在蒙古国“一个国家，两种文明（游牧文明和城市文明）”的观念下，牧区牧民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自我管理的组织，是城市与乡村的连接线。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牧民进城，蒙古国大概一半的人口生活在首都乌兰巴托市。因此，故乡议会直接影响着城市化的牧民身份认同、社会活动以及政治派别。蒙古国学者T·朝伦的“蒙古国绿色发展政策的科学基础”一文，介绍了蒙古国绿色发展政策及2014年至2030年的6项综合绿色发展目标。他指出，以“节能减排、低碳循环、生态文明”为原则的绿色发展政策是未来蒙古国绿色经济转型的根本目标。
　　四、闭幕式及未来展望
　　以“蒙古学研究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于8月18日下午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香格里拉酒店举行了闭幕仪式。本次会议的闭幕式由国际蒙古学协会副主席铁木尔敖其尔主持，蒙古国教育文化科学与体育部部长J.巴特苏日（J.Batsuuri）、环境与旅游部部长D.奥云浩日勒（D.Oyunkhorol）和外交部部长Ts·蒙赫敖日格勒（Ts.Munkh-Orgil）分别发表讲话。
　　蒙古国外交部部长Ts·蒙赫敖日格勒在讲话中嘱托蒙古学学者为蒙古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传承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他特意强调应杜绝歪曲历史，以实事求是的原则书写蒙古历史，为子孙后代留下真实的蒙古史。
　　Ts·蒙赫敖日格勒在讲话中对老一辈蒙古学学者表示感谢，预祝新一届国际蒙古学协会领导机构在蒙古学领域取得更多的成果。
　　本次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选举产生了国际蒙古学协会新一届领导机构成员，匈牙利学者阿嘎尼斯·波特兰（Agnes Birtalan）当选为新一届国际蒙古学协会主席，蒙古国科学院学者S·朝伦当选为秘书长。此次选举还产生了多位国际蒙古学协会副主席。
　　闭幕式上，本次会议5个分论坛主席分别作了各分论坛的学术总结报告；国际蒙古学协会副主席铁木尔敖其尔对本次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作了简要总结。
　　（作者：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俄罗斯与蒙古国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