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代蜀商

花芬雪地 · 发表于: 2009-11-10 21:02:08

　　在我国历史上，宋代是比唐代经济更为发达繁荣的时代。巴蜀四川又是镶嵌在宋代经济发展史上的一颗金光闪闪的明珠。商人是商业活动的主体，研究宋代四川地区的商品经济，必须研究它的商人问题。然而，由于能直接说明这一问题的资料不多，并且又较为分散，故本文只能根据零星的材料，对宋代蜀商作一简略论述，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蜀商的产生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迄于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商人的诸多研究成果已经揭示，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特定地域的地理环境制约是商人产生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宋代蜀商的生产和发展也不例外。对于前者对商人的产生所起的影响，贾大泉先生在其所著《宋代四川经济述论》一书中已从“大批自产自销的商品生产者的出现”，“专业商人队伍的壮大”、“士大夫和官僚兼营商业的人数普遍增多”、“官营商业队伍的膨胀”四个方面作了分析说明，兹不赘言。这里，我们主要想谈一谈商人的产生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某一地域范围内特殊的地理环境对于商人的产生所起的作用是至为关键的。譬如，明清时期的徽州，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但徽商却遍及全国，并且财力居各地商人之首。对此问题，如果仅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而不从地理环境方面去解释，是不可能获得正确答案的。就宋代四川地区的情况来讲，这一点也十分明显。当时，在川西地区，由于人口较多，“蜀不足于地”，“有可耕之人，而无可耕之地”，不少人为了谋生，纷纷从商。如位于成都西南的邛州，其村民不但外出从商，而且还“日趋成都府小东郭桥上卖工，凡有钱者皆可雇其充使”。川东地区经济发展虽较为落后，土旷人稀，但由于多山，自然环境恶劣，不少人也纷纷从商，以谋生计。唐代大诗人杜甫写道：“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
　　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宋人王洙在注释这首诗时说：“峡人富则为商旅，贫则为人操舟，以地居山水之间，瘠恶无以耕也。”由此看来，尽管川西与川东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一致，但各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均诱发了商人的产生。
　　进一步考察，我们还会发现，大凡交通较为便利的地区，不论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所产生的商人是比较多的。例如果州，“郡当舟车往来之冲，其民喜商贾而怠穑事”。资州，“地狭民贫，无土以耕，在蜀为穷僻之邑”，但因有沱江横贯其中，从商之人也较多，时人曾有诗云：“资水通巫峡，谁家万里船”。在诗人陆游笔下被称为“峡路天下最穷处”的渝州，因有长江、嘉陵江相汇，“二江之商贩，舟楫旁午”。与此相反，交通闭塞的地区，所产生的商人就较少。如蓬州，“环蓬皆山”，“民皆纯朴好义，弗事华靡，务农力作，田里垦辟，少商贾，多为儒家”；昌州，“郡环山为城”，“民勤而力穑，不趋末作，不事燕游”；陵州，“在崎岖山谷之中”，“故无千金之贾，其俗朴，不乐转徒”；普州，“介万山间，无土地肥沃之产，无舟车货利之聚”。这正反两方面的情况，也证明了地理环境这一因素的重要作用。
　　有部分学者，在考察商人问题时，仅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这一角度去分析，而忽视地理环境的作用，这是很难准确地说明问题的，甚至还会导致一些片面的认识。比如：认为经济发达的地区所产生的商人一定多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其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笔者的观点是：在考察某一区域商人问题时，在注意社会经济发展这一重要前提条件下，一定要分析它与该区域地理环境的关系。

二、宋代蜀商的种类
　　考察任何一个区域商人的种类，都必须联系该区经济发展的状况。结合宋代四川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其商人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茶商
　　宋代，在全国范围内，伴随着茶业经济的发展，茶叶成为执商品界牛耳的大宗商品。茶业生产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茶商纷纷兴起，成为社会上人数最众、资本力量最大的商人。宋代的四川地区，是当时全国的一大产茶区，北宋哲宗元年(1086)，“蜀茶岁约三千万斤”，茶叶是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因而，茶商成了四川地区名列榜首的商人。宋神宗元丰年间，负责四川榷茶的官员陆师闵指出：“成都府据川陆之会，茶商为多。”，元丰六年四月条当时，成都乃“西蜀之会府，舟车所通，富商巨贾，四方鳞集，征人之夥，独甲他郡”，为四川最大的商业都会。
　　其“茶商为多”，无疑说明在四川的诸种商人中，茶商人数最众。另据熙宁年间的彭州知州吕陶说，如官府废除榷茶，则“商旅大段通行”，于此也可见茶商较多。
　　终宋一代，茶商的发展有过几次波动。北宋初年，“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宋廷在四川实行茶叶自由贸易政策，茶商发展较为顺利。至宋神宗熙宁年间，宋廷在四川行榷茶之政，垄断茶叶的购销，茶商受到巨大打击。史载：“然茶户困于输钱，而商贾利薄，贩鬻者少，州县征税日蹙，经费不充。”此后，随着官府榷茶之政的局部松弛，茶商又得以缓慢发展。南宋初年，赵开变更四川茶法，在不干预茶商交易的同时，加强对茶商的控制及税收的征收，茶商被纳入了国家专卖制的轨道。
　　(二)盐商
　　食盐是一种销售量既大又广、商品性极强的商品，是商人逐利的大宗商品之一。远在战国、秦汉，盐商即成为社会上十分显赫的商人。降至唐宋，茶商虽迅猛发展，且有后来居上之势，但盐商仍不失为最有影响的商人。宋代的四川地区，为我国一大产盐区，因而，盐商聚集。在各产盐之地，均有大批盐商活动。如梓州路的富顺监，“出盐最多，商旅幅凑”。荣州，“应灵之盐纯白，而盐贾最众”。夔州路的大宁监，“一泉之利足以奔走四方”以致“田赋不满六百石，藉商贾以为国”。在川南一带的盐产地，也不乏盐商活动。北宋时期，川南少数民族为获得内地的食盐，还时常“钞(抄)略盐客”，政和五年三月条。宋初，四川地区的盐井分官掌的盐井和土民斡鬻之井两类。前者生产的食盐全由官府控制，后者的大部分也要缴纳官府，仅极少量“听往旁境贩卖，唯不得出川峡”。在这种情况下，盐商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自宋太宗末年始，官府在四川行食盐入中之制，“令商人入钱货……盐”，这种限制才稍有放松。至宋仁宗庆历皇祐年间，伴随着大批卓筒井的出现，盐商无论是从队伍人数抑或活动领域方面讲，都得到了一次巨大发展。至南宋初年，赵开变更四川盐法，仿政和东南引法，加强对盐商的控制，盐商也被纳入了国家专卖制的轨道。
　　(三)布帛商
　　宋代，四川地区是全国一大布帛生产中心，生产的蜀锦，“擅名天下”，是名列天下第一的产品，很有市场，于是，大批商人纷纷从事布帛的贩运贸易，这样，就出现了一批布帛商。宋太宗淳化年间，宋廷为搜刮四川地区的财富，强行征收市场上的布帛，“川峡诸州匹帛、丝棉、紬布之类，堪备军装者，商人不得市取贩鬻”。规定：“贾人先所市者，悉送所在官，官以市价偿之，藏匿者置于法”，其后，“任事者竞功利，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当时，“蜀地土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由是群众起而为乱”。布帛商的失业，竟成为促成王小波李顺起义的重要因素之一，足见其人数之众，影响力之大。
　　(四)药材商
　　早在唐代，伴随着药市的出现和发展，四川地区出现了一批专门经营药材的商人。据《潼川志》载，“唐末，天下货药者皆于九月初，集梓州王杞龙冲地，货其所赍药，八日夜始散，俗因谓之药市”。入宋以后，药市规模大为扩展，这样，药材商也得到较大发展。如在成都大慈寿的药市上，“商列贾次，茶炉、药榜、篷占筵专”，即表明有不少药材商。
　　(五)粮商
　　宋代，伴随着农业生产及商品经济的发展，粮食商品化发展起来。在四川地区，且不说经济较为发展的川西平原，就连“刀耕火种，所获不多”的川东地区，农民也开始“货鬻斛斗”。这样，一批粮商便出现了。宋仁宗天圣六年六月三日，宋廷诏“免梓州路转下戎、卢(泸)等州收纳客旅兴贩斛斗税钱”。诏令里的“客旅”，无疑是指粮商而言。南宋时期，川西旱灾，粮食欠收，为解决粮食供应，在绵州，“官司虽追集牙人及卖米铺户多支本钱，勒令承买”。这些卖米铺户，当然也就是米商。
　　此外，见于记载的还有酒商、花商、水果商、七宝商等但与上述几类相比，资本力量和影响都有一定局限。限于篇幅，兹不逐一考说。

花芬雪地 · 发表于: 2009-11-10 21:02:29

三、宋代蜀商的活动
　　宋代蜀商的活动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
　　(一)经济活动
　　我们知道，“贸迁有无”是商人的主要职能。蜀商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就是体现这一职能。为此，他们不辞辛劳，往来各地，贾贩经营。在四川本地区内，他们频繁活动。如地处川西南的雅州，“夷人时至碉门互市，蜀之富商大贾皆辐凑焉”。简州西部的通惠桥，“商贾轮蹄往来憧憧”。不令如此，许多商人还纷纷到外地经商。其中，一部分沿栈道行到西北、北方广大地区，《宋史》卷183《食货下五·茶上》便记载：“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在相距数千里的北宋都城汴京(开封)，安氏，“本蜀人，以商贾为业”，“侯莫陈利用，益州成都人……卖药京师”，也不乏蜀商的活动踪迹；一部分则沿长江顺流东下，到东南各地。位于东海之滨的南宋都城临安(杭州)，“蜀商闽贾，水浮陆趋”，蜀地商人即有不少。可以说，蜀商的活动几乎遍及全国。
　　除贸迁有无这一经济活动外，以王昌懿为首的十六户富商“连保作交子”更是值得特别注意。据载：“益州豪民十余万(“万”字似衍)户，连保作交子……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绝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所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交子的发行流通是货币史上的一次飞跃。有了携带方便的交子，商贾行旅终于可从笨重难致的金属货币中解脱出来，从此千百万巨款变为数张轻纸，便于携带，商货亦可不停地从一个市场转往另一个市场，从而真正实现“富商大贾，周行天下”。货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交子承担了铜钱在流通领域的大部分职能，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铜钱的流通速度和流通数量，使铜钱外泄和销铜的社会问题得到一定的缓解。由此，交子的发行受到商民的广泛欢迎，市场交易也更显活跃。这十六户富商连保作交子大约是在公元十世纪末叶。这是我国历史上，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纸币。它的出现，不能不说是蜀商的一大贡献。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蜀商在西北地区广泛参与官府的入中活动，即向官府交纳急需的物资，然后领取现钱或茶盐等物的交引贩运商品牟利。《宋史》卷183《食货下五·茶上》载：“乾兴以来，西北兵费不足，募商人入中……如雍熙法给券，以茶偿之。”宋仁宗庆历七年二月，宋廷诏：“取益州交子三十万于秦州，募人入中粮草”，其原因即是“议者谓蜀商多至秦，方秦州乏军储，可使入中以交子给之”，庆历七年二月条。由官府支取交子的数额看，入中的商人当为数不少。此后，终北宋之世，蜀商入中者持续不断。
　　(二)政治活动
　　唐宋时期，伴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逐渐触及封建的上层建筑领域，从而开始了自己的政治活动。早在唐代中期，“内殿赐宴，(张)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于前博戏”。蜀商率先登入皇官内殿，足见其政治活动的影响力是比较强的。入宋以后，蜀商政治活动更为强烈，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一批商人通过科举考试挤入官僚行列。如“眉山市井人子”陈太初即通过科举考试“为郡小吏”；其二，商人交结权贵，干预国家政治。宋仁宗时，“蜀贾援外戚得郎官，知蔡州”。更有甚者，还将触角伸入皇室。“以锻银为业”的四川人龚美，曾携一蜀姬到开封，后经龚美活动，这一蜀姬竟被宋真宗纳为皇后，这就是对宋王朝政治影响较大的“章献明肃太后”；其三，商人充当封建王朝的使节。宋仁宗时，秦州知州曹琮“欲诱吐蕃掎角图贼(西夏)，得西川旧贾，使谕意(吐蕃)”，即以蜀商充当出使吐蕃使节。由这三方面来看，蜀商在政治活动方面是颇为活跃的。

四、宋代蜀商资本的流向
　　宋代，商业的迅猛发展使得商人资本急剧膨胀起来，“豪猾兼并之家，居物逐利，多蓄缗钱，至三五十万以上，少者不减三五万。”这其中，蜀商的资本实力也较显赫。史籍上常有“蜀郡……某氏多赀”、“某氏产刀钜石”的记载。北宋人苏洵在讲到“蜀有三患”时，就指出其一即是：“人性骄侈，耀宝贿盛，纨锦赀富，未能百金而炫诸外己，若古程卓辈”。以王昌懿为首的富商，其财力竟大至能发行一种新的货币，足见其资本已非同一般。
　　毫无疑问，如此庞大的商人资本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产生的。商人资本在流通中自身增殖，这既是它产生的主要途径，同时又是它的一个基本流向。那些将资本停留在流通领域中的商人，根据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货币运行规律(G—W—G′)，贱买贵卖，牟取暴利。其中，行商主要是往来各地贩运。他们或如戎州向吉等十余人，“操兵贾贩，恃其众，所过不输物税”，合伙经营，或如嘉州船主赵清，先后雇王百一、程小八为招头，驾船营运；或如资中人李处和，“贾于荆襄、巴楚之间，不十年，而其利百倍”，独立经营。这些行商常年在外，仅在一定时期返回故里相聚，饮酒起舞，集会祭神，“陈述己事”，“叙贾人之乐”；坐贾则在城市中按照行业组织起自己的行会，如成都就有“木行街”，“行人”，开设店铺，接纳和销售行商运来的商品。大量商人资本就是这样不断在流通中增殖。
　　不过，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是：在封建社会，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制约因素的作用，大量商业资本并非全部地持续不断地停留在流通领域，而是经常地从流通领域中退出，这也是其运动的一条基本规律。概括而言，当时，四川地区的商人资本，除停留在流通领域内进行增殖外，它还有下列几种流向：
　　(一)购买土地
　　在封建社会，土地是最稳固的财源。因而，历代富商大贾求田问舍之事不绝于史。宋代四川仙井人李新在与坐客谈到他的伯兄之子为何以“革先”为字时说，伯兄家“三世十顷田”，“三世五亩宅”，“子(伯兄之子)今婿成都良家子，而阜通山泽之利，不过数年遂为富家翁，是昔之十顷田、五亩宅，革为而百，革为而千，以至于亿万”，并且，唯其如此，才“是予所谓富商大户”。由此看来，蜀商大量购买土地是一种普遍现象。
　　(二)投资产业
　　宋代，商人资本投向产业是一种颇具时代特点的新流向。这一流向在四川地区也已出现。北宋时期，嘉州曾发生过“黠贾夺人盐井，更数守讼不决”之事，商人开始投资盐业。茶商在购买茶叶时，“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后，接续采取，乘时高下，相度货卖”，开始染指茶业。
　　(三)转化为官僚资本
　　唐宋时期的四川，轻商观念十分强烈，商人倍受歧视，他们迫切渴求挤入官僚行列，以摆脱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一旦挤入官僚行列，他们就不愿再经营商业。如成都“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就这样，大批商业资本转化为官僚资本。
　　(四)流入寺院
　　古代社会，商人具有强烈的负罪心理，他们迫切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当时，为达到这一目的，许多富商大贾将大量钱财捐献寺院。成都的昭觉寺，“有舟航大贾输流水之钱，山泽豪族舍金穴之利”，即有富商捐钱。在川东一带，“民家子弟壮者逐鱼盐之利，富有余资，辄以奉祀鬼神，他则不暇知耳”，捐钱入寺十分普遍。
　　在上述几种流向中，除投资产业拓宽了商人活动的领域，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外，其它几种流向均使大量商业资本退出流通领域，不利于商业的发展。

五、宋代蜀商的作用
　　如前所述，商人是商业活动的主体。这样，商人的活动，无疑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入宋以后，四川地区兴起的一批新型城市，如梓州、利州、兴元府、渝州、泸州等，基本上都是以“商贾辐辏”为其发展基础的；另一方面，商品交换空前繁荣。在主要商道上，“缯锦、枲紵、荈茗、刺绣、镂刻、髹治之物”以及“牛骡、羊彘、丝茧、椒蜜之货”，“日夜旁午络绎”。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得商业对社会的影响逐渐增强。当时，“农以田，商以货，二者蜀民所以生”。绍兴九年五月条商业的重要性已及于农业。王小波李顺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官府禁私市布帛，“商贾不行，蜀民不足”。由此看来，商人以其“贸迁有无”的职能已经强烈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的安定。
　　不仅如此，商人的交换活动还反过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以茶业生产为例，在四川未榷茶以前，官府准许商人在本区域自由贩运茶叶，这巨大地推动了茶业生产的发展，于是乎出现了大批种茶专业户。官府榷茶以后，商人纷纷失业破产，交换环节失调，加之横征暴敛，老百姓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茶农大量破产。由茶业这一部门来看，商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还是很大的。
　　蜀商在公元十世纪末破天荒地创造了交子这种纸币，在世界货币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蜀商到外地活动，直接加强了四川与全国其他地区经济的联系，促进了其他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如在荆南地区，入宋以后，由于“四方商贾所集”，兴起了江陵、鄂州、潭州衡山县南岳市等一批在全国影响甚大的经济都会，但在这些都会，普遍情况都是“蜀人为多”，蜀商占绝大部分。再者，蜀商在西北地区频繁参与官府的入中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宋王朝边防供应不济的矛盾，从而有效地巩固了边防。与此同时，官府为此付商人所交纳的货物价钱，大量将交子运入陕西，从而扩大了纸币的流通区域，促进了这种新的货币的发展。
　　总之，宋代蜀商的活动，促进了四川以及其它地区经济发展，加强了四川与外地的经济联系；以其“贸迁有无”的职能促进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宋王朝边防的巩固；在货币史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　作者简介
　　黄英(1978～)，女，重庆人，内江师范学院政法与历史学院讲师，硕士。
　　源自：《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9月

何晓 · 发表于: 2009-11-12 19:27:47

谢谢：）

好资料。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免费注册

[宋] 浅析宋代蜀商

相关帖子 »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