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国民党大发“敌产”接受财

本文摘自：《雷颐：历史的裂缝》
⊙ 作者：雷颐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导语：作者着力从近现代中国史的只鳞片羽来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关注超越时代的复杂人性与社会幽暗的方方面面，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
　　虽有此种种变化，但国民党并不想放弃一党独裁的基本政治模式。所以，它虽未明言，却实际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秋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因为这一主张是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的彻底否定。抗战胜利后，在国共的重庆谈判中，中国共产党仍把反对一党独裁专制、争取民主政治作为谈判的重要内容。
　　以后的历史表明，这可能是历史给国民党提供的最后“一线生机”。然而，国民党被抗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将这难得的历史机遇白白丢掉。
　　1945年8月10日，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普天同庆。这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在抗战期间，以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百余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已基本废除，租界已经收回，领事裁判权被废除，被日本强占半个世纪的台、澎列岛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在联合国任常任理事国，百年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五强”之一……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万分，也不能不使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威望突然高涨，达到多年未有的高度。抗战胜利，确使国民党得到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曰政治资本。然而，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国民党的威望却一落千丈，并就此埋下了几年后失败的祸根。何以至此，的确令人深思。
　　一切，都源于对“敌产”的接收。
　　日本的失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大的财富。按说，对敌产的接收，应是代表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接管沦陷区敌伪政权全部政治、行政和军事机关及一些敌伪所拥有的公、私产过程。具体说，要对工厂、公司、办事处、仓库、住宅等查封清点，查清财产有多少、属谁、来源等，该没收的没收，该还原主的归还原主。接收应有统一机构和严格的规章制度，但国民党的接收却是多头齐下、互相争夺乃至发生冲突，谁先抢到就是谁的。
　　如1945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敌伪机关及资产接收委员会”，但10月又成立了“不动产处置委员会”和“敌伪侵占平民工商企业处置委员会”。以后各种有关机构越来越多，如第三集团军、海军总司令部、国防部、经济部、粮食部、上海市政府等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负责接收工作。各机构代表不同集团的利益，各有各的后台，根本无法统一。一些部门将敌产贴上封条，另一些部门来后撕下原封条，换上自己的封条。有时竟然架起机枪，武装相向。在许多地方只能靠日、伪军维持秩序，甚至谁只要有一两杆枪，就可以军管之名横行，以搜捕卖国投敌分子为幌子，抢占房产、强行抓人、“接收”各种财富。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不健全的有关规章，实际上完全无人执行。如1945年8月底，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法令，宣布一切由日伪政权登记、注册的土地契约全都无效，但迟至一个月后才公布“清理敌有土地专门条例”。这一个月的空白期使许多“接收者”鲸吞大量土地，后来者自然也不甘心，致使这个专门条例只是一纸空文。
　　敌伪的许多财产其实是掠夺中国公民的私产，理应归还原主，但“接收者”往往找出各种理由拒不归还，甚至将其盗卖。金融稳定是经济稳定的最重要方面，但许多接收大员却正是金融投机的推手。日伪投降，使沦陷区使用的伪币作废，但中央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向沦陷区投放大量法币，所以一时还不能不继续使用伪币，而其“身价”自然大为贬值。不少接收大员随身携带大量法币进行黑市兑换，同时有关利益集团居然故意推迟确定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以牟取更多非法暴利，加剧金融动荡。
　　军队、海关、警察利用手中特权，以接收为名大发横财更是便利。湖南岳阳是敌伪遗留物质最多的城市之一，国民党某军接收时将日军所建不少工厂的机器全部变卖一空，每天黄昏宣布戒严，将各种变卖物资转运到外地。安徽芜湖警察局局长和下属监守自盗，把仓库内的大米卖到外地。当时白糖紧张，属专卖物资，上海闸北警察局局长伙同他人将被查封的大量白糖偷偷卖掉。据统计，北平被接收的敌伪财产入库率不到五分之一。全国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胜利者的接收，就这样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都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此点，他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
　　此种情况，国民党最高层当然完全清楚。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提出国民党要“革新”，宋子文承认自己当时是负责接收的行政院院长，因此“不能辞其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决议案》则明确提出许多“革新”的要点，第一项即“多年以来，官商主义早已构成政治上最大弊害”。“结果所至，官吏不知责任为何物，对于主义政策，不知尊重。此种弊害，在胜利以后，尤完全暴露。复员时期各种工作，多无准备，而一部分接收人员，败破法纪，丧失民心，均为平素漠视主义、不知尊重国家制度之结果。”此决议列举的几十条“改革措施”其中一条即“清查战时暴利之财富，课以重税；清查不法接收人员之赃产”。《中央日报》在《革新运动的纲领》中列举四条纲领，其中第二条即：“打倒官僚资本，实行民生主义。”并进一步阐述说：
　　谈到实行民生主义，那就必须立刻伸出打倒官僚资本的铁拳。这铁拳当然是从党内打起，然后再打到党外。我们应该查一查：党内的官僚资本家究竟有若干？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是“国难财”的累积，还是“胜利财”的结晶？是化公为私的赃物，还是榨取于民间的民脂民膏？
　　提出要“实行一次大扫荡的运动，从党内逐出官僚资本的渠魁，并没收其全部财产，正式宣告官僚资本的死刑”。稍后，《中央日报》又发表题为《向官僚资本主义宣战！》的文章，主张甚至要用调查、告密、陈报、清查等方法尽快查明“谁是战时暴利者”、“谁是不法的接收人员”。
　　这些决议、文章的文字何其冠冕堂皇、正气凛然，但历史证明这些其实都是“满纸荒唐言”，根本没有其实也不可能实施。孔、宋家族是公认的最大的官僚资本，谁敢动其一根毫毛？利益集团是此时的国民党无法克服的顽症，因为它在党内坚持领袖独裁，对外拒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提出的以联合政府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政治制度。既无党内民主更无党外力量的制约，突然面对巨大财富，它就会无可避免地更加腐败，加速其走向失败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失尽的国民党，在随后的大决战中注定要“在劫难逃”。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得到的那笔堪称丰厚、至为珍贵的政治资本，就这样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质财富所吞噬。政治财富与物质财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后者吞噬前者，此诚国民党的悲剧，更是历史的吊诡。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历史，不是没给国民党机会，而是国民党自己一再拒绝了历史的赐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