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洞：明亡清兴与民心向背

红叶 · 发表于: 2013-3-23 20: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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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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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洁非
　　内容简介：　　1644年4月25日清晨，崇祯缢死煤山，李自成占领紫禁城。6月7日，满清摄政王多尔衮进入北京6月19日，朱由崧在南京正式即皇帝位，改元弘光。南北两京遂展开了最终对垒。本书将仅存一年的南明弘光朝作为对象，从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人事诸方面展开深入论述，作者秉承“史传叙事其表，思悟认知其里”的宗旨，用富于感染力的文字，描述史事时大开大阖，奇崛跌宕，令人荡气回肠；又以有力的思想认识方式，清晰地梳理出历史表象后面的深刻内涵。

⊙　作者简介
　　李洁非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新华社、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供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后转向专项研究，兼事小说、随笔和史传写作。
　　古时，国家“主权”概念，既不强烈，也不精密。申包胥的行为，置诸今日，非落个乞求外国势力干涉本国内政的骂名，古人却目为忠义救国之举，垂范后代，流芳千古。这就是为何吴三桂洞开国门、导异国之军入境这样一幅图景，在我们和明人那里唤起的联想会大相径庭。
　　退回明朝语境，吴三桂头上非但没有“卖国贼”帽子，反倒顶着“忠义”的光环。他的汉奸地位是以后形成的，是历史话语转换中重新叙述的结果。这个例子说明，在不同时代，历史视阈之别可能判若云泥。
　　帝制时代，没有我们现在的国家观念。我们认为，国家高于一切，任何人不得凌驾于国家之上。而古代宗法关系中，“朕即国家”，国是家的放大，君犹父，君主是这大家庭的家长。循这种关系，帝制国家伦理对罪恶、仇敌的认定，以“危我君父”为第一顺序，此种人、事或势力，才是全体臣民不共戴天之敌。而1644年，逼死崇祯皇帝的是李自成，不是满清。在这过程中，依礼法论，后者不但无仇，反倒有恩。
　　崇祯时期，“寇”“虏”并称。而甲申之后，先前并称的两患，实际暂时变成一个──“寇仇”瞬间无比放大，“虏患”不仅相应冲淡，更因满清击退李闯而客观上有惠于明。此时明朝对满清，即不像史可法所言当真抱有“感恩图报”之心，起码也感觉稍释前嫌，所以举国上下之所痛，俱在李闯一端。
　　在满清而言，它把入关与李自成作战，揽为义举，并一直藉此从名誉上打压明朝。它主动提议与明军共进恐怕不是出于真心，而是料定明朝做不到这一点，打道义牌，从而彰显后者“不忠不义”。而凌駉、史可法等明朝有识之士强烈主张西进，正是看到这一点，史可法曾在另一道奏疏中忧虑地指出：“虏假行仁义而吾渐失人心。”与此同时，他们认为联清西进，具有战略价值。
　　明朝似乎觉得，向北京派出使团，便万事大吉，重新变得无所事事，此后我们只看到一些零星记载，如七月十七日将出使名义从“款北”改为“酬北”（“款”有藐视之意），八月初四补充决定“优恤”吴三桂之父吴襄、赠其“蓟国公”，九月初二“史可法请进兵恢复，诏以‘北使方行，大兵继之未便’。”之外再无动静，哪怕屡有塘报报告“和议未成”，包括十二月中旬使团成员陈洪范只身南归、从而确知和谈失败，南京也都没有任何应对。
　　作为后世观察者，我们感觉到一种吞没，一种虚空，一种无解之死。在我们眼前，明末展示出来的黑暗，远远超越了黑夜的层次；它是黑洞──黑洞，是一种引力极强的天体，就连光也不能从中逃逸。关于明朝的灭亡，至少笔者无法看成外族入侵的结果。它消失于自体内部一种浑沌、无形却能吞噬一切的力量，一种“物质塌陷”。历史上，当黑暗积累得太久，就能够生成这样的自我毁灭的能量，而外部的推动，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一部二十五史，所述无非兴亡。然而，这字眼之于庶民却可以说没什么关系。兴也好，亡也罢，旧符换新桃，无非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些忧君之伤、亡国之痛，写满史册，其实都是士夫臣子的情怀，与真正的庶民多半无关。
　　崇祯末，北京流传民谚：“只图今日，不过明朝。”一语双关。又说：“鞑子、流贼到门，我即开城请进。”对于明亡，不悲痛，不眷恋，一言以蔽之，痛痒无关。这朝廷、这国家，不以人民愿望而建，亦不曾就任何事情听取人民意见，人民没有认同感，亡与不亡，干我何事？所以赵士锦才目睹了北京居民如下表现：三月十九日晨，北京全城告破，“至午后，百姓粘‘顺民’二字于帽上，往来奔走如故。”
　　在好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有自觉遵守法度的意愿，他们认为，制度不仅对自己形成直接保障，即便其中某些限制，其实也是从反方向体现了自己的利益。相反在劣坏的社会，如果人们尽力不触碰法度，通常不是出于拥戴和主动遵守，而是因为惧怕；一旦不必惧怕，法度便立刻显出可笑和空洞的样子，成为众人亟欲突围的对象。
　　甲申国变后就出现了这一幕。崇祯死亡消息传开，一夜之间，京畿周遭立即“盗贼横生”。闯军占领北京的后期，军纪失控，抢淫频发，史家多有述载。但实际上，京城并非最乱的地域，真正乱得无法收拾的，是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省的广大乡村。这些地方，一时成为真空，法度荡然；无数介于一贫如洗与尚可挣扎、能忍与忍无可忍之间的民众，有如挣开束缚，趁机大行劫掠。如果说北京城内大顺军队将卒所为，尚属有组织的报复，则广邈乡间的情形，完全是无组织的混乱。平时隐忍压抑的乡民，此时一无所忌，纷纷变身为不曾加入起义军的自发乱民。
　　曲周民众的表现，在北方应该很有代表性。我迄今所阅史料，未见北方诸省民众主动抵抗闯军的记录。无论《保定城守纪略》、《榆林城守纪略》，都没有民众的身影。《守汴日志》中有，但要么为官府胁迫：“二十五日丙寅，下令民间有男子一人不上城者斩。”要么以利诱之：“临时雇募壮丁，每次人给钱百文、饼四个。百姓蜂拥愿雇，虽日用数十人，不缺。”
　　曩者多以为南方自然条件好，物产丰盈，日子较北方好过。客观而言，确有此差别。然而却有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北方贫瘠，生存倍艰，不过要看到，北方民众的经济负担较南方轻很多。黄宗羲说“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这是强调的语气，不能理解为北方百姓不出赋税徭役。不过，明朝财赋泰半落在东南人民肩上，大概是不错的。那条大运河为何是明朝生命线？即因赖此东南钱粮才源源北上，为朝廷输血。如谓北京乃明朝心脏，大运河便是使它维持搏动的血管。自朱棣迁都北京以来，大运河从东南疯狂吸血二百余年，每位东南百姓一年劳作的果实，“解运至于京师者十有九”。
　　当清兵攻下南京，进而向东南腹地拓展时，出现了令人震撼的情形。这支关外铁骑，从占领北京到向冀、晋、陕、豫、鲁，亦即整个黄河中下游北中国的推进，很少面临抵抗。抵抗在此，主要看民间行为，而非正规武装力量。因为明朝官军势力已在“大顺”扫荡下，或逃或降，基本绝迹，如果发生抵抗，只能靠当地民众。然而，很少看到这种记录。素来认为剽悍、尚勇的北中国人，比较安静地接受了异族占领和统治，连推行种族歧视的“薙发”政策时，北方亦是波澜不惊。反而在南方，尤其普遍认为民风软弱的江浙一带，满清却遭遇殊死抵抗，其惨烈、壮阔，二千年来无匹。
　　南方的抵抗，不限于少数人或个别群体，而有上下一体、不分阶层的全民性。且极具恒心与韧性，前仆后继，几年内，江、浙、皖、闽四地均可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江阴、嘉定起义，纯因满清强制推行薙发令。就两个事件本身而言，我们明确给出结论：没有薙发令，则没有起义。前面说过，薙发令下达前，政权已经移交，民众虽不满，却并未拒绝新统治者──尤其是，并不曾出现将抛却性命以示抗争的苗头。薙发令一下，这才民怨沸腾，而至生不如死、忍无可忍。
　　历史上，北中国多次被异族占领，到元代，更是全境陷落。然而，他们却没有哪个想到迫使华族易服，否则曲阜孔家何能“三千年未之有改”。之如此，是因那些“狄夷”均未越出武力征服者层次，只顾夺取中国疆土和人民，拥而有之，便称心如意。满清之不同，正在于觉悟到不能只做武力征服者。

源自：《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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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黑洞：明亡清兴与民心向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