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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坝坝电影 2004-11-10 4:28:46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朱文建

　　上世纪之初的１９０１年，正是中国的光绪二十七年。世纪的帷幕才刚刚拉开了一条缝，中国人已经感到，一种新的生活来到了。

　　这年８月，清廷正式发布改革科举制度、废止八股取士的上谕。９月，谕令将全国所有书院改为学堂，分别建立大、中、小学堂和蒙养学堂。为考取功名而苦苦研读古文诗书的士子们放下了手中的“之乎者也”。他们要走进新学堂，去学那些对国家有用的实业。

　　光绪的上谕引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教育革命。四川总督岑春煊奏准设立四川学务处，督办全川学堂事宜。为了表明他对上谕的重视，他还挑选了成都，也是全国最古老的、办学渊源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石室中学（那时叫做成都府师范学堂），亲自兼任学堂总理（校长）。岑春煊和后面的川督锡良饬令各州厅府县选拔优秀士子东渡日本学习师范，派员赴日、美考察洋学堂，聘请外籍教习（教师）入川讲学。兴学情况作为考察地方官吏政绩的主要内容，赏罚分明。

　　成都出现了办学、留学热潮。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学堂的名称是那么让人感到新鲜：工业学堂、农业学堂、外国语专门学校、铁道学堂、法政学堂、蚕桑传习所、武备学堂……

　　读书人的读书生涯走到这时，来了一个巨大的转折。

　　成都的周家，在１９世纪末刚刚为子女们的教育问题举行过一次家族会议，作出了决定：“我们当中已经有人站起来说，要国家富强，惟一的办法就是改革教育，向我们的敌人学习新科学，学习工艺和作战。可是我族长辈都认识到这种学习是沦丧道德不义之举。学习洋人败坏了我们的品德，其恶劣的影响对男人、女人都一样。有的女人已受了影响变成了男性，真令人不寒而栗。因此，我们当告诫子孙千万不要落入新学的圈套，切不可为了学习他们邪恶的东西而忘了本。”

　　可是到了１９０２年，周家的家族长老们又为子女的教育举行了家族会议，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鉴于我们的老大已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性又好学，又属长子，应让他成婚为家族传宗接代，此后可责其继续到东洋深造，业成之后回国在政府部门谋一文官职位。至于老二性喜研究探索，我们应寻找机会让他学新学，学科技，例如学开矿、铁路等专业，因为我省目前正待开发资源，可使他远渡西洋求学。老三可让他上军事学校，以便受训后保卫我们的家乡……”

　　这项决定影响了周家这几个儿子一生的命运。其中的老二走得最远，到比利时学铁路去了。１０年后他回国，成了铁路工程师，将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铁路。他就是作家韩素音的父亲周映彤。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叶大丰带着儿子叶伯和、叶仲甫东渡日本求学。这是一个“耕读之家”，叶大丰十二岁应童子试，便考中秀才榜首，轰动一时。可现在却从头开始，父子三人在同一起点上学习“新学”。三年后，在指挥街叶氏寓所大门上有了一副门联：宋少师后明宰相家

　　门联两旁各悬一牌，一个是木制的“律师叶大丰”，另一个是铜铸椭圆形，上镌“音乐家叶伯和”。在民国初元的成都，这还是破天荒的：秀才成了律师，本该成为秀才的儿子，当了音乐家。

　　光、宣新政时，全国掀起了出国留学热潮，地处内陆盆地的成都不仅不是落后的，而恰恰还是这一热潮的推动者。成都有东文学堂、游学预备学堂，专为留学人员服务。去日本的留学生较多，还有一些留学美国、比利时、英国。“五四”后，留法勤工俭学又成一种时尚，吴玉章在成都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成都在１９１８至１９１９年有１００多位优秀子弟赴法。

　　成都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从１９０１年的２２名，到１９０４年达到３２２名，１９０６年已达到８００名。留学成了读书人的新追求。留学生学成后大都归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所学的都是国内急需的专业。早期赴日本学师范的学生，成了日后成都各种新学堂教师中的骨干力量。

洋为中用，抓到老鼠的才是好猫。

光绪的“上谕”，这个说法六准确吗？

坝坝电影，是不是一块布有架架那种哦？我小时候看过。安逸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