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丧葬习俗看藏族地方社会的历史及文化

──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山岩树葬为例





  岳小国

     

    丧葬是人类处理自身遗体的方法和礼仪,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人类学是研究人的学问,人类学研究的人是从整体的观点来进行研究,包括人本身及其所创造的文化[1]。而“文化”又是一个内容复杂,层次多样的概念。英国人类学家B.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2](1)这一经典性定义向人们展示了“文化”概念的内涵,也表明研究人类及其文化需要从整体上去了解和把握。整体观也被视为人类学最重要的方法论之一。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对某一文化现象的研究,也有助于增进对其它相关方面的了解。比如,在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丧葬习俗正如整个人类“文化大树”的一个分支,对一个社会丧葬习俗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其它“文化分支”的情况。因此,从丧葬看人类社会及文化也是人类学工作者的一种研究视角,是人类学整体观的灵活应用。本文拟通过对四川山岩树葬习俗的调查研究,来解析当地的历史及文化现象。

   

    一、山岩树葬概况

   

    “山岩”一词为藏语音译,有地势险恶之意。山岩乡地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的西南部,毗邻金沙江,与西藏自治区的贡觉县隔江相望。据史料载,这里“崇山叠耸,沟溪环绕,深林绝谷,出入鸟道,形势危险”[3]。山岩社会以民风彪悍,劫掠成性而载入史籍。但以往有关当地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的记载却很少。即便在今天,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人们对当地仍缺乏深入的了解。在山岩的丧葬习俗中,树葬是一种针对夭亡儿童的丧葬方式,该葬式在整个藏区比较少见,这里的树葬文化同国内外其他地区相比也有非常鲜明的特色。





    树葬,“也称‘风葬’、‘挂葬’、‘木葬’、‘悬空葬’等,是一种古老的葬俗。葬法是把尸体放置在深山或野外的树上,任凭它们风化[4](320)。我国古代的文献中有一些关于树葬的记载,《魏书·失韦传》谓,失韦人死,“尸则置于林树之上”。《北史·契丹传》载契丹人,父母死,“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隋书·地理志下》记有,“盘瓤初死,置之于树”。树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名称不尽相同,本质上却反映的是一回事,就是把尸体或放或挂在树上。

   

    在山岩,树葬是专门针对夭亡儿童的一种葬式。这里夭亡的儿童称“琼肆”。“琼”是小的意思,“肆”系尸体之意。也有报道人说,“肆”是小孩一个接一个死亡的意思,这一解释比较接近当地树葬的功能解释。在山岩,琼肆包括树葬、土葬和岩葬,但是,具体选择哪一种葬式需要喇嘛根据死者的具体情况打卦来确定。据康翁寺大活佛纽麦多吉讲,树葬是一种传统的丧葬方式,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堪布泽仁郎嘉认为,从地形方位学上讲,树上原本没有“相”,但树下有,因而树上也被认为是有了“相”。小孩不同于成人,夭亡后所葬的位置要低一些。最初人们把装尸体的箱子放在河谷边的树下,但是由于熊,狼等野兽出没,常会叼走小孩的尸体。后来人们想出了办法:把木箱绑在树干上,随之越挂越高,演变成了今天的形态。

   

    山岩乡的向秋喇嘛认为,树葬的年龄在8岁以下,也有学者认为是13岁(虚岁)以下[5](70)。树葬在山岩社会有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如《萨协》一书中对树葬选址就有专门的规定:树葬点周围的地、水、天都要呈“三角形”①,流水要发出很大的声音。树葬在仪式程序上与当地成人葬式有很大的区别。小孩夭折后,人们先用盐水或牛奶擦洗小孩的尸体,母亲还要在小孩的双手掌心涂上红印泥。这主要是缘于一种传说:人死后要到阎王那里去报到,在下冰雹的天气里阎王会让他们去搓冰雹,小孩的手心涂红是向阎王表明他已经搓过冰雹了,双手都搓红了。这样便会得到阎王的同情,从而免于搓冰雹之苦。人们还要在树棺的某一侧面用印泥做上记号,因为小孩尸体装进树棺时脸要向着河流的方向,以便他(她)转世后有充足的奶水喝。出葬的时间要由喇嘛打卦确定,树棺由亲戚或朋友背到树葬点。小孩的父母一般不去,以免引起他们伤心。在挂棺时,较大的树棺一般用绳子,或铁丝固定在树干上,小树棺则直接悬挂在树枝上。根据佛事向善的思想,树棺是不能使用铁钉的,也不能使用铁丝来固定。因为,铁是用来制作凶器的材料。而在现实中,使用铁钉和铁丝的树棺显然要更牢固些。可见,在后工业时代人们为了实际的便利,也会部分地放弃一些传统的宗教理念。山岩人对树葬的解释是,可以防止下一胎婴儿再次夭亡,保佑家里的小孩健康成长;如果一对夫妇以前生的全是女孩,遵照喇嘛的安排去树葬,也可以满足家人想要男孩的愿望。

二、树葬习俗中蕴含的历史及文化现象

树葬是一种特殊的丧葬方式,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在我国东北及西南的几个少数民族还保留着这一习俗。山岩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之中,长期以来在文化上受外界的影响比较小,树葬习俗保留得更为完整些。在藏学界,人们对山岩社会的研究一直充满了兴趣,但对当地历史的研究受到资料缺乏的限制,而对山岩文化的研究就更薄弱了。笔者连续两年进入该地做人类学田野调查,深感树葬作为一种延续数百年的习俗,被深深打上了地方历史文化的烙印,通过树葬的研究或许会对我们解析当地一些历史及文化现象有所帮助。

(一)树葬与戈巴组织

在山岩,“戈巴”(在金沙江西岩雄松等乡亦称“帕措”)是一种传统的父系氏族组织,父权在家庭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力[6],组织内部互帮互助,一致对外。戈巴组织内的小孩夭亡后要行树葬,传统的树葬习俗与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戈巴组织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1.树葬与戈巴内的重男轻女思想。山岩人对树葬的一种解释是,树葬可以使“孕妇下一胎能生到儿子”,它反应出戈巴组织内部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在山岩,男人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戈巴成员只能是男性,凡一个父系亲属的男孩当他呱呱坠地之日起便是戈巴成员了,稍懂事即开始参加戈巴内的会议,参加决定戈巴内的一切重要事情,享受‘公共权力’,并承担‘公共义务’,讨论对外的械斗与谈判,商讨战利品及抢劫物资的分配,商讨无男性家庭财产的继承问题,解决戈巴内外的纠纷”。而妇女的地位则十分低下,妇女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不论是农活还是家务活,大部分都要由妇女承担。生了男孩的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才会被认可,否则就有被遗弃的危险。“女丧偶者,由戈巴决定某男子去接管该女和全部家产。女若私奔后生有男孩,则由戈巴赎回作为成员。”[7]山岩戈巴重男轻女的思想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戈巴间在草场、水源,以及内部成员交往中很容易产生摩擦和纠纷,他们间的械斗是十分平常的事情。当地民风彪悍,人们在械斗中争先恐后,以战死、负伤为荣,胆小、懦弱之人则会被众人鄙视,一辈子抬不起头来。频繁的械斗导致了大量男性成员的伤亡,严重削弱了戈巴的力量。男孩是整个戈巴的未来与希望。戈巴内部的男丁数量也就成为衡量该组织实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在过去,人们总是祈求能生到男孩,多生男孩,以壮大本戈巴的力量,提高内部的战斗力。男性成员在戈巴中地位突出,人们对男孩的健康与成长也格外关照。如果某一家小孩患了疾病或是意外夭亡,本戈巴的成员必然会来安慰与问候。遭遇小孩夭亡是整个戈巴内部最伤心的事情,人们在悲痛之余,首先考虑到的是如何更好地延续本戈巴的“香火”,保证以后出生的小孩能健康地生长。树葬的文化内涵满足了当地人想生儿子,壮大戈巴力量的愿望。从某种意义上讲,树葬文化其实也是当地戈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树葬超越了戈巴间的世仇。戈巴间的争斗很容易结成世仇,结仇的戈巴间势不两立,时时处于战备状态,以提防对方的突袭。戈巴间的矛盾与冲突虽然也有一些调解机制。但是,正如埃文斯笔下的努尔人社会一样,调节的结果往往是以实力较弱者的暂时屈服和妥协而了结。这种和平非常短暂,而且无法真正落实。随着双方势力的消长,落败的一方无时不在计划着自己的复仇行动[8](177-184)。正因为如此,戈巴间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对立的戈巴似同水火,但是树葬却能超越戈巴间的恩怨。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树葬点的同一棵“圣树”上有时同时挂着一对“冤家”戈巴的树棺。向秋喇嘛解释说,戈巴之间不管有多么深的仇恨,通过打卦方式确定的树葬规则他们还是自觉遵守的,即便敌对戈巴的树棺挂在同一个树枝上,也很少出现毁坏对方树棺的情况。不仅如此,在山岩,一个戈巴的小孩不幸夭亡,周围的戈巴如果知道后还会过来安慰对方,即使是这两家戈巴平日里存在很大的冤仇,他们也会过来或是托人带来礼品和安慰的话。夭亡的小孩通过树葬,超越了戈巴间生活中的对立与仇视。是宗教力量?树葬理念?抑或是其它方面因素的影响?答案似乎并不那么简单,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该现象也正是山岩树葬文化的一大特色。

3.树葬与戈巴的起源。通过对山岩树葬的研究,还能为人们了解当地戈巴组织的起源,当地族群的来源问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山岩戈巴作为当代父系氏族组织的“活化石”,它的产生与发展问题很早就引起了史学界、民族学界的兴趣。然而,由于缺乏有力的资料,学界对于戈巴组织的起源,山岩人来源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大多还处于假想、臆测阶段①。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获取的树葬资料,或许能为分析、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山岩树葬以及戈巴组织与邻近的沙玛乡有着紧密的联系。沙玛乡位于山岩乡的东南部,南接巴塘,北通白玉,是连接川藏南、北两线的交通枢纽。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外,该地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在康区,沙玛是较早载入中原历史文献的地方之一。“沙玛原名扎马,系藏语译音,意即‘红色岩石’。以境内有历史悠久的扎马寺而得名。曾为元代所置万户府治所,史称‘萨玛王朝’或‘萨玛政权’。又是第一代德格土司博它·扎西生根父亲的出生地”[9](45)。沙玛是一个文化重镇,该地也行树葬习俗,而且与山岩非常相似。沙玛也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戈巴组织,现存的三大戈巴──苗朋曲松、欧主冈松、扎迥登松──据说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沙玛人说它们是当地最早的戈巴组织。在沙玛、山岩两地也均存在同一种说法:戈巴组织产生于沙玛,后来有一部分迁向了周边地区。现在山岩也有欧主冈松戈巴的成员,虽然他们已不知道祖先迁到山岩有多久了,但他们都确信自己的祖先是从沙玛迁来的。两地的戈巴间还保持着亲密的互动关系。山岩乡退休干部次旺多杰告诉我,他所在的国友戈巴在山岩有25户,在沙玛有40多户,在西藏贡觉县的罗麦乡也有10多户。他小时候就常听老人们讲,他们的祖先最初居住在沙玛,后来迁到罗麦,最后又来到了山岩。山岩的戈巴来自沙玛,这种传说来自民间,但并非没有道理。由于历史上戈巴间的频繁械斗,势力弱小的一方或战败的一方为了免受强大对手的报复,会选择迁徙它处,山岩的地理环境无疑是一种安全保障。今天,两地相同的树葬习俗也为他们的历史联系提供了辅证。

(二)树葬与早期的民间信仰

山岩社会早期的民间信仰主要体现在苯教文化上。树葬是一种传统的葬俗,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探山岩早期信仰状况的平台。早期山岩社会以苯教为代表的民间信仰对死亡的认识与制度化的藏传佛教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任新建研究员认为,早期的苯教与佛教在死亡观上并不一致。佛教讲轮回,认为死亡不过是新的生命的开始,对生命而言,肉体是短暂的,灵魂却是永恒的。一个人死后,遗体如能迅速消失,将有利于灵魂的转世,生命的新生也将重新开始。“中阴论”亦强调中阴期越短越好,遗体尽早消失实现新的转世。而苯教既重生亦重死,相信“万物有灵”,注重巫术、仪式以及为世俗社会提供宗教服务。

在树葬文化中,藏传佛教所宣扬的轮回转世观念并无明显的体现。相反,我们却可以发现一些苯教文化的“影子”: 1.当地红教活佛纽麦多吉认为, 5岁以下的小孩夭折后没有灵魂(有些僧人认为9岁以下的小孩没有灵魂)。在民间,人们则相信小孩死后不论大小都有灵魂,显然,这是原始的苯教思想,在树葬时,只需念一些超度灵魂的经就够了,无需向成人那样念49天的经。我们从可以看出,当地对小孩死亡的认识与处理并非如成人那样深受佛教思想的支配。2.在树葬中,小孩的尸体在棺中自然腐化,这与佛教所宣扬的奉献肉体的转世观也有很大的区别,也很难用佛教的观点来解释这类树葬现象。3.树葬中的“随葬品”也能反映人们早期信仰的一些痕迹。比如人们通常会在树棺中放一些小孩生前喜爱的食品、饮料等。一些家庭还把小孩生前未服完的药品也留在了树葬点,这些体现了当地视死如视生的丧葬文化。这类现象应当是苯教早期的“陪葬”、“厚葬”观念的遗留。苯教相信灵魂不灭,人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仍然可以享用生前的物品。4.树葬也体现了远古先民对树木神灵的一种信仰。早期苯教崇拜多种神灵,相信土有土神、水有水神、树有树神。在树林和岩石中有“年”神,年神在山里和山谷里游荡,在石缝里、树林里做窝,人一旦冲犯了年神,年神就会送来疾病和死亡[10](826)。年神是藏族社会三大神灵之一,它也是一个非常不明确的概念,可以泛指那些具体的神灵,如它出现在森林中,就转化成为了“树神”。

在藏传佛教进入山岩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当地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人们早期信仰的苯教文化因子依然存在,能够从树葬中体现出来。这也表明,文化的变迁并不意味着原有文化被完全取代或消失,它在融入新的文化后,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自己的因子。

(三)树葬与生育文化

树葬是一种特殊的丧葬方式,山岩树葬的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丧葬的地点在树上,不同于藏族社会传统的土葬、水葬、天葬、火葬、塔葬等方式;二是丧葬的对象仅限于夭亡的小孩。我国东北的几个少数民族中,行树葬的主要是成年人。山岩树葬反映出它与当地生育文化及社会条件存在着特定的联系。在山岩乡有两个大的树葬点:饶嘎垄与宫布奚。饶嘎垄距乡政府所在地约一公里;往宫布奚的山路非常难走,骑马也要花半天时间。笔者曾到过饶嘎垄树葬点,该地三棵“圣树”均为松树,上面一共挂有21只树棺,这些树棺比较集中。尽管我们没有当地小孩死亡率的统计资料,但是邻近西藏地区的一组统计数字,或许能为我们分析山岩的情况提供一些帮助。2000年,全国1岁以下幼儿的平均死亡率是31‰,西藏地区的比例是76‰, 1—4岁的幼儿死亡率西藏达到51‰,这些数据比内地的平均水平要明显地高[11](57)。山岩的自然地理环境更为恶劣,小孩的死亡率应当不会低于西藏的平均水平。在藏族群众生活、医疗卫生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尚且如此,历史上该地区婴幼儿的死亡率之高更是可想而知了。

树葬点散落着一些药品及包装盒子,在地面上见得最多的那种药品叫“小儿安”,是一种治疗儿童感冒,呼吸道感染的药品。该药品是针对4个月以下患病婴儿的。在该地区工作了十余年的刘医生告诉笔者,乡卫生所去年对当地儿童做过死因顺位调查,结果显示:小儿肺炎占第一位,一部分小孩在刚生下来就患了肺炎, 5岁以下患肺炎的特别多;早产、低体重致死占第二位;出生窒息死占第三位。小孩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也有风俗习惯的影响,产妇绝大多数在一楼牛圈中生产,传统观念认为生孩子是一件污秽的事情,必须在一楼,如在楼上生产会得罪家中的神灵。在过去的状况更为恶劣,妇女“产时不浴,母以舌舐之。至三朝,以黄油涂其全身,曝于日中。数日即以炒面调汤食之,不饲以乳”[12]。当地人还认为,妇女产后不能随意活动,更不得窜门,因而他们一般不会选择在医院生产。此外,人们在峡谷中居住分散,交通非常不便,遇到难产、产后出血等情况不能及时送到医院抢救,这也增加了产妇及幼儿的生命危险。在农牧区,群众受宗教的影响还很深,小孩生病,他们首先会去请喇嘛念经祛邪,没效果才去找医生,这样就大大延误了小孩的诊疗时机。综上,山岩的历史与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藏学界、民族学界广泛地关注。树葬是山岩文化的特色之一,通过对树葬的研究分析,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另一方面或许会对其它历史文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参考文献:

[1]　李亦园.人类学的理念与方法[A].李亦园自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2]　Edward B. Tylor.Primitive Culture[M]. Harper&Row, 1958.

[3]　刘赞廷.武成县[M].清宣统二年(1910年).

[4]　徐寒.历史百科全书:民风民俗卷[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6.

[5]　范河川.山岩戈巴[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0.

[6]　廖建新.三岩“帕措”考[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2008(4).

[7]　范河川.三岩戈巴父系社会简介[J].西藏研究, 1999(1).

[8]　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M].褚建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9]　白玉县志[Z].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8.

[10]　萧万源,等.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2.

[11]　游允中,郑晓英.中国人口的死亡和健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2]　西藏新志:卷三[Z].上海自治编辑社铅印本, 1912.

①相关文章有:范河川《三岩戈巴父系社会简介》,《西藏研究》, 1999年第1期;许韶明《三岩帕错族源考》,《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年第5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青藏高原东部三江并流地区民族文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06JJD840019)

作者简介:岳小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区域文化、藏学研究。

源自：《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