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过大理时的群众工作和民族政策

源自：大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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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长征过大理，主要是贺龙、任弼时、萧克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于1936年4月经过祥云、宾川、鹤庆三县。即从4月17日进入祥云至4月26日离开鹤庆，前后10天（主力部队），共经过三个县的25个乡镇、329个村落，行程301公里。
　　红军长征过祥云、宾川、鹤庆虽然时间不长，且在行军、作战途中，但红军是一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沿途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打土豪、惩贪官，为民除害，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行军作战爱护百姓，秋毫无犯。时时事事体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本质特征，彰显了红军的群众工作和党的民族政策，受到了沿途各族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一：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开展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
　　1、用简单易行的形式宣传教育群众，广泛开展群众工作。用标语布告传单和会议等手段和形式宣传教育群众，是红军开展的既符合沿途行军作战的实际，又易于沿途各族群众接受的群众工作方法。红军长征经过祥云的村镇时，散发传单，用石灰、红泥土在墙壁上书写醒目标语。据不完全统计，红军留下的标语还有18条。宾川县于1987年在全县征集到红军留下的标语24条。红军在鹤庆期间，沿途书写了标语500多条，散发和张贴布告300多条。现存的标语如“红军是工人农民的队伍”、“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都欢迎”、“各民族团结起来，抗日倒蒋”、“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打倒一切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等等。这些标语口号、布告，既是红军宣传教育群众、鼓舞斗志、瓦解敌人的重要武器，又使各族群众认识了红军、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红军过鹤庆时，针对群众对红军不认识的情况，在黄坪镇定光村后的山坡上、在老街的村子中心、在松桂街、波罗庄、三庄村、县城的广场上、县城街头、在赵屯、在草海镇彭屯村、在城隍庙戏台前等等地方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主张抗日救国。
　　2、严守纪律，言传身教，时刻不忘群众工作。红军军纪严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二军团后续部队经过下庄地区时，已是夜深人静。他们怕惊扰老百姓，宁可绕村而过，做到千军万马村头过，狗不咬来鸡不惊。红六军团经楚场时，正值蚕豆收割，因人马众多，战士都在田里宿营。他们将晒在田里的蚕豆小心翼翼地堆放起来，腾出空地住宿，第二天又将蚕豆放还原处。在宾川一家农户的谷堆上还留着一张字条“田是穷人开，稻是穷人栽，谷粒归原主，应该不应该”。这样的情况，在红军过祥云、宾川、鹤庆时，时时处处都能体现出来。红军通过言传身教的好形式，把群众工作做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3、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民意，全面加强群众工作。红军在经过祥云、宾川、鹤庆途中，十分注重社会调查，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深入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每到一地，都要把这个地方的社会情况，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等了解清楚，为准确执行党的政策提供依据。红军过宾川时分别驻扎在州城以南的十几个村庄里，当天下午贺老总的指挥部就设在白庄帽一张姓的村民家里。贺老总找来村民亲切地交谈、拉家常，向他们询问、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地方农产品、土特产品。祥城小学办学经费十分困难，濒临关门，红军知情后，派人送去五石谷子给予支持。红军政工人员还在祥云中学进门的大照壁上书写了“为国育才”四个大字，以示鼓励。
　　打土豪、分浮财也是红军全面加强群众工作的一种有效形式。红军进驻鹤庆之前，侦察兵就化装成医生、货郎，沿途调查访问，把谁是土豪劣绅，谁是贪官污吏，调查得一清二楚。据统计，红军经过鹤庆时打击了土豪财主80多家。在占领祥云城的当天，就清算了依仗权势，敲诈勒索，人人切齿的清丈人员；严惩了民愤较大的几个恶霸；还打开旧县政府粮仓，赈济贫民。红军攻克宾川城后，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警察局长、县参议长，以及为非作歹的法警、政警、清丈官24人。打开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受害者40多名。红军替民除害，为民分忧的义举，穷人无不拍手称快。通过这样的工作，让人民群众更深入地认识了红军，更加坚信了红军是真心为人民的军队。
　　4、维护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疾苦，深入做好群众工作。每到驻地，红军指战员都帮助老百姓挑水劈柴，打扫院子卫生等等。在周官营季飞泉家住宿的红军，看到他家生活困难，没有粮食吃，就抬了几袋谷子送给他，一位连长还送给他一件衣服、一床被子。第二天早上临走前，红军把季飞泉家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红军在白庄帽村吴朱氏家住了一夜，就送给她一床被面，一件皮衣，一只玉镯，一个镀金八宝盒和一件背心，有的战士还把自己的干粮全部拿出来送给他。红军每到之处，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现钞兑现，绝不让老百姓吃亏，老百姓深受感动。

二：坚持党的民族政策，着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
　　红军长征过祥云、宾川、鹤庆时，经过了许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所经过之处，红军都广泛与少数民族群众接触，积极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以严明的纪律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真诚关心少数民族人民的疾苦，保护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有力地增进了民族感情，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唤醒了各族人民对红军的热爱和向往。
　　1、关心各民族的实际利益，着力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红军过鹤庆的沿途中，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等领导亲自向白、彝、傈僳等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亲自走上街头，同群众亲切交谈，问寒问暖。红军指战员遵循贺龙等领导的教导，在鹤庆把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部队中普遍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克服大汉族主义倾向，采用访贫问苦、个别谈心和群众喜闻乐见的会议、标语、唱歌、快板、演讲、讲故事、戏剧等形式开展民族工作，向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教育。红六军团经过祥云黄草哨彝族聚居的山寨时，红军战士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民族习俗，宣传彝汉民族都是一家人，各族人民联合起来，抗日倒蒋的政策。一位团首长将《中国工农红军》一书送给74岁高龄的罗应弟老人。在红军未到黄草哨前，有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听信反动宣传，跑进深山里躲藏。然而，凡是红军住过的人家不仅东西没有丢失，就连烧了点柴禾，红军也要留下银元和字条。彝族同胞自万福回忆，红军在他家住宿，吃了半罐腌莱，走时还留下两块银元，并写了这样一个字条：“老乡，烧了你家的一点柴，吃了一点咸菜，留下点小菜钱”。
　　2、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以身作则践行党的民族政策。红军十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在实际工作中更是针对不同少数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生产、生活习俗，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并使民族政策的运用同宗教政策的贯彻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加贴近实际、更加深入人心。
　　红二军团占领祥云县城后，有人建议将红二军团指挥部设在西街清真寺内，贺龙说：“回族同胞爱清净，部队住进去不好，”同时，为尊重回族同胞习俗，不准部队进去挑水洗菜。祥云回族同胞罗汝贤将一匹好马送给了红军，红军又回赠他两匹小马驹，因此民间流传着一马换两骑的美谈。
　　鹤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县，人民群众基本信奉本主崇拜和佛教，境内本主庙较多。红军过境时，一些反动上层分子又利用宗教作为反对红军的手段。为尊重多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打消百姓对红军的疑虑，红军指战员们忍着饥饿与寒冷，坚决不住寺庙，而是冒着寒风在野外露宿；红军到松桂的国公庙、金墩的柏树庙、水洞寺、迎邑菩提寺、县城的大成殿、城隍庙、辛屯的天子庙等寺庙都坚决不住，寺院庙宇中的佛像、神像、本主像都进行严格保护。红军在松桂的南庄村阮维勤家时，阮维勤的妻子生小孩还未满月，红军战士严格按照白族风俗习惯不到房间里休息。这增进民族的了解和沟通，拉近与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红军从指挥员到炊事员，上下一致，宁可自己挨饿，也不动少数民族群众的一粒粮食，宁可在外面受冻，不经允许不进群众的家门。红军指战员的言行，体现了红军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诚意。
　　3、保护开明士绅，严格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红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对工农大众，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人士则加以保护；对一贯欺压贫苦大众，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则严惩不贷。
　　贺龙经过调查访问，得知宾川县伪县副参议长褚美轩是一个正直有德，受百姓尊敬的开明人士，就叫人把他请到住所和他交谈。红军了解到祥云县城名医杨敏，因祖事医业，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给穷人治病施药，为红军治病。红军就在他家门口写下“司令部住址”，以免后续部队进住打扰。祥城的王白仙，亲友多人参加革命，他开布店，用实际行动拥护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拿布匹资助红军，红军对其资助，折价五百银元，并写下字据，待革命成功后归还。为了不使后续部队打扰，红二军团用某部名义写证明保护布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