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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和晚年著作中都指出历史上不同文明间冲突与融合并存,但他憎恶战争,更注重文明间融合有助于推进历史;他对处理当代世界各文明间的关系,则坚执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期盼以和平文化来实现世界文明的统一性,通达作为和谐整体的世界社会。和汤因比研究文明的现实目的不同,亨廷顿在历史与现实的观察上,都较片面地着眼于文明间的冲突,声言不同文明的冲突已主宰全球政治,特别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的冲突,将可能严重威胁西方国家的利益和在全球的优势地位。亨廷顿虽因袭了汤因比的某些文明思想,但他的文明冲突论和汤因比的作为历史哲学的文明理论,在实质内容上并非一脉相承,前者并不是后者逻辑上引申出的必然后果,不应将两者同等看待、甚或混为一谈。和亨廷顿相比,汤因比在文明理论上多有高出一筹之处。
②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强调:“有两件事可以公正地归功于苏格拉底,即归纳论证和普遍性定义,这二者都是科学的出发点”;(1078b25-30)他大力发展先哲们特别是苏格拉底所积累的逻辑思想,建树系统的逻辑学说,这是奠立西方分析理性传统的关键环节。③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过去解释现时》,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157页。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