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作为“暗杀时代”牺牲品的宋教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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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近照
　　导语
　　我们先要问的问题是这样的，暗杀这个事情本身，我们怎么来看待？因为在晚清到民国初年，当时的一些激进派是非常左的。我们想历史的悖论就是这样，主张暗杀的人竟然自己死于暗杀……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纪念宋教仁暗杀一百周年，要跳出这件事情本身，设想我们在政治上应该怎么与暗杀的时代告别，怎么样真正迎来大家能够积极参与这么一种政治的公民社会，这样的气氛形成了，我觉得中国才会真正的走向强大和独立……

　　陆建德简介
　　陆建德，1954年2月生于浙江抗州，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90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中国英语文学研究者、作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外国文学动态》主编，现任职务职称是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历史充满悖论：主张暗杀的人死于暗杀
　　我们先要问的问题是这样的，暗杀这个事情本身，我们怎么来看待？宋教仁被暗杀后，梁启超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叫《暗杀之罪恶》，写的非常好，他觉得中国人经常会觉得，有很多事情，把这个人灭了问题就解决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就会朝你所希望的那个方向走。梁启超说不是，他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叫“社会势力”，有很多人实际是社会势力的代表，你把这个人除掉了，但是这个社会势力是继续存在的，你无法消除社会势力。所以他反对任何暗杀。
　　因为在晚清到民国初年，当时的一些激进派是非常左的。我们想历史的悖论就是这样，宋教仁他自己主不主张暗杀？我们要回到1905年，我们要回到日本，要回到东京看同盟会是怎么创立的，看看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民报》一直是暗杀的鼓吹者。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包括吴樾，1905年刺杀出国考察宪政满清五大臣的人。吴樾被尊为国民党的先烈，他自己写的一本书就叫《暗杀时代》。吴樾恰恰是宋教仁敬仰自己的人物。
　　我们觉得历史充满悖论，主张暗杀的人竟然自己死于暗杀。在宋教仁被暗杀之前，我们看到在同盟会，在国民党，暗杀成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觉得我们应该去考虑它的合法性。它会提倡这样的行为：我不喜欢你，我就把你灭了；区分人就是简单的好人和坏人、朋友和敌人。最终造成的是对法律极端的不尊重，另外是对政治的严肃性的否定。因为政治永远包含着不同的观点，你是需要讲述你的立场，然后需要协商，最后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让人遗憾的是，在1913年3月20号的时候，宋教仁北上的时候，他可能会做出妥协。所以他马上给袁世凯写信，这个时候宋教仁一点没有想到他的死可能跟北方有联系。
　　刚才几位老师都讲了，比如说应夔臣和洪述祖的关系，在这里面到底什么关系，赵秉钧他们的责任在哪里。如果用法律来处理，怎么追究赵秉钧的责任，袁世凯他有什么责任。赵秉钧他坚决要求进行调查，他希望在中国引起一个新的警示，而且引进一个调查委员会commission，他要请一位社会贤达，非常有威望的人士来领导这个调查委员会，最终出一份报告，而且这个报告会有好几百页长。在西方社会经常是通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然后交给议会，议会来讨论拟定出一个办法。当时考虑的人选是伍廷芳。

革命者对法律和共识的破坏
　　但是正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二次革命已经发生了，所以最终的调查一直没有。里面有很多东西，但是它跟清末民初的暗杀盛行的大趋势是相符合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哀。林肯从政之前是律师，他承认有很多法律是不好的，但是他告诉美国人，你如果碰到不好的法律，你也要像宗教一样服从它，你要通过合法的手段来改变它。不然的话，任何法律都是你喜欢你就遵从，然后你用它来打击你的敌人；你不喜欢你就不要──这个情况在民初的时候是存在的。这点我们也看到同盟会、国民党，包括宋教仁本人所存在的局限。
　　假如那个时候大家选上的总统是孙中山，南京这些代表，他们还会制定出《临时约法》吗？临时约法是为国家的前途，还是为某一派的利益？它是不是知道可能谁来做，我就要最大程度上限制他的权利，剥夺他的权利？然后在最大程度上提升我自己的权利，法律是为我服务的，而不是真正的表现出对法的尊崇。
　　梁启超先生曾经有深刻的反省，他在《欧游心影录》写道，他说我们当了几年共和政治，演的都是搬桌子把戏。我在这里插一句，“共和”这两个字，在这一百年来有很多的光辉。但我觉得，一代一代的人注入了很多的神话在里面。在中国说到共和，就会觉得它自然而然肯定是比君主立宪制好。但是真正如何，我个人读书读的少，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我不知道索马里共和国是不是比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好，也不知道海地共和国的政体是不是一定比北欧的小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好？但是在我们中国“共和”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所以梁启超意识到“共和”这两个字可能就是一个招牌。梁启超这样说，如果法定定了不算帐，白纸上撒了黑墨来糊人，方便自己的就用，不方便就随时抹杀，那么何必要这些法律？就有了立法权又作何用呢？他说，讲到这一点，所以那些半野蛮、半开化的军阀，不要只批评他们，我们这些高谈宪政的人，也不能够摆脱责任。他说全国的人大家都要自觉来忏悔和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遵守法律。
　　我们纪念宋教仁，也要看到那个时代，他处在暗杀时代大环境下，不同方面的人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来。我们会看到好人坏人不那么明显，他们的行为方式、信仰体系很可能是一样的，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法制观念，但是法是不是可能就是为自己的方便而设计的？
　　由此我再回到宋教仁的另一个话题，就是同盟会的成立。同盟会1905年在日本成立，它背后有强大的日本背景。我们原来讨论日本的事情，我们都是孤立的事情。觉得中国发生的事情跟外国无关，其实不是这样的，《民报》在原先有一个刊号，那份期刊是被日本管制而取消了。因为那个期刊里面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日本人的亚洲谋略，日本马上把这个杂志封了，不许这本杂志流行，一切封存。然后《民报》报起来了。孙中山回到亚洲，他很快找他的人，其实也是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日本在晚清的时候对中国的渗透已经非常非常全面了。
　　我们还要看到有很多事情有一定的背景，包括二次革命。当时宋教仁被杀之前，这个时候孙中山在日本。事情发生了，孙中山到日本筹集资金，也不断的跟日本方面通信。因为日本最怕出现统一的中国。统一的中国有强有效的中央政府，它能动员全国各地的资源，这样的中国是强大的。五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中国国力并不强，但是它能够调动各地的资源，在北朝鲜显示出了它的势力。日本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他看到哪个人可能统一中国，他把这个人看作自己潜在的对手，并用最大的努力去对付他。袁世凯是可能统一中国的人，日本不喜欢他。我不是说日本人就喜欢孙中山，如果孙中山能够在中国进行特别有效的管制，那日本人肯定会支持国民党。这样我们就觉得，轻易对自己的国家发难，这是非常不应该的。所以我非常同意高全喜先生说的。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宣布独立以后，后面二三十年不断的讨伐，对中国整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对中国比较健康的政治语言的形成，形成巨大的伤害。
　　所以今天我们还希望，我们能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希望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政治，希望有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这些事情，不要用简单的好人、坏人、进步、反动来谈。而是谈，如果我处于这个人的地位，我可能会怎么来做。我们原来写历史不是这样的，经常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容易写极端的口号。自己如果真的在其位、谋其政，你觉得有很多极端的口号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自己只能在现实中艰难地从事一些协商、谈判、妥协、坚持的工作，这一套需要全国上上下下有一种善意和诚信，还要有巨大的政治智慧。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纪念宋教仁暗杀一百周年，我们还要跳出这件事情本身，设想我们在政治上应该怎么与暗杀的时代告别，怎么样真正迎来大家能够积极参与这么一种政治的公民社会，这样的气氛形成了，我觉得中国才会真正的走向强大和独立，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问答：从建立有效中央集权的角度看袁世凯称帝
　　问：我感觉如果寄希望于某一个人来控制住各方的势力，这种均衡是一种伪均衡，它的结局是什么样的。第二个问题是比较外行的问题，我请你分析一下袁世凯想称帝的原因，因为袁世凯是一个维新者和改革者，也许他作为一个组织者，他为什么选择这条路。

陆建德：
　　我做一点补充，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称帝，中国那个时候已经完全分裂了。辛亥以后中央政府是没有钱的，当时地方强人有地方的税收，不会教给中央。晚清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但失败了。在民国的时候发现这分裂的状况在继续扩大，并且在慢慢深化。所以孙中山没有中央财政的。袁世凯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所以他要去借款来维持。孙中山非常憎恨，孙中山他自己可以绕开国会，但他可以拿出国会来制衡，你不许借这个钱。最终希望这个政权不能维护。
　　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是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的统治。这跟外国比较的话，法国在16世纪已经解决了中央集权的政体，这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必要前提。你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然后中央政府通过税收来维持。在晚清的时候，刘师培说，中国是一个无政府的国家。中国不是封建社会，中国的老百姓是人人平等的。而外国比较落后，外国的封建制度才消失一两百年、两三百年，所以外国的老百姓能听从国家的命令。但中国不是，我们两千年前就是个无政府国家，实际上我们的什么号令、法令，老百姓是不听的。所以中国要从无政府走到有政府，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怎么达到？严复对袁世凯有很多的谴责，但他当时为什么支持袁世凯称帝，严复这样的政治家他们可能比梁启超还要成熟，他们并不是支持袁世凯本人，他们希望在中国有人维持局面，使得中央政府能够运作。但是最后，中国在辛亥以后，“共和”这两个字尽管是很虚，但是已经深入人心了。你再称帝，你的对手会来反对。但是我们把放在中央集权这个环境上来理解，我们会它的认识稍微深刻一点。
　　问：我觉得当时流行暗杀或者要求政治家做到政治成熟有点苛求。

陆建德：
　　因为我的家乡是在杭州，章太炎自己对国外的了解也是挺少的，章太炎在晚清的时候有一种极端的民族仇恨，实际上也是甲午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呈现在民族仇恨之中，这个国家最是要分离的。所以那时候有很多人反对民族仇恨，严复就是其中之一，严复对于章太炎这一派有很多保留意见。但是章太炎当时对当时一些政治家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就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分析18世纪的法国的所谓启蒙知识分子，他认为他们有很多毛病，他们有诗人的气质，但是在现实中却可能造成灾难。他们在房间里面设计一个方案，而不像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知识分子：有很多政治经验，不会提出一个宏大的目标，但是他们一步一步走的很扎实。
　　在民国那时候，章太炎有一点让我很佩服。确实看到了辛亥以后，那些元勋做事情极端自私、争权夺利。这一点孙中山也有很多的感叹。到了辛亥以后1912年，原来的那些组织已经消亡了，大家马上要兑现革命红利，以为革命成功了马上可以拿到巨额的报酬。所以孙中山在1912年年初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这些人，他们的共同目标要拿取最高额的军饷，国家怎么样，他们不在乎。当时有一个外国记者，他就在问，这些爱国军人能不能为了国家，把自己解散掉呢？因为国家没有钱。黄兴那个时候在南京，他的任务就是要筹集款项，对付这些军人，然后把这些军人遣返回家。这些军人给财政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章太炎就在看，这个革命是否是为了牟利还是其它？这些军人、千奇百怪的人又重新开始二次革命。这都是那段时期给我们留下来很苦涩的历史经验，我们从这些苦涩当中提炼出来一些比较有用的经验。
　　问：是这样的，你说过宋教仁的死偶然或者必然导致了可能会形成两党制或者是多党制，你觉得在民国初年的情况下，包括像袁世凯或者是其他人，会不会真正意义上能够达到你所设想的两党制或者是多党制，像西方的民主模式。因为我们知道袁世凯也是在默认这种模式，包括梁启超也成立了小的党派，这是当时大的趋势，有没有其他别的力量，如果可能的话能够更早的实现宪政的理念。
　　我根据你刚才提到章太炎极端的民族思想是从日本来的，我有点小异议。因为我们似乎把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东西忽视掉，我觉得恰恰是日本人给了革命党一个合理的需求，我是一个被殖民者，我要推翻殖民主义。我觉得包括像对于暗杀，包括汪精卫暗杀和之前国民党的暗杀，你是殖民者，我是被殖民者，我用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我觉得这个不能跟你说的之后暗杀成功了，包括道德的败坏，所以不知道陆老师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陆建德：
　　我在想宪政、民主非常复杂，我这些书读的不够。但是我知道在英文里面，在19世纪的英国，Democracy，民主，不是一个很好的词。一个事情最终好不好，对不对，我们说用数字来决定，数字决定一切，数字就代表凭证，我对这句话表示敬意。但是我知道很多事情的是非好坏，并不一定是数字决定的。所以在19世纪英语世界Democracy不一定很好。英国19世纪的思想家J.S密尔写《代议制政府》，讲怎样的民族可以实行代议制，怎么样的民族不可以实行代议制，对这方面讨论的特别多。当然有些方面是为帝国辩解，比如说印度这个国家绝对不能实行代议制，为什么？比如甲侵犯了乙，你让警察来维护正义，你来作证证明甲对乙侵害了，这个时候乙不可出来作证。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实行代议制。所以我们要看到现代有些词比较流行，但这些词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文化的过程，并不是说一直都是光芒四射，人人看的时候都敬仰膜拜。不是这样，是历史的结果。
　　再回到刚才说的辛亥革命，我们假设问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在美洲的白人以前都是殖民者，以前在美国的印第安原住民可能有好几千万，现在印第安人是不是可以实行反殖民主义、反殖民性的斗争。我们只有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来做这个事情，否则的话会不断地这样循环，这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和不安。你自己生活在这个社会，你不希望这个社会有很大的动乱和暴动。
　　我们现在不能说辛亥革命应不应该发生，我觉得如果纯粹用反殖民性来说，这个还不能说服我。各地的原住民都有理由进行恐怖袭击，但我觉得这不太好。他们实际上袭击的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政治，你应该在这个政治之内来进行使社会伤害最小的一种改革，这样其实也是一个选项。我们现在也可以多多考虑这样的选项，一旦能够被大多数人认可，这个社会再将来的苦难就比较少。不然的话我们不断的进入朝代更替的模式，中国这么长的历史受尽了朝代更替的苦。但是这个朝代更替又没有带来真正的社会福利。我们要走出这种瓶颈。我希望我们还要考虑到整个现有的框架，在现有的框架下尽我们我们最大的努力。所以讲辛亥那个时候的反殖民性──举个例子，如果我在美国说印第安人独立的话，马上会被判刑，那是不负责任的。我举的例子是不恰当的，但是我也觉得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