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禁而不止，专家：应加强管理，而不是一禁了之

　　代孕是指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即代孕母亲）借助现代医疗技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及其衍生技术），将受精卵植入子宫内，为他人（委托方）完成妊娠、分娩的行为。
　　代孕以男女不发生性交为前提，过程包括人工授精或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以及其他相关衍生技术。生育行为本身具有社会性，而代孕却打破了集妊娠、分娩与血缘为一体的传统母亲形象，故而引发广泛争议。
　　代孕在我国仍处于不被允许的状态，但目前相关规定仅停留在部门规章层面，立法效力层次偏低，无法达到规制的目的。世界各国对待代孕的态度有所不同，但越来越多的国家从保护儿童利益的角度出发，倾向于承认代孕所生儿童与委托代孕父母间的法律关系。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代孕提供了技术支持，也为代孕需求者提供了选择的可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则为代孕提供了舆论可能，代孕逐渐被社会舆论理解和接受。很多代孕母亲迫于各种现实原因走上代孕之路，是在特定情境下经过反复衡量、取舍后作出的选择。
　　近年来，我国出现多例代孕案件，国家始终坚持代孕违法的判断，但在某些案件中将亲权与监护权二分，在无法找到代孕母亲的情况下，让有抚养能力的委托人保留代孕所生孩子的监护权。
　　代孕是较有争议的一种怀孕形式，而怀孕是全面性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指出，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全面性教育会从生育意愿、生殖权利、辅助生殖技术等角度对代孕、怀孕等学习内容进行讲解。
　　国内外有一些影视作品反映了代孕相关的话题，如中国电影《母语》，探讨了生命、情感的延续等一系列命题。2013年，英国纪录片《代孕者》详尽记录了印度一医院中代孕母亲的真实生活经历，展现了印度代孕产业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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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代孕母亲与子女之间是否有基因关联划分
　　1. 完全代孕
　　完全代孕又称妊娠型代孕或宿主型代孕，即代孕子女与代孕母亲无基因关联。代孕母亲仅以自身子宫作为载体，植入胚胎进行妊娠和分娩。植入的胚胎可分为三类：委托方夫妻双方生殖细胞结合形成的胚胎；委托方夫妇中一方提供的生殖细胞与捐献的生殖细胞结合形成的胚胎；捐献的胚胎（即与委托方夫妻无基因关联）。

　　2. 部分代孕
　　部分代孕又称基因代孕，即代孕子女与代孕母亲有基因关联。代孕母亲提供卵细胞，精子可以来源于委托方丈夫或捐赠者。相对于完全代孕，部分代孕更容易引起伦理与法律争议。

二：按代孕是否支付报酬划分
　　1. 无偿代孕
　　代孕母亲不以获得报酬为目的而接受代孕委托即为无偿代孕，又称利他性代孕。有时委托方夫妻也会进行合理补偿，但仅包括必要的费用，如孕期必要生活费、营养费、误工费、医疗费等。

　　2. 有偿代孕
　　代孕母亲为获得经济利益而接受代孕委托，称为有偿代孕，其收取的费用远超过合理补偿金额。其中，不带任何帮助色彩、完全商业化的有偿代孕形式为商业代孕，常通过中介方进行。

一：国内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
　　我国一些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中涉及到了与代孕相关的内容。其中《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2001）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2004）均明确规定禁止相关医疗机构和技术人员实施代孕，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15修正）已将“禁止代孕”的相关条款删除，预示着我国代孕相关法律法规会有进一步的完善。

　　1.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2001）
　　第三条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第二十二条 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买卖配子、合子、胚胎的；（二）实施代孕技术的；（三）使用不具有《人类精子库批准证书》机构提供的精子的；（四）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的；（五）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档案不健全的；（六）经指定技术评估机构检查技术质量不合格的；（七）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2.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2004）
　　三、实施技术人员的行为准则
　　（五）禁止实施代孕技术。
　　（十三）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将“禁止代孕”的相关条款删除。

二：国际相关文件
　　2014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常设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从事父母身份/代孕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On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further Parenthood/Surrogacy Projects）初步报告。报告指出，在父母和跨国代孕领域制定一项国际法律文件十分必要且具有可行性。将来的法律文件应当实现两个政策目标，一是确保儿童获得相应的法律身份；二是保护各相关当事人的权利和待遇，使其符合国际人权标准。报告还建议成立专家小组，对法律文件起草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

一：国内现状
　　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背景下，国内的非法代孕行为越来越猖獗。地下代孕已发展出较为成熟的商业化模式，可进行国内或跨国代孕，甚至各大代孕中介网站基本都保证完成代孕过程的医疗机构为三甲医院，并聘请律师作为法律顾问，提供格式合同。国内创办最早的代孕网站AA69，自其2004年创办至今，通过该网站成功诞生的代孕婴儿已超过一万名。
　　目前，我国关于代孕行为的规定仅停留在部门规章层面，立法效力层次偏低，规制力度和处罚手段较弱。同时，卫生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辅助生育技术规范》仅限定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为，没有切中代孕行为的关键主体。若只是惩罚实施人工授精的医疗机构，其结果要么是迫使医院走入地下实施手术，要么迫使代孕者想方设法与代孕需求方直接发生性交而怀孕，故而无法达到规制的目的。

二：国际现状
　　世界各国对待代孕的态度各有不同。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印度、南非及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和内华达州允许所有形式的代孕；加拿大、瑞典、英国、越南、澳大利亚允许非营利性代孕；巴西只允许二等血亲以内相互进行代孕；中国、日本、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意大利、法国、德国、波兰禁止所有形式的代孕；其他国家则对此未作规定。
　　而对于涉及代孕所生子女的案件，越来越多的国家从保护儿童利益的角度出发，倾向于承认代孕所生儿童与委托代孕父母间的法律关系。

一：性少数群体的代孕问题
　　同性恋伴侣成为父母、养育子女，主要是通过以往的异性恋关系、收养、辅助生殖技术和成为已有子女的同性恋者的伴侣这四种方式来实现。其他性少数群体，如跨性别者也可以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婚姻、收养等方式成为父母。由于目前性别重置手术的水平限制，很多接受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者无法获得相应的生育能力。对于一些与男性伴侣结婚的跨性别女性来说，代孕可能是为数不多的能获得与配偶有血缘关系子女的方式。
　　近20年来，更多的性少数伴侣通过代孕、捐精等方式养育子女。辅助生殖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如精子银行、体外授精、试管婴儿和代孕，为性少数伴侣实现生育目标提供了可能性。
　　2015年，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魏伟对7个生育子女的同性恋伴侣家庭进行了访谈研究，其中有3个家庭通过代孕途径实现生育，包括国外代孕和国内代孕。
　　来自同志社群的信息分享和技术支持，也推动了同志家庭生育观念的转变。在许多同性恋亲友会上，不仅有成功当上父母的同性恋者现身说法，还会提供生育技术和法律政策方面的咨询。国内外的一些商业性代孕机构，也看准了这一商机，在一些城市中开展了相关服务的推介活动。
　　由于单身生育受到现行婚姻和家庭法律制度的限制，同性恋者想要生育子女，一般需要借助“形式婚姻”才能实现。除了教育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国际化，生育子女的同性恋伴侣家庭相比其他同志伴侣，拥有更为突出的经济资本优势。借助非传统生育手段，不仅本身价格不菲，还涉及法律和政策领域的“灰色地带”，应对、掌控和规避各种风险对家庭的经济和社会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除了利用相对优越的社会经济地位，克服生物、社会和法律障碍达成生育目标，同性伴侣家庭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积极的行动策略和意义构建、营造正常的家庭生活。在为孩子选择称谓时，同性恋伴侣会采用一些命名策略以淡化血缘父母和非血缘父母的差异，并努力平衡两者在日常亲子互动中的角色扮演，尤其是防止非血缘父母的边缘化。而将非血缘父母作为法定父母的生育安排，无疑也是一个强化家庭成员亲情联系的行动策略。在一个缺乏制度性支持的环境中，同性伴侣家庭立足日常生活，建构新的亲缘意义，是这些家庭能够存在、维系甚至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今，许多国家尚未完全解决如何确定代孕子女的合法父母身份问题，但相关法律还在不断完善。
　　同性恋伴侣的生育意愿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差异。女同伴侣虽然拥有生育后代的天然优势，但是生育意愿相对男同伴侣更弱。这一方面和女同性恋与母亲两个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男同伴侣更易受到传宗接代的社会期望的影响。

二：影响代孕意愿的因素
　　1. 社会因素
　　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产生，为代孕提供了技术支持，也为代孕需求者提供了选择的可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则为代孕提供了舆论可能，代孕逐渐被社会舆论理解和接受，也在客观上为代孕的存在提供了土壤。
　　女性的独立也为代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一方面，随着社会进步，女性就业和受教育的机会增加，地位也逐渐提高，更多的女性走向社会、更加独立，也能够更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正是如此，女性才有了选择代人妊娠、生育的机会，代孕母亲才得以出现。另一方面，伴随着女性的独立，女性群体内部也在不断分化，拥有较多经济、社会资本的女性可能会以各种原因委托另一部分拥有较低社会地位或较少经济、社会资本的女性为其代孕。

　　2. 个人因素
　　很多的代孕母亲走上代孕之路，是迫于创业、还债、求学、抚养等各种现实原因。可以说，代孕是代孕母亲在特定情境下经过反复衡量、取舍后作出的选择。
　　代孕之所以能持续存在并不断发展，与个人需求密不可分。代孕是新家庭结构下的夫妻或个人获得子女的方式之一，如同性婚姻、单亲家庭和不孕不育夫妇，或是因为女性不愿因妊娠而放弃事业、夫妻双方或一方身体状况不佳，也包括已有孩子的新富阶层家庭。

三：合法性研究
　　在我国，代孕目前仍处于完全禁止状态，但对于下一阶段的立法趋势看法不一。根据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中删除了禁止代孕的相关条款，我国对代孕的完全禁止态度可能逐渐打破。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长秋认为，删除相关条款只是国家进一步立法规制代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下一步还会制定更为清晰的法律法规来禁止代孕，而“我国意在开放代孕，以应对不孕不育症患者越来越多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所以删除相关条款”的想法是一种明显误读。他还指出“代孕不应合法化，这应当成为我国立法规制代孕的基点”。
　　早在2006年，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燕玲就从法理上的无伤害不禁止原则、正义原则和人的家庭权、追求幸福的权利等方面来阐述代孕合法化的理论依据，并建议我国有限性开放代孕。基于当前的国情，我国目前仍不具备完全开放代孕的条件，代孕仅能在合理限度内合法化，有限开放代孕也具有现实必要性，其能够保护自然人的生育权和身体权，且在采取相应措施的情况下并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代孕的有限合法化范围主要指：禁止有偿代孕，开放无偿代孕；禁止亲属间的代孕，开放非亲属间的代孕；禁止部分代孕，开放完全代孕。从解决不孕不育问题的角度来看，部分不孕不育或生育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缺失的家庭确实有代孕的需求，社会各界与学者都应继续关注代孕合法化问题并尝试寻求解决办法，如建立起完善的伦理审查制度以及登记制度，以保护代孕双方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利益。
　　也有学者反对代孕合法化，认为代孕违背了人性，构成对人性的侵犯，并且会打乱社会伦理与法律关系，冲击人类社会现行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商业性代孕从客观上又会带来对代孕母亲的剥削，从伦理上的正当性乃至法律上的合法性更有待商榷。

源自：楚天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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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姬栋 申度 佘影

　　“我遭的罪，是无法用金钱来弥补的。”29岁的刘敏（化名），是一名地下代孕妈妈。从2011年开始，她在武汉通过不同的地下代孕公司多次接受代孕手术，可每次怀孕不久便流产。去年6月，她再次成功怀孕，可6个月后又不幸胎死腹中。医生告诉她，今后她怀孕的几率非常小，即便怀孕，也可能有生命危险。
　　上月底，这名29岁的宁夏女子来到本报反映情况，希望曝光武汉地下代孕市场黑幕，通过自己的遭遇，给想挣这份灰色收入的人以警醒。

刘敏（左）向本报记者讲述自己当代孕妈妈的经历  U11252P1T1D30589792F21DT20140728112115.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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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B超就签约 3次流产仍继续
　　2011年，刘敏前往北京打工，但收入不理想。听一个朋友说，在武汉做代孕妈妈，一年可轻松赚十多万元，她便心动了。当年下半年，她通过网络联系上武汉一家代孕公司，便赶了过来。
　　代孕妈妈在行业内被称作“代妈”。代孕公司负责人告诉刘敏，做代妈年龄要在35岁以下，最好有生育史，生育过一胎最好，但剖腹产除外。
　　刘敏发现，进入这一行的门槛比较低，只要身体还正常，没有什么传染病，几乎都可以做代妈。当年10月，刘敏初次做代妈时，与六七名女子一起，被安排到一家小诊所进行孕前检查。仅查了一个B超，代孕公司就确定哪些人能够签约从事代孕。
　　刘敏说，这两年多她先后进行过五六次试管婴儿胚胎植入手术，每三四个月就要尝试一次，其中3次成功怀孕。但不知为何，3次都无一例外地流产了。
　　刘敏感到身心疲惫，但为了拿到一笔不菲的代孕费，她决定再试试。

专人陪住看护 长期吃药打针
　　去年3月，经人引荐，刘敏“跳槽”到武汉AA69唐雪代孕公司。她称，经营该公司的是一对夫妻，30岁左右，男的自称郝运，女的自称唐雪。
　　6月下旬，该公司专门安排了一名女助理，陪同刘敏住进光谷一高档小区的一间出租屋里。刘敏回忆，在她月经后的第14天，女助理开始每天检测她的排卵情况，当确定其进入怀孕周期后，就找人上门为她注射了3天的黄体酮针，每天1针。第4天，代孕公司为她安排了试管婴儿的移植手术。
　　移植手术在武昌街道口一家医院进行，是专车送去的，代孕公司派多人陪同。医生将试管胚胎植入其体内，约半个小时后，手术完成。
　　此后，刘敏与女助理按代孕公司要求过起了“隐居生活”，她不能告诉任何人详细地址，更不得擅自离开或带人进入居住地，也不得与未经公司同意的任何人接触。
　　刘敏说，与正常怀孕的妇女一样，头3个月对代妈尤其重要。从植入手术当天起，代妈要连续注射75天的黄体酮，每天1针。因为试管婴儿一般比较脆弱，若不打这些针，很难保住。
　　同时，代妈还要配合吃很多药，如每天吃6片补充子宫厚度的补佳乐，一粒叶酸片、一小瓶盖中成药的安胎药等，“吃药就像吃饭一样”。
　　刘敏打听得知，其中有些药副作用不小，甚至影响今后的生育能力。这一点，记者通过产科专家也得到了证实。

按孕期阶段结账 成功可获14万
　　十月怀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代孕最大的风险，在于随时可能流产或者胎死腹中。因此，代孕公司给代妈的报酬都实行“风险制”──按照几个关键的时间点逐步发放，只有成功分娩后才能拿到全部佣金。
　　去年7月，刘敏再次怀孕，这次胎儿在她肚子里待的时间比前几次都长，她拿的钱也最多。怀孕满3个月时，刘敏拿到首笔1万元佣金，第5个月再拿到1万元，第6个月后她开始拿“高工资”2万元。
　　此时，似乎一切都很顺利，按照刘敏的设想，到今年5月，她生下这名婴儿后，就可拿到余下的10万元佣金。
　　刘敏计划，等拿到全部佣金后，就再也不干这一行了，回到老家去做点小生意，“重新过正常人的生活”。
　　可惜的是，这一美梦随着今年初的一场意外而破灭。

再次流产险丢命 落下不孕风险
　　今年1月7日晚，刘敏突然感到剧烈腹痛，呼吸困难，保姆连忙将她送到医院。医生检查发现，她出现妊高症症状，腹中胎儿已没了心跳，而且她本人也面临生命危险。
　　次日凌晨，死在腹中的胎儿被手术取出。经过一个多星期的住院治疗，刘敏终于脱离危险。
　　医院出具的检查诊断书显示，刘敏身患重度子痫前期、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子宫肌瘤等多种病症。该院妇产科医生称，根据该结果，加上患者有多次流产史，她以后可能怀孕的几率非常小，即便怀了孕，也可能有生命危险。
　　刘敏称，事后代孕公司认为流产是其自身的问题，对她不管不顾。刘敏在朋友家里休息了半年，身体依旧没完全康复。“我还没做过母亲啊，今后怎么过？”刘敏流着泪对记者说。
　　刘敏说，3年多来，虽然她一次也没有代孕成功，还是赚了十多万元，但怀孕期间，她的妊娠反应非常强烈，“有时恨不得把肠子都吐出来。”而更让人煎熬的，是心理上承受的巨大压力。“我遭的罪，是无法用金钱来弥补的。”刘敏说。

案例
谎称出远门打工 38岁女子当代妈
　　记者调查发现，武汉的地下代孕妈妈群体不小。上周末，在武昌一家茶馆，记者就见到了一名自称小霞的代妈。
　　已经怀孕7个月的小霞来自湖南农村，38岁，这几乎是代孕公司可以接受的代妈年龄上限。小霞和丈夫在老家有约5亩地，一年下来也就七八千元的收入。再过几年儿子就要上大学了，光靠这点收入显然无法支撑。
　　“代孕一年可以挣十几万，而且并不需要有身体接触，说白了只是出借自己的子宫而已。”一个偶然的机会，小霞听邻村一个妇女说起代孕的事，她就暗暗留了心。随后，小霞跟着邻村做过代妈的那名妇女，来到了武汉一家代孕公司。她应征代妈的事没告诉任何人，丈夫和儿子也只知道她“跟别人出远门打工去了”。
　　今年初，小霞接受了胚胎移植并成功受孕。接下来将近一年的时间，她都不能离开武汉。每次给丈夫和儿子打电话时，她总要故意埋怨几句，称打工太忙不能回家。
　　受孕成功后，小霞开始收到公司的生活费，每月2000元。怀孕3个月时，小霞收到中介公司发放的首笔1万元佣金，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1万元的佣金。算起来，等孩子出生时，她可以拿到共计十多万元。
　　这些钱会按月固定打到小霞的卡上，她则不定期给家里汇去。不过，她不敢汇太多，怕丈夫起疑心。
　　小霞打听得知，差不多足月后，孩子会以剖腹产的形式生下来，做完亲子鉴定就会被雇主带走。她期盼回家，又害怕回家：在外一年就赚了那么多钱，如何解释？剖腹产会在腹部留下疤痕，丈夫发现后怎么办？

源自：楚天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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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花费重金求子 期望“把根留住”
⊙记者：申度 姬栋 佘影

武昌晒湖附近一家中医诊所门前，不时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雇主”现身  U11252P1T1D30589910F21DT20140728114229.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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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假装应征“代妈”，登上代孕公司的车辆前去体检  U11252P1T1D30589910F23DT20140728114229.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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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于那些结婚多年不孕不育的夫妻，那些不幸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这本“经”更难念。漫漫求子路上，充满艰辛与失落，最终，他们不惜重金，从地下代孕市场寻找出路。
　　本月中旬，本报记者分别采访了一些被地下代孕公司称为“雇主”的求子夫妇。

爱女意外溺亡 悲痛父母辞职来汉求子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的这句话，让今年50岁的四川人黎小峰感受尤其深刻。
　　去年春节前，黎小峰的三口之家，幸福得让人嫉妒──他晋升为企业高管，年薪涨到30万元；47岁的妻子夏文娜是中学教师，刚刚评上副高职称；独生女儿是2013年地区高考状元，考上国内一所知名高校，还当上了学生会干部……
　　但噩梦来得猝不及防。去年元宵节，一家三口到乡下老家玩，女儿跟着堂弟堂妹们学骑自行车，不慎冲进村头一口水塘。当人们把她救起时，她已停止呼吸。
　　女儿的离去，让妻子日渐憔悴，乃至精神失常。黎小峰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唉声叹气中，他想到，如果再生一个孩子，妻子有了新的寄托，说不定就会重新“活”过来。
　　经人指点，黎小峰带着妻子来到武汉一家地下代孕公司。检查得知，夏文娜身体条件较差，精神状况也不正常，只适合找人代孕，而且卵子也要借别人的。
　　下定决心的黎小峰，于去年6月与妻子双双辞职，来到武汉，租住在离“代妈”住处不远的地方，全程跟踪代孕过程。
　　今年5月底，“代妈”成功诞下一对龙凤胎。按照地下代孕公司规定做完亲子鉴定后，夫妇俩抱着一双儿女，喜滋滋回到四川。
　　这次代孕，黎小峰总共花费近100万元，但他觉得非常值得。更让他高兴的是，妻子的精神状态恢复如初。

错失生育良机 客运夫妻做起“亏本生意”
　　尽管很会算生意账，余波和郭琼却算错了人生最重要的一笔账──结婚10多年来，他们一直忙于赚钱，生儿育女的事一拖再拖，等到想生孩子的时候，却发现怎么都怀不上了。
　　刚结婚时，余波购买了一辆客车，往返于武汉城区与黄陂之间跑客运，他当司机，妻子跟车当售票员。为了尽快还清购车贷款，从此，夫妇俩的日子比车轮还要忙碌。贷款还清了，他们又开始为未来的孩子拼命攒钱。生意好的时候，他们舍不得放手；生意不好的时候，更是不甘心放弃。就这样，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
　　跑客运期间，双方的老人多次催促他们趁着年轻赶快生育，夫妇俩却一直以“太忙”为由一拖再拖。眼看即将“奔四”，余波和郭琼这才开始着急，决定转让客车，开始“造人计划”。
　　可是，郭琼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2013年初，夫妇俩多次到医院检查，医生称郭琼已经很难自然受孕，子宫条件也不宜做试管婴儿胚胎移植。无奈，他们找到武汉一家地下代孕公司，希望借助他人的肚子“定制”一个男孩。
　　第一个“代妈”做试管婴儿胚胎移植手术后，不到3个月就流产了。于是他们又找了第二个“代妈”。这一次，两口子像“编外保姆”一样精心照顾，今年4月终于迎来儿子的降生。
　　虽然有了孩子，郭琼仍觉得做了一笔“亏本生意”：前些年拼命攒下的100多万元，基本上全都搭了进去；而且，尽管精子和卵子都是夫妇俩自己提供的，她却彻底失去女性神圣的生育权，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五旬失独母亲 借卵自孕期待老有所依
　　自从确认怀孕后，2个多月来，家住武昌的柳金媛一直待在家里养胎。就连一些必要的检查，丈夫丁大军也是尽量请医生上门，以减少她的活动量。
　　柳金媛是找地下代孕公司做的试管婴儿手术，精子是丈夫的，卵子是别人的。52岁再当孕妈，对于她和55岁的丈夫来说，是一件心酸又无奈的事。
　　他们原本有一个幸福的三代之家，一场意外却让这一切支离破碎：去年2月，31岁的儿子发生车祸，不幸当场死亡。不久，儿媳带着2岁的孙女和车祸赔偿款，悄悄消失。
　　儿子没了，孙女也去向不明，柳金媛成天以泪洗面，再也没到单位上班。丁大军是一家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以前总是笑容满面，自从遭遇变故后就一蹶不振，再也没人见他笑过。
　　今年3月，柳金媛在一个失独QQ群了解到，很多失独家庭通过找地下代孕公司“老来得子”。于是她与丈夫商量，希望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再生一个孩子，以便老了有个依靠。在丈夫的默许下，柳金媛私下查询了武汉多家地下代孕公司的收费情况，得知找人代孕最低需要38万元，而且她年龄偏大，无法取卵，找人借卵也要一笔费用。“家里的积蓄总共也就20多万，根本不够，当时好着急。”柳金媛说。
　　好在经过检查，柳金媛的子宫条件还能满足怀孕，最终，经人指点，她选择了借卵自孕这条路，费用是一次性缴纳15万元。
　　对于柳金媛这位“超高龄产妇”来说，十月怀胎无异于一场赌博：试管婴儿的成功概率本来就只有50%左右，再加上她自己的身体条件限制等因素，能挨到顺利分娩，几率不到两成。
　　但她还是选择赌一把，“与其心里堵一辈子，不如现在赌一阵子。”进行胚胎移植手术后，柳金媛便开始不停祈祷。如今她已怀孕2个多月，第一步的成功，给她和丈夫带来了无限希望。
　　如果一切顺利，再过7个多月，柳金媛的孩子就要出生了。她每天都在掰着手指头数日子，保胎期间最常做的事，就是给未来的孩子织毛衣，一件接着一件地织。
　　（文中相关当事人均为化名）

源自：楚天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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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代孕中介自称行业“水太深”
⊙记者：申度 姬栋 佘影

7月10日，记者（右）以雇主身份与代孕公司工作人员见面  U11252P1T1D30590022F21DT20140728120134.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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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在武汉开过一家中等规模代孕公司的陈虎（化名），离开这一地下行业已经有几个月了。从业近10年，他对武汉地下代孕市场及整个行业的内幕，可谓了如指掌。近日，谈到为何离开这个公认的“暴利行业”，陈虎以三个字作答：“水太深。”

代孕公司之间沾亲带故
　　陈虎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在代孕行业操刀多年。据他介绍，武汉现有大小代孕公司近百家，在网上搜“武汉代孕”，一搜一大把，但武汉真正有规模的代孕公司只有30多家。上规模的公司一般有几十名工作人员，业务遍及全国各地。有的小公司只有一两名从业人员，完全靠自己建的网站自己揽活。
　　大、小代孕公司之间也有联系，要么是隶属关系，要么是亲戚朋友之间相互照应，要么是过去的员工自立门户，业务上相互依托，有钱大家一起赚。
　　代孕产业链最核心层是提供代孕手术的医疗机构，外围的则是大大小小的代孕公司，每家代孕公司掌握着几个到上百个代妈。
　　陈虎透露，“中介、医院和代妈，实际上都盯着雇主的钱包。”按目前的行情，包管理代孕成功，雇主最少要付38万元，最贵的可能超过百万元。

代妈大多是偏远农村妇女
　　与陈虎的代孕公司“签约”的代妈，大多是来自湖南、湖北等地偏远农村的妇女，一般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她们代孕赚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回家盖房或者供孩子上学。
　　刚开拓市场时，陈虎主要靠网站招聘代妈，再就是主动到偏远的乡下去找。做过一段时间后，“第一代代妈”就会介绍很多熟人来，所以代孕公司并不缺少代妈，每个公司几乎都有一片自己的地盘。
　　如今在少数农村地区，代妈已成为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行业，通常在一个地方，只要有一个妇女代孕成功拿钱回家，就会有很多人效仿。在一些偏远山村，做代妈已经成为一条赚钱的“捷径”，很多地方甚至“组团”应聘，有的村子甚至有三四十名妇女外出做代妈。
　　代妈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学历普遍不高，年龄多在30岁至40岁之间，但也有例外。陈虎说，最近几年，也出现了少数高学历和90后的年轻代妈。陈虎公司旗下学历最高的一个代妈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研究生，可能与丈夫感情不好，离家出走后通过代孕来谋生。最年轻的代妈是1993年出生的，才21岁。不过，代妈的报酬与学历和年龄，基本上没有多大关系，代孕成功一般都是15万元左右。

风声紧时就让代妈集体放假
　　代妈是个见不得光的“职业”，代孕公司却不会让代妈与其家人之间设“防火墙”。陈虎说，上了一定规模的代孕公司，就建立了一些减少运作风险的行规。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代妈家里人必须知情，并定期保持联系。
　　陈虎说，在代孕过程中，家人可以随时探视代妈的身体状况。但丈夫在探视妻子的过程中，不允许和妻子一起居住，这几乎是代孕公司的一条铁律。事实上，在代孕过程中，代妈的家人甚至比代孕公司更担心她们的身体状况。
　　陈虎说：“代孕毕竟是个地下产业，水很深，要尽可能减少风险。”让代妈家人知情有一个好处，就是防止其家人事后找代孕公司扯皮。代孕公司一般愿意找曾经用过的代妈，熟悉流程，人也知根知底，新人要想进入这个行业，也一般由熟人介绍。甚至连为代妈服务的保姆，也必须知根知底让人放心。
　　对于记者采访过的湖南代妈小霞，瞒着丈夫和儿子出来做代孕一事，陈虎认为这样做对于代妈本人及代孕公司而言，风险很大。他说，有丈夫的至少要让丈夫知道，是单身或离异的必须让父母知道，“否则遇到紧急情况，不知去找谁。”
　　从事代孕中介多年，陈虎曾遇到过几次危机。有一次全国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时，陈虎只好让公司旗下所有代妈，每人领一笔生活费回老家避风头，等风声过后再回武汉“上班”。

代孕纠纷不断最终花钱摆平
　　代孕是个地下产业，也是个暴利行业，这主要与市场需求巨大有关。陈虎说，现在不孕不育和失独家庭比较多，其中不乏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代孕公司的暴利，就来自于这些“不惜重金求子”的人。从另一个方面说，这些寻找代孕的家庭也是不幸的。
　　陈虎简单算了一笔账，从武汉的行情来看，单笔包管理代孕业务最起码也要收38万元，除去给代妈的15万元，再除去租房、保姆及医疗等方面的开支，代孕公司就有将近20万元的收入进账。如果雇主选择价格更高、服务更好的套餐，那代孕公司的利润就会更高。
　　陈虎说：“虽然利润惊人，但这个钱也不是外界想象的那么好赚。”由于行业见不得光，内部制定的管理办法，以及与雇主签订的一些合同等，并不受法律保护，再加上代孕成功率本来不高，还有整个过程中容易出现医疗事故等等，导致代妈和公司、雇主和公司之间纠纷不断。
　　陈虎的公司每年要做上百个代孕单子，但每年要平息的较大纠纷就有一二十起，有代妈代孕失败要跳楼的，有雇主中途反悔要退钱的，有捐卵的女大学生带着男朋友闹上门的，有频频威胁要去报案的，五花八门的事情都遇到过。
　　陈虎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出钱赔偿，息事宁人。”他的公司基本上每年都要花上百万元摆平纠纷。除扯皮的外，敲诈勒索的人也不少。有一个江苏的雇主是律师，在陈虎的公司花50万元成功代孕生子。可抱走孩子后不久，该律师频频打来电话、发短信威胁他：从事代孕是非法的，如果不怕检举揭发，就赶紧退回代孕费，并再支付50万元“封口费”。陈虎也通过自己请的律师，给对方发出“涉嫌敲诈勒索犯罪”的警告，对方最终不了了之。
　　还有一名代妈代孕成功拿钱回家后，其丈夫气势汹汹找上门来，称“妻子被雇主强奸”。陈虎称，他们搞这行是有底线的，决不允许代妈和雇主产生身体上的接触，就连见面的次数也要控制。针对这样的无理取闹，陈虎最终花1万元“交了个朋友”。
　　正是因为这一行纠纷太多，而且“迟早是要遭受彻底打击的”，陈虎才于今年年初做完最后一笔业务后，将网站彻底关闭。

源自：楚天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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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武汉地下代孕公司55万包借腹生子

7月9日，代孕公司组织代孕女子在武汉一家诊所做体检 记者：佘影摄  U11252P1T1D30588264F21DT20140728110649.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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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姬栋 申度 佘影）雇主、中介、代孕妈妈，武汉的一些小区和医院里，非法地下代孕交易不断出现。一名因代孕而身心受创的宁夏女子，向本报记者举报代孕的种种黑幕。一个月来，本报多名记者卧底暗访，曝光武汉地下代孕灰色链条。卫生和社会伦理专家表示，虽然代孕非法，但监管法规尚处空白，这种行为暗藏的伦理风险，亟待重视。
　　6月28日，本报热线接到一名女子的举报：“武汉有不少公司，从事地下代孕工作，我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希望你们能够介入调查并曝光‘借腹生子’的黑幕，让地下代孕中介无处藏身。”对这一信息，本报编辑部高度重视，迅速安排记者调查核实。在中南医院，记者见到了来自宁夏的举报人刘敏（化名），她替人代孕29周+4天后胎死腹中，因频繁代孕，可能面临终身不孕。
　　随后一个月，本报记者兵分两路，一部分记者扮作代孕妈妈（以下简称代妈），成功进入“代孕车间”居住，摸清代孕检查、待产等流程；另一部分记者则扮作雇主，与武汉代孕公司接触，逐步摸清了武汉地下代孕中介提供非法代孕服务的整个环节。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面对雇主，代孕公司开出起步价为38万元的代孕服务，55万元则可包办借腹生子，有的甚至推出199万元的代孕豪华套餐服务，代妈在完成整个代孕过程后大约可获15万元的佣金。武汉一家代孕公司的负责人声称，全国每年成功完成代孕至少5000例，其中武汉约2000例。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称，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地下代孕公司，但目前相关管理法规尚属空白，以致很难监管和打击。
　　中南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马玲、中南财经与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等专家认为，地下代孕不仅属于非法行为，还可能严重催残代孕妈妈的身心健康，尤其是代孕过程中存在的非法“借精”、“借卵”等行为，暗藏着严重的社会伦理风险。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管理法规，加大对代孕市场的打击力度。

源自：楚天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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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违规医疗机构撑起代孕公司
⊙记者：姬栋 申度 佘影

张喜生中医门诊部内，代妈们排队进行B超检查  U10608P1T1D30594030F21DT20140729093225.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4-7-29 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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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者刘敏（化名）称，她先后在武汉的3家地下代孕公司从事代孕，而每家代孕公司雇请的代妈，少则十余人，多则五六十人。代妈们的相关体检和试管婴儿胚胎移植，多由一些医疗机构配合完成。
　　从本月初开始，本报记者佯装应征代妈，与武汉一家代孕公司取得联系，并在卧底中发现一家与代孕公司进行业务合作的小诊所。诊所内，几乎每天都有三四十名代妈或雇主前来进行相关检查。

首次接触 中介游说代孕报酬丰厚
　　在刘敏的帮助下，7月1日下午，本报一名女记者佯称想做代孕赚钱还债，与武汉AA69唐雪代孕公司负责人之一的郝运取得联系。他与记者约定，在关山某高档小区门口见面。
　　当日下午4时许，记者赶到约定地点，拨打郝运手机，他表示马上安排工作人员前来。约半小时后，一名短发女子赶来，将记者拉到路边僻静处，详细询问记者的身高、年龄、有无生育史等情况。
　　她介绍，如果记者真想代孕，并且通过公司安排的体检，就可进入正式的代孕阶段。成功代孕一次，即可轻轻松松获得十六七万元的报酬。
　　记者询问是否要签订协议，短发女子称，一般情况下只有口头协议，但如果代孕者执意要签，公司也不会拒绝。谈话期间，她十分警觉，不时四处张望。
　　见记者有些犹豫，该女子又提出，如果不愿意代孕，也可以捐卵，成功一次可获得2万至3万元报酬。记者表示还要考虑一下，短发女子匆匆离去。

记者卧底 整个过程如同谍战戏码
　　接下来的几天，记者一直与郝运保持联系，询问若想代孕，该到哪里体检和进行试管婴儿移植。他十分谨慎，表示到时只要听公司安排就可以了。
　　7月10日，郝运终于同意带记者到医院体检。双方约定，中午12时许，在光谷创业街一个路口见面。
　　记者准时前往，但迟迟不见郝运人影。多次打电话询问，直到下午1时许，一名自称李露的女子才告知，见面地点改在关山大道一家酒店的停车场。
　　记者一路小跑赶到，根据李露的指示上了一辆商务车。车上除李露外，还坐着4名年约30岁的女子。李露介绍，这4名女子都将前往医院进行孕前检查。
　　车子开动后，记者问：“我们去哪里？”李露回答：“说了你也不知道。”
　　几分钟后，商务车停在光谷步行街一栋写字楼前。一名时髦女子带着母亲上车，跟李露交谈起来，双方显得十分熟络。谈话内容透露，时髦女子是代孕公司的雇主，想找人代孕，准备与记者等人一起，进行取卵前的例行体检。
　　之后，商务车兜起圈子，下午1时30分许，停在洪山区静安路南安街的张喜生中医门诊部门前。李露带着车上众人进入诊所，立即有人将大门关闭。

小诊所内 三四十名代妈扎堆体检
　　在诊所，李露与前台服务员寒暄了几句，拿了几张单子，将记者和4名代妈领到二楼。其中3人被护士带去抽血，记者和来自湖南衡阳的唐姐则被安排做B超。
　　走进B超候诊室，眼前的一幕让记者十分震惊：10余平方米的房间内，或坐或站着三四十名女子，她们的年龄均为30岁左右，不少操着外地口音。
　　B超室位于候诊室里间，七八人排队站在门口。B超室被一张蓝色的帘子隔成两半，一人在外面负责维持秩序，一人在里面负责体检。
　　记者与几名妇女闲聊起来。她们说，这些B超候诊者都来自不同的代孕公司。有的是第一次报名代孕，要先检查子宫情况，如果合格，次日就会被带到大医院进行全套孕前检查；有的已经通过孕前检查，这次是检查子宫条件是否可以进行试管婴儿移植。安排进行血检的妇女，大多已经成功怀孕，前来检测孕酮指数。
　　等待间隙，记者溜出候诊室。二楼共有8个房间，门口分别挂着“急救室”、“针灸室”等牌子。包括李露在内，来自不同代孕公司的4名年轻女子各自拿着一沓检测单，不停地在各个房间穿梭，询问代妈们的身体状况并一一记在纸上，还会接待一些前来检查或取药的雇主。
　　“例假哪天结束？”“胚胎冷冻15天可以的。”“这个药你还要吃一段时间。”“子宫厚度够了，这药可以停了。”……李露等人的谈吐，俨然专业的妇科医生。
　　一名已经怀孕的代妈说，她们多在该诊所体检，试管婴儿移植则在几家医院进行，注射黄体酮则有专人上门服务。

代孕妈妈 隐身光谷周边多个小区
　　当日下午4时35分许，做完检查后，记者和4名代妈乘坐原车离开。代孕公司将她们分别安置在光谷周边的几个小区租住。
　　40岁的黄姐来自湖南郴州，同住的还有7名代妈，包括她在内的3人已成功怀孕。记者来到租住处时，她正因早孕反应呕吐得厉害。其他几名代妈则聚在卧室聊天、打牌。
　　这是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装修简陋。3个房间除了摆着床铺和桌子，再无其他家具。代妈们的衣服都散放在行李箱中。客厅里，有一台冰箱和一台小电视机。茶几上，放着一堆药片。
　　黄姐做的是“选胎代孕”，已经怀孕40多天。她说，成功代孕的佣金是14万元，选胎再加1万元。怀孕50天左右时，代孕公司会带她到医院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如果是女孩，便进行人工流产手术，她只能拿到2万元营养费。
　　黄姐介绍，代孕过程中，代妈们要将身份证押给代孕公司，并按月领取生活费、补贴和部分佣金等。
　　一个多月前，黄姐等人所住的房子搬走4名代妈，其中3人怀孕3个月，代孕公司按规定给她们更换了豪华单人间。
　　交谈中，记者了解到，和黄姐同住的7名代妈也都来自湖南，应征同一家代孕公司时相识。平时，她们除了到医院检查，很少外出。
　　黄姐称，附近的多个小区里，租住着众多像她们这样的代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