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电影《功夫》

《功夫》是周星驰继《少林足球》之后，历时三年才推出的新片，也是制作时间最长的一部片子，在2004年岁末上映后，票房成绩不俗，在海外市场上也受到关注。我们看到，《功夫》在宣传上打的还是喜剧片的牌子，“爆笑”是它宣传的重点。的确，周星驰作为香港电影中的头号喜剧明星，搞笑是他最大的特色和最热的卖点。他的影片已经成了“无厘头”表现手法运用的代表，轻松搞笑是他带给观众最大的享受。 但是，周星驰并非完全只是一个以搞笑手段取悦观众的影人，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拍电影的人，不是电影艺术家，但从他的一系列影片中深入地分析，还是可以发现他在影片中有自己的意义追求。但是这些意义追求不是周星驰宣传的要点，他从来不想把意义强加给观众。影片推向市场，就成了消费者的东西，消费者如何理解，制作人不能干涉，观众之间也不能干涉。关于他影片的意义，媒体上的评价则毁誉参半。其实，电影本身就是大众文化中的消费品、娱乐品，只要它能给观众带来观看过程的快感和享受，让观众觉得票钱花得不冤枉，它就具有了作为文化消费品的意义。 《功夫》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无疑是成功的。从影片故事情节上来看，没有什么新内容，只是两个类似传统武侠小说的题材：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另一个是去恶从善，弃暗投明，小混混变成了身怀绝技者，打败黑社会恶势力。这种题材，一般来说塑造的都是英雄好汉的形象，宣扬维护社会道义的精神，是要受到社会肯定和认可的，是要观众以赞赏和敬佩的眼光去接受的。但是在《功夫》中，恰恰很难让人生出对英雄的赞赏和敬佩之情。影片讲述的是英雄的行径，但是却没有美化英雄的形象，观众很难感觉到英雄的光辉存在；也很难让人联想到社会道义精神的崇高感。影片虽然表现的是英雄好汉维护社会道义的故事，但是却解构了传统意识所形成的正面形象观。 按传统的英雄模式，为了突出英雄形象的勇武、光辉、魅力，编剧会尽量按照人们正面的审美习惯去塑造他们。但是《功夫》中，却出现了形式和精神的分离，有能耐维护正义者多半都免不了以俗陋的形象出现：三大高手之一的“洪家铁线拳”在打斗场上勇武有力，下来却被包租婆粗俗地骂“白里透红”，还要嘤嘤作委屈态；三个高手过招后告别，其中一个居然会站不稳，从栏杆上摔下去，大出洋相；包租婆和包租公更是两个俗不可耐的形象：一个是骂街泼妇、肥婆，穿着睡袍拖鞋乱窜，嘴角斜叼一根烟卷，欺压租民；一个是贪小便宜的色鬼，被老婆爆打后扔出窗外，摔在烂泥中。这样的形象，无论怎样都不符合正面、高大、光辉、引人赞赏的审美眼光，观众只会看着他们的低俗形象觉得好笑、好玩。但他们是身怀绝技的高手，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的好汉。对传统英雄形象模式的解构带来的是游戏娱乐的效果，把崇高与低俗并立，把正义与搞笑结合，不引导观众用仰视的眼光去看待这些维护社会道义的勇敢者。打斗的场面本身突出的是武打艺术的观赏效果，并不作过多光辉形象的烘托和渲染。影片突出的是《功夫》，而不是《英雄》，所以并不气壮山河地去表现英雄形象。也因此，影片中在英雄受难的悲剧情节上并不过分渲染悲壮的气氛以引起观众的叹息和感喟，相反，还以增加噱头来减轻悲剧意味。在阿鬼牺牲前交代遗言时，却冒出几句英语，让包租公摸不着头脑；在阿星挣扎着用血手画棒棒糖图案时，包租公来一句“你还是写中文吧”。以戏谑的台词冲淡悲壮沉重的气氛，同样是对庄严的英雄形象的解构。 影片一方面解构了传统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又秉持着维护社会道义的精神。包租公和包租婆这对退隐的高手，原本打算不再显露武功，但良心未泯，终于出手打跑斧头帮请来的瞎子杀手。他们本来为了安全想离开远去，被阿鬼拉住说：“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你避不了的。”于是他们主动上门去找斧头帮决斗，“自古正邪不两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把能力与责任挂钩，使有能耐者主动负起维护正义的责任，是更加符合人性也更有效的理念。因为它来自于对自身能力的肯定和实现，不仅仅是空泛的正义感。它是一种有能力者自觉的承担，不是他者所规定、所要求，也不是为了求得社会的肯定和赞扬。所以，有能力者如果不承担，就是不应该的。因此剧中包租公和包租婆会受到暴牙珍的指责：“你们两个这么厉害，早点出手的话，他们就不用死得这么惨了。”阿星奇迹般地变成绝世高手，与斧头帮打斗大显身手，包租公和包租婆在窗户边观战，没有表达赞叹惊奇之情，只是很恬淡的对话：包租婆：“如果我们的儿子没死，也该有他这么大了。”包租公：“如果他能好好读书的话，我看他将来不是做医生就是做律师。”包租婆：“不过看他的样子应该当武师。”在他们眼里，阿星仍然是个平常人，并没有什么高大耀眼的光环和了不起的评价。阿星的大显身手只是因为他有这能力，他应该这样，就像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业选择一样。也正是如此，编剧者把影片表现的重点放在武功的观赏效果上，台词相对较少。而周星驰以前的影片，台词的出新立异和推动剧情的发展是占很大分量的。台词对塑造人物形象起着很重要也很主动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也显示着编导对剧中人物的评价，如在《天下无贼》中，韩警官明确的对王薄王丽两人表达肯定和赞扬：“我对你们二位的行为还真有点佩服。”但在《功夫》中，编剧者恰恰不在台词上给予正面形象的美化，对塑造人物的道德形象采取了一种低调和淡化的态度。影片既在消解光辉的英雄形象，但又在构筑一种高尚的精神。就如给包租公和包租婆命名为“杨过”和“小龙女”一样，让人既觉得滑稽又觉得亲切，杨过和小龙女本是大家十分熟悉的武侠小说中的情侣形象，外形既美，武功又高，加之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在人们心中已留下深刻的印象，借用他们的名字安在包租婆夫妇身上，外形的反差产生了喜剧效果，但另一方面，也包含了编导对包租婆夫妇这对侠侣的赞扬和肯定之情。 在主人公阿星从小混混到英雄好汉的转变原由的安排上，影片中没有过多的表现道德上的感召，而是来自于一种以哑女为象征的美好情感的感召。如果细心地理解影片，就可发现影片制作者在此过程中的艺术表现。阿星为了加入斧头帮，和阿骨（胖仔）打劫卖冰淇淋的女郎芳，芳无辜又无怨的真诚眼神和棒棒糖的提示，让阿星忽然省悟芳就是他童年曾经救过的小女孩。原本因为童年“维护世界和平”的勇敢行为遭受打击而走向反面的阿星，忽然情绪变化，烦恼起来，对阿骨大发脾气，然后把打劫得来的钱全部塞给阿骨，一下子低头在街头坐下，非常苦闷的样子。很显然，他产生了思想上的审视和行为上的自责。阿星的转变是以一种内化的手法来表现的，没有在台词上明确给出转变的原因和动机，甚至在剧中“戏份不多，但很重要”的卖冰淇淋女郎，也被安排成哑巴，只以眼神和动作来表演，比起语言来更加含蓄。转变完全以人物的情绪变化、背景音乐的陪衬来构筑，表现的是人物内心的自省。这种自省源自于童年时期就被激发的正义感，虽然遭受打击，但并没有完全泯灭。由于受到哑女的影响，产生了人性的复归。阿星受重伤后用血手画棒棒糖图案，打败火云邪神后从暗器中放出小白花飘到哑女眼前，糖果店门前与哑女的相对而笑，标题为“只要为你活一天”的背景音乐……这种种画面和细节，都表现出来自于哑女的情感号召力促使阿星产生转变，暗示了人性对高尚和美好精神的追求，所以哑女在片中是唯一一个形象美丽纯真、不加任何戏噱手法的角色。正是由于对正义的承担源自于阿星对美好情感的追求，是一种满足内心平衡的需要，不是为了扬名立功，不是为了求得社会的承认和高贵的地位，因此在阿星身上体现出一种平民化的心态，就如包租公所说：“平凡是福，高手两个字，实在不想再背了。”在结尾，已成绝世高手的阿星忽然做了糖果店里的伙计，仍然是个普通的下层市民，看不出一点高手的气派。然而从与芳的相视微笑中，从镜头转换成两人小时候的样子手拉手一起跑进糖果店的情景中，从“只要为你活一天”的背景音乐中，让人感受到很温暖很温馨的情怀和氛围。这是一种美好人性的复归，一种反朴归真的可爱，一种心灵上的自足。 精彩的功夫特技，俗陋的英雄外形，更加人性化世俗化的正义追求，有着朴素的美的小人物的心灵世界，全都包含在“爆笑”的娱乐片的招牌底下。 我喜欢《功夫》，我喜欢《功夫》中俗陋的英雄和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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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看了的，不知道讲述了个什么东西。

电影原本是大众娱乐消费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众对它的感觉全凭自己的喜好和欣赏习惯。有时不必太在意你懂不懂它，重要的是你对它是否有感觉。

呵呵，我现在在学习影视艺术，对于我来说，我很难对看不懂的电影有感觉，因为我看不懂，就很难对它产生评价，不过对于周星驰的很多部电影，我还是觉得不错的。

特技化的搞笑效果，比起星爷以前的言语动作搞笑，却又是逊了一点。但作为永远的星迷，我支持他！！！

欢迎鹤源的到来~~

谢谢版主。我其实说起来关注周星驰并没有多久，以前只在央视电影频道看过几遍《九品芝麻官》，初看只觉得打打闹闹，很吵，后来一回想，觉得实在不错，里面的人文关怀思想和现实讽刺技巧的表现真是很新颖很少见。周星驰自己说他拍的其实是悲剧，只不过观众喜欢当做喜剧看。其实他的很多片子都是悲喜交集的，并不是纯粹的搞笑喜剧。他的平民气和诚恳心让我觉得亲切，从看他的电影到关注他这个人，让我这个从来没有过任何追星思想的人可以坦白的说：“我承认我是星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