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第一书记，改变乡村的桥梁

　　驻村第一书记到村任职，选派党政机关干部和离岗、退休干部到村担任“第一书记”和党建指导员工作。
　　第一书记：是指从各级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后备干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优秀人员和以往因年龄原因从领导岗位上调整下来、尚未退休的干部中选派到村（一般为软弱涣散村和贫困村）担任党组织负责人的党员。
　　第一书记在乡镇党委领导和指导下，依靠村党组织、带领村“两委”成员开展工作，主要职责任务是帮助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为民办事服务、提升治理水平。第一书记任期一般为2年以上，不占村“两委”班子职数，不参加换届选举，任职期间，原则上不承担派出单位工作，原人事关系、工资和福利待遇不变，党组织关系转到村，由县（市、区、旗）党委组织部、乡镇党委和派出单位共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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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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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第一书记，改变乡村的桥梁

　　在脱贫攻坚倒计时之际，减少贫困人口帮助深度贫困人口脱贫，第一书记的作用至关重要
　　即将到来的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年，也是最关键的一年。过去40年中，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脱贫奇迹，从1981年到2012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7.9亿。党的十八大以后，这一奇迹仍在延续，从2012年到2018年，6年之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8000多万人。
　　创造这一奇迹的，是一整套高效的脱贫政策和脱贫措施，金融扶贫、产业扶贫、电商扶贫、人才扶贫……其中，作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桥梁的驻村“第一书记”，尤其值得注意。这是一项包含情怀与担当的组织工作创新，也是深谙政情与乡情的制度安排。
　　众所周知，脱贫工作越到后面就越是艰辛，数十年的脱贫工作中，相对容易脱贫的基本上都已经脱贫，留下的都是因为环境、伤病等原因造成的深度贫困人口。而在帮助他们脱贫的路上，第一书记的作用至关重要。
　　他们或是来自各个机关单位优秀的年轻干部、后备干部，或是来自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优秀人员，或是从领导岗位上调整下来、尚未退休的干部。
　　成为第一书记后，他们离开原本熟悉的工作岗位，奔赴广阔天地，长期驻扎在贫困的乡村中，帮助加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为民办事服务、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打通脱贫路上的“最后一公里”。
　　在全国，有数十万名第一书记，他们像桥梁一样，连接着城市和乡村，连接着优势资源和落后产业，他们把先进的观念、开阔的眼光、充裕的资金、优势的项目带到了乡村，为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乡村带去致富的路径和脱贫的希望。
　　同时，他们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和代价。有的人常年驻村，把家安到了乡村；有的人个人出资出物，为村民修建蔬菜大棚；有的人东奔西走风吹日晒，身体日渐消瘦；有的人丢下刚刚出生的孩子，为贫困儿童谋福利；更有的人，牺牲在扶贫攻坚的岗位上……
　　在2019年即将过去，202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第一书记，记录下他们扶贫路上的故事与宝贵经验，同时也记录下这个古老农业国度，在21世纪重新振兴乡村的光荣与梦想。

⊙记者：周怀宗

　　编辑：张树婧　校对：何燕

源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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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驻村第一书记先进事迹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京举行

　　为教育引导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向身边榜样学习，向先进典型看齐，7月15日，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驻村第一书记先进事迹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十八指导组、国务院扶贫办有关领导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党委、定点扶贫工作机构的负责同志和党员干部代表共1000余人参加。
　　报告会上，来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商务部纪检监察组、全国总工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残联等6个部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同志，讲述了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在脱贫攻坚一线日夜奋战、摸爬滚打，拜人民为师、为人民服务，自觉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真心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全力帮助贫困群众发展产业、改善生活、改变精神面貌的感人故事。参加报告会的同志纷纷表示，6位驻村第一书记的宣讲报告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他们的先进事迹体现了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忠诚为党、一心为民的可贵品质，展现出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员干部的优良作风，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一定要以他们为榜样，用实际行动守初心、担使命，立足本职、建功立业，努力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源自：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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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扶贫干部“逃离”，接力存隐忧

　　半月谈网4月11日消息，一个县扶贫系统干部不到一年有17人离开；另一个县的扶贫信息员有1/3辞职；还有的村连换3名第一书记都干不下去，调离后自感“脱离了苦海”……部分基层扶贫干部反映，考核压力大、问责风险高、工资待遇低，让他们不堪重负，渐生退意；又时逢地方机构改革关键期，面临是去是留的选择。
　　在脱贫攻坚进入攻城拔寨的冲刺阶段，某些基层扶贫干部的叫苦、畏难、厌战情绪乃至逃离行为，值得警惕和正视。

一个县扶贫干部不到一年17人离职
　　在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某县，乡镇扶贫工作站少的五六人，多的十几人，加上县扶贫办工作人员，全县扶贫系统干部约有120人。去年该县先后有17名县乡扶贫人员辞职或调走。县扶贫办有关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这些人以事业编制人员为主，在大半年内‘扎堆’离开扶贫领域。”
　　其中一个镇扶贫工作站的两任站长辞职。第一名站长在镇扶贫工作站工作一年后，又在县扶贫办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一年，于2018年10月辞职。她说：“越到基层，任务越重，而落实的人越少。镇扶贫工作站负责对接县上好多部门，除了搜集信息、上报数据、写各种材料、开展培训等，还要经常下乡检查。人少事多压力大，很多工作都难以开展。”
　　另一名站长辞职后去了广东工作。她对半月谈记者说，刚到扶贫工作站时觉得工作光荣，后来发现想法太理想化。上级部门什么事情都扔给乡镇，个个都急要，做得不好或不及时就被通报。
　　“‘5+2’‘白+黑’，元旦跨年都在加班，加到开始怀疑人生。”一名去年7月辞职的镇扶贫工作站工作人员说，“基层扶贫工作各项政策太多了，我们所有的任务几乎都来自省里，县里只是把任务分派下来。我们压力能不大吗？”
　　西部某深度贫困县扶贫办副主任透露，2017年该县招聘了85名扶贫信息员，基本上每个村有一人，截至2018年底，大约1/3的人已经辞职。

一个村两年换了4任第一书记
　　基层责任重、压力大，让某些扶贫干部滋生厌战情绪，不愿久留。中部某村村民介绍，这个村两年里换了4任第一书记。
　　第一任第一书记在2017年10月的一次督查中，因工作不扎实背了一个处分后，“高高兴兴”回到原单位，逢人便说“脱离了苦海”。
　　第二任第一书记进村后看到成堆的材料当场就蒙了，只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就卷铺盖回了县城。
　　原单位派不出人，部门领导只好托关系，从其他单位借了一名50多岁的老干部，先顶一段时间。目前在村里工作的是第四任第一书记，村民也不知道他能干到什么时候。
　　一个县乡镇副科岗位空出20个名额，只有三四个人选
　　待遇低，留不住人。西南某县一名公务员编制的扶贫干部说，他有20年工龄，10年副科经历，收入一个月到手还不到3000元，养家糊口让人发愁。而当地事业编制人员收入更少，每月2200元左右。一名去年7月辞职的扶贫干部说：“我去年每月到手工资2000元，加班从来没有报酬。现在，不少县乡扶贫干部努力考到省里市里。”
　　基层扶贫干部，特别是事业编制的扶贫干部，晋升空间小成为他们的心病。在基层，事业编制人员的数量是公务员的数倍，承担了大量繁重工作。在近年基层公务员待遇提升、部分事业单位参公改革后，事业单位和事业编制人员面临的困难愈加凸显。
　　半月谈记者在中部某县了解到，前些年事业单位参公改革后，目前当地县直事业单位只剩下两三家，可选择空间进一步压缩。同时，按相关规定，县直单位事业人员不能提拔进乡镇领导班子。
　　该县一名扶贫干部说，乡镇工作繁重、考核压力大、问责风险高，县里公务员、参公人员宁可在原单位苦熬资历，也不愿到乡镇。而县直单位事业人员想去却去不了。“前段时间机构改革中，乡镇副科岗位空出20个名额，只有三四个岗位有合适人选，其余位子碰到了选人难。”

要让有为者有位、吃苦者吃香
　　削减基层无谓的形式主义负担，才能让基层扶贫干部轻装上阵，将时间精力用到脱贫实事上。近期，中办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出将今年作为“基层减负年”，赢得基层干部一片掌声。基层扶贫干部期待，切实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尽快将减负落到实处，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
　　给基层扶贫干部减负、打气的同时，要让有为者有位、吃苦者吃香。早在2014年，中央就推出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今年3月，中办又印发《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其中明确提出，改革公务员职务设置办法，建立职级序列，畅通职级晋升通道，拓展职级晋升空间，促进公务员立足本职安心工作，加强专业化建设，激励公务员干事创业、担当作为。
　　广西大学中国贫困治理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莫光辉等专家认为，这些改革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基层干部的困扰，但政策效果的显现，特别是涉及事业编制人员的改革效应，仍需要一个过程。
　　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期，可适度加大对基层扶贫干部提拔、任用方面的倾斜。基层干部呼吁，对于在脱贫攻坚战中脱颖而出的优秀人才，在职务提拔、职称评定、待遇提升等方面，应给予特殊关爱，鼓励其继续奋战在基层一线；对长期坚守在扶贫一线的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员和扶贫工作站干部等，可不受年龄、身份、学历、级别等因素影响，给予破格提拔使用。
　　要尽快健全激励政策机制，出台吸引基层扶贫人才的专门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党校教授盘世贵说，可根据各地实际，建立专门的待遇保障机制，尤其要对事业编制的扶贫干部在公务员招录中给予照顾和倾斜，让他们看到未来发展希望。
　　扶贫工作是个良心活，有赖于广大扶贫干部的倾情奉献和艰辛付出。在为基层扶贫干部做好机制保障、畅通其上升空间的同时，还应加强与他们“心灵对话”，开展情怀教育，扭转消极思想情绪。要让他们了解脱贫攻坚的意义，明白投身脱贫攻坚事业的价值，积极担当作为，乐此不疲。
　　（原题为《》）

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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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驻村第一书记行动逻辑分析：不惹事—不出事──搞点事

　　伴随着国家政策向下的不断推进，资源向农村的不断输入、权力向乡村社会不断渗透，基层组织构成更为多样、情况也更加复杂。其体现之一就是，一大批派驻基层治理行动者进入乡村场域参与治理实践。这两年过年回家，惊奇的发现不少亲友都作为第一书记卷入了精准扶贫的滚滚洪流之中，从他们讲述的扶贫经历和许多故事中，也可以归纳出一般性的第一书记的行动逻辑──从“不惹事”到“不出事”再到“搞点事”。
　　我的家乡Z县地处淮北平原，土壤肥沃，四季分明，其地理环境较适合农作物生长，在历史上有“膏粱丰腴之地”之称。耕地面积达233万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3.4亩，是全省农民人均耕地最多的县。2012年Z县被确定为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86个行政村被确定为贫困村，并计划于2018年贫困村全部摘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15年，省、市、县直单位选派120名机关干部到Z县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建档立卡贫困村任村支部第一书记开展基层治理活动至今。第一书记作为派驻基层治理行动者，在乡村建设，特别是精准扶贫过程中开展了多样的、具体的行动。无论是面对基层民众中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的扶贫过程，还是面对上层政府中档案管理、资金备查的迎检活动，都能看到第一书记的影子。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精准扶贫政策推进由表及里、第一书记对所驻村庄嵌入程度由浅入深，第一书记的治理行动的倾向也有不同的表现，其对应行动逻辑也有较大差异。

一：制度设置与现实困境：“不惹事”逻辑
　　不惹事逻辑是第一书记进入村庄初期奉行的行动逻辑，有两个突出行为倾向是其体现：“完全消极不作为”和“敏感回避性行动”。第一种行动倾向具体是指第一书记在精准扶贫中心态、行为的完全消极，表现在过程上不参与、事务上不介入、结果上不关心，突出体现在第一书记对“脱岗驻村”刚性要求的抗拒及无视。通过访谈得知，在驻村初期，大部分第一书记都没有按照政策要求吃住在村扎根基层，大多遵循“两头跑”的战略，甚至除了必要迎检都不在村里，奉行与原有挂职扶贫干部相同的“形式主义”策略。而“敏感回避性行动”则是指第一书记对精准扶贫及村务采取有限的治理行动，特点在于配合基层组织开展基本的治理活动的同时主动回避敏感性的治理内容，在这里敏感性主要指的是涉及村庄内部资源及利益分配的相关问题。第一书记的回避不仅体现于对村民层次资源竞争的不参与，也体现在对村委利益分配的不干涉。举例而言，2017年5月河南省为实现“两线合一”（即贫困线与低保线的一致）以对贫困人口更为精准帮扶的目的，要求全省开展低保重新评定。第一书记在这个过程中普遍积极性不高，从申请到评定几乎都全权交给村两委班子没有过问。另外，除了硬性高压政策相关的敏感事由，对于软性弹性较大的奖励第一书记也多采取了回避性不争不抢的态度。当时乡里为了表彰某村顺利脱贫、多次迎检、表现优秀，奖励了H村5万元，这个钱由村两委班子进行协商作为“辛苦钱”奖励性的，在排除第一书记后，分给了村委会成员及各组组长。在谈起此事时，作为H村第一书记的叔叔很平淡，表示“给了就收了，没有也不要”。
　　这种不惹事逻辑的背后是有一定原因的：一是历史原因：很多第一书记谈到13-15年派下去的挂职扶贫干部并没有优先提拔，甚至回去后原有岗位被顶替了，他们害怕往事重现所以不想脱岗；二是外围心态：第一书记在驻村初期始终都把自己当“外人”，认为自己始终要回到原来所属单位，所以对所驻村庄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感；三是制度障碍：考核奖惩的规定设置使第一书记缺少与原单位关系脱离的条件──按照政策，第一书记依然参加派出单位的年度考核，所驻村在的乡镇党委仅具有提出推荐意见的权力，所以为了自己的优秀等次，很多第一书记权衡利弊后认为“多给原单位干活比在村里干得好更重要”；四是村庄压力：乡村关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村干部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纷繁复杂之态，这种乡村结构本身的复杂性给第一书记带来不小压力，而村庄原有的权力阶层对第一书记存在顾虑，倾向将之悬置处理，在此情景下“张不开嘴也迈不开腿”的第一书记不愿意自找麻烦。

二：压力下放与可触惩罚：不出事逻辑
　　如果说在2015年9月精准扶贫政策实行伊始，Z县第一书记开始驻村工作初期，他们还可以大部分时间精力放在原有工作上、对扶贫工作尽量应付，尽力在两边“摆平衡”“不惹事”的话，那么随着外部形势的急转，政策实践的推进，第一书记不得不嵌入所驻村庄、真正卷入整个扶贫攻坚的浪潮中，这也是新行动逻辑产生的背景。我们可以将之归结于：项目动员的压力和惩戒的威慑作用。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名为《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的文件，主要内容是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开展一次考核工作，对扶贫中工作不力、问题较大的进行追责，包括：约谈一把手（约谈省委书记、省长级别官员）等措施。在2016年考核中，河南省在全国年度综合考核中倒数第二，在收到“指导不力、作风浮夸、成效不明显”的评价后省级感受到上级压力和扶贫工作的紧迫性，并开始不断将压力向下传递转移，运用巡查、暗访、约谈下级、开座谈会、出台新的考核政策等方式向各市施压，随即市里以类似的方式向县一级转移，以此类推，最终这种压力在基层治理的最末梢—村庄两级汇集并产生影响。项目动员的压力使第一书记不得不转变行动倾向。如果说项目动员中连带效应下的压力传导是“温水煮青蛙”慢慢影响Z县基层治理主体的互动及治理机制运行的话，那么2017年4月邻县的一次因第一书记失职使上至镇党委书记、帮扶单位局长免职下至村支书、村文书免去党内职务的处理结果让上上下下陷入紧张之中。这个处理结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表现有二：第一，它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它是发生在第一书记身边的第一例实质惩罚，其代表政策可信度的同时也提高了各治理主体的警惕性和对精准扶贫的重视程度。这件事的第二个影响就是：它无意间使各主体认知范畴中的“共同体”关系进一步得到明晰。第一书记与派出单位负责人、村干部、乡干部从简单的共事关系，延伸成为了“共谋、共担”关系，这种关系在这次处理结果上得到了显现和应证，并在人们的认知中进一步深化了。
　　随着政策的不断推进，第一书记在基层治理中的“卷入”程度加深，其行动逻辑也从“不惹事”变成了“不出事”。其行动倾向也从“完全消极不作为”和“敏感回避性行动”转变为“结果导向性行动”，权宜性的迎检活动和“多快好省”的完成任务是其突出表现。省、市、县三级的实地察看是考核第一书记及贫困村扶贫进程、成果的重要内容，而上级检查方式主要通过走访贫困户及翻看档案两个方面得以实现的，让巡查组“满意而来，满意而去”成了第一书记的首要任务。在入户走访时，督查检查组大多会问到的问题不外乎：“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帮扶责任人是谁？”“你们村的第一书记是谁？”“你知不知自己进入（贫困户）的程序？”“你是怎么退出贫困户的？”“你对帮扶措施满意不满意”等。这样的政策设计初衷在于了解第一书记的尽职程度及村里的扶贫进展，但是忽略了贫困户的素质问题和书面用语与农村俗语两个话语体系的隔阂。识别出来的贫困户很多都是老弱病残、憨傻痴呆群体，存在记忆力退化、不识字等问题。另外由于文化水平的局限性，在问及“帮扶责任人”及“进入、退出程序”，大部分贫困户都会回答“不知道”，但是如果问题换成是“没事儿经常来你家跟你讲政策来送米送面发种子的那个干部是谁”或者“当时你评上贫困户的时候是不是写了申请、开了会还贴了大红纸”，贫困户就能回答出来。所以在村干部陪同走访有人在旁帮忙提醒解释时这种情况尚能得到谅解，如果是问题导向“找问题、处理人”的暗访检查，第一书记就很可能无辜遭殃。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第一书记采取了诸多行动，如将含有责任单位、责任人及联系人基本信息的东西做成“脱贫攻坚帮扶联系卡”和“贫困户明白卡”贴在贫困户的墙上，并叮嘱他们如果领导视察在记不得信息时就指给他们看；又如“软硬兼施”的洗脑式给贫困户“做工作”：“就跟那些贫困户讲啊，咱们左邻右舍的比比看看其实大家情况都是差不多的，村里是为了照顾你才报你的，你也得懂得感恩呀，所以上面视察的来了你得好好说，要不然就把你弄下来啦”“你想啊，村里现在好几个项目在审批呢，你如果说得好，领导也放心，觉得咱们有能力完成，下次有好处还想着我们，这不是对全村的好处吗？”第一书记杨叔如是举例；甚至为了让贫困户们能准确记住信息应付检查，有的村还组织了“知识问答”活动，定期召集贫困户开会，在会上能准确背出相关信息的发放一袋洗衣粉以示奖励。
　　D村产业扶贫的例子也能说明这种行动倾向和行为逻辑。按照市扶贫办的要求，Z县贫困户可自愿申请5000元的专项扶贫到户增收资金，用于扶贫到户增收试点项目设施补贴、购买种畜（种苗）补贴、生产资料的补贴等。D村村委会在第一书记的牵头下，搭桥使本村贫困户与河南省青青蔬菜种植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主要内容就是D村村委负责申请并收取政府拨给D村贫困户5000元的扶助资金交给青青蔬菜公司，并由青青蔬菜公司统一支配。贫困户与公司按照年终决算进行分红，但是为了保护贫困户利益，实行无论市场盈亏的保底分红。经协商，青青蔬菜公司在2016年到2017年两年，每年给贫困户分红3000元，共计6000元。简单来说，相当于青青蔬菜公司“借了”贫困户5000元，每年还3000，多还了1000元利息，这样在贫困户档案资料中就可以显示为“产业扶贫中股份分红收入3000元”。按照要求，人均可支配年收入达3026元，且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安全住房）即算作脱贫，但由于后者是无法衡量难以量化的，所以扶贫工作的重点都放在了使贫困户在规定时间内达到3026元的标准线。有了这3000元的分红，不仅D村很大一部分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都可以顺利“脱贫”，而且也意味着包括第一书记在内的基层治理行动者做出了产业扶贫的政绩。后来因为这种行为被市里检查的批评说是“不彻底的产业扶贫”，只好被迫叫停。D村又开始学临县打算改种食用菌，但是因为市场已被挤压专家预测其前景较差，但D村还是坚持做，问及原因时第一书记表示“其实大家都想这两年不垮就行，等2018年过了上面不查了应付过去了就不关我们的事儿了。”
　　我认为，“不惹事逻辑”展现的是主动消极，“不出事逻辑”更多可以归于被动消极。换言之，是过于繁重的压力导致了扶贫工作的失范──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基层治理行动者为了使精准扶贫工作在上级检查中“过得去”，不得不在督导访查过程和档案数据结果上大费周章。席上大家纷纷反映抱怨这种情况，最后有个第一书记最后拍案而起：“你问我干了什么事，我告诉你，我就在填材料写档案，填材料写档案，每天都在写报告。平时得写民情日记、填群众意见卡，写目标责任书、写调研报告、每个月至少一篇工作信息、半年有半年度总结、年度有年度总结。还得填档案，贫困户认定完有扶贫手册、有帮扶计划书、有收入手册，脱贫了有脱贫手册，还得‘扶上马再送一程’，接着记录。这个过程还是个动态的，有进有出，上面一来就要看档案查资料挑毛病，你说我能干什么，干完这些还有时间干点什么。”可以看出，第一书记在“不出事”逻辑下的治理行为其实是一种被动情境下目标替代，这也使他们在压力体制下选择性远离了政策背后的价值取向和最终目的。

三：效果凸显与变相扶贫：“搞点事”逻辑
　　到了2017年下半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压力体制下过多不合理的检查和扶贫任务所导致的诸多问题。诸多自媒体理解到扶贫过程的现实困境，开始发声声援备受摧残的第一书记群体并猛烈抨击不合理的制度设置。同年年底，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也发表了多篇关于打击精准扶贫过程中形式主义的评论。最终，这种从下及上的震动撼动了顶层设计，2017年11月22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的通知（国开发〔2017〕10号），并在12月27日再次日发出通知，明确在扶贫考核中切实减轻基层工作负担。通知明确要改进考核方式，减少填表报数，明确作风要求，文件一出不少人都拍手称快。但是事实上，当政策再次回到基层时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不少第一书记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基层治理工作任务在减负下“不减反增”，一方面，具体指导的缺失使基层干部找不到方向只好照旧进行；另一方面，原检查虽繁多但也给了第一书记进行平衡的空间，政策变动将这种情况打破了：“县里不行还有市里，一次不行还有两次，这样省里来检查的时候总能有个差不多，现在一局定胜负了，更让人害怕”在场一个第一书记表示。这种情况下，诸多第一书记都继续保持“不出事”逻辑继续开展治理行动，但同时也有一批第一书记开始把握机会，掌握主动权，开展“效果导向的行动”开始“搞点事”，其突出表现是放大优势把握舆论。
　　与前两种一般性的行动逻辑不同，第三张行动逻辑更具特殊性。简单来说，只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第一书记才能开展“搞点事”的行动逻辑。首先，第一书记本身应具有一定的可用资源，第一书记们来自的单位不同、职位有别，这就决定了其可动员的资源本身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两种第一书记更具优势：一种是省直机关派驻的第一书记，他们起点较高，能力也更大；第二种是职位较高的县直机关派驻的第一书记，他们具有地缘优势，人头熟在跑项目时更为方便，也与基层其他治理主体关系更为紧密。其次，第一书记有心有余力的同时也要“有苗可拔”，也就是说贫困户本身也要具有一定基础。一般情况下，这类贫困户不仅家里需要有劳动力，还应有一定的技术支撑──原本以畜牧业、养殖业、手工业为生却因突发事件致贫的是其中典型，可塑性较高，也容易出成绩。S村有一常姓贫困户，原来靠养獭兔为生，经营状况较好，后来妻子得了重疾家里被治疗费拖垮，S村第一书记不仅帮他们提高了报销额度，依政策减免医疗费，更是帮常找来5万的贫困户无息贷款，以帮助其恢复生产。此事被县里市里多次报道，S村第一书记也因此受到表彰。其他第一书记很多都对此颇有微词，认为他只是尽了义务──“贫困户本身就能脱贫，他也跟着捡了便宜”。但在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Z县，又穷又有基础的贫困户并不多见，所以部分第一书记开始“创造条件”进行“帮扶”。例如在贫困认定时将有产业基础的非贫困户认定为贫困户，再把握时间间隔将之“变动”出去，这样，伪贫困户可以得到政策优惠，基层干部又出了成绩，可谓是“一举两得”。
　　“搞点事”逻辑下的帮扶行动更具表演色彩，并以各大宣传媒体为途径将其效果放大，以其求的上级肯定及舆论支持和民众认可，是一种虚假积极。这种行动逻辑虽然不会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其损害也没有前两种突出，但长此以往，也会对社会和政策实施产生不良影响。由全文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书记的行动逻辑的产生及其行动策略的选择并不是个人主观意愿的完全表达，也受更深层的结构背景及现实情境的影响。所以，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如何完成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完美对接──不仅能有效监督基层治理行动者的治理行为达到治理目标，又能改变“压力体制”在不失控的情况下使少数机会主义基层干部和农民没有可乘之机，即建立“国家──基层组织──农民”三方的关联制衡机制才是基层治理摆脱治理的恶性循环、消除内卷化困境的关键。中国农村的脱贫致富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要想真正达到“思想、物质”双脱贫也不是只靠几本手册和几串数字的达到以及党政部门和党员干部“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强意志就可以达成的，乡村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源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源自：中国青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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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5-8-12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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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大大教你怎么当“第一书记”
　　习大大教你怎么当“第一书记”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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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吴为）据新华社消息，中组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向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村“全覆盖”选派第一书记。

老少边穷灾区应派尽派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介绍，党组织软弱涣散村主要是根据全国各个县市对其所辖的行政村党组织的评估，按照组织化程度较低、党组织发挥作用不大的标准认定。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去年4月底，全国共排查确定软弱涣散村党组织57688个，占村党组织总数的9.6%。
　　《通知》也明确了选派的重点范围，对赣闽粤等原中央苏区，陕甘宁、左右江、川陕等革命老区，内蒙古、广西、宁夏等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四川芦山和云南鲁甸、景谷等灾后恢复重建地区，要加大选派第一书记力度，做到应派尽派。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今年两会期间受访时介绍，按2010年确定的年人均收入2300元的农村扶贫标准，2014年全国认定的贫困村共有12.8万个。按照此次中央选派第一书记“全覆盖”的要求，这12.8万个贫困村将有“第一书记”。

第一书记任期1至3年
　　《通知》明确，此次第一书记主要从各级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后备干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优秀人员和以往因年龄原因从领导岗位上调整下来、尚未退休的干部中选派。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人民团体、中管金融企业、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高等学校，每个单位要向定点扶贫单位至少选派1名第一书记，为基层作示范。
　　对第一书记的任职条件，《通知》明确要求有两年以上工作经历，热爱农村工作，开拓创新意识强。此外，《通知》还明确了第一书记的任期为1至3年，主要职责是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为民办事服务、提升治理水平。
　　竹立家表示，机关的年轻干部到村里任第一书记，一方面是锻炼干部，另一方面是将新理念新思路带到村里去，同时凭借他们在原单位的工作经验和资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提高做贡献。
　　《通知》说，要保证第一书记工作经费，加大支持帮扶力度。竹立家告诉记者：“从我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原单位对第一书记的工作是很支持的。包括有的村道路改造、环境卫生和社会发展方面，单位在财力上、工作上都会给予支持。”

■　揭秘
第一书记曾是地方党委一把手
　　第一书记是上世纪地方党委的实际一把手。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曾回忆，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省委、县委都设有第一书记，作为党委的第一负责人。
　　在十二大之后，地方党委的第一书记称呼逐渐淡出。据《南方周末》报道，1982年12月换届时，四川省委杨汝岱任书记，保留了3名副书记，不再设置第一书记。
　　到1985年，新中国成立后沿用了30多年的省（市、区）委“第一书记”的称呼成为了历史，各市（地）、县也废止了第一书记称呼。

军党委仍设第一书记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规定，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军分区（警备区）、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和预备役部队，实行军队系统和地方党的委员会的双重领导制度。
　　党的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军分区（警备区）、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委员会，党的预备役师、旅、团和其他相当等级单位的委员会设立第一书记。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军分区（警备区）委员会和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委员会第一书记，由同级党的地方委员会书记兼任。预备役师、旅、团委员会第一书记，由同级或上级党的地方委员会领导成员兼任。

江苏如皋曾有相关探索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记者介绍，自2010年，江苏如皋市开始从各机关选派中青年科级干部到村党支部任驻村第一书记。如皋市连续3年选派了56名市级机关部门科级干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此后，全国多地开始推广驻村第一书记的经验。
　　据如皋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如皋“第一书记”所任职的村，大多是班子软弱、经济薄弱、基础脆弱的“三弱”村。据媒体报道，如皋的第一书记任职后，发展种植、养殖、加工、销售各类大户；调整产业结构，强化招商引资，培育“一村一品”特色产业。
　　竹立家认为，中组部此次向地方选派第一书记是在长期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决定。“第一书记到任后，原村支部书记就成了第一书记的副手。这批年轻的机关干部理念和思路都比较新，对村里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都能产生积极的意义。”

原文标题：中央向党组织涣散村选派第一书记）

源自：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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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对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作出安排。
　　通知强调，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选派第一书记工作，党委组织部门要牵头组织，做好协调指导工作，农办、扶贫等部门要开展涉农、扶贫等政策和技能培训，加强业务指导。要保证第一书记工作经费，加大支持帮扶力度。要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做好选派工作，力戒形式主义。

关于选派第一书记相关事项
选派范围
　　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村，要做到全覆盖。对赣闽粤等原中央苏区，陕甘宁、左右江、川陕等革命老区，内蒙古、广西、宁夏等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四川芦山和云南鲁甸、景谷等灾后恢复重建地区，要加大选派第一书记力度，做到应派尽派。

基本条件
　　政治素质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农村工作；有较强工作能力，敢于担当，善于做群众工作，开拓创新意识强；有两年以上工作经历，事业心和责任感强，作风扎实，不怕吃苦，甘于奉献；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主要从各级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后备干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优秀人员和以往因年龄原因从领导岗位上调整下来、尚未退休的干部中选派。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人民团体、中管金融企业、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高等学校，每个单位要向定点扶贫单位至少选派1名第一书记，为基层作出示范。

主要职责
　　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为民办事服务、提升治理水平。要在乡镇党委领导和指导下，紧紧依靠村党组织，带领村“两委”成员开展工作，注意从派驻村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解决突出问题。

任期
　　一般为1至3年，由县（市、区、旗）党委组织部、乡镇党委和派出单位共同管理。要加强第一书记考核，关心关爱第一书记，确保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

原文标题：重点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

源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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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通知
重点向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和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
　　新华网北京4月30日消息，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抓基层、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重要指示精神，对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作出安排。
　　选派第一书记的重点范围是：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村，要做到全覆盖。对赣闽粤等原中央苏区，陕甘宁、左右江、川陕等革命老区，内蒙古、广西、宁夏等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四川芦山和云南鲁甸、景谷等灾后恢复重建地区，要加大选派第一书记力度，做到应派尽派。
　　第一书记的基本条件是：政治素质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农村工作；有较强工作能力，敢于担当，善于做群众工作，开拓创新意识强；有两年以上工作经历，事业心和责任感强，作风扎实，不怕吃苦，甘于奉献；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主要从各级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后备干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优秀人员和以往因年龄原因从领导岗位上调整下来、尚未退休的干部中选派。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人民团体、中管金融企业、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高等学校，每个单位要向定点扶贫单位至少选派1名第一书记，为基层作出示范。
　　第一书记的主要职责任务是：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为民办事服务、提升治理水平。要在乡镇党委领导和指导下，紧紧依靠村党组织，带领村“两委”成员开展工作，注意从派驻村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解决突出问题。
　　第一书记任期一般为1至3年，由县（市、区、旗）党委组织部、乡镇党委和派出单位共同管理。要加强第一书记考核，关心关爱第一书记，确保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
　　通知强调，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选派第一书记工作，党委组织部门要牵头组织，做好协调指导工作，农办、扶贫等部门要开展涉农、扶贫等政策和技能培训，加强业务指导。要保证第一书记工作经费，加大支持帮扶力度。要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做好选派工作，力戒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