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眼中最后的清晰世界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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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称陈寅恪为“义宁先生”，称他的学术为“义宁学说”，称他的人格、品行为“义宁精神”。江西义宁因为陈寅恪，从一个地名演绎成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符号；而他在四川成都的言路与履痕，也深深叩击着读书人的心扉。在华西坝的一年零九个月中，陈寅恪写就了《长恨歌签证》等12 篇论文，还留下约三十首诗。这是他在抗战期间的高产期。

艰难的旅程
　　从1943年底到1945年9月13日离成都赴英国治眼疾为止，陈寅恪在成都生活了1年零9个月。陈寅恪其实对成都早就心向往之。在半年多前动身之际，陈先生曾致信在华西协合大学当教授的友人闻宥，信中说：“弟久有游蜀之愿，今幸得遂。”陈寅恪渴望游蜀，一是倾心于历代名家笔下蜀道夔门的险峻雄奇，以及毓秀的巴山蜀水，二是巴蜀俊彦辈出，他视为藏龙卧虎之地。
　　1940年，陈寅恪第一次入川赴重庆参加会议时，就有诗云：“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 对此学界、坊间均作两种解释：一为李白诗中“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关山阻隔，旅途艰险，所以“畏蜀游”；二是认为巴蜀之地历来藏龙卧虎，多异士奇人，陈寅恪虚怀若谷，自叹“畏蜀游”。1945年，陈寅恪在成都写了《忆故居》一诗，结尾一联写道：“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松门指庐山松门别墅，松菊指西山山青庐），话说得何其沉痛，但成都委实成了他的现实版故乡！
　　抗战后期的1943年，陈寅恪受聘为成都燕京大学教授和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于当年夏天举家从广西踏上赴蓉行程。旅途劳顿，好不容易到达重庆，夫妇双双病倒。此时，陈寅恪的学生听说他到重庆，携在街上仅购得的三罐奶粉去看望老师。见到学生的礼物，陈凄然地说：“我就是缺乏这个，才会病成这样。”
　　当年12月他们终于抵达成都，陈寅恪开始安家于燕京大学在陕西街的宿舍。所谓宿舍，不过是用篱笆墙隔成的狭窄简陋的“串夹壁”，一家5口挤住3间小屋。至1944年夏，已早成半盲的陈寅恪须在华大文学院讲课，又举家迁至华西坝上的广益大学校舍，居“广益学舍45号”，居住条件始有改善。
　　有鉴于成都“生活之昂，与昆明等”，而父母亲的身体情况更是不好，陈先生的六龄稚女美延，在广益学舍的家里就放养着一头跛足的奶羊，母羊生了两只小羊以后，妻子唐筼学着挤奶，每天早晨先把母羊用绳索拴好，用水洗净母羊乳头，费不少周折才能挤出一碗羊奶，给陈寅恪饮用。
　　每天陈先生要迈上两层十九级台阶，进门左拐，靠尽头的一间教室即是他传道解惑的讲堂了。缪钺先生在《忆华西大学广益学舍》里说，“广益学舍是旧华西协合大学的一部分，在大学本部之北，隔马路相对。广益学舍环境幽静，有一幢教学楼，后面是教师住宅，其中有数栋洋房……当时陈先生即寓居广益学舍后院一栋洋房之中。”那是一个多为一楼一底灰色小洋楼掩映于苍翠之间的大院子。园中多树、多草、多花，尤其是有梅花──那就是教授楼。那个园子，后来人们叫它“广益坝”，在现在的川大华西医学院校园内，只是当年的教授楼大多拆迁。

访学交往录
　　陈寅恪到成都之时，其右眼已坏，除上课讲学，平时不轻易出门。蜀中学人仰慕陈先生人品学问，但碍其病体及淡泊性情，实际的交往并不多，至于他与邵祖平教授同游少城公园，到绿荫阁品茗，算是少有的雅事。罕有的郊游更是值得一记：春节后大年初七的人日(1944年1月31日)，寅恪全家与友朋结伴同游向往已久的杜甫草堂，夫妻和美延出城后，坐上了鸡公车，陈寅恪赋诗记游。
　　陈寅恪在成都期间，曾经四方搜求四川双流人、英年夭逝的天才学者刘咸炘的遗著《推十书》一读，并认为从未谋面的刘咸炘是蜀中最有学问和成就的学者。
　　陈寅恪与硕儒林山腴的拜望相交也是学林佳话。林山腴是当年与大才子赵熙齐名的晚清名士，两人并称“林赵”。早年陈寅恪的父亲──诗人陈三立，以及陈石遗等一批名士在北京结社唱酬时，林山腴就是其中之一。陈寅恪早年就拜读了林山腴先生的诗文，对其道德文章深有契悟。
　　那天，陈寅恪前往爵版街13号的林宅“清寂堂”拜访，他是乘坐友人郭祝崧的私车去的，同行者还有后来做了川师大教授的王仲镛。陈寅恪见到林山腴，即以晚辈身份，行磕头大礼，并当众以亲书的一副对联相赠：“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使贤士皆与之游。”真心表达了自己对林山腴先生的仰慕。不过，对此时陈寅恪在学界的地位与分量，林山腴还是略有所闻。他拒绝以长辈身份接受如此礼遇，连连摇头：“这太过誉了，我不敢当。”此后陈寅恪与林山腴亦多有交往。
　　陈寅恪失明后，心境变得灰暗，他知林山腴精于书法，遂集古人诗句为联：“今日不为明日计，他生未卜此生休。”请其书写。洞察秋毫的林山腴开导劝慰对方：“君有千秋之业，何得言此生休耶？”谢以不能书，且多方温慰之。执拗的陈寅恪于是另请友人书写，曾悬挂家中。后经妻子及亲友多方劝导，陈寅恪始重新振作，他新集苏东坡诗句“闭目此生新活计，安心是药更无方。”请郭有守夫人杨云慧书写，并替换前联。在其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此联成了他心迹的完整呈现。
　　几天前，我从位于成都三中背后的爵版街经过，那里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菜市场。遥想“清寂堂”的优雅和高朋，真是恍若隔世。
　　前不久翻读巴蜀书社出版的《李思纯文集》，日记部分提及他与陈寅恪的交往。 两位学人有共同的留德求学、执教于同一高校的经历，而且在藏学、史学、旧体诗唱和上有着共同的爱好，更重要的是二人的文化观念十分相近。
　　1946年时，李思纯特意记录了在俞大维（俞大维夫人陈新午是陈寅恪胞妹）住宅，面晤陈寅恪之事，陈寅恪告诉他：“新得一联语，云‘托命非驴非马国，处身不惠不夷间’。”李思纯为之大笑。则此语已成先生指谓改朝换代前夕的代用语，而其在1946年已逆料世局将变，足见识力之深。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之际，成都街头鼎沸了。已经目盲的陈寅恪聆听回荡在华西坝的钟声，悲喜交集，赋七律一首：“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患难见真情
　　到成都时，陈寅恪的右眼已坏，而残存的左眼也在华西坝失去了光明。1944年岁末的一天，正在家中的陈寅恪忽觉眼前一片漆黑。他的左眼被诊断为视网膜脱离，经手术，却未能复明。“天其废我是耶非？”他哀叹道。
　　老友吴宓抵成都知道此事，极力劝说陈寅恪治疗。陈寅恪住进了陕西街的存仁眼科医院当天，吴宓在日记里写道：“寅恪以目疾，住陕西街存仁医院三楼73室。宓往探视，久陪坐谈。其新病之左目，瞳孔之内膜已破，出液，不能辨视清晰……谓必将失明云云。宓深为忧伤。” 12月18日，医院决定为陈寅恪施行手术，孰料术后效果极差。
　　时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的梅贻宝前去探望，陈寅恪大恸，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有存。”许多年后，已是80高龄的梅贻宝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至今认为能请动陈公来成都燕京大学讲学，是一杰作，而能得到陈公这样一语评鉴，更是我从事大学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饰。”
　　当时吴宓身兼数职，有三份教授薪水，手头自然宽裕，他慨然以万元付陈寅恪作为家用，无私帮助这“妻儿何托任寒饥”的挚友。
　　1945年元旦，吴宓起床就去医院探望陈寅恪。后来，陈寅恪的妻子唐筼因劳累回家休养，吴宓更是每日去医院相陪。1945年暑假，英国皇家学会及牛津大学邀请陈寅恪去伦敦疗养眼疾。吴宓十分欣慰，决意亲自护送陈寅恪去昆明。不巧的是他忽然患了胸病。吴宓在抱憾之余，请人护送陈寅恪。
　　时间倥偬，转眼过去十几载。也许彼此都感到，他们来日无多了，决定一见。1961年8月30日夜吴宓乘火车抵达广州。在广州逗留的五天他每天都去陈宅探访，有时不止一趟。他们叙旧，吟诗，论学。当年正值困难时期，吴宓日记频有陈家“送来炖鸡一碗，加红薯与卤鸡蛋一枚”、陈寅恪夫妇设家宴“鸡鱼等肴馔甚丰”、“在陈宅晚餐，肴馔丰美”等记载。临别，陈寅恪夫人又将自种的花生“剥而炒之，强宓带去一包”。吴宓在广州的最后一天，陈寅恪写了四首七言绝句，总题为《赠吴雨僧》，其中两句为“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如陈寅恪所料，这是两位结交40年挚友的最后一聚。古语“患难见真情”，吴宓和陈寅恪无疑堪称典范，自此之后，我们只能在历史里闻听这对知音的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