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眼中最后的清晰世界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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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称陈寅恪为“义宁先生”，称他的学术为“义宁学说”，称他的人格、品行为“义宁精神”。江西义宁因为陈寅恪，从一个地名演绎成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符号；而他在四川成都的言路与履痕，也深深叩击着读书人的心扉。在华西坝的一年零九个月中，陈寅恪写就了《长恨歌签证》等12 篇论文，还留下约三十首诗。这是他在抗战期间的高产期。

艰难的旅程
　　从1943年底到1945年9月13日离成都赴英国治眼疾为止，陈寅恪在成都生活了1年零9个月。陈寅恪其实对成都早就心向往之。在半年多前动身之际，陈先生曾致信在华西协合大学当教授的友人闻宥，信中说：“弟久有游蜀之愿，今幸得遂。”陈寅恪渴望游蜀，一是倾心于历代名家笔下蜀道夔门的险峻雄奇，以及毓秀的巴山蜀水，二是巴蜀俊彦辈出，他视为藏龙卧虎之地。
　　1940年，陈寅恪第一次入川赴重庆参加会议时，就有诗云：“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 对此学界、坊间均作两种解释：一为李白诗中“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关山阻隔，旅途艰险，所以“畏蜀游”；二是认为巴蜀之地历来藏龙卧虎，多异士奇人，陈寅恪虚怀若谷，自叹“畏蜀游”。1945年，陈寅恪在成都写了《忆故居》一诗，结尾一联写道：“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松门指庐山松门别墅，松菊指西山山青庐），话说得何其沉痛，但成都委实成了他的现实版故乡！
　　抗战后期的1943年，陈寅恪受聘为成都燕京大学教授和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于当年夏天举家从广西踏上赴蓉行程。旅途劳顿，好不容易到达重庆，夫妇双双病倒。此时，陈寅恪的学生听说他到重庆，携在街上仅购得的三罐奶粉去看望老师。见到学生的礼物，陈凄然地说：“我就是缺乏这个，才会病成这样。”
　　当年12月他们终于抵达成都，陈寅恪开始安家于燕京大学在陕西街的宿舍。所谓宿舍，不过是用篱笆墙隔成的狭窄简陋的“串夹壁”，一家5口挤住3间小屋。至1944年夏，已早成半盲的陈寅恪须在华大文学院讲课，又举家迁至华西坝上的广益大学校舍，居“广益学舍45号”，居住条件始有改善。
　　有鉴于成都“生活之昂，与昆明等”，而父母亲的身体情况更是不好，陈先生的六龄稚女美延，在广益学舍的家里就放养着一头跛足的奶羊，母羊生了两只小羊以后，妻子唐筼学着挤奶，每天早晨先把母羊用绳索拴好，用水洗净母羊乳头，费不少周折才能挤出一碗羊奶，给陈寅恪饮用。
　　每天陈先生要迈上两层十九级台阶，进门左拐，靠尽头的一间教室即是他传道解惑的讲堂了。缪钺先生在《忆华西大学广益学舍》里说，“广益学舍是旧华西协合大学的一部分，在大学本部之北，隔马路相对。广益学舍环境幽静，有一幢教学楼，后面是教师住宅，其中有数栋洋房……当时陈先生即寓居广益学舍后院一栋洋房之中。”那是一个多为一楼一底灰色小洋楼掩映于苍翠之间的大院子。园中多树、多草、多花，尤其是有梅花──那就是教授楼。那个园子，后来人们叫它“广益坝”，在现在的川大华西医学院校园内，只是当年的教授楼大多拆迁。

访学交往录
　　陈寅恪到成都之时，其右眼已坏，除上课讲学，平时不轻易出门。蜀中学人仰慕陈先生人品学问，但碍其病体及淡泊性情，实际的交往并不多，至于他与邵祖平教授同游少城公园，到绿荫阁品茗，算是少有的雅事。罕有的郊游更是值得一记：春节后大年初七的人日(1944年1月31日)，寅恪全家与友朋结伴同游向往已久的杜甫草堂，夫妻和美延出城后，坐上了鸡公车，陈寅恪赋诗记游。
　　陈寅恪在成都期间，曾经四方搜求四川双流人、英年夭逝的天才学者刘咸炘的遗著《推十书》一读，并认为从未谋面的刘咸炘是蜀中最有学问和成就的学者。
　　陈寅恪与硕儒林山腴的拜望相交也是学林佳话。林山腴是当年与大才子赵熙齐名的晚清名士，两人并称“林赵”。早年陈寅恪的父亲──诗人陈三立，以及陈石遗等一批名士在北京结社唱酬时，林山腴就是其中之一。陈寅恪早年就拜读了林山腴先生的诗文，对其道德文章深有契悟。
　　那天，陈寅恪前往爵版街13号的林宅“清寂堂”拜访，他是乘坐友人郭祝崧的私车去的，同行者还有后来做了川师大教授的王仲镛。陈寅恪见到林山腴，即以晚辈身份，行磕头大礼，并当众以亲书的一副对联相赠：“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使贤士皆与之游。”真心表达了自己对林山腴先生的仰慕。不过，对此时陈寅恪在学界的地位与分量，林山腴还是略有所闻。他拒绝以长辈身份接受如此礼遇，连连摇头：“这太过誉了，我不敢当。”此后陈寅恪与林山腴亦多有交往。
　　陈寅恪失明后，心境变得灰暗，他知林山腴精于书法，遂集古人诗句为联：“今日不为明日计，他生未卜此生休。”请其书写。洞察秋毫的林山腴开导劝慰对方：“君有千秋之业，何得言此生休耶？”谢以不能书，且多方温慰之。执拗的陈寅恪于是另请友人书写，曾悬挂家中。后经妻子及亲友多方劝导，陈寅恪始重新振作，他新集苏东坡诗句“闭目此生新活计，安心是药更无方。”请郭有守夫人杨云慧书写，并替换前联。在其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此联成了他心迹的完整呈现。
　　几天前，我从位于成都三中背后的爵版街经过，那里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菜市场。遥想“清寂堂”的优雅和高朋，真是恍若隔世。
　　前不久翻读巴蜀书社出版的《李思纯文集》，日记部分提及他与陈寅恪的交往。 两位学人有共同的留德求学、执教于同一高校的经历，而且在藏学、史学、旧体诗唱和上有着共同的爱好，更重要的是二人的文化观念十分相近。
　　1946年时，李思纯特意记录了在俞大维（俞大维夫人陈新午是陈寅恪胞妹）住宅，面晤陈寅恪之事，陈寅恪告诉他：“新得一联语，云‘托命非驴非马国，处身不惠不夷间’。”李思纯为之大笑。则此语已成先生指谓改朝换代前夕的代用语，而其在1946年已逆料世局将变，足见识力之深。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之际，成都街头鼎沸了。已经目盲的陈寅恪聆听回荡在华西坝的钟声，悲喜交集，赋七律一首：“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患难见真情
　　到成都时，陈寅恪的右眼已坏，而残存的左眼也在华西坝失去了光明。1944年岁末的一天，正在家中的陈寅恪忽觉眼前一片漆黑。他的左眼被诊断为视网膜脱离，经手术，却未能复明。“天其废我是耶非？”他哀叹道。
　　老友吴宓抵成都知道此事，极力劝说陈寅恪治疗。陈寅恪住进了陕西街的存仁眼科医院当天，吴宓在日记里写道：“寅恪以目疾，住陕西街存仁医院三楼73室。宓往探视，久陪坐谈。其新病之左目，瞳孔之内膜已破，出液，不能辨视清晰……谓必将失明云云。宓深为忧伤。” 12月18日，医院决定为陈寅恪施行手术，孰料术后效果极差。
　　时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的梅贻宝前去探望，陈寅恪大恸，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有存。”许多年后，已是80高龄的梅贻宝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至今认为能请动陈公来成都燕京大学讲学，是一杰作，而能得到陈公这样一语评鉴，更是我从事大学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饰。”
　　当时吴宓身兼数职，有三份教授薪水，手头自然宽裕，他慨然以万元付陈寅恪作为家用，无私帮助这“妻儿何托任寒饥”的挚友。
　　1945年元旦，吴宓起床就去医院探望陈寅恪。后来，陈寅恪的妻子唐筼因劳累回家休养，吴宓更是每日去医院相陪。1945年暑假，英国皇家学会及牛津大学邀请陈寅恪去伦敦疗养眼疾。吴宓十分欣慰，决意亲自护送陈寅恪去昆明。不巧的是他忽然患了胸病。吴宓在抱憾之余，请人护送陈寅恪。
　　时间倥偬，转眼过去十几载。也许彼此都感到，他们来日无多了，决定一见。1961年8月30日夜吴宓乘火车抵达广州。在广州逗留的五天他每天都去陈宅探访，有时不止一趟。他们叙旧，吟诗，论学。当年正值困难时期，吴宓日记频有陈家“送来炖鸡一碗，加红薯与卤鸡蛋一枚”、陈寅恪夫妇设家宴“鸡鱼等肴馔甚丰”、“在陈宅晚餐，肴馔丰美”等记载。临别，陈寅恪夫人又将自种的花生“剥而炒之，强宓带去一包”。吴宓在广州的最后一天，陈寅恪写了四首七言绝句，总题为《赠吴雨僧》，其中两句为“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如陈寅恪所料，这是两位结交40年挚友的最后一聚。古语“患难见真情”，吴宓和陈寅恪无疑堪称典范，自此之后，我们只能在历史里闻听这对知音的绝响。

⊙作者：雷文景

　　陈寅恪属虎，江西修水人。历史学家。在他36岁时，即与梁启超、王国维一起并称清华国学三巨头。陈寅恪被时人称为“教授之教授”，这是对他精深学问的美誉。同时，他又被誉为“学人魂”，这无疑是对他所主张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风范的最高褒奖。上世纪四十年代，陈寅恪曾流寓成都一年又九月，在这里，他的眼疾恶化以致目盲。成都，无疑是他眼中的最后清晰世界。

久有游蓉之愿
　　1940年暮春，史学大师陈寅恪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某日夜归，写下七律一首，开篇呤道：“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洲”。这是陈寅恪第一次来四川。也许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让他有“畏蜀游”的感叹罢。然而，三年之后，在他即将赴蓉之际，他在给华西协合大学教授闻宥的信中却这样说：“弟久有逰蓉之愿，今幸得遂。”看来，人文历史异常丰厚的成都还是让这位大师心向往之的。
　　陈寅恪是1943年的夏天踏上赴蓉旅程的。在抗战的血色背景中，流离之路充满了困苦与心酸。他与夫人唐筼带着三个女儿从桂林出发，一路上经受着疾病的摧残，经贵阳，过重庆，到达成都时，已是该年的岁末了。从桂林到成都，一家人竟然走了半年多。“残剩山河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陈寅恪留下的这刻骨铭心的诗句无疑是流亡之路的真实写照。
　　陈先生是受成都燕京大学之聘来蓉的，同时受聘于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1945年8月，抗战胜利，已经目盲的陈寅恪聆听着华西坝钟楼的渺渺钟声，有“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的无限感慨。这年的9月13日，陈寅恪乘飞机离开成都，前往英国治疗眼疾。当时，成都的主要媒体非常关注，对陈先生的离去均作了报道。一代史学大师在成都留下了一年又九月的不平凡的行迹。

咏成都华西坝
　　成都华西坝历来让众多的专家学者幽怀难忘。陈寅恪的弟子，川籍学者唐振常就曾这样赞美道：“过万里桥，左转，前行，即是当年全国校地之大，校园之美无出其右者的著名的华西坝。” 陈寅恪有一首七律诗，题目便是《咏成都华西坝》：
　　浅草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
　　雷奔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远风。
　　酒困不妨胡舞乱，花羞翻讶汉妆红。
　　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

　　诗的起首二句，陈先生准确地描绘出了坝上风光：阡陌纵横，草场静卧其间；小渠潺潺，渠旁杨柳依依。另一位学者吴宓也曾在日记中叙写过坝上景致。那是1945年7月25日，吴宓在赫斐院（现四川大学华西校区第四教学楼）与华大文学院院长罗忠恕同阅考生试卷，尔后，他又携卷子23本去广益大学舍（现四川大学华西校园光明路宿舍区）陈寅恪家中续阅，事毕，“乃沿华西坝，经新医院而归。”吴宓眼见“细雨蒙蒙，高柳呜蝉，绿草清溪。”这不就是陈寅恪笔下的景致么？
　　在诗的颌联与颈联，陈寅恪描绘了中外人士一时的欢宴歌舞场面：洋车飙飞，香雾弥漫，轻歌舒缓，微风荡漾，醉酒而起域外之舞，花儿羞窥汉妆美艳。在结尾处却笔锋陡转，沉郁怆痛，告诫那些尽情欢笑的人们不要忘记祖国尚在“山河破碎中”。
　　被朱自清先生颂为当代李清照的诗人沈祖棻那时也在华西坝，她曾在一首词中讥讽过坝上一帮浅薄轻佻之人：“秋灯罢读，伴舞佳宾人似玉。一曲霓裳，领队谁家窈窕娘？”程千帆教授这样解释此词：“时有北平南迁之校长夫人，尤工媚外，每率诸女生陪美军军官跳舞，虽为路人指目，不顾也。”知晓了陈、沈诗词背后的典故，我们更能理解陈寅恪的贬斥之句，它透着陈先生骨子里的一腔爱国情怀。
　　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对华两坝的印象也很深，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作《忆成都华西坝寓居》诗，其意味与陈寅恪诗颇有相似处：
　　喜得来游古锦城，花开四序一年春。
　　林园纵好心难静，为有邻家大吠人。

目盲后的苦痛
　　作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代宗师，人们对陈寅恪的学术文章原本有更大的企盼，然而由于时世的局宥，也由于陈先生的病目，他的博大精深的学问留给后世的只是“浮出的冰山的一角”。
　　来成都时，陈寅恪的右眼早已坏掉，而残存的左眼也在华西坝失去了光明。成都，无疑是陈先生眸子里最后的清晰世界。1944年冬日的一天，正在家中的陈寅恪忽觉眼前一遍漆黑，周遭的景物倾刻间离他而去。这一天，他正好有课时，他叫了长女陈流求去通知校方，今日是不能上课了。
　　陈寅恪的左眼被诊断为视网膜剥离，经手术，却未能将之粘合。“天其废我是耶非？”目盲后，他曾这样无奈地哀叹。当时，陈寅恪就诊的存仁医院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给他施治手术的陈耀真医生是成都最好的眼科医生。笔者曾采访过华西医科大学的眼科学权威，他们均言，作为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医学博士，陈耀真先生医学造诣很高，学识渊博。后来，陈医生去广州担任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晚年创办了中大医学院眼科中心。那时候，陈寅恪也栖居嶺南，在成都接下的缘份使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卧病床榻时，与陈寅恪相交至深的吴宓正在华西坝，在吴宓留下的日记中，从1944年11月25日至1945年9月13日，“探寅恪病”“访寅恪”等句子多达30余处。吴宓深知，一个学问家失去了探幽索微的眸子，其苦痛可想而知。1945年的7月末，吴宓欲往乐山讲学，写了一首《赋呈陈寅恪兄留别》的五言诗：
　　半载清谈接，平生问学心。
　　锦城欣得聚，晚岁重知音。
　　病目神逾朗，裁诗意独深。
　　神州文化系，颐养好园林。

　　“文化神州丧一身”，这是陈寅恪对王国维的评价，吴宓转用于此，被誉为“学人魂”的陈寅恪是当得起此句的。然而，令人不安的是，在“好园林”华西坝，陈先生却永远成为了肓翁。“病目神逾朗”只是吴宓充满企盼的美好祝福。在陈寅恪56岁生日那天，陈先生作了一首七绝，其悲伤之情令人不忍卒读：
　　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
　　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

　　在中国的人文历史中，有一种说法：“国家不幸诗家幸”。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以至目盲的陈寅恪却对此大不以为然，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古人云，诗穷而后工。此精神胜过物质之说，弟有志而未逮者也。”“古人谓，著述穷而后工，徒欺人耳。”透过这些话，我们更能认识一位真实如常人的一代宗师。

与四川学者的交往
　　从1937年11月3日陈寅恪一家踏上流离之路开始，陈家就没有一个象样的居所。到了成都，他们先是住在燕京大学的陕西街宿舍，与语言学家李方桂为邻。那是三小间用篱笆隔成的屋子，条件并不好。据陈寅恪女儿陈流求所述，1944年暑假之后，因为陈寅恪要到华大文学院讲课，一家人便迁到了华西坝广益大学舍之内，居住条件改善了不少。那时候，内迁的几所教会大学皆拥挤在坝上，住房非常紧张。在一则史料中，笔者曾看到校方安排藤茂桐教授住房的一张便条，上面说，陈寅恪家中有可以腾出的房子，建议藤去那里居住，这无疑证实了陈流求的说法。华西人待陈家当是不薄的。后来。当陈家人离开成都时，唐筼女士将广益学舍45号的钥匙以及借用华大的家具悉数还给了校方。
　　今天，在学人当中流传着一个谈资，说当年陈寅恪来到成都，即四方搜求四川学者刘咸炘的煌煌巨着《推十书》，认为刘是四川最有成就的学者，这个说法饶有意味，38岁即归道山的刘咸炘一生未走出过四川，而陈寅恪却游学西方数年。一个蜗居一地，一个四海飘泊，四川人刘咸炘真对史学巨匠陈寅恪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不过陈寅恪一定要去拜访的，是四川耆儒林山腴。当年，林山公与陈寅恪的父亲、大诗人陈三立以及陈石遗等人在北京结社唱酬，成为心声相契的文友。据郭祝崧先生回忆，陈寅恪去爵版街清寂堂拜访林山公，是坐了郭家车子去的。同行的还有后来的川师大的教授王仲镛。到了林家，早已是名满天下的陈寅恪对着林山公行磕头大礼，当时的情景，用郭祝崧的话说，有些尴尬。因为在平日里，林周围的晚辈总是行鞠躬礼的。其实，面对与赵熙齐名的德高望重的林山公，陈寅恪行磕头大礼怎么说也不会尴尬。这次拜访，陈寅恪带去了一幅对联相赠，联云：“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时贤士皆与之游。”林听后忙遥头道：“这太过誉，我不敢当”，婉谢不受。林山腴是出色的诗人，也写得一手俊雅潇洒的好字。陈寅恪目盲之后，心情郁闷非常，有一日集古人诗句为一联：“今日不为明日计，他生未卜此生休”欲请林山公书写，林看了后再次婉拒，并劝慰道：“君自有千秋之业，何得言此生休耶？”。
　　在四川，有陈寅恪佩服的学者，而四川的许多学人却也对陈先生敬佩不已。 已故四川大学教授缪钺平生最仰慕两位前辈学者，一是王国维，另一位即是陈寅恪。1946年8月，缪先生从遵义来到成都，在陈寅恪曾执教鞭的地方登台授课，那时，陈寅恪已离开成都近一年，陈、缪二人遂终生未得一面之缘。不能亲承陈寅恪的教诲，这成为缪钺一生的遗憾。不过，二人曾数度通函。陈寅恪曾在一封信里说：“尊着……拜读一过，非精于文、诗、词如公者不能作也”，对缪钺赞赏有加。时光迢递，1983年的秋天，中国唐史学会在成都召开年会，面对麇集蓉城的这批历史学家，他们当中，要么是陈寅恪的入室弟子、再传弟子，要么是私淑弟子，缪先生不禁赋诗感怀。其中有“名园广益思先哲，嘉会蓉城接胜缘”的句子。 缪先生说：“诗中的‘名园广益思先哲’句，即是指寅恪先生。”
　　自汉代文翁创石室以来，四川即文风昌盛，民间藏书家代不乏人。未到成都之前，在桂林的陈寅恪就曾有诗题赠四川岳池的藏书家陈树堂。这陈氏继承父志，藏书甚富，其藏书阁名为“朴园”。陈寅恪写道：
　　沧海横流无处安，藏书世守事尤难。
　　朴园万卷闻名久，应作神州国宾看。

　　作为一名“书虫子”， 陈寅恪自是敬佩藏书家的，将之呼为“国宾”，便可见到他的激赏之心。到了成都，陈寅恪将他的目光投向了另一位藏书家，他即是名冠四川的“贲园”主人严谷声。华西大学的教务长方叔轩是严的朋友，同时，方也明了陈寅恪在学术界的份量，他自然成为了陈寅恪往观严谷声藏书的介绍人。笔者见到过一封方给严的信函，称他将与陈寅恪和马季明于2月26日午后三点一同前往严府，希望严谷声将他的全部藏书目录拿出来，以便陈马二君能一窥全豹。流亡途中的陈寅恪很难有条件窥得善本，孤本，如今得观“贲园”珍藏，一定让这位嗜古之士高兴莫名了。

“教授之教授”
　　足登布鞋，一袭棉袍，学惯中西的陈寅恪惯常这付中国传统着装行走在华西坝。在洋风甚浓的坝上，遇见陈寅恪的人，有人以为他是一个普通的校工，也有人感觉他的丰神很象印度的甘地。从陈寅恪的家到文学院讲堂很近，他每每腋下夹着一个布包袱，包袱里裹着厚厚的线装书。当他走近中西合璧式的广益大学舍，迈上两层十九级台阶，进门左拐，靠尽头的一间教室即是他传道解惑的讲堂了。
　　在当代人的记忆中，中外有两位盲翁学者享有特别的荣誉，一是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他被誉为“作家的作家”。另一位是陈寅恪，在当年的华西坝，他已经被视为“教授之教授”。那时候，华西坝汇集的文科学者很多皆是各自领域的翘首，可谓大师云集，一时之盛。顾颉刚、钱穆，萧公权，李方桂，许寿裳，吕叔湘……这些人的名字在学术界皆如雷灌耳，陈寅恪能得此殊荣，的确让人高山仰止。
　　1944年5月6日，华西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以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五校的中国文学系举行联谊大会。学者们公推陈寅恪为大会主席，在这次会上，陈寅恪报告了开会意义，并对五校中文系今后应努力的方向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可惜此次讲话未作记录，珍贵的文献消失在如烟的尘埃中了。
　　陈寅恪在华西坝讲授的课目中有白居易的诗歌。在他授课之时，除了学生，林山腴先生也前往听讲。已为人师的著名学者程千帆、沈祖棻夫妇也曾坐在讲堂之下。当时，有名的话剧导演孟斧也在成都，闻听陈先生的大名，他也想去旁听，唐振常告诉孟，陈先生这节课讲的内容是杨贵妃入宫时是否为处女的问题，孟听后觉得无聊，遂作罢。其实，陈寅恪是以这个问题为切入点，抽茧剥丝，回环深入，最终带出的，是唐代婚姻制度的严肃课题。
　　在极其困苦的流亡生涯中， 陈寅恪的研究和著述自然是大受影响。虽然，陈先生的眼疾在成都恶化，但这里毕竟较之其它地方条件要好一些。当时的流亡师生流传一个说法，说陕西城固是“地狱”，重庆沙坪坝是“人间”，而华西坝则是“天堂”。在文脉丰盈的成都，在风光旖旎的华西坝，陈寅恪先生在一年零九个月的生涯中完成了12篇论文，其中的九篇后来收入了他的名著《元白诗笺证稿》。
　　20年之后，蜗居岭南康乐园的陈寅恪回忆起了成都。那是1964年2月旧历人日的那天，有一首七绝诗流淌在这位盲翁明镜式的内心：
　　昔年人日锦官城，曾访梅花冒雨行。
　　岭南今朝头早白，蔬枝冷蕊更关情。

本文作者雷文景在小河边品茶，2005-03-19 17:04:49，街子古镇

一：历史研究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

　　1. 魏晋南北朝
　　陈寅恪以研究中古史的著述影响最大。他分析了东汉以后，中国社会上儒家大族与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形成两个不同的集团，其势力的升降为当时政治演变的基础。陈寅恪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开拓者，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提出许多精辟见解。在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民族与文化的历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他反复强调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关键。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关系上，他提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论点。这对研究中华民族融合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最精湛的部分，也是他超越前人的方面在于：一是史料的扩充，如诗文与史实的互证、考古与音韵资料的应用、域外记载的采撷；二是分析方法的改进，即史法的进步。该书虽非陈寅恪的原著，但仍较为真实地体现了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2. 隋唐
　　隋唐两朝共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中世纪的极盛时代，居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但是史家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研究得非常不够，特别是对其文物制度渊源流变的研究，缺少符合历史事实的论著。陈寅恪有鉴于此，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应用大量资料，系统地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文物制度的渊源和演变，对海内外学术界有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人手研究唐代文学。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我国文学逐步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这种见解超越了前人。他是第一个对“行卷”进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发掘了“行卷”思潮。
　　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的集团兴衰和分化，解释唐代近三百年间统治阶级的升降，论证充分，后来学者多所称道。此外，他在书中，精细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时期的主要制度，如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制，发其源而究其变，提出关于“关陇集团”的概念，为后学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3. 明清
　　陈寅恪所着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价值的成果。他详细考证了柳如是，精辟地拴释了钱、柳诗文。他颂扬柳如是，赞同钱谦益的观点，使人耳日一新。他为钱、柳诗文进行笺证，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文论证一代史事的典范。该书不仅是陈寅恪检验自己毕生学术水平的一次综合实践，同时也是陈寅恪一生治史思想的结晶。
　　
二：新考据学
　　陈寅恪的著作，多属考证性文字，但他的考据方法，已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考据。他以考据为手段，在考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注意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陈寅恪在继承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精密严谨的考据之学时，也吸收了宋代学者追求义理的作风，注重探求历史的规律。在西方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影响下，他十分重视对语言工具的学习，并掌握了十几门外语。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工具，对中外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在西方文化史学的影响下，他在历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史学观点，从民族与文化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陈寅恪对考据方法加以创新，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新考据方法。其考据方法的特点即“诗史互证”与比较的方法。
　　“诗史互证”是陈寅恪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种考据方法。虽然首先提出这种方法的并不是陈寅恪，但他把这种方法大量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首先注意到唐诗的史料价值。因唐诗的作者来自社会各阶层，唐诗中许多作品直接反映了现实生活，可以补正正史之不足及讹误。除唐诗外，小说也可以用于证史。他还提出了利用小说证史应注意的一些原则。《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诗史互证”的力作，此书通过笺释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文，系统论述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既是对史料范围的扩展，也是对考据方法的创新。
　　比较的方法体现在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语言工具，进行中外文资料的比较研究，发现了许多前人未发现的问题，并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利用这种方法在蒙古史研究中获得了许多成果；他还利用对音方法考证出史书中的一些地名，以及书籍在辗转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也注重地上实物与地下实物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利用敦煌出土资料释证文献记载，并有许多发现。
　　陈寅恪的新考据学方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献研究方法，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他有些考据过于繁复冗长，这又是他的不足。陈寅恪与王国维、陈垣等形成了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新考据学派”。研究的范围，涉及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学等，并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

三：区域文化
　　1. 蒙史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着，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他在《蒙古源流》一书中首先运用了西方汉学家的对音勘同的译名还原法，突破了这一领域中传统的证补和重修正史的老路，使中国蒙古史的研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2. 敦煌学
　　陈寅恪的学术研究，虽然没有倾力于敦煌学，但是却在敦煌学资料的抢救、整理、敦煌学的确立及发展等各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使敦煌学终于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显学”。陈寅格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
　　1930年，陈寅恪在其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最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在该序中，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敦煌写本提出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即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译别本、学术之考证，为敦煌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庄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论文；还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签证稿》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大多数敦煌学论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元白诗笺证稿》三书也使用一些敦煌资料。着文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3. 藏学
　　陈寅恪对藏学、突厥学研究，他从不轻下断语，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驳事实，是一位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陈寅恪积极促进当时国内对于藏文书籍文献的保护和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存有陈寅恪整理的《西藏文籍目录》，除此之外，还曾在流亡云南蒙自时期撰写《蒙古源流注》，该书稿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另又花费了大量心血比勘佛经的梵、藏、汉译本之异同得失而撰写《校记》。可惜资料及文稿均毁佚于战火。
　　陈寅恪的朋友中，研究藏学者有多人，如李方桂于解放前赴美，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发表有《马重英考》等多篇论文。而受陈寅恪的影响，一些有志之士，如于道泉、张熙、王森等人以及一些学生，如吴其昌、姚薇元、刘盼遂、刘铭恕兄弟、林亮等人进行了程度不一的藏学研究。

　　4. 突厥学
　　在突厥学方面，陈寅恪摒弃了把突厥史作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肯定了“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地位。他以“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解释唐与突厥间力量的迅速消长变化以及霸权地位的急剧转化，表现出卓越的史识。

四：宗教语言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

　　1. 宗教学
　　陈寅恪对宗教学的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早年因受到系统的方法论训练，又有深厚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够在宗教学研究里游刃自如。他的学术研究在国际学界也为专家学者仰止。陈门家学有浓厚的佛学气氛，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曾就学于佛学大师杨仁山的祗洹精舍，潜心修佛。长兄陈衡恪自幼经受佛学薰习，且擅佛画。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叙：陈寅恪少时曾泛览祖父所藏“浩如烟海”的古籍佛典。佛学研究是他的宗教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他利用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开辟了南北两传比较研究的领域，注意研究中国佛教的源与流的关系，梳理佛教名相的产生和演变，指出了以往中国佛教翻译的“误译”或“误解”的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后，往往因语文能力限制，不能与原本或其语言译本对勘，陈寅恪最重外语研习。他研究佛教，能着重考证，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世界佛学界对早期禅宗研究的高潮，他先后对《大乘起信论》和《六祖坛经》的“传法偈”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并不一样，自成一家之言。他还对当时国内佛学界和中国哲学界发起的魏晋玄学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所作的有关支愍度的“心无义”学说的考证，至今也是最详尽的一篇，可与汤用彤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有关章节相互印证。他对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意。此外，他对佛经翻译和佛教文学也多有发微。

　　2. 语言学
　　陈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更有盛传其通晓包括英、法、德、俄、西班牙、日、蒙、阿拉伯、梵、巴利、突厥、波斯、匈牙利、满、藏、希伯来、拉丁、希腊、回鹘、吐火罗、西夏、朝鲜、印地、暹罗等20余种语言。考察其游学经历，陈寅恪应当掌握日语、德语、英语。参考陈封怀回忆，陈寅恪应当掌握包括英语、德语、法语。考察其游学所学课程，陈寅恪应当涉猎梵语，希腊语，巴利语。考察其所记录笔记，陈寅恪应当涉猎藏文、蒙文、突厥回鹘文、吐货罗文（土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佉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伊朗文（应当是古波斯文）、希伯来文。
　　众所周知，学习一门语言，有听说读写不同方面，而陈寅恪运用在学术研究中的，多聚焦于“读”这一个层面，通过阅读各种文字的文献来立论举证，而于其余的听、说、写方面，则没有明确证据。虽然陈寅恪所学习过的许多文字都是不必学会听、说、写的“死语言”，但就传说中的英、法、日、德、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而言，除了英语、德语和日语外，对别的语言能否做到“精通”，也缺乏明证。而陈寅恪对历史语言学和“死文字”的运用，并非专注于通晓语言本身，更非是将学习外族文字作为奇巧淫技式的学问展示，他更多的还是借用语言为辅助工具，其学问的核心关照，还是海内文明、中土史地。

五：诗文成就
　　陈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六：教育贡献
　　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之后，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他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佛经翻译文学》《梵文文法》《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唐诗证史》等。
　　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对学生生活乃到毕业后就业问题，也非常关心。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做论文，要求新资料、新见解。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宣统二年（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回国。
　　民国七年（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民国十年（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并结识了后成为一代外交与文化大家的厉麟似。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民国十四年（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民国十五年（1926年）六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上海与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二人育有三女，一生相濡以沫。
　　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民国十九年（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1939年夏至1942年5月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并于1940年夏继许地山先生之职任中文系主任。
　　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
　　1957年，眼疾开始治疗。
　　1962年，右腿跌骨折，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离开人世；11月21日，夫人唐筼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