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攮包儿

　　王攮包儿　　文/李成忠

在我川西山区，民间方言将身材瘦小称为“攮”，有一首形容瘦子特别能吃的儿歌∶“攮筋筋，瘦壳壳，一顿要吃五钵钵。”对身材又矮又瘦的小不点，则称“攮包儿”。

上世纪20年代中期，洪雅城关衙门口开杂货店的王家，老婆连生了两个侏儒兄弟，大的取名王光福，小的叫王光荣，兄弟俩两三岁时就停止生长，到十几岁时身高不足两尺。王家兄弟没有其他侏儒头大腿短比例失调的特征，身材与正常人一样匀称，不知者见了还以为是两三岁的娃儿。王掌柜买一张票带兄弟俩进戏院看川戏，查票的人从来没打过麻烦。王家兄弟是永远长不大的小不点，获得了“王攮包儿”的称号，哥哥叫“大王攮包儿”，弟弟叫“小王攮包儿”。在“穿城三里三，环城五里五”的山城内，半个世纪以来，提起“王攮包儿”家喻户晓。俗话说∶“人逢稀奇事，必定寿缘长。”百姓把“王攮包儿”兄弟当稀奇人物，每年农历五月二十七城隍庙会时，来自四里八乡的赶会人，除去城隍庙还愿外，都要去看看“王攮包儿”。连外地来洪雅探亲访友办事者，也要慕名去看看这两位“袖珍人物”。

大约在抗日战争初期，王家的杂货店歇业了，搬到县门旁边开了个纸扎店。王家兄弟心灵手巧，纸扎手艺一流，扎的纸人、纸马、飞禽、走兽似模似样，着了色彩后栩栩如生；扎的灯笼造型新颖，绘画别致；扎的风筝既轻巧又好看，放得高飞得远，还不打倒冲。全城三家纸扎店，数“王攮包儿”的手艺最高。大户人家办丧事，要扎金童、玉女、仙鹤、灵鹿、鬼王、土地、纸房、纸马，大多找“王攮包儿”。乡场上的大财主办丧事，要出高价才能请动“王攮包儿”去扎纸活，包吃包住，来回还要派人接送。每年春节前夕，请“王攮包儿”为龙灯扎制龙头、龙尾；为狮子灯扎制狮子头；为车车灯扎制花船；为台会扎制道具的订单接应不暇。商家图吉利挂的大红灯笼，小孩玩的提灯、拉着跑的兔儿灯，买的人更多。清明前后，找“王攮包儿”扎风筝的络绎不绝。每年从农历冬月到来年三月，一家四口忙得连屙屎屙尿都没时间，五个月的收入足够全家一年开销。

王家无钱无势，兄弟俩又是侏儒，难免受到一些地方上提劲打靶的歪人欺负。“王攮包儿”兄弟虽一母所生，但性格各异，弟弟老实，哥哥狡黠。俗话说∶“矮子心多。”为了寻找保护伞，“大王攮包儿”千方百计巴结豪门。他儿时念过几年私塾，闲时读了不少故事书，为人乖巧，口齿伶俐，他去有权势人家扎纸活时，向那些闲得无聊的太太、小姐和公子哥儿们摆点他们喜欢听的龙门阵，还应时给他们送几只漂亮的风筝或灯笼，颇得好感。连驻防洪雅的国民党24军的朱团长的家人，闲得慌时也叫“大王攮包儿”进府为他们解闷。“拉大旗做虎皮”果然见效，“大王攮包儿”经常出入豪门使那些地痞流氓刮目相看，不敢再欺负他们。

有年外地的一个马戏团到洪雅演出，看上了“王攮包儿”兄弟，愿出高价买他们去当小丑，父母坚决不干而未成交。因担心被人绑架去卖高价，好几个月“王攮包儿”兄弟不敢单独出门。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家搬迁到西横街，成了我家的邻居。我那时已上小学，晚上无聊，常与几个街坊的小伙伴一起，去听“王攮包儿” 摆龙门阵。那时“小王攮包儿”还不到20岁，好摆鬼怪之类的龙门阵，我们喜欢听。已20出头的“大王攮包儿”好摆男欢女爱的荤龙门阵，以发泄他矮小体内的青春躁动。我们这些上初小的小孩，既听不懂，也不感兴趣，都不愿听他摆龙门阵，他只好另找街坊上的年轻人去胡吹乱侃。“小王攮包儿”把《聊斋志异》中的《画皮》和他自己编的“吊井鬼的故事”讲得活灵活现，我们既想听，又怕听。有时晚上听到打二更还不想走，跨出王家门，面对漆黑的夜幕不敢回家，老觉得有鬼怪在跟着自己，现在回忆起来，尚觉可笑。

1949年底洪雅解放后，“小王攮包儿”老老实实当他的纸扎匠，贪慕权势的“大王攮包儿”在街道里跳得很欢，斗地主，分浮财样样争先，在居民组当上了头头。可惜好景不长，1950年土改没搞完，就满街流传着“‘大王攮包儿’偷婆娘”的绯闻，原来是他利用职权诱骗弱智女上床，被其家人揭发被查办，当官美梦成了一枕黄粱。因未造成恶劣影响，女方家人顾全脸面不愿深究，“大王攮包儿”才没吃官司，只被批判一通，撤职了事。街坊上的人都骂他缺德，有好事者奚落他∶“那玩儿比蚕蛹子小，还想搞女人，真丢人现眼。” “大王攮包儿” 象经白头霜打过的叶子，蔫汤寡气，几个月不敢出门。

解放后封建迷信活动被取缔，没人找“王攮包儿”扎纸人、纸马了，光靠扎风筝、灯笼的收入已难维持家计，“王攮包儿”的父母摆了个杂货摊贴补家用，勉强维生。在“王攮包儿”的父亲近50岁的时候，老婆老蚌怀珠，为“王攮包儿”生了个发育正常的弟弟，长得牛高马大的，成人后在乐山的某煤矿当工人，可惜不到20岁就生病夭亡了。

在1958年“大跃进”后，引起的那场持续三年的全国大饥馑中，“王攮包儿”的父母双双死于水肿病。那时已没有什么人玩风筝和灯笼，“王攮包儿”兄弟完全没了收入，成了“五保户”，全靠县民政局的救济为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安份的“大王攮包儿”又开始活跃起来，可惜他身材矮小，能量不大，还有土改时那桩不光彩的事，没有哪个群众组织愿接纳他。但他还是每天满街跑，看大字报，参加批斗会，使劲向造反派靠拢，“十处敲锣九处在”，忙得不亦乐乎。江青搞的“革命样板戏”的电影在洪雅城首演时，票很紧俏，“大王攮包儿”也去电影院凑热闹抢购票，当他被熟人抱起，两手扒在售票口取票时，人群的拥挤使抱他的人松了手，他从近两米高的售票口仰面摔下，后脑勺着地，连妈都没叫一声，就呜呼哀哉了。

哥哥死后，“小王攮包儿”变得孤独寂寞，常常一个人在屋里发呆，一坐就是半天，邻居也很少见到他的身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街邻有十几天没看到“小王攮包儿”出门了，报告了居委会。当干部久久敲门不应，破门而入时，发现“小王攮包儿”爬在一个烘笼上，已成一具干尸了。估计他是死于一氧化炭中毒，被烘笼内的火烤干了的，具体死亡时间，就不得而知了。

（2003年3月11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