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被遗忘的贡献——盐都自贡的抗战记忆

八神 · 发表于: 2023-9-26 09:10:07

源自：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 陈星生

　　2013年10月1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了题为《评拉纳·米特所著〈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霍华德·弗伦奇）的文章，认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盟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不但从未被全面承认，也未转化为中国在本地区的政治资本。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是未被讲述的二战伟大故事之一。
　　2014年7月，《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中译本出版，资深媒体人、著名时事评论员曹景行先生在为这本书写的序中进一步讲到：可以肯定，要是没有中国的坚持，“二战”一定不会那样结束。试想，如果让日本侵吞了中国，那么英国很可能失去印度，丘吉尔还能撑多久?苏联将不得不对德对日两面作战，斯大林还能从乌拉尔以东源源不断地调运援兵?至于美国，或许要多牺牲一两百万士兵，才能把日本人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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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贡抗敌歌咏话剧团成立合影（1938年）
　　然而，这一切无论是在战时的大国交易中，还是战后78年的今天，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贡献，就连当年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都没有还中国一个应有的公道。
　　要人家公正看待我们的抗战，就需要我们对抗战的整体历史作出公正的肯定，还自己一个公道。自贡就是这部整体历史中，抗战大后方的重要篇章。
　　盐，必需之食。在平时，是民生必需品，贫不能少食，富不能多食;在战时，古今中外的将军们都明白：没有食盐的战争，是使人处于绝望的失败之役。在中国，过去的封建王朝以及民国时期的统治者，都把盐税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加以控制。一旦发生战争，则把盐政迅速纳入战时体制，发挥着供应军需民食，增加财政收入和平抑物价的重要功能。
　　抗战前，我国共有12个盐产区，年盐产量5000万担左右。抗战爆发初期，占全国盐产量70%多的海盐产区沦为敌手，军需民食的供给，不得不仰赖于川盐。到1938年大后方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半数以上，有2亿多人，而这时国民政府掌握的内地盐场产量，不到平时的30%。
　　四川是我国井盐主要产地，地处抗战大后方。战前在引岸制度下，为防止生产过剩，对川盐产量加以限制，抗战爆发时，年产量仅为700万担左右，远远不能满足战时的需要。1938年春，国民政府下令川盐增产赶运，提出了川盐年产量增加到1200万担的目标。并特别提出“增加产量，首先从富荣东西两场着手”。为什么川盐增产对富荣盐场寄予这么大的希望?这是当时地处川南的富荣盐场的特殊优势分不开的。
　　富荣盐场又称自流井、贡井两场，地理相连，但在建市前，分属富顺县和荣县管辖。在当时是四川二十几个盐场中最大的盐场，1937年盐的总产量占全省的45.9%。川盐增产计划是从自流井、贡井、犍为、乐山、云阳、射洪六场开始的，拟年增三百万担，“惟以犍乐云射等场均属井浅卤淡，不易大量增产，实际上增产效率表现较多者，仅自贡两场耳”。自贡盐场没有辜负历史的期望，抗战八年（1937～1945，下同），共生产食盐3800多万担，约合193万吨，年均产量占当时全国食盐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为供应大后方川、黔、滇、康、陕、甘、湘、鄂的军需民食提供了保证。特别是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后期，在鄂西筑起抗战持久战略防线的关键时刻和1940年6月宜昌失守，济湘盐路被阻断的危急时刻，富荣盐场生产的巴盐和花盐都及时地、源源不断地保证了处在抵抗日军侵略者第一线军民的需要。
　　抗战期间，盐税收入平均可占到国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虽提出了“民食为先，税收次之”的措施，但并没有在盐税方面有所放松。实际上，由于海盐产区税源大量丧失，巨额盐税减收，而战时财政支出不但不能减少，反而大为增加，盐税作为主要财源之一，仍在各项国税中保持其重要地位。无论是由征税制改为盐专卖制，或开征战时附税和国军副食费，自贡盐场都是全国食盐征税率中最高的盐场。整个抗战期间，自贡盐税总计达20.97亿元，约占全国盐税的四分之一。有人计算，按当时最低税率每担5.6元，自贡每年上缴盐税达2700万元，若将此款项购黄谷，可购1350万石，折合碛米14.5亿斤，可供270万军队一年的军粮。
　　川盐增产的实施，刺激了自贡盐业的发展，自贡井盐产量在全国盐产量中的比例，由 1937年的7.7%上升到1938年的20.7%、1939年的23.7%、1945年的34.6%。在海盐大部断绝的形势下，自贡产盐比重在全国产盐总量中迅速上扬，表明自贡已实际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食盐供应的主要基地。
　　自贡盐场在战争背景下特殊战略地位的凸显，一方面加快了国民政府对自贡地区行政关系的调整，1938年6月，在自贡两场增产计划下达三个月后，四川省政府决定，先行成立自贡市政府筹备处。经过一年多筹备，自贡市政府于1939年9月1日先行成立，直辖四川省。同期，扩大职权范围的财政部川康盐务管理局仍驻自贡市。
　　另一方面，在自贡迅速成为中国井盐生产中心的同时，也成了日军关注的重点攻击目标。1939年10月1日，自贡市政府成立刚40天，即遭到日机的第一次轰炸，伤亡107人。早在 1938年11月，日军就作出了针对中国抗日大后方以航空作战打击中国战略、政略中枢的战略轰炸计划，旨在“以坚定的长期围攻态势压制抗日势力使其衰亡”。其中在1940年5～9月的“百一号作战”轰炸中，日军战史就有“8月自流井一次”的轰炸记录。这次轰炸造成自贡人员伤亡267人，财产损失约1200万元。1940年底，日军进一步加大了集中陆海军航空力量，摧毁中国抗战意志的轰炸行动。1941年5月，称为“百二号作战”计划出台，日军战史明确记述：“该时期的中心课题，是基于派遣军的指导而切断其盐的补给（此时有情报分析中国内地正由于盐生产不足而造成困难）。四川省的自流井地区使用卤枧的盐卤井灶数量很多，在轰炸这一地区的同时，要大量攻击盐的集散城市。”并具体提出，“第三期（8月上、中旬）以内地飞机场、制盐所（自流井等）为目标”。这就是日军针对自贡盐场的“盐遮断”轰炸。同年7月28日、29日，8月17日、19日对自流井、贡井实施了“连日大轰炸”和“隔天轰炸”。在自贡抗战八年期间，自贡遭到了日军七次大轰炸，其中这4次“盐遮断”轰炸造成的损失，占自贡地区遭受日机轰炸总损失的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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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贡市防空指挥部消防大队全体官佐合影（1940年3月18）
　　国内资深抗战史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先生认为，日军在对中国内地长期的常规轰炸过程中，修改并补充作战企图，推出以自贡盐场为中心的产盐基地的专项轰炸，是日军侵华作战中的一个特殊军事手段，“盐遮断”轰炸，是针对民生与社会经济的轰炸，是违背海牙国际法的无差别轰炸的典型。“盐遮断”轰炸没有达到侵略者预想的“切断中国盐的补给，造成普遍厌战情绪，摧毁中国抗战意志”的目的。而是与之相反，在日军对自贡实施大规模轰炸的1941年，自贡盐场的盐产量非但没有减少，而是创造了抗战中，也是自贡历史上生产食盐的最高年份，达518万担。日军在其战史中不得不对“盐遮断”轰炸作如下总结：“中国派遣军最初所重视的，由切断盐的补给酿成厌战气氛，依靠航空歼灭战压迫重庆政权抗战意志，然而其成果并不充分。”
　　由此可见，自贡军民抵抗日军大轰炸，取得胜利的历史事实，在中国抗战史上，特别是大后方军民抵抗日军无差别轰炸的斗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意义在于：日军在针对以自贡井盐基地实施“盐遮断”战略轰炸表明，在抗战中自贡盐业的增产，不仅发挥着保障后方军需民食的决定性作用，并且对提振抗战士气，增强抗战信心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因而成为日军专项战略轰炸的中心之一;自贡军民以鲜血和生命挫败“盐遮断”轰炸战略企图的结果，不仅没有使中国人产生侵略者所期望的“厌战心理”，反而更加有效地完成了政府战时动员所期望的效果：民众的觉醒。
　　实事正是如此，在抗战初期，安定、富庶的自贡人生活在祥和甚至是奢靡之中，1938年12月23日《新华日报》一篇报道中说：“自流井并不是有怎样大的一个都市，热闹的只有一条街。可是这里却具备了大都市的一切条件，有银行，有旅馆，有浴室，有戏园，有漂亮的理发店，也有荒淫与奢侈。有个川戏院，票价五角，天天客满，经常演新南华堂、白蛇传等。有钱的太太小姐们需要看南华堂田氏思春，白蛇传的白娘娘船舟调情。抗战对他们，好像仍然没有多大的关系。”可是，到了1943年、1944年，经过了抗日救亡动员和抵抗“盐遮断”轰炸之后的自贡民众，突以惊人数字创造了全国抗战献金的最高纪录：继1942年自贡盐业工人和学生捐资购飞机“盐工号”“盐船号”“青年号”各一架之后，1943年、1944年全市献金总计法币1.2亿多元。按当时全市人口计，人均捐资约600元。而这个时期的自贡，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却正如冯玉祥将军所说：“盐商和盐工都陷在困难之中，盐商的困难是成本高涨，而盐价受着严格管制，常常不敷成本，缺乏资金，往往不得不以高利去借贷。盐工的困难是除了自己的伙食外，每人每月工资仅二千余元，只够买一斗老米，即一家三口计算，也不够维持最低生活。”正是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自贡人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起来，完成了一项抗战史上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重大使命，谱写出千年盐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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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贡的抗战，是大后方全民抗战并为抗战胜利作出特殊贡献的典型。可以肯定，抗战八年中，如果没有自贡盐场平均每年提供480万担的食盐，处在保卫大后方，抵抗日寇侵略第一线的军民将面临更严重的危局;在西南大后方的近两亿人口将面临更严重的淡食危机。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里，挖掘这些不应被历史遗忘的记忆，为的是让今天在路上行走的人，回过头去看看，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前辈们曾经做了些什么，以坚定后继者前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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