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女子41年前被迫诬陷老师奸污 翻案就能闭眼了

女子曾冤枉老师强奸如今证清白：我内疚了41年
源自：华商网-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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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这件事我内疚了41年 不想带着污名进棺材”

【专访人物】
　　王佳芬，57岁，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黄琅区沙湾村人，目前定居陕西府谷。
　　16岁时，她被迫承认与老师发生关系，冤枉老师奸污致其坐牢。后因不堪村里人说闲话，远嫁四川马边。如今，身患癌症、愧疚多年的她努力为老师脱罪。

【专访背景】
　　41年前，四川雷波县发生一桩奸污案。“教师陈加钱对本班女学生王佳芬，以培养升学为幌子，采用吃喝玩乐，金钱物质引诱，进行多次奸污。”经学生书面指证，陈加钱被判刑6年。如今，74岁高龄的陈加钱仍在为翻案奔波。
　　41年后，王佳芬回到雷波县，写下证明材料，称当年冤枉老师奸污。当初为何会冤枉老师呢？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8月1日，王佳芬接受华商报记者专访，讲述这41年来的心理煎熬历程。

谈冤案
“当时年纪小，很害怕就承认了”
　　华商报：41年前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佳芬：1975年7月24日，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那年我16岁，白天要劳动挣工分，只能趁晚上去学校找老师，问一下我有没有被推荐上初中。晚上差不多10点，我到了他的宿舍，敲门进了屋，当时门一直是敞着的。还没说几句话，四个民兵闯进来，用绳子把我和老师捆绑起来。
　　华商报：那些民兵为什么要捆绑你们？
　　王佳芬：他们怀疑我们搞男女关系。那天晚上，我被绑着带到区公所一个小屋里。第二天一早，区妇联主任李志荣开始审问我，问我和老师到底什么关系？为何晚上去找他？我如实回答，他们不信。就这样，我被关了几天，每天都被反复问那几个问题。又过了两天，李志荣说，陈老师都交代了，我要再不承认，就继续关着我，还要把我捆起来去游街。我很害怕，就承认了。
　　华商报：既然你们是清白的，你有没有想过承认的后果？
　　王佳芬：我当时年纪小，我真的很害怕，我只想出去。我不承认，他们不让我出去。后来，听说陈老师被劳改了，我一直很内疚。但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我的人生也被毁了。
　　华商报：他们什么时候放你出来的？
　　王佳芬：我承认了跟陈老师搞男女关系当天就被放了。我父亲去接我，当时在回家的路上，我就不想活了，女孩子的清白最重要，我想跳河死了算了。但是父亲拉住我，我是冤枉的，要继续活下去才能证明清白，死了这辈子就只能背着这个污名了。我想想也是，自己是清白的，为什么要去死？也就放弃了寻死的念头。

谈婚姻
忍受了4年闲话，20岁远嫁外县
　　华商报：回去后，是不是村里很多人说闲话？
　　王佳芬：这件事情让我家人都感觉抬不起头。我16岁出了这种事情，忍受了4年村里人的闲话，到20岁才嫁了出去，那4年的日子有多难熬你们可想而知。我也是性格很要强的人，我也不怕他们，同学骂我，我就回骂，有时候还打架。
　　华商报：20岁时，你选择远嫁马边县。怎么跟丈夫相识的？
　　王佳芬：其实，那4年里很多人来介绍相亲，我当时还觉得奇怪，他们不在乎那件事吗？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觉得，娶我不用给彩礼，想讨个便宜。于是，所有相亲的，我全部都拒绝了。
　　20岁那年，我姐姐在西林农场工作，她给我介绍了个男人，他老家在马边县，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当时就想，嫁到那么远的地方，他们说我骂我，我也听不见，也没人认识我，总算能摆脱那件事了。我就答应了这门婚事，没有任何仪式，我带着母亲准备的一床铺盖嫁了过去。
　　华商报：这个马边的男人知道那件事吗？
　　王佳芬：我们见面时我主动提起了这件事。我说我是冤枉的，他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很感动，但我觉得他不相信我。于是，我就去卫生院检查，看的妇科，人家一检查说我是处女。
　　华商报：为什么不在雷波县做检查证明清白呢？
　　王佳芬：我出来后，也想过做检查。但没钱也没关系，也不懂怎么去证明清白，觉得做检查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我就认命了。在马边做检查，当时也没有给我出书面手续，也是图个心安，不想影响我跟我男人的关系。嫁都嫁了，男人知道我清白就行了。

谈改口
“我不想坐牢，好不容易重新生活”
　　华商报：陈老师出狱后，去找过你？
　　王佳芬：1981年12月的一天，我从地里回来，在自家院子里看到了陈老师和另外一个人。我才知道陈老师坐了6年牢，一直在申诉，希望我帮他翻案。
　　虽然嫁到马边，有了自己的家庭，但是时常还会想起那件事，会后悔、会内疚。陈老师的到来，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决定给他作证，写了个证明材料，说陈老师是被冤枉的，写完还按了手印。当时，我觉得解脱了，多年的愧疚总算有了交代，证明了老师的清白。
　　华商报：既然写证明材料了，后来为何又说谎？
　　王佳芬：写了证明材料一年多后，老家几个人到马边来找我。他们跟我说，陈老师在翻案，他提供了我的证明材料，还问是不是我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他们又说，如果陈老师被冤枉坐了6年牢，那我也要坐6年，因为当时是我冤枉了他，我也犯了法。我当时很害怕，不想坐牢，我已经为撒谎付出了代价，我好不容易重新生活。我最后只能再次撒谎，说证明材料不是我写的。
　　华商报：你什么时候知道他又坐牢的？
　　王佳芬：大概2013年，我在陕西府谷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因为伪造证据又坐了3年牢。他说他还在翻案，出来后又去马边找我，找了很多年，在帮我妹夫的哥哥打官司时，打听到我在陕西，要到我的电话。他问我，这些年过得好不好，我说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了，他也就没再说什么。

谈翻案
“爱看法治节目，陈满案让我看到希望”
　　华商报：为什么来陕西府谷？是为了回避是非吗？
　　王佳芬：因为家庭变故。陈老师到马边见我没多久，我就跟马边的那个男人离婚了，我们的婚后生活也不怎么顺畅。我打了几年工，遇到了现在的男人。他是陕西人，到四川旅游时，我们认识了。1998年，我就跟他搬到了陕西府谷，他在这边做生意。
　　华商报：是不是因为患癌，你才决定替陈老师翻案？
　　王佳芬：我患癌症十几年了，在全国到处治病，现在病情算是稳定了。但免疫力很差，身体要是抵抗不住，癌症复发了，这辈子也就到头了。陈老师当时是公办老师，本来有着很好的人生。他的很多同事，都领着退休金享受天伦之乐，而陈老师还在为翻案奔波。我不想带着污名进棺材，我想还陈老师一个清白，还了这个债也算了了最后的心愿，他清白也就为我正名了。
　　华商报：为什么现在才下定决心来翻案？
　　王佳芬：生病后，我待在家没事就看电视。我爱看法治节目，特别是央视12频道，讲各种冤假错案如何平反的。我看到了赵作海案、看到聂树斌案，看到了陈满案，就常常想起陈老师的案子，我看到了希望，但又担心自己没钱没关系，还有可能坐牢，一直下不了决心。今年年初，陈满无罪释放，我就下定决心，帮陈老师翻案。
　　今年3月份，我回老家看病，去见了陈老师。30多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我先请求陈老师原谅。我告诉他，我要帮他翻案，请人写了证明材料。我跟陈老师保证，这次再也不会像上次那样改口了，就算是坐牢，我也要还陈老师清白。
　　华商报：丈夫和孩子支持你翻案吗？
　　王佳芬：我就怕现在的男人知道这件事。这次回老家看病，决定帮老师翻案，我也一直瞒着他。但是有媒体报道了，我儿子打电话来，很不赞同我翻案，觉得丢人。我男人也打电话来，我们在电话里一直吵架。我真的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但是不管他们同不同意，翻案是我自己的事。我这次是下定决心了，不管最后能不能翻案，我都会坚持下去。

谈进展
“已找到了证人，检察院已受理申诉”
　　华商报：现在翻案进展到哪一步了？
　　王佳芬：我写了证明材料，递交给雷波县检察院。我们还找到了证人。当年审问我的区妇联主任李志荣还在世。她虽然瘫痪在床，但意识还很清醒，她同意帮我们作证。
　　华商报：案件已经受理了吗？
　　王佳芬：检察院已经受理了陈老师的申诉，目前正处于立案复查阶段。我们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检察院对我们的态度很积极。检察长还亲自与我们见面，称会在一个月内给我们答复。对于翻案结果，我们抱着期待但没有把握。
　　华商报：这件案子若翻案了，你有什么打算？
　　王佳芬：这件事情，我内疚了41年，一辈子都不可能忘掉。我这一辈子，没有钱，没有亲戚朋友帮忙，现在也是靠一人之力在翻案，我真的不知道最终能不能翻案，只能把自己应该做的尽力做完。
　　华商报记者 袁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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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
　　41年都过去了。作为一起强奸案的受害者和最核心的证人，在阴影里生活了半辈子之后，王佳芳终于决定打破沉默，承认自己的谎言。
　　这个57岁的小个头女人已经老了。在镶着圆形亮片的黑色长褂下，癌细胞从直肠侵略到了淋巴和乳腺，她的脸上起了褶皱，腰上长出鸡蛋样的疙瘩，腿上浮现出块状的淤青。甚至，有时说一会儿话，她便咳嗽得上气不接下气。
　　但为了去检察院交材料，她起了个大早。平时走路不敢太费力的她，步行了半个小时，瘫坐在接待室的沙发上。她告诉工作人员，自己之前的证词都是假的，对方却不愿理会她，挥挥手劝她回去，“这个案子40多年了，根本翻不了，官司没有打头。”
　　她抓着沙发的扶手，赖着不肯走，声嘶力竭地喊道，“错了就是错了，哪怕几百年都可以翻嘛！”

　　不会上网的丈夫听说她要翻案，害怕她被人暗害，也担心传开了“不光彩”。她却抿着嘴拧着眉说，“我想好了，不管日子怎么过，都要翻案。”
　　16岁时，刚刚小学毕业的她，晚上找到当时的老师兼校长陈加钱，询问自己是否被推荐上初中，不料却被民兵五花大绑。在长达7天的漫长审讯后，她被迫诬陷了自己的老师，让他因为“奸污女学生”入狱。
　　“那天月亮很大，屋顶还有两片亮瓦，老师说点上油灯，我说不用了，问点事情就走。”王佳芳对记者回忆，自己穿着短袖和长裤，因为来了月经，怕弄脏了板凳，她坚持要站着。
　　审讯期间她住在一个“黑漆漆”的房间里，屋里没有窗户，没有铺盖，只有一床破凉席。刚开始被问是否和陈加钱发生了关系，她一个劲说，“没有！”然后哭喊着“带我去医院检查！”对方不理不睬，只是不断地重复“不承认就别想走！”身边的民兵还冲她吐口水，扬起手要打她。
　　父亲每天步行30里路来送饭，王佳芳看也不看一眼，只是哭着让他端走。挨到了第七天，审讯人员凶狠地说，“陈老师都承认了，你还不承认？”王佳芳怕极了，瞎编道，有，还不只一次，有好几十次。
　　陈加钱说他曾无数次设想，如果王佳芳那天没来敲自己的门，他会度过怎样的一生？自己当年是一个“堂堂的小学校长”，根正苗红的“贫农”出身，学校里唯一的公办教师，区教育系统重点培养对象。而且，他还是村里发展的唯一的共产党员，第二年8月便要公示。
　　他想，自己很可能会当上学区的教导主任，说不定还会“升官发财”。再不济，他也还是个普通的人民教师，每个月能拿4000多元的退休金。
　　“无论如何，绝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他掏出下颚装的假牙，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当时在审判大会上被民兵拉翻在地，满脸是血，牙也掉了4颗。”判刑后他累计入狱9年。女儿因有个“劳改犯父亲”辍学务农，女婿在漏水的老屋里被电死。妻子现在也终日精神恍惚，一提到这件事便骂骂咧咧。

　　如今，陈加钱总是穿着一身蓝灰色的布衣，手缩在长长的袖子里，染过的头发中夹着几缕灰白，走路故意把腰板挺得笔直。
　　有一次在广场上，他和妻子撞上了王佳芳。女人见了王佳芳，便对着地上“呸”地吐口水，还说要用棒棒打她。一个月后，王佳芳坐在床上，神情黯然地对记者说，“她肯定埋怨我，但我又去埋怨谁呢？我也是受害者呀！”
　　同陈加钱一样，王佳芳的人生也被莫须有的污名压弯。她本是个活泼的姑娘，生得眉清目秀，虽然文化成绩一般，但她铆着劲儿想读初中。她甚至还想往上读，考不上高中念个中专也行。当时她脾气还很烈，性子很要强，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同学干嘴仗，同学不给自己讲题目，她便嚷嚷，“你有啥子了不起的！”
　　“当时我还是学校里的篮球明星。”回忆到这一光辉历史，虚弱的王佳芳脸上露出了笑意。她那时很瘦，跑得快，跳得高，投球格外准。就在出事的那个7月，她曾代表全沙湾小学去黄琅区打了5天比赛，她们队得了第一名。
　　然而，在被关进小房间后，她曾经的那些亲密队友，跑到审讯室的窗外大声骂道，“9号打球打得好得很，作风却不好！不要脸！”9号是王佳芳的球衣编号，那一刻，她感到耻辱从心里一点一点渗到了脚跟，她想骂回去，但是她不敢，只能咬着牙。
　　之后的4年，她拒绝了所有提亲，因为觉得别人不过是想“捡便宜”，以为她不要彩礼。20岁时，她才经人介绍，带着家里给的一床铺盖，远嫁到了170公里外的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
　　倔强的王佳芳曾经也想过要打破沉默。早在1981年，陈加钱劳改了6年出狱后，打听到王佳芳的婆家，花了几十元车费赶来马边县。看到陈加钱的时候，王佳芳刚从山上挖地回来，背着一个娃，牵着一个娃。

　　“听了陈老师在看守所和农场的遭遇，我便哭了。”王佳芳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
　　她二话不说便同意改口供。她一边流着泪口述，同行的代理人一边写，然后她读过证词，在上面签字，按下指纹。
　　“谁知道，两年后又有人又找到我，让我改回原来的口供！”王佳芳拍着大腿说。工作人员严厉地说，改口供的话当年便是作伪证，陈加钱坐了6年牢，她也得坐6年。
　　王佳芳一听，浑身软了。当年她在村子里被人吐口水，她去铲河沙，同学说，“哪个要和你这样的人一起背！”她不想离开好不容易才搭建起的家。看着身边乖巧可爱的孩子，她脑袋一片空白，颤抖着在新的证词上签下了字。
　　一位接近雷波县司法局的人士证实了这件事。他在证词中写道：“他们去王佳芬（原文如此，王佳芳曾用名王佳芬）处威胁恫吓，叫王佳芬反坐6年，一个农村妇女怎么经得住威胁，只有违心说，不是自己的意愿。”
　　那时，她的日子才刚刚有了起色。在马边彝族自治县，她的丈夫不介意别人的闲言碎语。生产队一放假，男人便去伐木场砍树，然后把150斤重的木材背下山。当时上山捡枯柴，一斤只能卖一毛钱，男人却给她买了一件两三百元的蓝色半褂衫。她也在家喂了两头猪，结婚两年还生下了两个娃娃。
　　“在那样的时候，我怕呀！哪敢再闹翻案！”数十年后，她对记者说。检察院的人走后，王佳芳每次回到雷波县的娘家，都不敢向人打听老陈家住哪，也不敢问他怎么样了。某一次，有人随口告诉她，“陈老师一直找不到你的电话”。她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
　　在许多个夜晚，她每次想到“陈加钱闹翻案还得再坐6年牢”，心里便打了个冷战。2013年，再次和陈加钱取得联系，得知他又因“伪造证据，进行翻案活动”被判3年后，她心中这块石头便越来越重了。
　　然而，这时她已患癌3年，刚从西安做了治疗回家。她躺在床上，感觉“自己快不行了”，每天窝在床上或者沙发上，连地都下不了。她也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就像块木头”。
　　后来因为长期吃药，王佳芳的气色开始好转，能勉强走路了。终于“有了力气”的她，突然觉得，“再不翻案就来不及了”。更让她感到振作的是，生病的几年时间里，她每天躺在床上看法治节目，见证了赵作海案、聂树斌案等冤假错案的艰难反转。

　　尤其是今年2月，23年坚持申诉的杀人嫌犯陈满，被法院宣布无罪释放。她得知这个消息后，立马兴奋地给陈老师打了电话。
　　“时代已经变了。”王佳芳充满希望地对他说。一个月后，她告诉再婚的丈夫，自己要回老家看病。男人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将她送到车站。
　　脸色蜡黄、嘴唇发乌的王佳芳，抛下家里舒适的3层小楼，叮当作响的锅碗瓢盆，和一双正在念书的儿女，坐了30个小时的火车和8个小时的大巴，从陕西谷府县颠簸回到老家四川雷波县。她租下10平方米的小屋，每天用小电饭煲炖上一点洋芋、南瓜、白菜和粉条，一边吃药，一边申诉。
　　王佳芳盼望着很快就能回家，然而，翻案并不像她想象的这么顺利。
　　3月18日，她将自己新的供词交到检察院，工作人员不收，她扔在桌上便走。6月29日，她再次去交审问她的区妇联主任李志荣的供词，发现他们压根儿没有受理她之前的材料。工作人员一再对她说，“这个官司没有打头。”
　　可是，王佳芳想不通，自己作为“受害者”，从来没有主动控告过陈加钱，他却坐了9年牢。如今，她来说明自己从未被陈加钱伤害，仍然没有用。
　　“真是求天天不应，叫地地无门。”陈加钱对王佳芳说。自从女婿被电死后，陈加钱只能靠帮人打官司，零零碎碎地挣点小钱，供养自己和女儿一家。而就在8年前，雷波县人民法院开始禁止他在该县做诉讼代理人。
　　这个“年轻时性格温和”，“对学生就像师傅般耐心”的老人，在情绪激动时，甚至会捏紧拳头，愤愤地说，“如果案子不能平反，我真的想去杀人！”
　　有时，王佳芳又会听到他颓然地感叹，“如果这个案子能扳过来，哪怕之后只能再活个一年两年，我都可以闭眼了。”
　　一个月前，检察院终于同意受理他们的案件复查申诉，并且承诺尽快解决。
　　然而，留给这两位老人和癌症病人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了。患癌6年，王佳芳的思维越来越迟缓，常常算不清复杂的年份。想起生病的确切时间，她像个孩子扳着手指头咕哝道，“那应该是2000年”。日历上翻过了一年，她不知道年份是多了还是少了。有时，算不清时间的她，甚至还会“穿越”回民国，以为某一年是“1929年”。不过，有一件事，她感到确定无疑──一旦发起病来，她随时可能死掉。
　　每当有记者来到这个大凉山里的小县城，靠着喝中药保命的她，便会花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费劲地讲述这个41年前的故事。在家人眼里“没关系没背景”的王佳芳，有时也感到有些害怕，她不断地反问记者，“你觉得这个案子有希望吗？”但是，当陈加钱问她，“你想把污名带进棺材吗？”和癌症对抗了6年的她又使劲地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