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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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弘

一、“西南夷”地区的地理环境

现在所称的西南地区一般是指今云贵川地区，其中包含了古代蜀的分布区川西平原和巴的分布区川东丘陵。而本章讨论的“西南地区”，特指巴蜀的西南，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区域，即汉代文献所称的“西南夷”地区。关于“西南夷”，先秦和两汉时期的文献对此曾有不同的内涵。先秦时期所谓的“西南夷”尚包括了分布在川西的蜀和川东的巴，秦灭巴蜀后，巴蜀文化很快融入中原文化之中，其文化特征消失，巴蜀地区成为中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故到了两汉时期，当时文献所称的“西南夷”已经不包括巴蜀在内。为叙述时方便，可将其称为秦灭巴蜀前的“西南夷”和秦灭巴蜀后的“西南夷”。《史记.西南夷列传》对秦灭巴蜀后的“西南夷”的地理范围和古代民族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这就是本文将要讨论的受巴蜀文化辐射和影响的西南地区。

“西南夷”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从自然地理角度，包括了川西北山地、川西南山地，横断山区，云南高原的中、东部和贵州高原的西北部。“西南夷”地区的西部主要是横断山区，山岭海拔多在4000—5000米，岭谷高差一般在1000—1500米，山高谷深，东西向交通极为不便，故有“横断”之称，“西南夷”地区的东部则是著名的云南高原（包括川西南和黔西的一小部分），海拔2000—2500米，西南以点苍山、哀牢山和横断山为界，北与川西高原为邻，东缘延伸到了贵州水城、普安一线。云南高原的突出构造地貌特点是拥有大量的断陷盆地，其中多数还有湖泊。

整个“西南夷”地区山脉河流多作南北走向，崇山峻岭之中河谷、盆地和湖滨平原星落棋布，构成了该地区独特的地理面貌。主要的山脉有龙门山、岷山、邛崃山、大雪山、沙鲁里山、大小相岭、牦牛山、横断山、高黎贡山、哀牢山、无量山、云岭、五莲峰、乌蒙山等；重要的河流有岷江、大渡河、青衣江、安宁河、雅砻江、澜沧江、怒江和金沙江等；高原湖泊则有滇池、洱海、抚仙湖、程海、邛海、泸沽湖等；重要的河谷有岷江上游河谷、青衣江上中游河谷、安宁河谷等；重要的盆地有昭通盆地、曲靖盆地、楚雄盆地、盐源盆地、保山盆地等。

由于海拔高度和经度、纬度的不同，这些河谷、盆地和湖滨平原的自然生态环境又呈现出千差万别的面貌，如雅砻江河谷为干热河谷，青衣江河谷则雨量充沛；安宁河谷四季如春，岷江上游河谷则四季分明。楚雄盆地气候炎热，盐源盆地则较为寒冷。云南高原分旱雨两季，贵州高原则“天无三日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的地区适宜农耕，有的地区适宜游牧，近山近湖的地区还适宜渔猎，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决定了不同地区人们的生产方式，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孕育出了各种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

二、“西南夷”地区──接受巴蜀文化辐射和影响的“文化土壤”

古代文献对“西南夷”地区的记载都比较简略，对该地区古代文化的了解，也包括考察巴蜀文化对该地区的辐射和影响，更多地依靠该地区的大量考古学材料。

在“西南夷”地区，每一个盆地、河谷和湖滨平原便形成一个自然地理单元，它们的基本特点是，四周高山环绕，底部地势较为平坦，土壤肥厚，气候温和，中有河流湖泊，水源充足，是十分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的地方。考古发现证明，人类很早便在这些地理单元中活动，在某些地理单元内还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遗迹与遗物，如楚雄盆地和保山盆地。到了新石器时代，在这些地理单元内普遍都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群分布。由于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人类文明在这些地理单元内从此便没有间断，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因之这些自然地理单元也就成为了文化地理单元。“西南夷”地区的众多文化地理单元就象一个个“文化培养基”，为该地区各种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温床。

“西南夷”地区众多的河谷、盆地和湖滨平原还有另一个特点，即四周都被高山环绕，相对比较封闭。生存在这种环境内的各类文化不太容易受到外界的冲击和干扰，有利于小区域内的文化平安的生存与发展。尤其是在新石器时代，每一个文化的四周存在的也是与其生存在相同文化地理环境中的文化，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还没有发展到能膨胀出自己生存地的地步，所以这些文明相互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少，其文化个性也就比较突出。所以“西南夷”地区各地理单元内的新石器文化大多可以划分为独立的类型。如岷江上游的营盘山文化、安宁河谷的横栏山文化与礼州文化、楚雄盆地的大墩子文化、昭通盆地的闸心场文化、洱海湖滨的马龙文化、保山盆地的将台寺文化等，这些文化相互之间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到了青铜时代，虽然各地理单元内文化的小区域特征还是较为突出，还是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文化或同一文化的不同类型。如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安宁河谷的大石墓文化，盐源盆地的青铜文化，滇池湖滨的滇文化石寨山类型、曲靖盆地的滇文化八塔台—横大路类型等等。但各地理单元与外界的文化交流明显加强，巴蜀文化对“西南夷”地区的辐射与影响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由于当时“西南夷”地区各文化地理单元内的文化已经具有了能接受外来文化影响，同时又具有保持自身特点的能力，它们便成为接受巴蜀文化向南辐射和影响的“文化土壤”。以下对“西南夷”地区主要文化地理单元内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作一简略的介绍，这些地理单元内的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由此可以了解巴蜀文化向西南地区辐射和影响的时间与过程。

1．岷江上游河谷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岷江上游的古代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四川茂县一带，茂县的北部为岷山山脉，东南部有龙门山脉由东北向西南延伸，西部有邛崃山脉。以茂县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是岷江上游占主要地位的新石器文化，这种文化在松潘、黑水、茂县、理县、汶川均有分布。营盘山文化有一组特征鲜明、较为固定的陶器器物群组合，包括侈口罐、深腹罐、碗、钵、高领罐、盆、瓮、缸、瓶、壶、带流器、矮圈足器等器形。以夹粗砂和细砂的褐陶灰陶、泥质褐陶和灰陶为主，泥质红陶、黑皮陶、夹砂黑陶亦占相当比例。纹饰则以包括交错绳纹组成的网格纹在内的粗细绳纹和附加堆纹最为常见，器物口沿部多有绳纹形成的花边状装饰。泥质红褐陶、灰陶及黑皮陶的器表常被打磨光亮，有一定比例的彩陶。磨制石器以制作精美、采用单向钻孔技术加工的长方形及弯月形穿孔石刀、体形狭长的宽扁状石斧最具特色。打制石器包括石片加工而成的切割器、石杵、石球等。玉器以白色的环镯形器等装饰品最为常见。营盘山文化的房屋建筑多为方形或椭圆形的小型房址，均为地面建筑，并采用木骨泥墙的建筑结构。

岷江上游的茂县是石棺葬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发掘过的有茂县城关石棺葬群、营盘山石棺葬群、别列、勒石村的石棺葬、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汶川昭店石棺葬等。墓葬皆用石板构筑成长方形墓室，出土的陶器有喇叭纽圈足豆、平底罐、圜底罐、双耳罐、碗、盆、瓮、鼎等；铜器有釜、鍪、剑鞘头及带钩、连珠纽等装饰品；铁器有剑、矛、戟、鞲、釜、鍪、斧、锛、镰等。晚期的石棺葬出土了西汉钱币。牟托一号石棺墓出土器物最丰，共出土器物170余件，且种类丰富。陶器有簋、乳钉罐、小罐、杯、器座；铜器有罍、鼎、敦、甬钟、纽钟、戈、矛、剑、盾、臂鞲、连珠纽、泡钉、杯、圆牌饰、动物牌饰、鸟等；铜铁合制器有铜柄铁剑；玉石器斧、锛、凿、刀、杵、臼等，包含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中的主要器物，其中的青铜器中出现了不少巴蜀文化因素。

2．青衣江上中游河谷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青衣江上中游河谷的地理环境是四周低山丘陵环抱，河谷、台地相间。早期文化遗存中重要的有雅安沙溪遗址，该遗址出土的陶器分为夹沙陶和泥质陶两类，以灰陶为主。主要器物有小平底罐、有领深腹罐、圆腹罐、杯、盏、豆、盆、钵、缸、器盖、器座等。出土的大制石器有细石器、石片石器和石核，有肩石铲和有肩石斧是沙溪遗址最有特点的器物。

经过发掘的战国秦汉时期遗存有汉塔山石棺葬和陇东墓葬两个墓群。四川宝兴县陇东石棺葬群。汉塔山发掘了65座土坑墓。这批墓葬均系小形土坑墓，布局密集，规格相近，无棺无椁，墓表积石是这批墓葬主要的特征。墓室不夯不筑，尸骨与遗物直接放入墓穴内，以土石回填至坑口，再以石块堆积于墓表。葬式主要为仰身直肢葬，有个别的二次捡骨葬和屈肢葬。共出土陶器164件，铜器253件和少量石器、装饰品等。陶器以深腹罐、圜底釜为主，有单耳罐、碗、盏、杯钵等；铜器有剑、矛、戈、刀、镞、盆、鍪、凿、带钩、镜、马节约、轮形饰、泡钉等。陇东乡发掘了103座古墓葬，其中有石室墓11座，砖室墓14座，砖石墓14座，土坑墓62座，土坑木棺墓1座，瓮棺葬1座，这批墓葬分布密集，排列错乱，葬式基本为仰身直肢，有少量屈肢葬。出土的器物有陶器、铜器、铁器、骨器几类，陶器有饰螺旋纹的双耳罐、乳突罐、鼓腹罐、釜等；铜器有釜、盘和一些小饰品；铁器有剑、矛、小刀等，在这墓葬中也开始出现巴蜀文化器物。

3．安宁河谷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安宁河是雅砻江的支流，在安宁河中游形成了面积达700平方公里的安宁河谷平原。

横栏山遗址是安宁河谷内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有极少量的泥质灰陶。素面陶为大宗，纹饰常见的有戳印纹、划纹、绳纹、乳钉纹、附加堆纹、弦纹等，其中以主要装饰在陶器口沿上的戳印纹和装饰于陶器口沿下或颈部的附加堆纹最为常见，也最具特色。陶器制法为手制，大多经过慢轮修整。陶器种类仅见平底器，未见三足器、圈足器和圜底器，罐、器盖、钵、碗等是其代表性的器物群。石器主要有磨制精细的石器，有斧、锛、凿、镞和网坠等。发现的遗迹有灰坑和建筑遗迹。

礼州遗址位于安宁河中游，在时代上晚于横栏山遗址。礼州遗址发现的遗迹有窑址，烧火坑和墓葬。其中墓葬分布密集，皆为长条形竖穴土坑墓，墓中未发现骨架，葬式不明。墓的两端各放置一组陶器，顺墓向排成二至三行，每座墓中两组陶器的组合基本相同。出土的石器有刀、砍砸器、斧、锛、凿、锥、环形器、刮削器、纺轮、网坠、砺石、磨石、石臼和石球十四种。其中已石刀和砍砸器为最多，约占石器总数的一半左右。陶器均为夹沙陶，其中大部分是红陶，亦有少量灰陶和褐陶。器型有杯，盘，碟，盏，碗，钵，豆，桶形器，盆，坛，尊，罐，单耳罐，双耳罐，双联罐，带把罐，小口瓶，壶，带流壶和器盖。部分器物表面施以黑色陶衣。纹饰有弦纹、锥纹、划纹、篦纹、附加堆纹等。陶器均为手制，较大的器物用泥条盘筑法，小型器物则直接用手捏塑而成。

大石墓是安宁河谷战国至西汉时期主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已经发掘40余座。根据其墓葬结构，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墓的主要特点是都有用小型的石块堆砌起来的巨大墓冢，墓冢长达20多米，高达3米，墓冢的尾部还立了一块近两米高的长方形巨石作墓的标志。墓冢的中前部留出一个窄长条形的墓室，墓顶用五至八块巨石依次覆盖。第二类墓的主要特点是四周墓壁用竖立的自然大石修造，墓室上部也依次用巨石覆盖，最后在墓室外用土堆砌封土。但这两类大石墓在分布上并没有明显的地域区分，不同类型的大石墓常常出现在同一个墓群中。大石墓一般成群分布，每群二、三座至十余座不等。大石墓的葬式为二次捡骨葬，出土的石器有石斧、石凿、石刀、石镞、砺石等磨制石器，还出土圆盘状的砍砸器。陶器以夹沙红陶、夹沙褐陶和夹沙黑陶为主，纹饰丰富。陶器中以一种双板耳的侈口短颈圆腹小罐最多，其次有带流壶、觚形器、深腹壶、三耳壶、斜肩罐、杯、釜等。铜器有铜剑、铜刀、铜矛、铜镞、铜甲片、铜镰、铜扣饰、铜铃、铜发钗、铜束发器、铜带钩、铜镯、铜环。晚期的大石墓出土铁器和文帝四铢半两，宣帝五铢和新莽大泉五十钱。大石墓所反映的巨石崇拜习俗和墓中出土的少量巴蜀器物，透露出它与巴蜀文化的联系。

4．盐源盆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盐源盆地位于雅砻江中游，盆地的面积为1049平方公里，盆底面积444平方公里。盆地海拔一般2300—2700米，盆地内起伏小，较平坦，阶地发育，多呈平顶状和延缓状。盆地四周均为重峦叠嶂，沟壑纵横的高山地区，盆地四周的高山一般海拔在2800—4000米。

考古调查发现，盐源盆地在新石器时代便有人类活动，经调查发现的盐源曹家湾小关梁子遗址采集到大量的石器，其中的圆盘状单边打刃的砍砸器颇具特色，还发现陶片、红烧土和文化层，小关梁子遗址的面积达上万平方米。

盐源盆地青铜时代的遗存主要是一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墓葬，其中以老龙头墓葬群最有代表性。老龙头墓葬的主要特点为，竖穴土坑墓，墓室内置木椁，墓顶依次盖以大石。出土的陶器种类单纯，基本为各式双板耳罐。但盐源出土的青铜器（包括老龙头出土者和在盐源各处征集者）数量众多，种类复杂。其中又以兵器为大宗，有剑、钺、刀、矛、镞、盾、甲等；乐器有铜鼓、编钟和各式铜铃；生产工具有削、凿、斧、刻刀等；还出土了一些与宗教祭祀有关的用具，如各式铜杖与杖首等。老龙头墓葬出土了铜铁合制器和铁器，其时代应在西汉时期，而在盐源盆地各处征集来的大量铜器中，有一些应该属于战国之物。盐源盆地的青铜器中有部分与巴蜀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还有部分则受到滇文化的影响。

5．大凉山腹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安宁河以东和金沙江以西，是广袤的大凉山，海拔高度在1500──3500米之间，地形以山原为主，山势较为缓平，其间分布有若干金沙江的小支流。大凉山的早期文化遗存主要有分布在大凉山腹地的昭觉河与美姑河流域的石板墓与石棺葬。这两种墓葬每群十余座或数十座不等，集中分布在昭觉河与美姑河中游比较宽阔平坦的河谷地带，目前发现的石棺葬和石板墓群有十余处。两种墓葬在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上都有一定差别，石板墓用较厚大的自然石板构筑墓室，墓室作长方形，无底无盖，出土的器物有陶罐和铜洗、铜钏等。石棺葬的形制小于石板墓，用较薄的页岩构筑，墓室呈长方形，有底有盖，仰身直肢葬，随葬器物有陶罐、陶瓶、木钏、编织物等。由于在石板墓中已出土了铜器，特别是出土了典型的汉代铜洗，再结合西汉王朝开发西南夷的历史及周边地区其它文化的情况分析，石板墓的时代应该在西汉时期。而石棺葬出土的陶器与石板墓者差别较大，非同一种文化，且未出土铜器，陶器采取泥条盘筑法，在工艺上也落后于石板墓，所以大凉山腹地石棺葬的时代应早于同一区域的石板墓。昭觉石板墓出土的陶器与以岷江上游为代表的川西山地石棺葬出土的陶器有很大差别，可能代表了另一种文化。

6．威宁中水盆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威宁中水位于黔西北高原的乌蒙山脉中段，是一个山间小盆地。在盆地内先后发现了十二处相距不远但彼此又有功能上或年代先后联系的遗址，故被称为中水遗址群，重要的有鸡公山、吴家大坪、营盘山、红营盘、银子坛等遗址。其中鸡公山、吴家大坪、和营盘山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相同，有一套颇具地方特色的陶器群，如细颈瓶、折沿罐、敛口鼓腹单耳罐、单耳带流钵、高领罐、凹壁器盖等，石器有梯形锛和有肩有段锛，其中鸡公山遗址出土了锛、凿、耳环等铜器，遗迹有祭祀坑和窖穴，这类遗存被命名为“鸡公山文化”。红营盘是一处墓地，皆为窄长条形的小型土坑墓，随葬陶器以粗长颈瓶为主，铜器以柳叶形剑为主。

威宁中水发掘过一批战国晚期至东汉初的土坑墓，出土的陶器有碗、罐、单耳罐、瓶、觚、杯、豆等，陶器上多刻有符号；铜器有部分汉式铜器，如洗、釜、弩、印章等，但数量较多的戈、剑、扣饰、发钗、手镯等则明显具有土著文化风格。中水盆地出土了一些典型的巴蜀文化器物，有些器物则明显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

7．昭通盆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昭通盆地位于滇东北地区，与黔西北相邻。盆地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有闸心场、马厂、野石等遗址，其中闸心场遗址出土的陶片以泥质红陶、黑陶和夹砂灰陶为主，陶器有侈口鼓腹圜底罐、长颈单耳尖底瓶，敛口小钵等。纹饰简单，有平行划纹、圆点纹、粗弦纹、椭圆形回纹等。石器以有段锛和梯形斧为主。在野石遗址发现了半地穴式房屋。

昭通盆地青铜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是昭通营盘古墓群，发掘了205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墓葬分布密集，葬式似为仰身直肢，出土的铜器有三角形援无胡戈、鸭嘴形銎口矛、蛇头型柄无格剑及带钩、镯、簪等，陶器有深腹罐、单耳罐、豆、碗、杯。昭通盆地还出土了一些巴蜀文化的典型器物，如柳叶形剑、巴蜀印章等。

8．曲靖盆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曲靖盆地位于滇东，盆地为南北向的山间高原断陷盆地，北达沾益县城北，南面与越州盆地相连，南北长约23公里，东西宽约12公里，总面积198平方公里，盆地内地势平坦，海拔高度1863米，盆地四周的山岭的高度一般在2500米左右。

盆地内青铜文化的遗存以八塔台墓地与横大路墓葬群为代表。八塔台墓地位于曲靖盆地东缘，发掘了340余座。八塔台的早期的文化遗存为一批土坑墓，出土的陶器釜形鼎、罐形鼎、深腹侈口罐、大喇叭口罐、圆腹罐、折肩罐、壶、瓶、钵、杯、豆、碗、盘、盆等，其中鼎这类三足器在整个西南地区唯曲靖盆地出此器物。出土铜器的种类众多，有剑、戈、矛、钺、啄、镞、甲、斧、凿、削、鼓、釜、鍪、杯、壶和种类繁多的装饰品。横大路墓地与八塔台墓地相距不远，两者同处曲靖盆地内，发掘了188座，皆为竖穴土坑墓。八塔台与横大路出土的器物与滇文化器物大同小异，属于滇文化的地方类型。

9．楚雄盆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楚雄盆地的重要古代文化遗存有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楚雄万家坝古墓群。

楚雄盆地附近有著名的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为代表的遗址群。大墩子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夹沙灰褐陶最多，纹饰有绳纹、篮纹、划纹、篦齿纹等，器型有罐、钵、盆、瓮、壶、瓶、杯等，石器多为磨制精细的凿、锛、镞等。遗迹现象则有墓葬、灰坑和房址。

楚雄盆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以万家坝墓群为代表，万家坝的墓葬分布密集，发掘了79座。墓室均为竖穴土坑，墓葬有大小两种，大墓有生土二层台、腰坑、边椿和垫木，出土的随葬品十分丰富。小墓无葬具，仅个别墓葬有腰坑，约三分之一的墓葬没有随葬物。万家坝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乐器有铜鼓、羊角纽编钟、铃；兵器有矛、戈、剑、钺、镞、臂甲、盾；生产工具有锄、斧、凿，还有铜釜等生活用具。万家坝的青铜文化早期与滇西青铜文化接近，晚期则属于滇文化范畴。

10．滇池湖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滇池是云南高原中部的一个高原湖泊，滇池面积约340平方公里，是云贵高原上众多高原湖泊之一，滇池周围有宽广平坦的湖滨平原，很早便有人类活动。已发现新石器文化遗址多处，基本上分布在滇池周围，较重要的有官渡、石碑村、乌龙铺、石子村，安江等十余处。这些遗址或分布在小山上，或分布在平地，均距滇池不远，多数遗址的特点是有螺蛳壳堆积。出土的陶片主要是一种泥质红陶，器形有小碗、盘、钵、网坠、弹丸等。石器有斧、锥、砺石、镞等，还发现骨锥、骨铲和有孔蚌刀。

滇池湖滨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有以晋宁石寨山墓群为代表的若干滇墓群，如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安宁太极山、呈贡龙街石碑村、呈贡小松山、昆明羊甫头等，这些墓地的墓葬都为土坑墓，分布十分密集，特别是大型墓葬出土器物甚夥。石寨山墓群以出土了滇王金印而著称于世，也是西南地区目前唯一能对墓主的族属进行确切认定的墓葬。以石寨山墓葬为代表的滇墓出土了大量带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青铜器，铜器的种类繁多，乐器有铜鼓、编钟、葫芦笙；兵器有戈、剑、钺、矛、斧、啄、棒、甲、镞等，生活用具有鼎、贮贝器、杖首等，滇文化青铜器的种类复杂多样，同一类器物也有多种类型。羊甫头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漆器。滇墓出土的陶器有釜、尊、豆罐等。滇池湖滨是滇文化的中心地区。

11．洱海湖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洱海是位于滇西的一处高原湖泊，面积约250平方公里。四周群山环绕，湖泊的西边形成了较为宽阔的湖滨平原。在洱海湖滨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有马龙、佛顶、龙泉、白云、金梭岛、鹿鹤山、大墓坪、五里桥等多处，组成了一个遗址群。遗址大多分布在洱海周围的缓坡或小山上，个别的位于洱海中的小岛上。其高度一般距洱海水面500米左右。在佛顶遗址和马龙遗址发现了圆形和方形的半穴居房屋遗迹，还发现火塘和窖穴。出土的陶器都是夹砂陶，大部分呈棕红色或橙黄色，器形有碗、钵、罐、带流器、纺轮、网坠等。石器有斧凿、刀、砺石、网坠等。

洱海湖滨青铜时代的墓葬以剑川鳌凤山古墓群和弥渡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最有特点。鳌凤山古墓群共发掘了土坑墓217座，瓮棺和火葬墓127座。鳌凤山墓葬分为早、中、晚三期，早、中期的葬俗以单人葬为主，也有男女双人葬和三人葬，晚期则多火葬墓。出土大量器物。铜器有剑、钺、戈、矛、镞、削、凿、钏、簪、铃等；陶器主要为夹砂灰、褐陶，器物有罐、瓮、双耳罐、单耳罐、无耳罐、带流罐与纺轮，还出土了石范。弥渡大波那木椁铜棺墓以出土了一具饰有精致纹饰的铜棺而著名，该墓出土的铜器还有锄、矛、剑、钺、铜鼓、编钟、房屋模型和牛、马、羊、猪、狗、鸡等六畜模型。另外在洱海的沿岸还出土了不少青铜兵器和工具。洱海湖滨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以山字格剑、曲刃矛、曲援戈、各类杖首最有特点。

12．保山盆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保山盆地为怒江尾端的较大型断陷溶蚀湖积盆地，俗称保山坝。怒山山脉由北向南波状伸张，由此分为两支将保山坝包夹其中，保山坝东山之东侧为澜沧江，西山西侧为怒江，东河由北而南纵贯全坝，然后流经昌宁、施甸注入怒江。坝子地势开阔平坦，面积149.9平方公里，海拔1670米。四周山麓多有依山近水，宜于古代人类耕牧渔猎的二、三级台地。

保山盆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马鞍山遗址、将台寺遗址和若干个新石器点，其中将台寺遗址经过试掘。将台寺遗址的新石器时代地层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出土的陶片主要为器壁较厚、质地疏松的红陶，晚期则出土数量较多、器壁较薄、质较坚硬的黑陶。陶器以平底器为主，有少量圈足器，可辨器形者有罐、瓮、碗、镂孔豆等，纹饰有绳纹、篮纹、弦纹、刺点纹、刻划斜线纹、折纹、方格网纹、水波纹、乳钉和镂孔等。石器基本为磨制石器，有斧、锛、刀、纺轮、石盘、砺石、网坠等。将台寺遗址还发现建筑遗迹柱洞。

保山盆地经过发掘的青铜时代遗存有昌宁坟岭岗墓地，发掘了50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器物主要有山字格剑、矛、挂饰、铃等。在昌宁还采集到直銎钺、不对称钺、大弯刀、铜盒等器物，保山盆地的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风格。

由于巴蜀文化向西南地区的辐射与影响带有接力的特点，而且文化传播活动必须在传播的方和接受方存在着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物质基础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所以分布于西南地区的诸文化地理单元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对在“西南夷”地区出现的巴蜀文化因素之分析

从商周时期开始，分布在“西南夷”地区的河谷、盆地和湖滨平原中的各种古代文化，都不同程度不同时段地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巴蜀文化通过它们向“西南夷”地区传播和辐射，它们因之成为巴蜀文化向西南传播的接力点。

其实，所谓巴蜀文化根据时间的早晚有不同的内涵。商周时期，四川盆地的文化主要是蜀文化。到了战国时期，川西的蜀文化与川东的巴文化在四川盆地平分秋色，但两者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并无大的区别，可以说两者在考古学文化上基本已经融为一体，被统称为巴蜀文化。因此，在商周时期影响“西南夷”地区的主要是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蜀文化。进入战国时期，影响“西南夷”地区的则是已经包含了巴文化因素在内的所谓巴蜀文化了。

从考古学角度观察，最能表现巴蜀文化向“西南夷”地区传播和辐射的文化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1．三角形援铜戈

从总体上讲，西南地区的铜戈都属于三角援戈，属于一个大的系统，但不同的区域的戈又拥有各自的独特风格。但它们都以巴蜀式戈为“祖形”，与巴蜀式戈存在着“血缘”关系，这种关系又随着该区域与蜀地的远近和与蜀文化关系的密切程度而有所变化。与巴蜀近邻的地区，巴蜀式戈直接传入了这些地区。与巴蜀相隔较远地方的则发生了变化，演变出各式各具特点的铜戈，共同组成了西南地区青铜戈的“大家庭”。

巴蜀式戈可分为六型九式，每式戈对“西南夷”地区的影响不尽相同。

AⅠ型戈 援呈瘦长条形，上下出阑，方内，内上无穿或有一圆形或桃形穿，无胡，有的援上饰有鸟形纹饰。AⅠ型戈在蜀地流行的时代约在殷商之际。

AⅡ型戈 援呈细长等腰三角形，本部两侧呈弧形内收，有连弧状刃口或锯齿形刃口，梯形阑，方内。阑部有一圆穿。时代约在殷商中期──西周早期。

以上二型戈出现时代较早，其时巴蜀文化还未形成，故只能称为蜀式戈。

AⅢ型戈 三角援戈，援呈等腰三角形或窄长三角形，这型戈的援后部常饰虎头纹，是蜀式戈中分布最广，数量较多的戈。根据该型戈援部的宽窄可将其分为二式。

AⅢ型Ⅰ式戈 宽三角援戈，援身较宽，上下刃基本成直线，整体几呈等腰三角形，援后部一般有一大圆形穿，部分戈的援部饰有饕餮纹、雷纹、虎头纹或鸟纹。援末端的上下两侧各有一个长方形穿，无阑，无胡，长方形内，或内的末端呈“W”形。该式戈在巴蜀地区的流行时代约在西周晚期──战国中期。

AⅢ型Ⅱ式戈 窄三角援戈，援身窄长而微弯曲，援后部多铸有虎头纹，援后部的上下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穿，无阑，长方形内，有的内的末端呈“W”形。有个别戈的援与内之间有一夹角，该式戈在巴蜀地区的流行时代与AⅡ型Ⅰ式戈同。

AⅣ型戈 窄三角形长援戈，中起脊，援本处向上下延伸形成短胡，呈双翼状，胡上下各有一穿，援上常铸有虎纹，长方形内，内上一穿。此型戈也可分为二式。

AⅣ型Ⅰ式戈 窄三角形长援，中起脊，援本处向上下延伸形成短胡，呈双翼状，胡上下各有一穿，长方形内，内上有圆形、菱形或长方形穿。此式戈在巴蜀地区的流行时代约在战国早期──战国晚期。

AⅣ型Ⅱ式戈 基本同AⅣ型Ⅰ式戈，与Ⅰ式戈最大的差别是援后部两侧有一的圆穿，穿周围隆起颇厚，此式戈在巴蜀地区流行时代与AⅣ型Ⅰ式戈同。

AⅤ型戈 直援三穿长胡戈，也可分为二式。

AⅤ型Ⅰ式 直援，长胡三穿，长方形内，内上有圆形或桃形穿。多在援胡部铸有虎纹，虎耳斜伸成翼状，越阑以包戈柲，有的胡下端有牙，可嵌入戈柲中。此式戈在巴蜀地区的流行时代约在战国中期──战国晚期。

AⅤ型Ⅱ式 形似AⅤ型Ⅰ式戈，但援本部向上延伸成短胡，此式戈在巴蜀地区流行时代与AⅤ型Ⅰ式同。

AⅥ型戈 援略呈梯形，至顶部折收成锋，长方形内，援上饰有虎头纹，此式戈在巴蜀地区流行时代在战国晚──西汉初。

从考古器型学角度观察，蜀式戈的向南传播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标准的巴蜀式戈在巴蜀以外的地区出现，另一种则是在非巴蜀地区受巴蜀式戈演变出来的各种地方性类型。

首先对第一种现象，即标准蜀式戈在巴蜀以外地区出现的现象进行梳理。

属于这种情况的有AⅠ型戈、AⅢ型Ⅰ式戈、AⅢ型Ⅱ式戈、AⅣ型Ⅰ式戈、AⅣ型Ⅱ式戈、AⅤ型Ⅰ式戈和AⅤ型Ⅱ式戈。

AⅠ型戈 此式戈在巴蜀以外地区有四个地点出土，即岷江上游的茂县牟托石棺墓，大渡河流域的汉源富林和石棉丰乐，安宁河流域的西昌大洋堆遗址。富林和丰乐的AⅠ型戈为采集品，大洋堆经过发掘，出土的铜戈时代约在西周早期。牟托石棺墓的时代虽到了战国，但出土的一件AⅠ型戈的时代应是早年所遗之物。此型戈的传播方向主要是川西北山地和川西南山地。

AⅢ型Ⅰ式戈 巴蜀以外地区的出土地点有茂县牟托石棺墓、茂汶别立石棺葬、芦山、宝兴汉塔山土坑墓和会理瓦石田（瓦石田出土的是AⅢ型Ⅰ式戈的石戈范），此式戈南传的方向主要是川西北山地和川西南山地。

AⅢ式Ⅱ式戈 巴蜀以外地区的出土地点有四川茂县牟托石棺墓，此式戈的传播方向为川西北山地。

AⅣ型Ⅰ式戈 巴蜀以外地区的出土地点有四川盐源盆地，此式戈的传播方向为川西南山地。

AⅣ型Ⅱ式戈 巴蜀以外地区的出土地点有四川盐源。此式戈的传播方向是川西南山地。

AⅤ型Ⅰ式戈 巴蜀以外地区的出土地点有四川的茂县牟托石棺墓和宝兴汉塔山土坑墓。此式戈的传播方向是川西北山地。

AⅤ型Ⅱ式戈 巴蜀以外地区的出土地点有四川盐源。此式戈的传播方向是川西南山地。

在川西北和川西南山地（除盐源盆地外）出土的铜戈都是标准的巴蜀式戈，没有发现自成系统的区域性铜戈。至于盐源的铜戈，情况比较复杂，下文还将论及。

巴蜀式戈南传的另一种方式是非巴蜀地区受巴蜀式戈影响而演变出各种地方性类型，而且每个区域内的铜戈都形成了自身的风格特征，可以划分为独立的类型。

属于这种情况的区域有四个，即黔西北地区（E区），川西南的盐源盆地（D区），滇西、滇北和滇西北地区（C区），滇中及滇东地区（B区）。以上各区域的铜戈都具有自己一定的风格，以下分别以E、D、C、B分类。

第一个区域是黔西北及附近地区。该区域内出土的青铜戈数量不多，在形制上与蜀式戈的某些类型十分接近。根据其援部的特征，可将其分二式。

E1式戈 宽三角形援，两侧的刃部微向内弧，长方形内，有的内末端呈“W”形，援部和内上一般铸有兽面纹等纹饰。出土于威宁中水和赫章可乐，临近威宁和赫章的云南昭通也出土过此式戈。

E2式戈 窄长三角形援，此式戈的主要特点是援部细长，长方形内，内末端作“W”形，内上与援后部饰有纹饰。出土于威宁中水。

EⅠ式戈从形制上观察，与AⅢ型Ⅰ式戈非常接近，唯一的差别只是两侧的刃部微向内弧，很明显是由AⅢ型Ⅰ式戈演变而来。E2式与AⅢ型Ⅱ式戈接近，两者间的差别是E2式戈有细长的援部，但也可以看出与AⅢ式Ⅱ式戈的演变关系。

第二个区域是地处川西南的盐源盆地。盐源盆地近年来出土了大量的青铜戈，基本上可分为四式。其中数量很少的DⅠ式、DⅡ式、DⅢ式戈，分别即巴蜀式戈的AⅣ型Ⅰ式、AⅣ型Ⅱ式和AⅤ型Ⅱ式戈。

数量最多的且具有区域性特征的是DⅣ式戈。该式戈的援部尖长，援本处略向上下延伸，整个援部呈锐三角形，与AⅢ型Ⅱ式戈相近，唯援部更为尖长，此式戈很明显也是以AⅢ型Ⅱ式戈为“祖形”演变而来的。盐源盆地还出土了较多的冥器戈，说明该区域的铜戈都是在本地铸造的，它们模仿了AⅢ型Ⅱ式戈，但在形制上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第三个区域是滇西、滇北和滇西北地区，本文将这一地区出土的铜戈称为C型，出土铜戈的地点有剑川鏊凤山、永胜金官龙潭、弥渡合家山、楚雄万家坝。该地区出土的铜戈不多，可分为三型。

CⅠ型戈 曲刃戈，可分三式

CⅠ型Ⅰ式 援为对称的曲刃，援较宽，阑两侧各有一穿，长方形内，出土于云南楚雄万家坝。只出土了一件。

CⅠ型Ⅱ式 两侧曲刃，方内，云南永胜金官龙潭出土了一件。

CⅠ型Ⅲ式 援较长，两侧曲刃，阑两侧各有一穿，长方形内。永胜金官龙潭出土了五十八件。弥渡 还出土了此式戈的石戈范。

CⅠ型戈从器型上观察，与AⅢ型Ⅱ戈接近，除了援呈窄三角形外，援为对称的曲刃，是此型戈最大的特点，与AⅢ型Ⅱ戈最大的差别也在于此。总体上讲，CⅠ型戈尚保存了AⅢ型Ⅱ式戈的一些主要特点。两者间的联系还是有明显的线索可寻的。

CⅡ式 长三角援戈，援两侧各有一穿，长方形内。永胜金官龙潭出土了十二件。此式戈与AⅢ型Ⅱ式戈中的窄援戈相近，应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CⅢ型戈 援近阑处略向上下延伸，阑两侧各有一穿，长方形内。剑川鳌凤山出土一件，永胜金官龙潭出土十件，但援部略向一侧弯曲。与AⅢ型Ⅱ式戈的风格相近。

C型戈都是受AⅢ型Ⅱ戈影响的不同变形，但与其“祖形”在形制上的差别更大了一些。

根据以上分析，E、D、C三个区域的铜戈都到受AⅢ型Ⅰ式戈、AⅢ型Ⅱ式戈影响，而其它类型的蜀式戈则基本没有向这三个区域传播。

第四个区域是滇中的滇池周边及滇东地区。由于这个区域是滇文化分布区，故这一地区出土铜戈又被称为滇式戈，这一区域的铜戈数量最多，种类也最复杂，本文参照童文将该系统的戈称为B类戈。

B类戈可分为无銎戈与有銎戈两大类，分别分为Ba型与Bb型。

Ba型戈主要可分为三型九式。

BaⅠ型 长条形三角援戈，援甚狭长，双刃斜收于锋，援末近阑处向上下延伸，作两翼状，整个援部呈长条三角形，长方形内，有的戈内与阑成斜角，有的内的末端作“W”形。出土于呈贡天子庙、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八塔台与横大路。

该型戈与AⅣ型Ⅰ式戈在形制上较为接近，特别表现在援末近阑处向上下延伸的风格上，应是受AⅣ型Ⅰ式戈影响而出现的区域性变型。

BaⅡ型戈 三角形援直内戈，此型戈的援部变化较大，内末端多呈内卷的“W”形。可分为六式。

BaⅡ型Ⅰ式戈 长条形援略呈弧型，援末上下各有一穿，长方形内。出土于呈贡天子庙，江川李家山、团山、昆明羊甫头，东川普车河和个旧石榴坝。

BaⅡ型Ⅱ式戈 尖锋长条形援。出土于呈贡天子庙。

BaⅡ型Ⅲ式戈 援两侧内弧，铲形锋。出土于呈贡天子庙。

BaⅡ型Ⅳ式戈 援两侧略内弧。援前部急折成锋。出土于呈贡天子庙。

BaⅡ型Ⅴ式戈 平头锋。出土于江川李家山。

BaⅡ型Ⅵ式戈 援呈弧型，后部较宽。出土于晋宁石寨山、江川团山。

BaⅡ型戈虽然种类较为复杂，但从总体上观察，应由AⅢ型Ⅰ式的窄援戈演变而来。

BaⅢ型 长胡戈。长条形援，长胡三穿。根据援部的变化，可分为二式。

BaⅢ型Ⅰ式戈 长条形直援，有的援作波浪形，援后部的两面均各有一翼状突起，越阑以包戈柲，长胡三穿。出土于昆明团山、羊甫头，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曲靖八塔台，元江打篙陡。

BaⅢ型Ⅱ式戈 形制基本同BaⅣ型Ⅰ式，唯援上端近阑处略向上延伸成短胡，出土于昆明羊甫头、大团山，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

BaⅢ型Ⅰ式戈与AⅤ型Ⅰ式戈相近，而BaⅢ型Ⅱ式戈则AⅤ型Ⅱ式戈与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

Bb型戈 有銎戈，可分四式。

BbⅠ式 直銎，长三角形援略上翘，有的銎首有动物雕塑。出土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

BbⅡ式 直銎，长条三角形直援，对应内的部位多有动物雕塑。出土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昆明羊甫头。其中一件出土于李家山者，銎部作人手握匕首形，十分别致。

BbⅢ式 直銎，双援，皆作弧形，锋作斧形。出土于呈贡天子庙。

BbⅣ式 直銎，长条形援，下有长胡。出土于晋宁石寨山，昆明羊甫头等地。

Bb型戈的主要特点是制作精美，装饰性很强，但实用性差，不宜作实战的武器使用，且基本上出土于石寨山、李家山、天子庙、羊甫头的大型墓葬中，应为一种仪仗器。

早期的蜀式戈中也有一种仪仗戈，即AⅡ型戈。此式戈的援部呈细长等腰三角形，本部两侧呈弧形内收，有连弧状刃口或锯齿形刃口，梯形阑，方内。阑部有一圆穿。从其形制上观察，不能作实用兵器，且只出土于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和金沙遗址，也应是一种仪仗用具，这是是蜀式戈在商周时期便已出现的另一种功能。

蜀仪仗戈的时代远远早于滇仪仗戈，滇仪仗戈与蜀仪仗戈虽然在形制上差别很大，时间的跨度也很大，但却具有相同的功能，滇式仪仗戈应是沿袭了蜀式仪仗戈的这种特殊作用，这种现象也是巴蜀式戈影响周边地区的一种形式。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划分出四个巴蜀式戈南传的区域。而巴蜀式戈及其因素在这四个区域出现的背景，是巴蜀文化的南传。

第一个区域是岷江上游地区、大渡河中游地区和安宁河流域。这个区域出现的都是AⅠ型戈，时代约在商周时期。出土AⅠ型戈的几个地点：新繁水观音、彭县竹瓦街、汉源富林、石棉丰乐、西昌大洋堆在地理分布上排列出一条南北走向的纵线，这条纵线“恰巧”与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北段重合。这个现象应该不是偶然的。笔者认为，这个现象反映了商周之际蜀文化的一次南下，这也是目前从考古学角度观察到的蜀文化早期的南下。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证明，在商周时期，蜀的青铜文化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发展的阶段，当时的西南其它地区尚未进入青铜时代，还不能制造青铜器，受其影响的地区尚没有只接受蜀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制造自己青铜器的基础。在此前提下，蜀青铜文化在南传过程中还只能是其自身文化的南移。最近在汉源麻家山和石棉三星遗址的殷商时期文化层中都出土了大量蜀文化因素的陶器，证明当时蜀文化的确存在向南移动的事实。同时，这条路线也是蜀文化南移最早的路线。

第二个区域是比第一个区域有所扩大，延伸到岷江上游地区、青衣江上游地区及安宁河谷以南的会理地区。出现的铜戈全为标准的AⅢ型Ⅰ式戈和AⅤ型Ⅰ式戈。

根据文献记载，岷江上游地区为蜀人的发源地，且又紧邻成都平原，出现巴蜀式戈是很自然的事。

古蜀国的势力在战国时期曾直接扩张到青衣江上游地区，即《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的蜀“保子帝攻青衣”，蜀式戈当是在此背景下传入该地区的。

会理瓦石田位于安宁河以南的城河流域，安宁河流域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受到蜀文化的影响，瓦石田出土的AⅢ型Ⅰ式戈的石戈范证明蜀文化继续在向南传播。

根据《华阳国志.蜀志》所载蜀王世系的推测，保子帝的时代约在战国早期，会理瓦石田的时代也在战国时期。据此推测，蜀文化对第二个区域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战国早期──战国中期。

第三个区域更为广阔，主要有川西南的盐源盆地、滇西的洱海地区、滇西北的丽江、滇北的楚雄盆地、滇东北的昭通盆地和贵州高原西北部一带。

盐源盆地、洱海及丽江地区在战国至西汉时期是笮系民族分布地带，笮人原居岷江上游，后逐渐迁徙到大渡河中游，再迁至川西南和滇西北及滇西地区。他们很早就与蜀人有所接触，接受了蜀文化的一些因素，并在其南迁过程中将已经融入自身文化，但还带有巴蜀式戈特征的戈带到了更远的地方。

滇东北的昭通盆地和黔西北地区与蜀之南界接壤，从来与蜀关系密切。《华阳国志.蜀志》云：“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杜）宇悦之，纳以为妃。”又载：“僰道有故蜀王兵栏。”徐中舒先生说，兵栏即驻兵之营寨。所以该地应是蜀人为镇慑西南地区而设置的军事据点，作为兵器的巴蜀青铜戈必然会传播到这一地区。

第三个区域出现的铜戈已经不是标准的巴蜀式戈，而是受AⅢ型Ⅱ式戈影响的各式地方性类型。盐源、洱海、昭通、黔西北的铜戈基本上都出土于战国──西汉初的墓葬中，所以，从整体上看，该区域受巴蜀文化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战国中期──西汉初。

第四个区域延伸到了滇中的滇池地区和滇东的曲靖盆地。这个区域也没有出土过标准的巴蜀式戈，虽然出土的各式铜戈都明显地受到蜀式戈影响，但在形制上与巴蜀式戈的差别更加大了。巴蜀文化对这一区域的影响大致发生在战国晚期──西汉末。其时巴蜀早已灭国，但其文化的影响在南方还保存了很长时间。

在滇文化分布区的南边，还有一个受巴蜀文化影响的地区，即越南的北部。主要分布于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与滇文化相似，是学术界共同的认知。东山文化的铜戈基本上属于滇文化的石寨山类型，也就是说仍然属于巴蜀式戈的大系统。就目前所知，越南北部是巴蜀文化向南延伸到的最远的地区。

2．铜杖及用杖制度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了一件华美的金杖，杖身刻与鸟、鱼、箭和人头图案，还出土了一件铜龙柱形器，根据其造型，可能是一件杖首；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立人腰间也斜插一件杖形器。说明古蜀国很早就存在着用杖的习俗，而且杖是权力的代表，这种文化因素对“西南夷”某些地区的影响颇大。需要说明的是，巴并无用杖习俗，用杖习俗只是蜀文化的特征。

在蜀之西南出土铜杖及杖首的区域有三个。第一个是与蜀地相邻的盐源盆地。盐源盆地出土了数件铜杖与数量较多的铜杖首，其中最典型的铜杖有九节鸡首鱼纹杖，该杖共由九节组成，杖首有立鸡，杖身满刻鱼纹，应是一件档次较高的器物，近年在盐源又出土了多件铜杖（已残，现收藏在盐源文管所）。在盐源盆地还出土有多种青铜杖首，有三女背水杖首、双虎杖首、双马杖首、三鹤杖首等。盐源盆地出土有一种青铜人马纹树形器，该器物整体呈树形，树端立有一人双马，人双手上举执马缰，该人腰间斜插一杖形物，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铜立人极为相似，证明盐源盆地是接受了蜀文化用杖习俗的地区。

位于盐源盆地西南的洱海湖滨是集中出土铜杖首的第二个区域，该区域的青铜杖首的首端多作鸟形，有雄鸡杖首、水鸟杖首等，且数量较多，其中雄鸡杖首上的雄鸡与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铜公鸡十分相似。

滇文化青铜器中铜杖首也是常见的器物，仅石寨山与李家山墓地就出土了六十余件。滇文化的杖首制作精美，与大量的滇文化青铜器属于同一个艺术风格。杖首的种类较多，有人物、鸡、鹰、孔雀、犀鸟、鸳鸯、鹦鹉、水鸟、兔、熊、牛、鹿、鱼等等，造型都十分生动逼真。

纵观整个“西南夷”地区，出土铜杖和铜杖首的地区集中在川西南、滇西和滇中一带，在其它地区，如安宁河流域、滇东、滇东北、黔西北则没有铜杖和杖首出土，铜杖及杖首的分布现象说明蜀文化的用杖习俗是沿着川西南和滇西山地向滇中传播的。蜀之杖制作精美（金杖与龙头杖），数量亦少，杖上镌刻有蜀之宗教符号，龙是蜀人崇拜的神物，应为社会地位极高之人所用，可能为最高宗教统治者或最高世俗统治者所用，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而蜀的用杖习俗在南传过程中因受接受地文化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在数量上和形制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首先，川西南、滇西和滇中地区出土的铜杖和铜杖首在数量上要比蜀文化多得多，这一现象可能与这些地区土著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关。蜀在商周时期就已经成为一个王权和神权结合的国家，高高在上的蜀王（也是大巫师）拥有最高的权力，统治着大量的臣民，权力为极少数人所掌握，故代表最高统治权力的权杖，数量必少。而据《西南夷列传》所载，西南夷地区的民族尚处在较为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的社会可分为有最大的“君长”、以什数的“君长”和“毋君长”三类。属于最大的“君长”的民族有夜郎、滇、邛都、徙、笮都、冉駹、白马等。无“君长”的民族则有嶲、昆明等。考古发掘发现，在“西南夷”地区与夜郎、滇、邛都等文化共存的还有许多不见于记载的小区域文化，它们分别以青衣江上游的宝兴汉塔山的积石墓群、陇东的石棺葬群，金沙江中游支流城河流域的粪箕湾土坑墓群，大凉山腹地的石板墓群等为代表。这些文化都具有独特的区域性风格，它们极可能就是“以什数”的“君长”的民族的遗存。

虽然那些拥有最大的“君长”的民族已经处在部落联盟阶段， 如邛都就有七部；石寨山、李家山、天子庙、羊甫头等滇文化墓葬群的等级相埓，说明滇存在着若干个中心，它们应是滇族存在若干个部落的反映，由它们组成了滇的部落联盟；夜郎也有众多“小邑”。但在其内部也还存在众多的部落首领。而宝兴汉塔山墓群、会理粪箕湾墓群等则反映了当时还存在是数量更多的“以什数”的部落，每个部落也有首领。这种社会结构导致了“西南夷”地区众多大大小小的“君长”的存在，多“君长”也就导致了杖的数量增多。

其次，在形制方面，以上地区的铜杖的杖端的人物、动物造型都十分写实，凡人物都充满生活情趣，动物皆栩栩如生。与蜀杖上的人物动物造型充满神秘气氛的风格迥异。如盐源出土的三女背水杖首，杖端铸三位少女，少女们头戴尖顶小帽，身着齐膝筒裙，背负水罐，水罐的背带勒在额部，相向而歌，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滇杖首上的动物则无不神彩飞扬，神态逼真，基本上都与当地青铜器属于同一风格。说明这些民族不单是接受了蜀的用杖习俗，而且已经使其成为了自身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只是对蜀杖简单的模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