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灌迁移路线及其影响研究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7-13 21:07:18

⊙ 刘兴诗　罗建群　杨永富　阚瑷珂　闵刚

古蜀文明历史的锁钥何在?大概应属其所谓“先三王”之柏灌时期。“先三王”指《华阳国志》所载的蜀侯蚕丛、次王柏灌以及鱼凫。对于蚕丛和鱼凫都已有专文明确交代:前者居于山中岷江河谷,“始称王”,乃古蜀文明历史之奠基者;后者主要活动在成都平原,创建了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灿烂青铜文明。但在历史记载中唯独对中者柏灌不见片纸只字,这给古蜀文明历史研究留下一段空白,也历来为研究古蜀文明之学者所忽略。其实,从蚕丛时期向鱼凫时期的转化,即由新石器文明向青铜文明的跃进,关键就在这一空白的柏灌时期。这是一个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环节,如果没有柏灌时期的丰富知识积累,以及对诸多器物的物质来源的发现,哪有后来灿烂的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

那为什么柏灌时期在历史记载中会呈现空白?这大概与当时缺乏文字记载有关,亦与缺乏这一时期的出土文物有关。后世虽有少量关于柏灌时期的附会传说,然而大多荒诞不经,难以语于严肃的科学论坛上。柏灌时期的主要活动过程也就是古蜀族出山的过程,笔者试从以下方面,对人们所忽视的柏灌时期作一探析,并希望该研究能就教于识者。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7-13 21:07:42

柏灌时期,就是整个古蜀族从山中岷江河谷向山外成都平原的迁移时期。导致这个部族大迁移的根本原因,在于古气候的剧烈变化,其具体时间,大概在距今4500年前,其迁出河谷的行为就是由地质时代的性质所决定的。

众所周知,蚕丛时期的营盘山遗址距今约5000~5500年。在营盘山周围的岷江上游其他地区,还发现了距今约6000年的波西遗址、距今约5000年的绵篪姜维城遗址和距今4500年的沙乌都遗址等,这些遗址都处于第四纪全新世大西洋期内。大西洋期是第四纪末次冰期结束以来,全球性最温暖潮湿的阶段,大致延续在距今7500~4500年期间。笔者以为此即《圣经》所称的“黄金时代”,我国仰韶时期亦在其中。在此气候阶段内,全球性的新石器文明飞跃发展,以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蚕丛时期亦不例外。

随着第四纪古气候的发展,在距今约4500年前,温湿气候逐渐结束,灾变性气候开始,地质历史时期也进入了全新世亚北方期,全球无一例外均受此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这个全球性古气候急剧变化时期内,地处中纬度的我国受影响最深,其中特别是位处大陆腹心的西部高原、高山地区。由于这些地区远距海洋,并接近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所以此处的古气候演变较世界其他各地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此气候变化的严酷形势下,由于脆弱的原始农业无法抗拒酷烈的气候环境,导致了我国许多原始部族先后由西向东大迁移。其中,西北黄土高原之黄帝集团、炎帝集团,就分别渡过黄河,越过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并与北上的蚩尤集团产生冲突,由此他们也接触到太昊、少昊集团,这从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此外,西羌的夏后氏集团亦从别道进入中原地方,凡此种种,毋庸一一赘述。

在这个大形势下,岷江河谷内的古蜀族也开始了向山外迁移的过程。这是一种特殊的气候移民,其具体时间大概就在两个气候期开始转变的4500年前,这也是小冰河时代即将开始之际,本文所要讨论的柏灌时期即在其中。从气候移民的角度讲,柏灌时期乃是与古蜀其他时期不同的一个另类阶段,以迁移为时代主线,这个时期古蜀先民的活动也非营盘山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定居式的静态活动。由于动态和静态的不同,所以研究古蜀历史必须对此明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营盘山遗址有距今25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石棺葬,岷江河谷内亦有其他后期墓葬,这些都属于另一个温暖潮湿的亚大西洋期,这里唯独缺乏的是灾变气候横行的亚北方期遗址。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在这个空白时期内古代部族大多迁移出山的事实。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7-13 21:08:04

对于古蜀族出山的路线问题,除任乃强等个别学者外,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传统主流意见均以为是沿岷江而下,并在都江堰地方进入成都平原。大多学者均认为,分隔岷江上游河谷与成都平原的龙门山是不可逾越的屏障,原始部落要想穿山而过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但笔者研究后以为不然,其理由如下:

1.龙门山本身并非不可穿越的山墙

从岷江上游河谷至成都平原间的龙门山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其中北段之岷山,主峰雪宝顶海拔5588米;中段之茶坪山,最高峰狮子王海拔4984米。柏灌翻山在中段的茶坪山地区,这里的龙门山主体部分大致宽约60~70千米,由多列北东-南西向山岭组成,其间不乏低洼谷地分布。

仔细分析龙门山的山体结构,可见其山体东陡西缓。临近成都平原的最东山列最高,形成天然分水岭,朝向东西各有若干山溪,分别汇入其面临成都平原的前山丘陵带和岷江上游河谷。虽然龙门山山势高耸,个别山峰超越雪线,并有永久性冰雪堆积,然而由于受从东边的分水岭而来的众多山溪的分割,形成了若干条通道。沿着这些通道可以从岷江河谷直至分水岭附近。至此经过一些垭口,就能顺利到达东坡的山前丘陵地带,进一步出山进入成都平原。

山中不仅有若干条东西贯通的天然通道,而且山中一些低洼谷地还有溪流泥沙堆积。这里四面环山避风,可资利用为短暂居留的处所,这为柏灌在山中步步迁移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

关于翻山的具体路线,这里谨录任乃强的《蚕丛考》一段说明问题:“蜀地与华夏之原始交通,原本以岷江上游河谷为媒介。綿虒(故茂州旧名)与蚕陵,为其樞紐。蚕陵以上,大体平易。故王莽改名步昌。蚕陵以下,河谷深狹,岸道險窄,至綿虒乃略开展,多农地。故秦县止于綿虒。綿字,古为繭絮之义。亦与蚕丛文义有关。自綿虒东踰土門关(今地名),仅一浅岭(属九頂山脉凹部),循湔水(海窩子之白鹿河)而下,至瞿上(彭縣北之关口,《元和志》指为天彭门),穿短峽而出山,入于成都平原之郫邑。此蜀王柏灌、魚鳧由蚕陵漸迁入蜀农业地帶之道路也。”

彭州龙门山镇(原名白水河镇)宝山集团党委书记贾正方原系地质工作者,世代居住在当地宝山村,对地方情况十分熟悉。其本人就曾经从当地翻越过龙门山,进行深入地质考察。据其陈述,从东向西翻山路线如下:从宝山村一直向西,经过半截河、燕子洞、黄泥坡、乱石岗、三岔河、四十里潭、红龙池,至海拔4300米的头岗,绕过海拔4800米的轿顶山,穿越分水岭,继续顺坡而下,向西经过干龙池、二十四个和尚头,越过另一道山岭九顶山,再顺坡而下,经过菜园子、干乡,至南兴,就到达汶川以上24千米处的岷江河谷了。

另从卫星照片和地形图也可以清楚见到,从汶川县上游不远处的岷江边,沿一条支流可以穿越多列山地,直达光光山、长年峰一线的分水岭。越过光光山脊就是白水河源头,顺峡谷而下,即是龙门山镇和大宝铜矿所在地。与这条支流平行的另一支流,从岷江边文镇开始,逐渐进入龙门山深处的利谷村,然后笔直地通向同一分水岭,这是沟通东西的良好通道。

综上所述有两点值得大家注意:一是仅仅穿越两道较高的山脊就能贯通东西,所以这些高山并不是不可绕过的;二是从这条路线的诸多地名可见较多像“池”、“潭”、“河”以及“菜园”等命名描述,也有现代村落分布。由此可见,其间有许多可以居留的地方,所以这并非一些学者所想象的不毛之地和不可逾越的天险。

笔者亦曾在龙门山中多次考察,深知这样的路线比比皆是。如果说龙门山是一道密不透风隔绝东西的山墙,还不如说是一堵漏风墙并且几乎无处不能穿行更加切合实际。例如,由前述宝山村向西北,就还有另外一条山路可以直通汶川,这条山路在1949年以前曾是鸦片贩穿行的秘密小径。仅在宝山村一处,就有两条穿山路线,那整个龙门山的穿山路线有多少人们就可想而知了。无数山民和地质工作者,不知曾有多少次穿过龙门山,这正如任乃强所说,这里早已形成一条传统道路。事实上今日由茂县至北川的公路就穿越了整个龙门山,其间并无任何险阻。如此情况,倘非亲历实境,不可能得到真知。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7-13 21:08:18

2.岷江河谷的特殊地貌结构,原本就有接近山峰的高台地

岷江河谷发育在一条巨大的活动性断裂带内,第四纪以来的新构造运动异常显著。这里是强烈地震活动带,在地质历史时期内曾经发生过若干强烈地震。仅自南宋孝宗干道五年(公元1169年)以来,就发生破坏性地震25次。其中里氏6级以上的地震就有18次,特别是在1933年,营盘山遗址附近的叠溪就发生了里氏7.5级的地震,整个村镇沉陷,沿途山体崩塌、滑坡,并形成了一系列地震堰塞湖保留至今。

在间歇性新构造运动的影响下,河谷内还生成了多层阶地,其中在第四纪初期,由于地壳抬升较为缓和,仅生成一个高台地,一般海拔在2000米左右。从谷底仰望如山,其实乃是一片平坦阶面。这些高台地的阶面宽阔,普遍覆盖笔者所称的晚更新世松潘黄土,是沿河主要农耕和村落分布地带。由于远离河谷,也远离了山崩、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活动地带,因此此处较少遭受地震破坏的影响。在川西高原东部,大渡河上游的金川河、岷江及其支流杂谷脑河沿岸,众多藏族、羌族村寨大多坐落其上就是明证。嗣后的第四纪中、晚期,由于新构造运动的加速进行,地壳迅速抬升导致河流加速下切,由此生成了深邃峡谷和5级阶地,营盘山遗址即在这个位置。

前述高台地距离山峰不远,由此进入附近山地,反而比下到河谷更加方便。由于这个地貌部位是现在藏、羌村寨主要分布地带,因此可以设想古蜀族当时亦曾在这些高台地活动,时时由此进山,并获得许多山中情况,知悉山内交通条件。当古气候趋于恶劣时,他们自然会就近选择这一向山中迁移的路线。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7-13 21:08:29

3.柏灌翻山起点与终点的确定

柏灌翻山的起点,可以初步认定为营盘山遗址附近,终点可以从《华阳国志》的“鱼凫王田于湔山”得到启发。起点十分清楚,终点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只需查明湔山具体位置,就能连接起点,大致勾画出柏灌翻山的路线。

过去普遍把都江堰西北部的山统统称为湔山,又称灌口山或玉垒山。《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所云“建兴十四年夏四月,后主至湔,登观坂,看汶水之流”,即言其事。左思的《蜀都赋》的注解说:“李冰于湔山下造大棚以壅水,分散其流,灌溉平地”,亦属同一结论。如此,当年柏灌出山的路线就是沿着岷江河谷而下,舍此而外别无他途。“鱼凫王田于湔山”的地方,很可能就是最接近都江堰的芒城遗址。但是芒城在“原”,而不在“山”,其与宝墩遗址比较也略有先后。

其实古时湔山范围非常宽广,几乎整个龙门山北段均称湔山,后来才南北分段,分别改称为岷山和茶坪山。秦灭巴蜀,在今天的松潘地方设置湔氐道,汉代因之。西晋武帝时,湔氐道才废除。“湔”是地域,“氐”是民族,相互结合而成名。《华阳国志》作者常璩,东晋时期蜀郡江原人,他生活在当时当地,不会不清楚其中缘由。

古时,水以所出之山而命名。沿龙门山北段,在北川、彭州、都江堰等地,先后均有湔江之名。彭州湔江直至今日尚保留这个名字,出山后改称鸭子河,流经三星堆遗址,是沱江一级支流。在庞大的古湔山,也就是在龙门山北段范围内,几乎遍地都有“湔”。彭州、什邡、都江堰等地均有湔氐村,这也是一个旁证。因此不能以为湔山和湔江是局限在都江堰一个地方的专有地名,结合后面要说的大宝铜矿,所谓“鱼凫王田于湔山”,应该在彭州境内更加符合历史事实。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7-13 21:08:39

4.古蜀族具有强烈的山的情结,非长期生活在山中不能建立

在三星堆遗址所见的出土文物中,显示出古蜀族深厚的山的情结和认识。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青铜神坛的结构。神坛上层的天界高耸在四山相连的山形座上,清晰反映了古蜀族对山的崇拜观念;中层的人间为四人站立在象征地平的圆座上,由下界地府的两只怪兽驮载。这样的结构明显反映出古蜀族长期的生活环境是在山中,他们将想象中的天堂设想在高山之上。由于他们有地震的经历,所以他们又设想出驮负在两只怪兽身上的大地,这也给人以极不稳固的感觉。由于地震的发生不是经常性的,因此要积累这样的经验就需要很长时间。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柏灌在山中断断续续停留和移动时间的漫长。

这个神坛既是古蜀先民对天、地、人三界的想象,也是他们世代丰富经验的积累,更是他们在此基础上所做出的一个独特的“龙门山地质地貌模型”。想象建筑在认识上,认识积累在经验上。如果柏灌不是翻山,而是沿着岷江河谷顺流而下,他们就没有对龙门山长期的观察体验,也不能够做出这样的三界神坛。

此外,三星堆还有岩羊化龙的青铜模型。岩羊生活在高山上,如果古蜀族仅仅居住在深谷底部的营盘山一带,没有在高山生活的基础,他们也不可能将在崖壁间跳跃如飞的岩羊,想象为神圣的龙。凡此种种均说明一个问题,即当时古蜀族的确曾经在高山上长期生活,并且还建立了根深蒂固的龙门山意识。

除了以上四点还有一点,那就是铜器、玉器、金器原料均来自本地山中,如果古蜀族的先民们不翻越龙门山就不能发现这些矿点,也不能制出铜器、玉器、金器等。对于这一点下文将详细阐述。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就居住在岷江河谷上段的古蜀族部落而言,这是一条距离最短、也更加直接的出山道路。由此,如果我们设想古蜀族的先民不是选择的这一路线,而是所有部落都沿江而下,这和上面所介绍的这些例证似乎就相违背了。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7-13 21:09:22

柏灌翻山最大的收获就是对山中沿途矿产的认识,特别是对铜矿的发现。关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铜的来源,考古学界普遍认为是来自云南或凉山地区,其理由大致有三:第一,成都平原附近无铜,云南与凉山地区有铜;第二,以整个地区而言,四川开采铜矿较晚,云南开采早;第三,云南铜矿石成分与三星堆青铜器成分相似。

对于第一条理由,笔者认为这是部分学者对成都平原周边地区的认识不足所致,殊不知近在咫尺的龙门山中就有铜矿存在。龙门山内广泛分布着10亿年前元古界瀓江期──晋宁期的黄水河群岩系(通称彭灌杂岩的变质岩系),里面就有众多后期火山熔岩侵入而生成的热液矿床。其中,彭州龙门山镇境内的大宝铜矿储量丰富,伴生元素复杂,开采历史悠久,至今尚有大量采掘和冶炼铜矿石的遗迹分布于此,这就是三星堆青铜器的物质来源。

从四川省地矿局第二区域地质调查队在本区填制的矿产地质图可见,沿龙门山镇的白水河进山,近距离内有多个主要铜矿矿点曾经先后开采,共同组成了大宝铜矿。继续向西北方向,在分水岭光光山-长年峰一线两侧,尚有多个短轴含铜矿化带,一一呈条带状分布。

持第二条理由者虽然承认四川境内有铜,却以开发早晚为由,否定了三星堆铜矿石是来自四川的可能性。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一点,我们所讨论的是三四千年前的三星堆青铜器的铜料来源问题,即使云南采铜比四川更早,但能与三星堆时代相比拟吗?这岂不有“五十步笑百步”之讥。事实上四川经济开发更早,《华阳国志》记述岷山就说得很清楚:“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制作三星堆诸多器物的玉、金、铜均在其列。云南开发铜矿的记录却没有比这更早的。

第三条理由言及云南铜矿石成分与中原不同,不是高锡,而是以高铅、低锡为特征。殊不知大宝铜矿的铜矿石的成分原本就十分丰富,在其所属的花二矿区,铜矿石即以含铅为特点,半截河矿区的铜矿石含锌。这样的矿点在附近山中不止一处,附近银厂沟即以出产铅锌矿而得名。前述矿产地质图,也圈划出大面积铅锌矿区,其中一些地点与铜共生。所有的资料都充分表明,这里的铜矿石均以高铅、低锡为特征,完全符合三星堆青铜器的成分。笔者等在成都理工大学王绪本教授指导和宝山集团协助下,在大宝铜矿一些矿点采集了一些标本,内含有磷等其他成分。其中铜、铅、锡三者比例关系如下:（略）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7-13 21:09:36

由此可见这里是“高铅低锡”,甚至“高铅无锡”,完全符合三星堆青铜器的元素组合的特点。此外,标本中尚含有少量磷的成分这样看来,古蜀族的迁移路线无疑就是从今天的岷江上游茂汶一带出发,翻越过龙门山,至龙门山镇大宝铜矿,沿湔江而下进入成都平原。今日开采的铜矿恰在这条路线上,地面散布许多风化矿石,几乎俯拾即是。铜矿石风化成为孔雀石,颜色异常鲜艳,古蜀族先民经过此处,不可能不会发现。砂金和产于变质岩中的玉石,也在其活动范围内,古蜀族的先民对此定必也同样十分熟悉。

说到此,我们还需要特别补充说明几点:一是龙门山镇境内山中,不仅有铜矿分布,在古生代彭灌杂岩内,还有大量玉石和原生金矿点,溪流中的砂金也比比皆是,有关文字记载中就不乏发现巨型“狗头金”的记录。三星堆的蛇纹石玉,此地就有分布,主要生成在瀓江期-晋宁期的第二期蛇纹岩和第三期蛇纹石化橄榄岩内。龙门山镇一个地点就包括了铜、金、玉石等全部物质来源,因此人们毋庸再舍近求远从云南远运。对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山中部族而言,如果他们已了解了那样遥远的矿产,又不远千里大量运送,而对身边的矿床却浑然不知,这岂不是有点不切实际。二是龙门山镇位于湔江边,即三星堆鸭子河的上游。由此顺流而下,不过几十千米即可直达三星堆遗址,是最便捷的水上通道。三是作为以铜为主并含有多种成分的热液矿床,在热液流动和成矿过程中,成分或有分布不匀,乃是正常现象。只需观察其含有的某种主要成分、掌握了大宝铜矿的铜矿石以高铅、低锡为主要特点就可以了,不必苛求每一块矿石的含量百分比完全相同。这既符合成矿规律,亦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

还需说明的是,在三星堆时期,中原地方关于青铜配方的的《六齐论》尚未面世。因此三星堆青铜器不可能有意识地按照一定比例配方制作,而是抓着什么矿石就用什么矿石冶炼,有很大的随意性。此乃本土原料、本土技术制造,与金沙时期本土原料、外来技术制作不同,不可能要求三星堆青铜器成分都完全相同。探求其物质来源,只要抓住“高铅低锡”主要特征即可。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7-13 21:09:57

如前所述,由于大致在4500年前,古气候发展进程结束了温暖潮湿的大西洋期,进入灾变性的亚北方期,并导致了柏灌时期的大迁移活动。对于古蜀族究竟从什么路线出山的问题,笔者以为不能轻易排斥任何一种方式,应该是沿江而下与翻越龙门山并举。诸多前贤的意见是对的,只不过失于偏颇,无端否定了翻山的另一路线而已。

沿江而下固然十分方便,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当时散布在岷江河谷下段,也就是比较接近出山口的部族,首先选择了这条路线出山,并在成都平原西南部建立了以宝墩遗址为代表的一系列居留地。遗憾的是由于该部族建树不够显著,其首领也未能留下名字。另一支随同柏灌就地翻越龙门山的部族,在成都平原东北部建立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居留地,建树十分彪炳。

一般认为,宝墩文化相当于三星堆一期文化,早于三星堆主体文化,同时还认为宝墩文化和三星堆主体文化的时间有先后之分。二者一个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范畴,一个属于典型的青铜文化。二者在文明进程上的确有较大的差距,它们可以被视为不同文化的代表。但是文明差距并不等同于时代差距。例如,今日世界已普遍进入了原子时代,但在若干角落尚有其他落后文化存在,甚至是石器时代文化也同时存在,这岂不是一个明证。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再看一些碳14的测年资料。属于前一系列的遗址,包括距今3700~4500年的新津宝墩遗址、距今4300~4500年的都江堰芒城遗址、距今4300年的崇庆双河村遗址。属于后一系列的遗址,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内,有以月亮湾城墙为代表的第二期,距今3600~4200年;以1号坑、2号坑为代表的第三期,距今3000~3600年;最晚的第四期,距今2800~3000年。这些为一般学者所普遍认同并且在论文和专著中广泛使用的测年数据,不能不使人对前述时代先后问题产生疑问。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前一系列的遗址年代,一般均由4500年前开始。笔者已经在前面讲过,这个4500年前的时间标志,无论在环境科学方面,还是社会科学方面其意义都十分重大,因为这是从大西洋期进入亚北方期,亦即从正常的温湿气候转变为灾变气候的关键时期,也是包括古蜀族在内的中国古代西部若干集团被迫开始向东大迁移的时期。

可以想见的是,4500年前古蜀族一部分迅速沿岷江而下,在都江堰出山,建立了宝墩文化系列的居留地。虽然其开始阶段较三星堆遗址早约300年,但是其结束时期却在3700年前左右,这正好和三星堆最灿烂辉煌的第二期文化之初相当。那如何解释二者文化的巨大差距呢?若进一步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4500年前从都江堰出山的这一支古蜀族部落,普遍停留在石器时代文明水平,即使发展到其末期,也并无进步的青铜文明迹象。二者相差300年左右,位置近在咫尺,环境条件又相似,难道三星堆能够飞跃不成?

笔者以为,这不能说是时代先后的差别,而应当是地域发展水平的差别。三星堆文明的确存在飞跃现象,原因不在于静态的地域竞争,而是在于其以前的柏灌迁移路线不同的动态差异所致。

二者进入成都平原时间略有先后,相差约300年,这意义非同寻常。如果可以认为在灾变气候开始时,山内部族为恶劣环境所迫,大致在同一时间动身出山的话,那么这个在古蜀族历史上失落的300年,就应当是柏灌带领部族翻越龙门山的时间。这里还需要特别指明的是,柏灌迁移不是一次性迅速穿越龙门山,而是以若干世代为时间单位,在山中逐渐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对沿途物产也当更加了解,经验积累更丰富,这为以后开发奠定了基础。

我们知道,三星堆的铜、玉、金的物质来源是龙门山镇一带,这就足以解释宝墩文化系列与三星堆文化的差异原因。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就是,前者沿江而下,未曾接触山中铜矿、玉石和黄金产地,基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道理,他们就不可能顺利进入青铜时代;而后者由于柏灌穿山迁移,途中正好经过了大宝铜矿和其他玉石、黄金产地,发现了这些矿石,并在后来开创了青铜文明。显然,文明历史发展不仅是时间的演变,还决定于物质基础。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7-13 21:10:21

言及至此,可以阐明一个问题,即柏灌时期何以未能留下太多的记录,关键在于这个阶段古蜀族先民们穿越龙门山所致。由于山中地形复杂,而先民们又是动态式断续前进,居无定所,不如营盘山、三星堆和金沙时期先民们静态式的长期固定居留,所以就难以留下文物遗址。

另一个就是由于学者们认识上的原因所致。过去学者们过分主张古蜀先民们迁移是沿江而下,却忽视了他们有可能翻山的迁徙路线。既然学者们的注意力不在翻山路线上,他们自然就无所发现。不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间接推论出柏灌翻越龙门山的迁移路线是不容置疑的,否则人们就无法解释柏灌遗迹一片空白的事实。笔者等通过探索工作,目的是为进一步研究三星堆、金沙遗址提供科学依据,在采矿、冶炼、铸造、加工四大环节寻找证据,为此提出以下建议以进一步发掘柏灌遗迹:

1.从速开展山中考察

从速开展山中考察,就是要从大宝铜矿所在地,逆向沿山路而上,其中要特别注意干龙池、菜园子、利谷村等地可以用作为居留地点的山间洼地,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2.重点在大宝铜矿附近探索冶炼场所

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发掘时,人们存在一个疑谜,即何以迄今未能发现冶炼青铜器的地点。从生产场所应该接近原料产地的原则推想,在当时运输条件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与其将大量铜矿石和玉石、黄金等原料,运输到三星堆和金沙加工,不如在原料产地就近设置生产场所,在抛弃矿渣和废品后,运出成品更加经济合算。笔者推测,在龙门山镇附近,应该有一个以制造器物为主的遗址,并可能有大量的各种器物的废品和半成品埋藏。由于这里是翻山后第一个比较开阔的平坦地带,因而这里也很可能就是柏灌时期曾经居留、以后鱼凫时期继续使用的一个重要地点。因此,建议使用地球物理勘探配合探沟作进一步发掘。

3.探寻鱼凫进入湔山的第一个遗址

“鱼凫王田于湔山”,在这里就是指鱼凫王在湔山“定居,发展农业”的意思。这里请注意其中的“田”字,这是一个动词,作“耕”解释,表示鱼凫王到了这里曾经停顿下来,开垦土地并过了一段较长的田园生活。在这一带的山中,湔江左岸的通济一带,坐落在地势最开阔的一级阶地上,这里拥有适宜的居住和开展渔猎耕作的条件。前人以为海窝子是主要居留地点,但笔者以为不如通济更适宜居留,更有发现古遗址的前景。笔者估计,在通济很可能存在一个未知的遗址,其重要性不亚于三星堆遗址,建议进行调查,以获得有关古蜀文化遗存的更多资料。

刘兴诗,教授,原任成都理工大学学科专业建设高级顾问

源自：《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免费注册

[开端] 柏灌迁移路线及其影响研究

相关帖子 » 标签

一、柏灌时期古蜀族迁移的原因

二、古蜀族出山路线

三、三星堆青铜器、玉器、金器物质来源

四、两条出山路线的不同结果

五、关于进一步发掘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