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四人帮御用文人梁效成员最终结局

本文摘自：《东楚晚报》2010年8月22日第19版 作者：丁东 原题为：1975年邓小平曾组织“写作班子”抗衡江青

　　1976年10月以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都作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加以审查。北京大学在首都体育场，于1977年12月29日召开了万人批判大会，范达人还一度入狱。
　　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受命主持中央工作，而此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四人帮”还在台上。为了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相抗衡，邓小平组织了一个“秀才班子”……

“文化大革命”中发迹的写作组
　　20世纪70年代，写作组在中国大陆曾经领导舆论。影响最大的，是以“梁效”为主要笔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曾用“罗思鼎”等笔名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其次，还有以“初澜”为笔名的文化部写作组、以“唐晓文”为笔名的中央党校写作组、以“洪广思”为笔名的北京市委写作组等。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几乎每期都有这些写作组的文章。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成立于1973年，次年，中共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出了该组整理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由此启动了席卷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该组也就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机构。据当事人范达人回忆：这一组织最初定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后来用了许多笔名，如梁效、柏青、高路、景华等，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笔名是“梁效”。
　　为什么取“粱效”呢？记得在此之前的年初，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林彪、孔孟之道的文章，大部分都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名义。当时，姚文元提出，能不能用笔名？他说，如果报刊上经常出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署名文章，有点不大好。在一次会上，迟群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建议用“梁效”，因为一则北大、清华是两所学校，“梁效”与两校谐音，再则用“梁效”两字从语音听亦不错，表示良好效果的意思。
　　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前身叫“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成立于1968年9月，由张春桥、姚文元指定徐景贤领头，实际上由朱永嘉负责。直到1971年五六月间，由上海市委写了正式报告，7月，经张春桥、姚文元批准，过渡为上海市委写作组。
　　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笔名除丁学雷、罗思鼎，还有康立、石一歌等。据记载，上海市委写作组从1971年7月正式建立，到1976年10月停止活动，共发表文章800篇左右。

邓小平组织“秀才班子”抗衡江青
　　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最早、国际影响最大的写作班子，是成立于1963年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也就是邓小平说的“钓鱼台的班子”。
　　1975年，邓小平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也组织了一个秀才班子，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抗衡，这就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据当事人于光远回忆：这年（1975年）1月6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考虑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人当国务院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他还出了一些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也说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
　　邓小平说，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胡乔木说，听说写作班子比较有成绩的，大概数北大清华大批判组、上海市委写作组、北京市委写作组，是否从他们中间调一些人？邓小平听了，先是沉默不语，接着转换了话题。
　　由此可见，邓小平组织这个写作班子时，想到的模本是“九评”的写作班子，成立的公开理由是毛泽东认可的反修反帝。但胡乔木最初并不理解邓小平的真实意图。
　　政治研究室的领导共有7位：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李鑫。不过经常见到的只是胡乔木、于光远和邓力群几位，李鑫根本没见过，只知道是康生的秘书。
　　邓小平将写作班子命名为政治研究室，表明他倾向于机构的正规化，和张春桥、姚文元不赞成机构正规化的态度正好相反。

写作组成员的结局
　　1976年10月以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都作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加以审查。北京大学在首都体育场，于1977年12月29日召开了万人批判大会，范达人还一度入狱。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中，“梁效”成员受到如下处分：
　　第一，李家宽、宋伯年、王世敏属“三种人”（注：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开除党籍；第二，范达人、钟哲民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第三，叶朗、杨克明犯一般错误，记录在案；第四，汤一介、胡经之等组长一级成员犯一般性错误；第五，一般成员不予追究。
　　后来，一些曾经是“梁效”成员的学者，在北京大学还是获得了重新发展的空间，有的成为著名的学术带头人，有的担任了系主任乃至副校长等领导职务。在上海，徐景贤被判处徒刑15年，朱永嘉被判处徒刑14年，王知常被判处徒刑12年。写作组的其他成员也受到不同的处理，总的来说，受到的处分较“粱效”严重。
　　一种看法认为，写作组成员的教训是跟错了人。如果他们跟的人在政治上不倒台，他们也不会倒霉。按照这种逻辑，似乎跟对了人就可以避免悲剧。其实，写作组的悲剧不过是中国知识分子大悲剧的一部分。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跟对人，而在于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丧失自身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