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抗法援越的战略思想与军事胜利

　　导语：牛军著作《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作者采取案例分析的方法，围绕从1945年起至1955年的重大事件──中苏同盟的缘起、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法、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整合史实，详细分析了冷战进程与中共外交、新中国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同时，领导人的个性、性情、思维模式，意识形态及对利益的追求，都对国际格局的形成产生影响，展现了一项外交政策形成背后的多重原因和一项外交政策形成后的多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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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50年的边界战役到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中国顾问团指导越共军队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在援越抗法期间，中国是向越共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而且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规模是巨大的，包括各种枪支15 5万多支、枪弹5785万多发、火炮3692门、炮弹108万多发、手榴弹84万多枚、汽车1231辆、军服140万多套、粮食和副食品1 4万多吨、油料2 6万余吨，以及大量其他各类物资。到停战时，越共军队已经达到正规军28 4万人，并成为一支多兵种的正规化军队。没有中国的援助，越共是否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相当有疑问的。尽管如此，双方的军事合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援助的项目和数量上中国并不能也不愿满足越共的全部要求，中国军事顾问在日常工作中对越军的态度，越军中对中国军事顾问的不信任，等等。双方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分歧相对来说影响比较深。
　　从越共抗法战争的过程看，中国军事顾问团对越军的军事战略一直有比较大的影响，这既是因为中国军事顾问具有更为丰富的作战经验，也是因为越军在军事上对中国的依赖。实际上如果没有中国的援助，越军发动较大规模的战役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论是战略谋划还是在具体战役设计过程中，中国军事顾问团的意见往往是决定性的，而中国军事顾问团则是接受中共中央的直接指挥。可以说当时中国军事顾问团的主要战略设想均反映了中共中央的看法。
　　1951年夏季，朝鲜战场上双方以三八线为界形成的战线基本固定后，中共中央在印度支那的战略指导也越来越明确，其主要原则就是集中越军主力部队，逐步夺取越南北部和老挝上寮的战略要点，在越南北部和老挝建立大片的战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都是背靠中国的。
　　在经过三次平原战役后，1952年2月16日，从北京回到越北不久的罗贵波即提出，当年下半年发起西北战役，然后再挥师进入老挝作战。这个作战计划获得中共中央的同意，中国领导人认为“帮助老挝解放，甚为重要”。参阅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第56页。3月18日，越军军委召开会议，讨论西北作战计划。会上多数越军干部表示不赞成中国军事顾问团关于在9月开始组织西北战役的计划。他们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一些反映了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深刻猜疑，而且这种猜疑后来被证明基本上是不会改变的。根据韦国清向毛泽东的汇报，当时越军的高级干部中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军事顾问团建议发动西北战役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中国的边境地区，“是因为对中国有利”。于化辰：《援越抗法斗争中的韦国清同志》，第75页。
　　中国的战略规划中是否有这样的意图是值得研究的。按照毛泽东最初的战略设想，中国军事顾问团一开始就应该帮助越军在背靠中国的地区打开局面，建立稳定的根据地。这一战略规划被逐步贯彻到中国军事顾问团的作战计划中。1950年12月上旬，中国领导人已经形成了先完全控制北部地区然后再进攻中部和南部的战略思路。毛泽东：《请求苏联帮助解决汽车和汽油问题》，1950年12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03页。做这种战略选择首先是中国革命的经验使然，尤其是中共在战后控制东北地区、背靠苏联，从而获得了安全的战略基地，并能方便地从苏联得到大量的援助。另外，也同中国军事顾问团对越南的战略环境看法有关。他们认为，越南南部地区离指挥中心远而且被法军封锁，交通联络很困难，“军事工作的办法很少”，所以南方应发展游击战“配合北部战场”，战略重点则应放在北部地区。刘少奇：《中央关于暂时不派中国顾问到越南南部游击区的电报》，1951年3月12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155～156页。
　　如果熟悉中国的传统战略思想，甚至可以推断中国领导人会下意识地选择那种战略。例如王砚泉在总结1950年9月到10月发动的边界战役的意义时就指出：“边界战役的胜利迫使法国侵略军设在中越边界的大小据点绝大部分撤退了，使得逃亡越南的国民党残余匪特失去了支持，有利于中国广西、云南当时正在进行的肃清匪特的斗争，有利于中国巩固南部边疆的国防。”王砚泉：《越南边界战役前后的陈赓同志》，该书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当事人的回忆）》，第129页。边界战役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越军攻占了5个重要的城镇，控制了长达750公里的毗邻中国的边境地区，越北根据地同中国连成了一片。后来相继实施的西北战役、老挝上寮战役、奠边府战役等，差不多都同完全控制越北与中国接壤的地区有关，其结果当然包括“有利于中国巩固南部边疆的国防”。中国领导人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认为中国和越共是相互支持的。另外，当时中国本身的确正面临持续恶化的战略环境。中国军队参加朝鲜战争后，美国开始在东南亚构筑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1950年10月，美国首先同泰国签订了《泰美军事援助协定》；12月23日，美国同法国和保大政府签订了正式的军事援助协议。1951年夏季，美国加快了行动。8月，美国同菲律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9月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了《澳新美安全条约》。在美国加强军事包围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对印支战争的战略思考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这是合乎逻辑的反应。
　　1952年9月下旬，胡志明秘密访问北京，通过同中国领导人的直接沟通和协调，西北战役计划才最终确定下来。10月18日，越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韦国清、罗贵波等参加。会议决定执行胡志明与中共中央商定的原则，按计划发动西北战役。参阅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第60页。西北战役的胜利导致中国军事顾问团参与到随后展开的老挝作战之中，中国援越抗法随着越军进入老挝作战而实际上超出了越南境内。中共中央提出发动上寮战役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西北战役的成果，将越共的西北根据地与老挝北部连成一片。对中国来说，同时也就是在中越、中老边境形成了一道屏障。
　　越共领导人所暴露出来的猜疑并没有因为西北战役和随后发动的上寮战役取得巨大的胜利而消除，尽管那里形成的局面对他们也是非常有利的。可以说没有这些战役打下的牢固基础，就没有后来奠边府战役的胜利。1953年夏季，中国军事顾问团开始策划冬季作战和随后发动的奠边府战役。这时在越军干部中再次出现波动，用韦国清向毛泽东汇报时的话说就是“旧病复发”，他们再次猜疑中国军事顾问团的作战计划的动机。中国领导人则坚持无论如何应按照中方的战略规划，完全控制越南西北部地区和老挝的上寮。他们这时已经掌握了法军的纳瓦尔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企图经过持续作战，最终在越北地区消灭越军主力。这个计划于7月开始执行，法军从北部到中部、南部展开扫荡作战。
　　11月20日，法军空降部队攻占西北重镇奠边府。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这个得到美国支持的纳瓦尔计划如果实现，不仅对越共不利，而且很不利于改善中国西南方向的安全环境，所以有必要做出反击，绝不允许法军在越西北地区获得立足之地。1953年11月24日，韦国清在越共总军委高级干部会议上全面阐述了发动冬季攻势的意义，他说继续将越北作为战略方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做这样的战略选择也是同中国革命的道路一样的。王砚泉：《越南边界战役前后的陈赓同志》，第81～83页。越军再次接受了中国军事顾问的作战计划。由于法军调整军事部署，越军的冬季攻势后来很快发展成奠边府战役。该战役的发生有其军事上的原因，但它已经在为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的外交折冲服务，而且随着有关国家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奠边府战役成为停战前的最后一战。当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并坚决贯彻在越南以南北分界停战的方案时，中国军事顾问团提出并贯彻的一系列军事计划造成的战略局面变得如此清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最终达到这样的落脚点：中越是互相支持的。
　　到1954年5月，中国帮助越共军队相继取得了边界战役、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和奠边府战役等重大的军事胜利。中国援越抗法的一个成功之处是，它既没有将中国拖入境外战争，也没有影响中国国内的议程，因此有关的政策从未在中国决策层引起任何重大的争论。

⊙　作者简介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现兼任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特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英国 Cold War History 杂志编委，《国际经济评论》杂志副主编。出版著作包括：《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同床异梦：美国的欧洲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