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琳：查韦斯与水晶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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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3-4-25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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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韦斯的葬礼
　　导语：查韦斯遗体永久保存方案的取消，并不意味着从列宁开始的这一传统从此终结。只要这种组织成本高昂的斗争继续下去，列宁的先例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后世一再出现。

⊙　作者简介
　　郭琳，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
　　3月15日中午，委内瑞拉政府将已故总统查韦斯灵柩移至革命博物馆下葬。而在此之前，委政府曾宣布将查韦斯的遗体进行防腐处理，放在水晶棺内永久供民众瞻仰。官方放弃了这个计划，是由于遗体错过了最佳保存时机，这对查韦斯的拥护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将革命领袖的遗体放在水晶棺中永久保存，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形成的一个传统。在享受水晶棺待遇的各国领导人中，目前有6人（列宁、乔巴山、胡志明、毛泽东、金日成、金正日）仍在棺中，3人（哥特瓦尔德、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已从水晶棺中移出，2人（内图、伯纳姆）现状不明。这些领袖大多在世时领导社会主义运动，拥有极高政治威望。
　　为什么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的遗体会被放入水晶棺中维持不朽呢？这一传统既然以列宁为其开端，我们就不能不列宁开始说起。

为什么列宁的遗体没有入土为安？
　　1924年1月21日18点50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领袖列宁溘然长逝。当日夜间，他的遗体被作了短期防腐处理，以备27日安葬；治丧委员会也随之成立。然而，几乎立即展开了对新方案的讨论──将遗体长期保存。这一方案是如何诞生的呢？
　　列宁本人及其家人并不是此方案的提出者。关于遗体如何处理，未见列宁留下遗嘱。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则反对保存遗体。据曾任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邦契布鲁耶维奇回忆，克鲁普斯卡娅在同他私下谈话中表示反对把列宁木乃伊化。
　　群众的愿望可能在决策的制定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治丧委员会在报告中说此方案产生于“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工人住宅”。1月26日召开的苏共“二大”决定在克姆林宫墙边上建造列宁墓后，有1.2万封电报与信件“像雪片一样飞向克里姆林宫，要求永远保存列宁的遗体，以供世世代代苏联人民瞻仰、怀念……”
　　治丧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支持将列宁遗体永久保存的主张。在1月23日治丧委员会的速记记录中，穆拉洛夫阐述了将遗体永久保存、供人参观的方案，但遭到了伏罗希洛夫的明确反对。他认为，列宁本人如果在世会反对这样的做法，“有文化的人都将尸体火化，骨灰保存在骨灰盒内”；并且这种办法也得不到农民的支持，他们会认为俄共把他们的上帝破坏掉，却建立了自己的“圣尸”。捷尔任斯基则说，列宁的特点是最伟大的谦虚，他本人不能为自己当裁判；当时的苏联没有第二个列宁，“如果科学确实能够常年保存他的遗体，那为什么不这么做……”，继而他将话题转移到了如何保存遗体的技术问题上。
　　如此仓促地确定领袖列宁的安葬方式，捷尔任斯基的背后很可能有更高层领导的支持。到底谁是此方案真正的决定者呢？
　　前苏联官方材料在这方面的记载寥寥，时任《工商报》副主编的尼·瓦连廷诺夫（沃尔斯基）在1950年代曾写下《新经济政策和列宁死后的党内危机》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宝贵参考：
　　1921年下半年起列宁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这自然引起高层人士的关切。斯大林对此事尤其关注，一方面因为他是书记处总书记，另一方面因为此时列宁的生死直接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斯大林当时因为主张放松对外贸易垄断、按照“自治化”方案建立苏联、对不同意其方案的格鲁吉亚领导人粗暴施压等做法，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列宁甚至直接建议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
　　1923年10月底，6名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加里宁、斯大林和李可夫曾非正式聚会。关于如何安葬列宁的问题，斯大林以“某些外省同志”为托词首先提出了保存遗体的做法，认为这样才符合俄罗斯对先人的敬爱之情，并且可以通过现代科技做到这一点。托洛斯基则愤怒回应，这种做法和马克思主义科学毫无共同之处。这次会议中加里宁、李可夫站在斯大林一边，布哈林、加米涅夫则和托洛茨基一样反对保存遗体。
　　为什么斯大林、加里宁会主张保存遗体呢？
　　这和他们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加里宁出身于农民阶级，而俄国的农民普遍信仰东正教。斯大林从小在教会学校上学，接受过神学教育，保存圣人的遗体使之不朽，是东正教的一个传统，由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也不足为奇。
　　最重要的是，斯大林试图通过神化列宁来达到巩固自身地位的目的。作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的俄共领导人，斯大林不会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遗体处理方式，也肯定了解当时的文化阶层都将尸体火化，他提出保存遗体的做法显然是想通过表达对列宁的尊敬来神化领袖，彰显自己作为接班人的“合法性”。
　　由于政治局内存在不同意见，斯大林和加里宁只好用“在一段时间内把列宁遗体保存在红墙旁边的临时墓穴”这样含糊的的表述作为缓兵之计，实际上兴建的“陵墓”却是供长期瞻仰的永久性建筑。而后他在追悼会上发表了带有浓重宗教色彩的宣誓词，开始踏上将列宁神化之路。
　　结合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圣尸”方案并非列宁本人及其家人的意愿，更多的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继任者试图以此来神化领袖的手段。此方案源于东正教在俄罗斯的深入影响，得力于斯大林在背后的强势推动，贯彻于捷尔任斯基任主席的治丧委员会，最后在前苏联强大的科技支撑下由设想变为了现实。

宏观解析：社会主义运动初期需要领袖
　　如果说列宁这一开端或许受到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政治情境的影响，有很多偶然性，这一先例被一再模仿和重复，就不会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后面必然有一系列结构性的因素在起作用。
　　苏联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当然对这一实践形成传统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时期，欧亚大陆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苏共的实践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或许这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实践在苏联存续时期的扩散，但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苏联解体二十多年后，委内瑞拉政府仍会近乎本能地遵循列宁的先例。因此，我们需要寻找更深层次的解释。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初期的时候对领袖有迫切的需求。
　　马克思、恩格斯用“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来表示无产阶级政治成熟程度和觉悟的高低。“自在阶级”指阶级觉悟不高，还未建立起自己的政党组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尚处于感性认识阶段时的无产阶级。而“自为阶级”指阶级觉悟提高，有了自己的政党组织，有了革命理论的指导，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已到达理性认识阶段时的无产阶级。然而在实践中，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非常困难。卢森堡和列宁曾经就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问题发生过激烈辩论。卢森堡寄希望于工人自发的组织，但列宁却对此表示深刻的怀疑。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无法自发地形成阶级意识，而是需要已形成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去引导和组织。
　　在今天来看，列宁的见解的确要比卢森堡的见解更为深刻。不过，我们可以用社会科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两人之间的这场辩论。美国政治学家奥尔森提出“集体行动的困境”这一概念，指出集体行动有组织成本，但多数个人总希望“搭便车”，不愿承担组织成本，集体行动的组织与领导者就需要承担起这种组织成本。而在工人的革命行动中，这种组织成本更加沉重。第一是因为工人所掌握的物质资源和象征性资源很少，没法像资本家那样用钱来雇佣人，用媒体忽悠人；第二是推翻旧制度的革命与一般的经济斗争不同，必将遭到资本家与旧国家机器残酷无情的镇压，参与者要承担失去生命的危险。这就让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成本高到了惊人的地步，而普通人是根本没有能力承担这种组织成本的。因此，这种成本最后落到了像列宁这样的职业革命家的身上，他们需要先组织起一支具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的“先锋队”，才能将革命斗争带向深入。
　　即便在列宁的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这种组织的成本仍然高昂。因为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而只是在一些国家有所突破。这些国家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仍然被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所包围。同时，各国共产党缺乏足够的国家治理经验，许多制度都要从头摸索。在这种情况之下，新政权的运作对超凡领袖的依赖程度很高。但超凡领袖的诞生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负责处理列宁遗体的丧葬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多次强调，列宁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这么做是因为这是个伟大的人，没有与他相似的人”。而胡志明之于越南，毛泽东之于中国同样是具有这样的意义。当一位具有崇高威望的领袖人物逝去，短期内很难诞生光芒可以盖过前任的新的领袖，政权的团结成本上升。将领袖的遗体保存供人参观是对领袖政治遗产的显性继承。这对于团结党内力量，凝聚民心，以及巩固政权抗衡来自国内外的挑战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具体到查韦斯的例子上，情况也是类似的。查韦斯在委内瑞拉推行自己的社会主义方案，非常艰难。因为这个国家许多经济命脉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国内许多政党与媒体也反对查韦斯的道路。查韦斯的同志们不能不担心，在查韦斯死后，查韦斯的事业有可能分崩离析。在这种情况之下，通过查韦斯的遗体这一神圣的符号，就可以凝聚一定的人心，以继承查韦斯的道路。

弊端与两难
　　虽然这种将遗体永久保存的做法具有重要的组织功能，但从长远看也存在一些弊端。
　　首先是为此付出巨大的人力、科技成本。前苏联为了让列宁永葆生命模样，60多年间几乎耗去了几代科学家无以估量的精力和心血，苏联政府像致力于航天科技、核武器研究一般不惜工本、不计代价地要让这具拥有独特政治价值的遗体完美永存。
　　其次是领袖遗体发挥的作用毕竟非常有限，且随时间递减。一定时期之后，如果没有产生相同能量的新领袖，该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有可能走向低谷，甚至失败，之前的“自为阶级”，可能会重新沦为“自在阶级”。开端事物的意义从来决定于后继者的成败，领袖遗体要发挥政治整合的作用，有赖于一套不断召唤其创建精神的政治机制，如果后者出现衰退，前者是不能单独发挥作用的。而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来看，苏联模式是最早出现问题的。斯大林严重破坏了苏共党内的正常政治生活，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对苏共的道统造成更大的冲击，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也距离列宁的设想相去甚远，干群距离大，社会等级分明。现实的运行的权力机制距离其创建开端越来越远，但又没有强有力的“返本开新”之举，于是领袖遗体就成为一种仪式性的存在，其代表的精神内涵被人逐渐遗忘。
　　最后是此举隐含着难以预测的政治风险。保存遗体固然使民众有了可以保卫的东西，但是一旦发生党内的反攻倒算或者国家政体的风云巨变，领袖遗体也就成了可供羞辱与毁灭的象征之物，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例子便是如此；而在今天的俄罗斯，也有许多人寻求将列宁的遗体迁出莫斯科红场。这与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的鞭尸复仇现象是共通的。鞭尸复仇有可能使得被攻击的派别因领袖被辱的悲痛而团结起来，但鞭尸之所以能发生，基本上是因为攻击者在实力上已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那么鞭尸的行为就变成了对胜利的进一步确认，这就给被攻击的派别造成“大势已去”的印象，人心更趋涣散。
　　但对于试图保存领袖遗体的决策者而言，“如何在未来体面地失败”显然不是他们愿意思考的议题。他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事业能顽强地延续下去并取得胜利。而领袖的符号在一个正在延续的事业中将能发挥出积极意义。
　　因而，查韦斯遗体永久保存方案的取消，并不意味着从列宁开始的这一传统从此终结。只要这种组织成本高昂的斗争继续下去，列宁的先例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后世一再出现。

源自：《经略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