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周恩来临终想见的最后一个人

本文摘自：《红色警卫》
⊙ 作者：叶健君 李万青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导语：本书叙述了在我党各个时期，红色警卫为保护中共高层领导安全与敌特英勇斗争的具有传奇色彩的43个故事。这些故事既独立成篇，在主题思想上和人物上又相互关联，通过对红色警卫们与敌特斗智斗勇的真实记录，成功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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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3-5-8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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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
　　1976年是不幸和灾难的一年，也是转变着历史的一年。这一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事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
　　1月8日早晨，我们在首都机场开会研究那里的现场警卫事宜。
　　会议刚开不久，我就接到中办警卫处警卫值班室的电话，说周总理逝世了，要我们立即回城。
　　在那一时刻，听闻如此噩耗，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心情，都沉痛万分。但我则更痛一分，这不光是在于31年前，我从一个战斗员转而为一个警卫员的时候，第一次站岗，就守卫在周总理的院子门口；更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重永远不能弥平的遗憾！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曾经写文章，记叙了周总理临终前的召见。那是1975年的12月20日，周总理在和他交谈中间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让病中的周总理再增劳累，悄悄地离开了病房。所以人们多把罗青长称做周总理最后召见的一个人。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此后周总理还提出要见一个人，那就是我，当然这是让我也意想不到的，时间在他辞世前六天，即1976年1月2日。
　　当时周总理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昏迷状态大大多于醒来时分。而就在这天中午，他醒过来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么，身边看护的人都听不清。
　　人们顺着“Wu”的发音推测，以为周总理是要见一位姓“吴”的，而且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中，确实就有姓“吴”的，例如文化大革命以后，担任周总理值班室主任的吴庆彤。
　　毕竟，在姓邬的也太少了，再说谁会想到周总理在生命垂危之际，要见一个既不曾在他身边工作过，又和周总理主管的业务距离较远的、仅仅是从事保卫工作的干部呢？
　　周总理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们的假想后，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人们才明白他要见的不是“吴某某”，而是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邬吉成。
　　但人们还不敢确定，就又询问了一声：“您要见的是不是钓鱼台的邬吉成？”周总理点了一下头。于是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马上给我打了个电话：“你马上到305医院来，总理要见你。”
　　我立即叫上司机小王，乘车赶到了305医院。进了医院的楼，我径直进了病房斜对面他的护士和随身警卫的值班室，我记得当时的时间是在两点左右。“赶紧去见总理吧”。我急于聆听周总理的指示。
　　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诉我：“总理又昏迷了，请你在值班室里等候。”我一面等着，一面猜想着周总理召我前来，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嘱托和吩咐。等啊等，一直等到大约是黄昏的时候，有人来通知我：“总理醒过来了。要先服点药，医生做一些简单的处置，你就可以进去了。”可我等到的不是进入的消息，而是“总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又是漫长的等待，在沉沉的寒夜中。因为在这个值班室里，老有护士走动，我怕影响人家工作，就去了楼门口处的警卫值班室。我记得当时在那里值班的，有刘兰荪和康海群。
　　由于惦记着周总理的召唤，我怕因自己睡着了而错过，在值班室里靠一会儿，就到走廊里转一转。到了约莫次日凌晨五六点钟，我在走廊里碰到了邓颖超大姐，还有作为医疗组组长的卫生部长、谢富治的夫人刘湘萍。
　　邓大姐见我还在苦等，就对我说：“总理还没醒过来，你已经等了太长的时间了，就别在这里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总理再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来。”
　　“好的，”我刚答应完，就又口随心思地向邓大姐提出一个突然冒出的请求：“请让我在门外看一眼总理吧。”邓大姐立即点头答应了，我走到周总理的抢救室门边，当时的门是半敞开的，我可以看见病榻上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他的面庞已经非常的消瘦，这难道就是我熟悉的那个精力过人、睿智超群的周总理吗？我的内心思绪万端，但还是尽全力抑制住悲哀，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就悄悄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根据医生的回忆，周总理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呼吸浅而短促，真是脉如游丝”，他再没有气力，发出要见什么什么人的声音了，直到他在五天后与世长辞。
　　接到周总理逝世的电话，我叫上东方，立即从首都机场往城里赶，车行至南长街南口时，正碰到移送周总理遗体去医院的车队。我们随之调转车头，跟着车队到了北京医院。在医院，我们和相关的工作人员一道，安放好周总理的遗体后，才进中南海。
　　在商议周总理治丧事宜的会议上，我被指定为治丧活动期间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随后开始了警卫工作的部署。在商讨具体安排前，我们警卫值班室的全体工作人员，一齐向周总理的遗像鞠躬默哀。因此可以说：我们是最早开始举行对周总理悼念的仪式的。
　　因为负责警卫工作，我们看见在北京医院告别仪式，在劳动人民宫的吊唁活动期间，人流络绎不绝，许许多多的人都希望能瞻仰到周总理的遗容，向他表达由衷的哀思。
　　当周总理的遗体从北京医院移送“八宝山”火化时，我和警卫处另一位副处长武健华，同乘一辆汽车紧跟在周总理的灵车后面。我亲眼目睹了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的数十里长街，沿途群众自动形成的送殡队伍的壮观场景。人们虽然悲痛万分，可秩序井然，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感情，是难以用文字表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