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探索对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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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3-5-23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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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
　　导语：　　秋风一直将自己定位为“独立学者”，既区别于现代学院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也区别于专业化的研究者。他通过大量的阅读及译介，完成了自己知识结构的构建，并以自己的兴趣为导向，调整学术方向。　　从不断强调法治、有限政府、自治、自由市场等理念，到直言不讳表达他的儒家价值取向，并将儒家与现代政治理念相结合。秋风受关注，也受争议。　　在我们的访谈中，秋风自己对此的回应是，“我没有发生多大的转变”，他认为，自己是通过重新解释传统，重新解释历史，来增强人们对现代社会生活的信心；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现代中国的转型。

⊙　作者简介
　　秋风，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朱桂英：新京报记者。

与中国的文明保持连续性
　　最近，广州有学者撰文批评《立宪时刻》一书，认为作者高全喜先生有“以虚文为史实”之弊，文中也批评你是以偏概全地看取儒家文化，持类似批评观点的，还有袁伟时先生。　　你曾仔细回应过袁伟时先生，但似乎并没有说服他，而且你们并没有处在同一个语境中谈论问题，前者以历史事实为基，而你是从社会秩序的建设出发，这种交流的困境，应该是你转向儒家思想的研究开始吧？
　　秋风：我写过一篇文章，《近二十年来中国自由主义之颓势》，其中就是把袁伟时先生归类到启蒙自由主义学者之中，他的启蒙，和五四时期胡适那批知识分子一样，是通过反思传统来启蒙的。我能理解他对我的批评，但无法接受他的批评，因为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
　　你对启蒙，持怎样的态度？
　　秋风：我基本就是反启蒙的。当然，我反的是法国式的启蒙概念，以及康德的启蒙概念。康德说我们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理智。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缺陷：他把一个好的生活，一个健全的秩序，完全寄希望于人的理智。
　　但实际上，一个好的生活和一个健全的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元素，其实应该是情感、信仰和利益。在德法的启蒙理念中，这三者都被排除在外，所以，这样的启蒙会教出疯子，教出理智上的狂人，不懂得合宜的情感，没有信仰，甚至拒绝诋毁宗教，也不懂得如何正确地理解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人未必能做一个好公民。
　　我说我反启蒙，在一定意义上是想发现另外的启蒙思想传统，比如苏格兰的道德哲学和启蒙传统，包括中国的启蒙传统。后者的启蒙传统见之于中国《周易》的蒙卦，我写了一篇文章对其予以阐明。其基本理念是这样的，第一，不要主动启蒙别人，而是等人来求启蒙；第二，不只是知识启蒙，对于普通民众，主要用法律来启蒙。第三，有人拒绝启蒙，也是无关紧要。大多数人即使处在一个比较愚昧的状态，社会仍然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秩序。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启蒙策略。
　　近二十年来，你的思想变动很大，一路走过经济学、自由主义、哲学、法学、宪政学这些领域，而现在你最为人关注的就是你的儒家文化的研究。批评你的人，有这样的看法，认为你是以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框架去套儒家。
　　甚至有人将你与摩罗相比，视你们为近年来公共思想界发生明显转变的人物。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读者对你思想转变的疑惑与隔阂的？
　　秋风：因为一个人要改变他自己的想法，包括他变到你不喜欢的立场上，他一定有他自己内在的理由，其实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想法。既然你在主张自由、宽容，那就应该宽容人家。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不同的价值，知识分子也可以有不同的立场，为何一定要一致呢？
　　至于我自己，当然跟摩罗有很大不同：虽然他在往保守的方向走，但是他并没有回到儒家，他主要是捍卫现在的国家利益。而我完全不同，我的研究回归儒家，同时，思考的核心，还是自由、民主、法治这些东西。我谈儒家文化，就是觉得中国要建立有自由、有尊严的社会秩序，必须与中国的文明保持连续性。而儒家本身就有这样的东西，我只不过是要阐明它，用现代的语言来阐述。

中西圣贤，心同此理，人同此心
　　从一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者，转到儒家的文化研究者，你改变的内在理路是什么？
　　秋风：我没有外界所说的巨变，其实是没有变化。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我一直以来关心的核心问题。
　　我大学本科学历史，因为想弄清楚中国现代转型的一些内在脉络，研究生阶段读的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对象是钱穆先生。当时就已经确定了这样一个价值取向，反激进，走保守主义的路线。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时代，那时思想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脉络，反传统，用来支持中国完成社会转型。我当时是个学生，对反传统有一定的疑惑，觉得传统不一定像他们批判的那么糟糕。当然，通过研究钱穆，我的思想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结构，基本理念，后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现在大家讨论儒家研究，不是从“激进—保守”，或“尊重传统—反传统”这样的层面来分析，而是质疑，西方舶来的政治学观念与中国的儒家结合在一起，其内在的合理性是什么？
　　秋风：现代政治哲学所设想的理想制度模型，最基本的理念，就是限制权力。当然你还可以继续给它添加一些东西，比如保障权利、民主、法治等，但核心是限权。而儒家思想里就有丰富的限制权力的理念，儒家士人也建立了诸多此类的制度。正是基于这些，我提出中体西学，资相循诱，接续中华儒家道统。我坚信，中西圣贤，心同此理，人同此心。我所做的工作，其实是一个中西互相阐释的过程，是一个互动的阐释过程。
　　你这种互动阐释的前提是什么？
　　秋风：我认为，当代中国仍然处于立国的过程中，我们仍在努力建立一个健全的现代国家秩序，所以中国仍处在立国期，过去一百年我们都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治理秩序，但仍未完成。这是一个基本判断。社会秩序的建设不能割断社会的文化传统，我们需要立足于中国。如果不能妥善地安顿儒家，就没有秩序可言。但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秩序也离不开自由、民主、法治。于是，问题就很清楚了：我们必须同时思考这两者，会通中西，中西互相阐释，才有可能想象并最终构建中国的现代秩序。

在哈耶克的启示下，会通西学与儒学
　　2004年，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了《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是周德伟先生的作品，序言是你写的。在那篇文章里，你对周先生表达了很深的敬佩，他引进了自由主义，又融会了传统文化，同情理解传统，并寻求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秋风：对，那篇文章可以说是我的一个思想总结。当时陈明先生在台湾紫藤庐发现了周先生的书，所以找到我作序。为什么会找我，因为觉得我与周先生有些共通之处，我们都以哈耶克为主要的西学资源，而同时，是儒家的。
　　周德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正是哈耶克的学生。我读了他的书，非常感动，感觉就好像是读我自己的书一样。我就是通过周德伟知道，现代中国思想传统中，有一个追求自由与儒家之融合的思想传统。
　　在周德伟那里，你找到了一个将自由与儒家融合的思想先例。而这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哈耶克思想在现代中国的一种实践，哈耶克曾有这样的判断，即“一个成功的自由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将是一个与传统紧密相连并受传统制约的社会。”是否可以说，你思想上发展的理路，与哈耶克的影响分不开？
　　秋风：哈耶克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人物。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哈耶克很流行，我当时一见钟情，觉得这就是我在寻觅的理论，既是自由的又是保守的。
　　最初，我对哈耶克的介绍，主要是集中在经济学理论。但其实哈耶克的经济理论只是他的社会秩序理论的一个构成部分。就哈耶克自己的思想结构而言，他晚年的著作都是从社会秩序的宏大角度来思考经济问题的，而这正是他是一个思想家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的原因所在。
　　我自己后来的研究，大体上其实都是沿着哈耶克思考的方向往前走的：首先深入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然后中间有一段，比较多地去译介普通法宪政主义，哈耶克的法律理论，是以普通法法理学位基础的。当时翻译了几本书，包括关于司法审查的，普通法与美国宪法的渊源等，这些研究对于我现在研究中国的古典治理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也是在读周德伟的同时，我还去研究了苏格兰道德哲学，像哈奇森、休谟、斯密、佛格森。从哈耶克到休谟，这样的研究路径让我得以非常顺利地切入对中国的现代秩序问题的思考。应该说，读周德伟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一个儒家了。
　　台湾学人殷海光先生晚年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从激烈的反传统转向与传统和解，一定程度上，也是受了哈耶克思想的影响。你很看重殷海光的这种转变？
　　秋风：对。殷海光，一个自由主义思想者的转变，尤其让我振奋。
　　哈耶克是当代中国思想界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但很多人接受的只是他的一些很简单的经济学理论，而且把这些理论教条化了，把他简单看成主张自由产权、市场经济。
　　实际上，哈耶克认为，市场制度的运转需要一个好的制度，而好的制度的基础是自发演进的规则，传统就是自发演进的规则、制度体系。所以离开传统，就没有自由秩序可言，也没有健全的市场可言。
　　当然，哈耶克的理论只是为我提供了一个知识上的论证，其实我在研究钱穆的时候，在情感上就对传统有一个比较温情的理解。而整个中国过去一百年，知识界的基本的价值取向都是怀疑传统的、反传统的，当你置身于这样的怀疑气氛中，你就要用知识来证明自己，而哈耶克就为我提供了这样的证明。我就可以说，你看，人家哈耶克都是这么说的。
　　尤其重要的是，哈耶克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我自己的价值取向是自由主义的，所以哈耶克对于我会通自由与儒家，确有重要意义。

重写历史，增强对中国文明的信心
　　因为哈耶克的影响，你想对中国传统进行创造性诠释、转变，而基本目标仍是建立一种有尊严的自由的社会秩序？这种创造性转变的结果，就是你新近出版的《华夏治理秩序史》？
　　秋风：《华夏治理秩序史》，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其中叙述的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立宪时刻，也即制度大变革的历史时期。比如，尧舜构建华夏天下的时期，周文王、武王、周公构建周的封建制的时期，董仲舒构建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制度的时期等等。我用详尽的笔墨来描述那些时刻，人民的行动、观念和他们的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治理架构。
　　我的研究试图贯通古今，《华夏治理秩序史》是研究古代，初步计划五卷，目前出版的是头两卷。前年年底出版的《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第一卷，研究近现代，初步计划三卷。最近还将出版的一本书《中国变革之道：当代中国的治理制度及其变革方略》，是研究当代中国的变革之道。
　　我想重写中国历史，重新解释中国历史。意图在于，让我们增强对中国文明的信心，也增加我们对社会进步的信心。现在很多人其实没有这样的信心，对中国文明、对于社会转型有消极情绪。过去一百年，中国有好几种力量都在强化这样的命题，即古老的中国缺乏现代社会制度的构建基础。
　　你研究儒家文化，其实有一个对现实社会的基本判断，那就是，社会需要追求一种更加好的秩序，然后到儒家思想里去找实践优良秩序的传统。你的自信来自哪里？
　　秋风：中国人终究还是要回到中国，过一种中国式的生活。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最深切的诉求。而在经过百年的破坏之后，我们需要重建中国式生活。很多人已经产生了这样的自觉。
　　全球范围看，人类也许正在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中国以其超大规模，注定了将要改变世界。这个时刻，中国人自己要树立起文明的主体性意识，发掘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有责任确保这个秩序比现在的世界秩序更好。为此，中国人首先也要让自己的内部秩序变得更好一些。
　　这样的秩序，应当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而对于这两个制度构建过程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的知识和情感准备都是，重新理解中国文明，为此就需要重新理解中国历史。
　　何谓“中国式的生活”？
　　秋风：中国式生活就是中国人应当过的生活，它由一套礼乐支持，这个礼乐就是孔子所说的“文”。质就是自然的生命，文则赋予这生命以合宜的形式。过去一百年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中国人没有了文，只有自然的生命，如此的生命是“野”，粗鄙，野蛮，人与人之间以最直接的欲望、意志相交接，结果就是无处不在的相互伤害。
　　今天，我们必须重建礼乐，以文化人，以文编织自然的生命，重建健全的生活。当下我们面临的任务不只是制度转型，还要重建生活。惟有如此，才能完成文明复兴。当然，这个礼乐是什么？是一个有待于构建的过程。但可以确定，它一定以传统文化的回复为基础，在回复的过程中有所创新。
　　现在，你怎么定义自己？
　　秋风：我现在更愿意说，我是追求自由的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