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一场脱离民意官情的“口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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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变法中的风云人物：梁启超
　　为纪念戊戌变法115周年，△历史栏目特邀请五位历史学家，共话戊戌变法的成败得失，还原115年前那场变法前后的权力角逐、理念碰撞。用那个时代、那些人的故事，来指引我们对百年来中国政治变革的反思。以下为学者雪珥接受△历史栏目采访的采访稿。

为什么要改革：“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

△历史栏目：雪珥老师您好。维新变法可谓是清廷的一次“大动作”，那么晚期清帝国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情况，才使得改革成为最为紧迫的问题？

雪珥：戊戌变法的原始动力，还是在于内忧外患的危机感及恐惧感。
　　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晚清的50年，我总结为“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
　　不改革等死──其实就是改革的动力所在。发端于1861年的第一轮改革，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西方媒体和外交机构都在思考着中国崩溃后怎么办的问题。在那样的历史关头，中国体制内外的精英分子们开始了改革。
　　乱改革找死──改革本身是一项长期工程，对“技术”的要求颇高，不能急躁，不能跃进，不能盲动，否则就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就走上了大跃进的道路，总想找捷径、搭快车，从西方和日本引进一个“主义”，一揽子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放弃了在更为根本、更为琐碎、也更需要耐心的“技术”层面上的艰巨努力。精英阶层都指望着通过“顶层设计”，一夜之间改天换地，结果不断地葬送改革，也令中国在不断革命的道路上几乎耗尽了元气和各种机会。
　　戊戌年所发生的“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正是“不改革等死”与“乱改革找死”的分水岭。之前的33年改革、即“洋务运动”（1861-1894），主要是出于对“不改革等死”的恐惧，开始了改革，并且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也实现了同光中兴这样的政治奇迹。但是，受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以及列强瓜分中国的提速，令中国的精英们普遍有了焦虑和大跃进心态，急切地寻找救亡捷径。
　　这种大跃进的心态，成为戊戌变法的胎毒。

改革的方向：维新没有一个明晰的路线图

△历史栏目：戊戌变法，要变的到底是什么？从君主制转向立宪君主制，清廷的动作是什么？

雪珥：戊戌变法的方向，依然是模糊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认为仅仅依靠原先经济层面的改革不够，要进行更为广泛的包括政治层面在内的改革，但究竟如何做，依然只是泛泛地效仿“西学”，并没有十分明晰的路线图。这从戊戌变法中所发布的100多道改革诏令就能看出来，其内容简直是包罗万象。
　　不少人会以为戊戌变法是要推进立宪君主制的建立，甚至将其看作是中国立宪运动的开端，主要的依据是康有为的一系列“戊戌奏稿”。但严肃的史学考证已经发现，康的戊戌奏稿都是在事后改写的，其中有关立宪的内容，包括提倡三权分立、批评君主专制等词句，多是后来所添加进去，并非原文，甚至奏折的标题与存留在清宫档案中的原件相比，都遭到了事后的修改。学界也考证出，彼时的康有为，其实还是反对立宪制的。
　　除了康的那些不靠谱的戊戌奏稿外，变法真正主导者，如光绪及四小军机，都没有提出立宪的主张。这种主张，要到日俄战争“小日本”战胜“大俄国”，才在中国形成风潮。戊戌变法中涉及政治层面的内容，主要是机构裁撤、提高政府效率（删订则例）、改进工作作风（除去蒙蔽锢习、严禁扰民）、保荐人才等。
　　整个戊戌变法，改革的内容非常庞杂，几乎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或许用“全盘改革”、或者“试图全盘改革”来形容，是最贴切的。

改革的阻力：所谓的“保守派”并不存在

△历史栏目：在这场改革中，保守派与改革之间的冲突究竟在哪里？

雪珥：我并不认为有所谓保守派的存在。将历史人物划分为所谓的顽固派、洋务派、改良派、革命派，贴上标签，倒是省事，但很难解释清楚复杂的历史。
　　我个人的读史方式，是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件“比基尼”去套。
　　“一个中心”，就是以“人性”为中心。我认为，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应该从人性切入，而不是从任何意识形态切入。很多历史事件中，其中人物的种种行为，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他信奉什么主义，也不是因为他属于什么党派，而是因为他个人所处的位置、利害关系。其中起最根本作用的，是“人性”。
　　“两个基本点”就是“利益”和“权衡”。利益是每一个人的处境，也就是你的“位置”所决定的你的利益需求。不同的位置，利益是不同，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点”。
　　有关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分类，在我们主流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解读中也存在。我在《帝国政改》一书中也分析了，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恭亲王就很巧妙地让所谓的保守者兼任总理衙门大臣，给他们压担子，成功地将所谓的保守派，转换为改革的同行者。这是当时的美国人所观察到的，并认为是恭亲王的政治手段。
　　戊戌变法，一般被看作是顽固派与洋务派联盟，对付改良派。其实，以康梁和六君子为代表的“改良派”，更确切的定义应该是“口水改革者”，倒是所谓的“洋务派”，都是在第一线操盘的改革实践者。而所谓的“保守派”，很大一批人并非反对改革，而只是因为戊戌变法的主导者们，过于唯我独尊、唯我独改，把几乎所有的人都推到了对立面上。
　　戊戌变法的失败，关键不在什么保守派与改革的对立冲突，而是这场所谓的变法完全脱离了改革实际、也脱离了民意官情。

改革的失败：不切实际、不计成本与“唯我独尊”

△历史栏目：戊戌变法失败的关键性因素是什么？

雪珥：所谓“帝党”、“后党”，是康梁流亡海外后，出于生存的需要而进行的政治宣传的产物。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或许在一些政见上有分歧，但他们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帝后本是一体，唇齿相依、荣辱与共，岂能自相攻伐，两败俱伤。
　　被公众普遍接受了的一个荒唐故事，是所谓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母子对立。太后毕竟不是女皇，可以随时撤换太子；太后的权力是儿子做皇帝派生出来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与其说有“帝党”，不如说有一个“帝师之党”也，其成员翁同龢、文廷式、张謇等，其实都是围绕在翁同龢身边。翁这人，据云自小即长于察言观色，行事处世圆滑。其总角之好潘祖荫评价说：“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将来必以巧妙败，君姑验之。”翁之股肱文廷式、张謇，均为同龢主持科考时，竭力搜拔而得。王照曾说：“甲午之役，翁同龢延揽清流之浅躁书生文廷式、志锐等，蒙蔽圣聪，多方掣李鸿章之肘”。
　　戊戌失败的原因，我总结以下三个方面：

一：不切实际，改革根本不考虑可操作性。比如在103天的时间内，发出了100多道诏令。根据汤志钧《戊戌变法史》列表统计，应有110多道，而有的研究者说多达180多道，无论具体数字是多少，可以肯定的是，每天都至少有1道诏书。在如今的通讯条件下，一天发一份中央文件，如何传达到位都是难题，更何况当年？而且，这些诏令的大多数，都是泛泛而言，并无具体的配套措施，光绪皇帝和他身边的幕僚，似乎也不在意如何落实。这样的改革，只能称为发文件改革、口水改革。

二：改革不考虑成本和副作用。改革是一项利益调整，当然不能知难而退，但至少事先要考虑好利弊，避免副作用。而戊戌变法中的改革，都是操切的、粗暴的改革。
　　比如6月23日下诏把科举的八股改为策论，根本就没有做任何事前调研，结果导致极大的混乱。科举虽然有种种问题，但毕竟仍是相对最为公平的公务员考试方式，遽然修改，实际上将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推向了这种所谓“变法”的对立面。同样的情况，1905年废除科举后又再度出现，科举被废除后，改为领导干部举荐制，平民子弟彻底断绝了进入政权、分享政权的机会，一部分失业、一部分进入新军，丧失了对这个政权的认同，却又意外地得到了比笔杆子更管用的枪杆子，这也是后来辛亥革命中新军成为反政府主力军的原因之一。
　　再如8月30日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等机构，也没有事先做好安置分流计划。根据后来的直隶总督陈夔龙回忆：“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梦蕉亭杂记》）梁启超后来形容的改革者“如投身于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其实一大半就是无谓树敌。梁启超后来也说：“裁官为最难之举，以必有位置，然后裁汰，乃无谤怨。”（《戊戌变法》第2册P78）如此无谓树敌，改革失去了本该依靠的力量，岂能不败。

三：改革者的自利，从唯我独改变成唯我独尊，改革演变为权争。
　　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康有为一直试图设立“制度局”及新的十二局，完全撇开现有的组织体系，“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这种另起炉灶的思路，当然把六部九卿等现有体系都推向了对立面，的确要“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桌、司道”。康的计划，更多的依然是对现实权力的追逐，而非出于纯粹的改革的理想。
　　变法的主导者们表现出的不择手段，也令旁人齿冷。比如康公开宣扬的对现有官员、尤其高级官员的痛恨，甚至认为“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而四小军机中的谭嗣同，也参与康梁的密谋，试图动用军事政变的手段，“围园杀后”。这样的路径选择，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有利于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的，正是这种注重阴谋的不择手段，令戊戌变法的主导者们自我孤立，最终将大多数都推向了对立面。
　　英国贝斯福爵士在见过康有为后，说：“我很遗憾，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维新者办事没有章法，过分急于求成，因而造成了他们的救国事业的失败。”英国公使窦纳乐也给伦敦报告说：“我认为中国正当的变法，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则转述北京外交使馆的看法：“维新党的计划是不合实际的。光绪皇帝可能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太后是宫廷中唯一头脑清晰的人，而她之及时干涉是有裨于时局的。”（转引自胡绳《从鸦 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改革的启示：改革是充满技巧性的利益大调整

△历史栏目：以戊戌变法为鉴，如何平衡改革中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一场政治改革成功，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与力量？

雪珥：正如我前面所谈，我反对用改革派和保守派这类标签。
　　改革作为利益调整，其涉及的利益结构非常复杂，每项措施、甚至每项措施的不同实施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人群或受益或受损，他们对这项改革的态度也往往会随之改变。改革是一项艰巨的“技术”活，这首先要求改革者们要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调整的是什么，可能会产生什么情况，如何因应。这种细节不考虑好，贸然动刀，改革也就和革命没什么区别的，往往对最后，任何一个群体都不觉得自己是改革的受益者，人人都感觉自己在改革中吃亏了。那样的改革，就基本可称失败了，也离崩溃式的“革命”相距不远了。晚清新政就是如此，详情可参阅拙著《国运1909》等。
　　改革是利益的大调整，这就需要相当的技巧和策略。从戊戌变法看，甲午战争后积累起来的改革共识，被冒进的维新派们轻率地挥霍滥用，变法成为操切的大跃进，令最需要支持者的改革事业到处无谓树敌，成为孤家寡人。既得利益者的反弹力度之大，甚至威胁到了皇位。太后出面喊停，实际上是母子分工、红脸白脸，将随时能爆炸的局面缓和下来。而六君子便如当年的商鞅，借其脑袋当刹车使了。
　　值得注意的是，戊戌政变后，除了政治体制改革被喊停外，其他的改革措施基本都得到了继续推行。
　　也许，外国人当时的观察很有点“旁观者清”的感觉。如美国著名汉学家、长期在大清海关任职的马士，在其名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说：“（戊戌变法）失败的理由是明显的。运动是康有为和皇帝两个人的创作（雪珥注：马士与当时不少靠资料解读中国的人一样，高看了康有为的作用），一个是空中楼阁的幻想家，一个是毫无经验的懦弱者……维新的金字塔是倒置的。帝国所有的力量，对于这个运动都消极地或积极地严阵以待。”
　　法国史学家高第说：“维新派的最大错误就是要在太短的一个时期内使中国全然改观，要同时把所有的政府机构都抓在手里，要一举而肃清所有的弊端……在日本，虽然有封建制度需要打破，但是没有若干世纪的传统要推翻。”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则在写给马士的私信中说：“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它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九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这样它就暂时被扼杀了；但是将来它一定会有它的适当的代表人物重新显露于世。”（转摘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看得最透的，是日本的伊藤博文。他在戊戌政变前来访，告诉李鸿章说：“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胡思敬《戊戌履霜录》）
　　采访：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