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蓉回忆：毛泽东如何挑起文化大革命风暴

本文摘自：《我的父亲邓小平》
⊙ 作者：邓榕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导语：邓小平小女儿毛毛的这本新著，对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迭宕起伏的政治历程及其家庭的悲欢离合作了生动记述和理性思考，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书中插有130多幅珍贵的照片，有许多首次发表的生活照。作者……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以此为标志，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并不偶然，它是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
　　建国以后，经过七年多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在国际国内诸多因素影响下，我们党内开始滋长一种集胜利、自信与头脑发热并存的喜悦与骄傲。对现实和成就的过高估计，对及早进入共产主义的急切，使得不切实际的想法滋生膨胀，违反经济规律的冒进措施大行其道。经过几次反复，“左”的理论逐步升级，最后终于在党内占了上风。
　　与此同时，在党内民主日益削弱的基础上，个人崇拜和专断发展，党内生活已不正常。对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使此时已树立绝对权威的毛泽东，对不同意见日渐不满和不容，开始在政策上和组织上，并最终下决心在人事上，采取非常举措，排除一切阻力和障碍，以确保他认定正确的革命路线畅通无阻，顺利进行。
　　1966年的开年，似乎与往年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三九严寒，一样的北风凛冽。冬日的阳光照耀大地，给万物带来生机和活力。
　　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后，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多方努力，经济形势大大好转，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带来的巨大困难得到克服。人们心中那沉重的负担已经减轻，紧锁的眉头也开始舒解。党中央正在放眼未来，开会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虽然还是食有定量，物资不足，毕竟人们已可以基本吃饱肚子，可以以较为轻松的心情生活和工作。人们以善良的心，期盼着在新的一年里，日子过得更平静，生活过得更有意义，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好。
　　但是，事物的发展，常常超出人们的预料，更常常有悖于人们善良和单纯的愿望。
　　人们没有注意到，在上一年──也就是1965年年末，发生了几件意想不到的事件。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批判了撰写戏剧《海瑞罢官》的历史学家吴晗，并借此批判所谓彭德怀的“翻案风”。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和张春桥秘密策划，姚文元执笔写成的。
　　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支持下，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捉刀写成上述批判文章。文章报经毛泽东前后三遍审阅，而后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具有极强的政治批判目的，对未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爆发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文章的策划出笼，经过了一个长期而又缜密的过程，并且是在对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篇批判文章于上海发表后，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因不明就里，并未引起太大注意。对于该文，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和保留的态度。父亲作为总书记，对批判吴晗很不赞同，当彭真对他说吴晗心理有负担时，他说：“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的戏我看过，没什么错误嘛。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对别人一知半解，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你告诉教授，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嘛。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会堵塞言路。”父亲照常和吴晗打桥牌，并对吴晗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凡事都要乐观。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我今年六十一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父亲不赞成这种批判，他劝慰吴晗，想保吴晗，却没料到，事态的发展很快脱离了正常轨道。中央书记处在了解到姚文元文章发表的背景后，不得已让北京各报进行了转载。表面上看来，这只是一件不经意的事情，但是，却正是这件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并进而演变成为掀起一场政治大风暴的导火线。
　　也是在这一年的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职，“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杨家与我们家一向交往甚密，当毛泽东作出处理杨尚昆的决定时，父亲却认为杨尚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后来在被迫“检讨”时，父亲曾说过，他曾长期不认识这是一种“特务”行为，作为总书记，他对此事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这个“检讨”，说明了他对批判杨尚昆的不赞成和不以为然。杨尚昆从中央降调广东工作，父母亲还专门安排他在北京上学的女儿妞妞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
　　如果说，批判杨尚昆还可以算作一个相对独立的事件的话，那么，在此以后发生的事情，意义就不同寻常了。
　　是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军队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诬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有篡军企图。毛泽东听信了林彪的诬告，在上海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背对背的揭发和批判。
　　据我的母亲回忆，那次在上海，会议的气氛非常而又紧张，所有与会者均没有了往日的和谐与谈笑，会议文件连秘书都不能看。母亲觉得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不敢问。父亲也是什么都不说，整日沉着脸，少有的严肃。12月10日，中央用专机把罗瑞卿夫妇接到上海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和邓小平找罗瑞卿谈话。那天，父亲叫母亲，说：“今天我们去看罗瑞卿。你也去，看看郝治平，劝劝她。”在汽车上，母亲看见父亲和周恩来都沉着脸不说话，她虽不明就里，但心中甚感紧张。到了罗瑞卿被隔离的地方，周恩来、邓小平与罗瑞卿在楼下谈话，母亲与郝治平上楼。母亲对郝治平只说了一句：“你放宽心些。”便控制不住地哽咽起来。后来批邓时，造反派曾抓住此事，说邓小平包庇罗瑞卿，说卓琳与郝治平抱头痛哭。
　　父亲说过，他对林彪向无好感，因此，对林彪的恶意诬陷根本就不相信。对于批判罗瑞卿，父亲是消极和抵触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检讨”此事时，他说：“对于这个斗争的严重性质一直没有理解”，坦言“实际上是在开脱罗瑞卿”。此后军队在北京开会批判罗瑞卿时，毛泽东指定邓小平等主持会议。父亲的态度仍然消极。他后来说：“我是被指定为主持者之一，但我在开始后即到西北三线去考察了，而交由彭真一人去主持，这也表明我对这个斗争是不积极、不热情的。”批判罗瑞卿，是林彪一手制造的。父亲对林彪的这一恶行，反感而厌恶。他同情罗瑞卿，却又无回天之力，到外地视察工作，是他当时唯一能够采取的回避方式。
　　批杨批罗，已使党内相当多的高级干部感到震惊和不解。但此时，他们还不知道，一场更大的更具灾难性的批判，已在酝酿和准备了，而且事发之紧之急，让人不容思索也不容回避。
　　1966年一开年，一系列事情、事件，目不暇接地连续发生了。
　　1月，林彪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大讲“突出政治”，为觊觎权力做理论准备。
　　2月，江青在林彪支持下，于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3月，该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批发全国，为借用军队力量进行“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
　　3月，罗瑞卿被撤销职务，后被投入监狱。
　　同月，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三十余万人受灾。
　　同月，毛泽东多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说如果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并说，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从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回看，恐怕任何一个人，仅从以上这一简单的时间表，就可以充分地感觉到那已经十分浓烈的火 药味道。可是，在当时，绝大多数党内领导干部，却都还没有从中品味出暴雨欲来前那满天狂风的气息。就是对一些事情不甚赞同或心存疑虑，也绝对想象不出今后事态的发展，竟然会演进到那样一种疯狂、混乱而最终无法控制的局面。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与当时几乎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一样，对于此前发生的一些事件，虽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却没有引起更高的警觉，而对于今后将要面对的局面，更没有做好足以应付的思想准备。
　　4月8日，康生打电话叫邓小平即刻回京。其时，邓小平与李富春、薄一波率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干部正在西北视察工作，一路之上，他们讨论和思索的都是如何发展西北经济和建设三线这些问题。接到电话，紧急从延安坐专机直飞北京后，邓小平才知道，彭真又出问题了。

　　事情的起因，是彭真不同意上海《文汇报》姚文元等人对吴晗进行的政治性批判。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北京市副市长，作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彭真，当然要查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北京打招呼。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背着中央，到上海向毛泽东恶意告状，说这是“查到主席头上了”，从而引发了毛泽东的怒气，决定批判彭真。
　　4月9日到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接连几天开会。康生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对彭真的批评，说彭主持所拟《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陆定一主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并指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坏人（指吴晗）。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的怒气远远不止于此。4月16日到22日，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彭真所谓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批判。
　　批判罗瑞卿，父亲不能接受。批判彭真，父亲同样不能接受。父亲与彭、罗不但在工作上相处甚密，私交亦很好。对于批判他们，父亲从内心里到行动上，都是相当抵制的。但是，这次的批判显然来势更凶，毛泽东的怒气显然已经不可遏制。在当时那种党内民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像父亲这样党的高级干部，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可能公开提出。后来，他在回忆时说：“彭真的问题本来不大。我没有附和，送了半筐橘子给彭真，表明态度。”不附和，送橘子，以当时的形势，父亲只能用这种方式表示他的态度。他说过：“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以反对。”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在京召开。会议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联在一起，批判他们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会上，林彪骇人听闻地大讲政变问题，危言耸听地说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会议通过了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提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物。《通知》还富有预示性地警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以振聋发聩的严词厉语宣告，一场旷世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
　　在完成以上一系列政治和舆论准备之后，声势浩大的、以政治批判和政治动乱为基本要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帷幕。
　　毛泽东不在北京，奉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
　　刘少奇没有想到，毛泽东所做的一切，以及他的许许多多的不满和怒气，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就事论事地针对彭、罗、陆、杨的。
　　1958年“大跃进”失败以后，特别是在60年代对“左”的冒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调整以后，毛泽东对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和他的想法不相协调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已开始不满。当然，对居于首位的刘少奇，怒气就更多。此时的毛泽东，为了维护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了防止在中国产生“修正主义”和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已作出决定，由竭尽能事表示“忠于”他的林彪，代替刘少奇作为党的接班人。这一点，刘少奇没有觉察，邓小平没有觉察，党的高级干部们也都没有觉察。
　　对于今后将要发生的各种迅雷不及掩耳的事件，对于毛泽东超越常规常理的一系列想法做法，刘少奇、邓小平和各级干部们先是未能察觉，察觉后又不能理解，这种政治上的“迟钝”，注定了他们将从一开始的“跟不上形势”，到必然地犯“错误”，到更进一步地被“革命”的狂流所淹没和击倒。
　　5月25日，也就是批判彭、罗、陆、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的授意和策划下，贴出一张大字报，攻击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这就是那张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此大字报一经贴出，整个北大即刻哗然。二姐邓楠那时在北大上学，看到大字报后，马上打电话给妈妈询问大字报的事情。妈妈当时就说：“聂元梓这个人不好，在延安时就表现不好。不过你不要对别人讲啊！”妈妈的态度，是代表爸爸的。显然，对这张突如其来的“大字报”，父亲是持反对意见的。
　　风暴既来，便无人可挡。当日，北京大学内各种意见的大字报已逾千张。北京震动了，给校领导提意见及各种形式的造反，立即像狂风一样吹遍了北京的大中学校。6月1日以后，大字报更是像雪片一样在北京的校园中纷纷飞落。一股强烈的躁动的气氛，像瘟疫一样不可抗阻地流动着，北京大中学校顿时全面陷入混乱局面。造反行动不断扩大升级，一些学校出现了批判揪斗校长、老师，甚至体罚打人现象。
　　5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姚文元等任组员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即中央文化大革命──宣告成立。此前一直在暗地里策划活动，而日后则要登台扮演重要角色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正式披挂上阵，粉墨登场。
　　毛泽东一向信奉“不破不立”基本原则，他的立意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此时的他，身在外地，遥看着北京这一番大破大乱的局势的发展，当觉甚合其意。
　　而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面对眼前这突如其来的混乱，则陷入极其为难的境地。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运动问题，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周恩来将会议决定电话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并取得同意。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联名向毛泽东正式发电报进行请示，毛泽东当夜批示：“同意这样做。”
　　正当中央一线领导忙于部署领导运动事宜时，形势发生了突然变化。6月1日，毛泽东作出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指示新华社全文播发，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并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这篇社论是由陈伯达主持连夜起草的，发表前没有报告中央。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一天之内，风云突变，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甚感惊愕。此后几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大量煽动性的社论、报道和文章，形势急转直下，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刘少奇于6月3日紧急召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局势。在大部分人一致的认识下，会议制定了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连、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污蔑人等八条规定；决定派出工作组以控制首都大专院校近于瘫痪的局面；并决定，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的快。邓小平在会上说，中央的八条传达要快，开个十万人大会，一竿子插到底。
　　会后，北京市委根据会议精神，向一些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由于有人背后支持造反运动，工作组进校后，不但未能阻止混乱的发展，事态反而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频繁开会，研究处理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毛泽东不在北京，许多重大政策定不下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于6月9日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10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两次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会上漫谈，议论内容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方方面面。会上谈到运动可能要进行半年时间，但并未对当前运动应该怎样进行提出具体意见。关于派工作组问题，毛泽东只是在议论中表示：派工作组太快了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从杭州回京后，由于周恩来要出国访问，指导运动的责任落在刘少奇、邓小平身上。从6月4日起，北京新市委仿效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经验，向部分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
　　刘少奇和邓小平想通过派工作组进校，达到保持党对运动领导的目的，同时制止混乱恢复秩序。他们对工作组的工作既支持又关心，还分别直接接见工作组人员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
　　邓小平在6月4日接见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在谈话中，针对学生批判老师“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问题，邓小平说：“如果（老师）真有学问，还要团结他们。女附中数学、物理都不错。好的学校热火朝天，名气大，有一套。如果没有好教师，也就教不出好学生。要善于分析。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打人没有？打人是没有本事的，是没理的。斗争要讲道理，批判要做好准备，事实要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有些人是真黑帮，有些不是黑帮。讲错了话都是坏人，那就没有好人了。材料不够，不要轻易开斗争会。不要搞变相肉刑，戴高帽子也不好。有些搞错了，将来赔礼都赔不完。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党的）总支中总有些好的嘛，校长、副校长总有些好的嘛。把党都搞垮了怎么行？把团搞垮了怎么行？如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倒，是胜利了吗？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嘛。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说老师都坏，我不同意。”
　　详细抄录这篇讲话，是为了说明两点。一是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思想上和原则上都不认同“造反”的理论；二是可以看出，到了这时，他对毛泽东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意图依然毫无意会，更不要说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紧跟。作为中央一线领导人，他和刘少奇一样，于不自觉之间，在运动的问题上，已经落伍，已经跟不上，已经远远脱离毛泽东的步伐了。
　　6月14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此后，他们多次开会听取运动情况汇报和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6月21日，刘、邓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问题。邓小平在会上就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提出意见。会议精神贯彻下去后，学校和社会上的混乱状况有所好转，无政府主义现象得到遏制。6月28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定一些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突如其来的运动狂潮，刘少奇、邓小平的做法，是他们所应该作出的正常的决定，也是正确的决定。他们和绝大多数干部一样，希望学校恢复正常，希望学生回去上课，希望首都恢复平静。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做法，从根本上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而且在暗处，中央文化大革命一班人马，正在鼓足了劲头，精神抖擞地策动和支持学生的造反行动。对于江青等人来说，只有动乱的局面，才是他们显示身手的大好舞台。
　　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根本上来讲，是自上而下的和人为发动的，加之林彪、江青等“文化大革命”势力利用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和天真幼稚，大行挑动和蛊惑，因此，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校以后，不但没能扭转混乱的局面，反而从一开始便遭到部分“革命群众”的激烈反对甚至轰赶。
　　由于对工作组进校的态度不同，各院校群众组织迅速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两大基本阵营。这种局面的形成，实际代表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一线中央负责人，与以林彪、江青等为首的“文化大革命”势力之间的对立的形成。
　　7月份，因事态紧急，中央于13、19、22日连续三次开会讨论工作组问题。陈伯达代表中央文化大革命，说工作组压制民主，给群众泼冷水，要求撤出工作组。刘少奇愤而驳斥，并与康生发生争执。素以沉稳著称的邓小平忍无可忍，一下子站了起来，指着陈伯达说，你们说我们怕群众，你们到前边试试！并明确表态：“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在会议上，中央一线领导和中央文化大革命，从思想到言词均已针锋相对，斗争已趋白热化。
　　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斗争更趋激烈，派性和派别组织由此产生。各大中学校均已停课，大小辩论会昼夜不断。中央文化大革命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吹造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也被迫到学校与学生对话进行说服。记得有一次，父亲到一个大学参加辩论会，回答学生质问，在场的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及江青等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成员。操场上人群拥挤，口号震天，群情激昂。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叫喊，陈伯达那没人听得懂的福建话和王力的从旁翻译，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线中央领导的那些说明和劝说，则显得那样的无奈和无力。这些参加了一辈子人民革命的老革命家，面对这样一种扭曲变形了的群众“革命造反”场面，彻底地茫然了。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是造反运动的支持者。在北京“天下大乱”的时候，他在杭州，在波光粼粼的西子湖畔，发表了与北京的一线领导截然不同的观点。6月21日，他说，文化革命是一个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他说，现在不派工作组去学校，让他们大乱一场。7月8日，他给江青写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
　　这是自运动以来，毛泽东发出的又一次“战斗”号令。
　　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汉豪迈从容地畅游长江后，回到了北京。
　　他托词休息不见闻讯赶来的刘少奇，却在当日听取了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汇报。
　　从第二天开始至23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文化大革命汇报会”。会上仍是分歧很大，中央文化大革命猛烈攻击中央一线领导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了意见。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明确指示立即撤出工作组。
　　毛泽东为工作组定了性，派工作组的刘少奇、邓小平，在此问题上，自然而然地“犯了错误”。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查性的讲话。邓小平说：“必须说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
　　“有的同志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周恩来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嘛。”刘少奇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许多其他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讲话，是检查，是承担，更是肺腑之言。
　　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我今天仍然清楚地记得，望着那空旷的主席台，万人大会堂内鸦雀无声。我们这些“保工作组派”，一边听着，一边流下了眼泪，在内心深处体会着父辈们言语之下的抵触和无奈。我也清楚地记得，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他以无人企及的巨人风采向全体与会者频频挥手致意。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为了看到毛主席，后面的人不顾一切地站到椅子上和桌子上，尽情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会议由开始时那极端的压抑和沉闷，一下子变成了欢腾的海洋。
　　此次大会后，由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此消除了阻碍，名正言顺地进入了“造反有理”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