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高潮：516使江青登上政治权争舞台

本文摘自：《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
⊙ 作者：顾保孜 钱嗣杰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导语：这本《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从历史研究者和亲历者两种视角，凭借珍贵的文字档案、独到的分析评述、精美的曝光影像，展现了“文化革命”爆发前两年及爆发后四年毛泽东的个人活动以及共和国的重大事件。这是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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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
　　1966年的钟声敲响，“文化大革命”的战车已经开始启动。历史终于转到了5月16日这一天。
　　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文化大革命”的战车已经启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彭真等领导人已无力制止。在不得不跟着搞的情形下，是否可能尽力防止以往“左”的错误，将事情做得稳妥一些，成为他们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月提纲”中讲道：“坚持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和摧毁它们。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情短时间内是不容易完全解释清楚的。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我们在斗争中，必须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进行科学研究，掌握大量的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推向前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
　　现在看，这个“提纲”已经很“左”；但在当时，它是以“防‘左’”的形式出现的。
　　1966年1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把《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批转全国，作为指导文艺工作和文艺路线的方针。并成立了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领导小组，负责当前的文化批判工作。
　　在此之前，毛泽东对彭真、陆定一和周扬的不满早已溢于言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事态的发展也感到了危机，但他们都无法改变现实。“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央领导机构还在正常工作，乌云压顶也好，流言蜚语也好，毕竟国家机器还在正常运转之中，每一个高层领导必须保持这样的运转。中央领导层按部就班进行展文化领域的批评，就像当年搞“四清”那样，层层级级地展开，最初只是限制在学术领域内进行。
　　毛泽东是要搞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的斗争；隔靴搔痒，改头换面或者偷换概念，都是他所不能容忍的。
　　早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曾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样的提纲与这样的五人小组，毛泽东内心不会接受。
　　1966年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带着《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专程飞往武汉，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元旦过后就由杭州“移师”来到武汉，他还是在老地方──东湖边的梅岭一号住下了。
　　此次汇报的主要内容就是后来出台的“二月提纲”。
　　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不满，而是与专程前来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等谈笑风生。大家都被搞得很开心，个个松下了一口气，以为大功告成，毛主席应允，可以将大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
　　孰知，天有不测风云。仅仅一个月后，毛泽东在杭州就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5月，更挖出了“彭罗陆杨定时炸弹”。
　　毛泽东对“二月提纲”甚为恼火。他批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又一次拿起阶级斗争这个理论武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在什么时候和无产阶级讲过‘人人平等’？什么‘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
　　毫无疑问，彭真和陆定一由此加快了进入反党集团名单的速度。
　　在上海的江青比较早地看到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的事情尚未结束，江青、林彪等人似乎已预见到这份文件的结局。如果“二月提纲”被否定了，必定要有一个纲领性文件取而代之。
　　毕竟，江青与毛泽东很近，跟得也很紧，她摸准了毛泽东的脉搏和政治需求。她要从《海瑞罢官》，也即是“骂皇帝”这个问题上打开缺口。
　　江青决定搞一个东西与“二月提纲”抗衡！
　　于是，1966年1月21日，丙午年正月初一，也就是在《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批转全国的前两天，江青专程从上海赶往苏州，向林彪夫妇拜年。
　　而林彪前两个月在上海整罗瑞卿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大出风头，不仅成功地扳倒了与自己作对的“搭档”，而且让自己在众人面前树立了权威。江青对于这位得到毛泽东好感、处于直线上升中的人物，格外注意搞好关系。他们只有相互勾结才能达到彼此的政治需要。林彪夫妇对江青这样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丝毫没有怠慢，而是察言观色，有求必应。
　　通过这次“拜年”，江青和林彪一拍即合，两股绳拧在了一起。
　　就在江青离开苏州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志坚中将的住宅响起了来自苏州“林办”的电话，叶群向他转达了林彪的一段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这一段话也是江青最为需要的。
　　1966年2月，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里，江青召开了特殊的座谈会，与会者包括她自己在内总共不过五个人。
　　这是一次十分罕见的“座谈会”，会上只有江青一人谈，其余的人不过是用耳朵听。“座谈会”果真如江青所言，“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据刘志坚回忆，总共看了三十多部电影和三场戏。看什么电影，都由江青指定。江青到场看了十三次电影。张春桥有时也来看。“大秀才”陈伯达来到上海，他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电影、看戏，一边随时说一些意见，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这个小小的座谈会，产生了后来的著名文件──《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从会后整理的《纪要》看，座谈会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的巨大成就，诬蔑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是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后来经过两位“大秀才”捉刀，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内容从最初的三千多字增至一万余字。
　　江青把《纪要》送呈毛泽东审阅。正为彭真送来的“二月提纲”大为恼火的毛泽东，感到这个《纪要》十分对口味。他亲自做了十一处改动。既然毛主席“觉得可以了”，《纪要》也就可以定稿了。这时，标题上又添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面所加六字，极为重要，使江青“出师有名”、“名正言顺”。
　　4月1日，彭真把《纪要》、中共中央批语以传文形式，直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人。未送刘少奇。因为自3月26日至4月19日，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毛泽东在4月1日当天，便在杭州写下批示：“已阅。”
　　4月10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对于江青来说，4月10日是她“历史性”的日子，标志性地显示了她的崛起。
　　这个《纪要》提出的严重的政治责难已经不再仅仅针对文艺界领导人，而是扩大到了包括彭真在内的一些北京市和中央领导人。“二月提纲”受到批判，意味着彭真、陆定一的倒台已成定局。
　　有了毛泽东的批示，林彪、江青便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包括吴晗在内的“三家村”，批判对象指向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他们还盗用工农兵的名义，声嘶力竭地叫嚷要揪出“三家村”的“后台”。
　　这是在毛泽东在同意或默许的背景下进行的。毛在3月中旬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指出：“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要坚决批判。”
　　毛泽东又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组都要解散。毛泽东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毛泽东谈话后，中央书记处于4月份停止彭真工作。自然，吴晗所受的迫害也升级了。
　　1966年4月，关锋、戚本禹两篇被中宣部拒绝刊载的文章得见“天日”，一篇是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另一篇是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两篇文章比起姚文元更明目张胆、阴险毒辣，为吴晗定下了莫须有的罪名。其实，揪住吴晗不放的真正意图在于，通过批判吴晗，揭出“三家村”，通过“三家村”，揭出“彭罗陆杨”，再通过“彭罗陆杨”，揭出“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吴晗平白无故地遭受打击迫害，成了“文化大革命”开场祭旗的牺牲品。
　　接下来的日子，中央高层火 药味一天比一天浓烈，领导人的神经一天比一天紧张。不断变化的政治动态，使人每一天都能呼吸到弥漫着躁动狂热的空气。
　　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几乎是同一时间，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们根据毛泽东提议聚会于上海锦江饭店，完成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份重磅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出笼了。
　　起草小组完成一稿，当即由张春桥派人送往杭州，直递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修改。改毕，再派人直送张春桥。此时张春桥也成了显要人物，“接力棒”的传递也有他手把手的功劳。会议还没有正式开始，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的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再加上《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
　　彭真知道事态严重，“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了北京市委。他一抵达杭州，就要求同毛泽东见面谈话，想当面说清一些事情，消除误会。但毛泽东没有见他。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按照《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社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4月19日，刘少奇和陈毅出访完三国回到云南，第二天即被通知赶往杭州参加会议。他们无法想象，不到一个月，“文化大革命”真的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走进会场，他们就闻到了浓烈的“火 药味”──关于彭真的材料摊在每个人手里。
　　4月24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闭幕，这一天基本通过了《通知》草稿，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5月1日，云密风紧，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北京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彭真的身影在天安门城楼上消失了。他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个沉船的中央领导人。
　　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共七十六人，江青居然也出现在这样的中共高层核心会议上──而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但毛泽东暂时没有回到北京，他已经从武汉东湖宾馆移居到了杭州西子湖畔的汪庄。故而没有到北京的会场上露面。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半个月前才从国外访问归来的他，对于急剧变化着的中国政局有点儿茫然。他万没有想到离开北京这段时间中央出了两件大事：揪出了彭、罗、陆、杨，他们都曾经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成立了“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全班人马都是极“左”路线下的新秀。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布置成了会议室。5月4日时钟敲响十点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已到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也已在主席台坐定。
　　刘少奇宣布开会。他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法。接着，总书记邓小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最近几天的日程安排做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通知》。但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于是会议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从5月5日至7日，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一共开了五次，分别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其中数康生的言论最为耸人听闻。他从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八个钟头。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难辨。他嘶哑着嗓音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要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那么“五一六通知”究竟写了哪些关键的话呢？以下两段很具有代表性：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两段话成了“五一六通知”的点睛之笔，给每个与会人员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值得玩味的是，久病出山的林彪以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学生的姿态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个专谈“中外政变、武装夺权”的“精彩”演讲。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 药的味道。
　　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伺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
　　林彪讲杀人，讲镇压，你死我活，血流成河，讲得与会者毛骨悚然，还没等听讲的人明白过来，林彪话锋一转，开始大肆颂扬毛泽东：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一百多岁。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这几次座谈会，刘少奇都没有参加。他的思路与“文化大革命”还是脱轨的。
　　接下来，会议转入分组讨论《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在4月14日至30日的十七天中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摩它的含义。各个小组报来的结果，已是众口一词，一片拥护声。
　　5月16日上午十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正式通过《通知》。
　　因为是在5月16日通过的，也就被人们称为“五一六通知”。历史学家也把1966年5月16日定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之日。
　　彭真、陆定一成了会议攻击的主要目标。彭真被撤销了职务。他，加上已经遭到批判的罗瑞卿，还有为所谓“窃听器事件”蒙冤的杨尚昆，变成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遭到无情的口诛笔伐。
　　“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组长，要陈伯达“组阁”。
　　陈伯达知道“第一夫人”的分量，便跟江青商议名单，决定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加以增删。原起草小组除陈伯达组长外，组员共十人：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不久陈亚丁换成了谢镗忠，因为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而谢镗忠是部长。在组员之中，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张春桥提为副组长，吴冷西被删去。
　　此外，增加王任重（时为湖北省委书记）、刘志坚为副组长。
　　江青的目光仔仔细细扫视著名单，发觉少了一员重要的大将，于是姚文元的名字被补充了进来。
　　5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共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外通知。四个大区的成员，增补如下：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
　　这四人工作仍在原单位，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前来北京，参与“中央文化大革命”一些文件的起草。
　　1966年8月2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全文只一句话：“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代替了“五人小组”，“五一六通知”代替了“二月提纲”。江青不仅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小组”，而且当上了第一副组长，压抑了几十年的她从此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露峥嵘。
　　她再度成为活跃的“演员”，只是她这一次登上的是更高权势的中国政治舞台。
　　《通知》的下达，意味着这场酝酿已久的暴风雨，终于在5月鲜花盛开的季节里，朝着人们劈头盖脸无情地打了下来。
　　随后，北京城中如急风暴雨来袭。十年动乱爆发……
　　5月17日夜，邓拓自杀；
　　5月23日，田家英自杀；
　　5月25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学生食堂的东墙上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首先揭起“红卫兵”之旗，声称“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
　　5月31日，陈伯达带领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6月1日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泽东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说“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说“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人民日报》将“文化大革命”之火燃得更旺了。
　　随之，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从此，全国高校陷于混乱，一发而不可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