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上井冈山：毛泽东为何要整顿军队高层

本文摘自：《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
⊙ 作者：顾保孜 钱嗣杰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导语：这本《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从历史研究者和亲历者两种视角，凭借珍贵的文字档案、独到的分析评述、精美的曝光影像，展现了“文化革命”爆发前两年及爆发后四年毛泽东的个人活动以及共和国的重大事件。这是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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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
　　毛泽东在长沙住了不到一个月，5月中旬，出席越南胡志明主席请求中国援越抗美的外事活动后，他忽然提出了顺道重上革命摇篮井冈山，亲自看看老区人民的愿望。
　　这个消息让大家太感意外──毛主席真的要重上井冈山了！
　　新中国成立后，他日理万机，一直无法重来故地。而这次，他是有暇情来当“徐霞客”的么？
　　毛泽东此次离京，表面是离开了政治中心，可他无心来游山玩水。很多时间，他都在思考问题，他在思索采用什么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整风社教在毛泽东眼里都失败了，那么只能发动一个符合他的愿望的群众运动，自下向上揭露党的黑暗面，打倒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变修蜕化的变质分子……一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毛泽东，似乎看到了让党保持永不变色的希望。
　　重上井冈山，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毛泽东寻找当年的记忆与斗志的努力──犹记烽火，更难忘烽火。井冈山成全了毛泽东的斗志，也铸就了毛泽东的意志。这片土地曾是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的起点，如今又将成为他捍卫红色政权永不改色的新的起点。他要在和平年代里迎接暴风骤雨的到来，一场看不见烽火的战斗即将拉开序幕……
　　这年毛泽东七十二岁，阔别井冈山三十六年。三十六载春秋，正好是他人生岁月的一半时光。
　　从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到1929年2月与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入江西、福建作战，毛泽东在井冈山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他由此带领共产党的第一支军队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艰难曲折，但无论环境怎样艰险，他始终没有放弃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念。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都遭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打击与挫折；为革命，他还先后失去了六位至亲最爱。伤痕累累的他，抱着坚定的信念，直到迎来全国的解放。
　　井冈山，在毛泽东心里决然不是一个地理名称──那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融进他生命中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
　　5月19日，江西省委并井冈山管理局接到了汪东兴打来的电话，通知他们准备22日接待毛泽东上山。这可是国字第一号接待任务，大家马上行动起来，尽快做好宾馆附近的安全保卫和环境卫生工作。同时决定，暂不对外公开毛泽东秘密上山的消息。
　　5月21日上午，毛泽东离开湖南省委第九招待所三号楼，当晚到了与江西交界的茶陵县。为了保证安全，茶陵县委决定不让毛泽东出县委大院，就住在县委办公室。大家七手八脚在办公室里临时架设了一张酷似中南海毛泽东住地的大木床。因为是临时住一晚，跟随左右的汪东兴就决定不再卸载装书的樟木箱。谁知，手不释卷的毛泽东不管临时不临时，一住下就伸手找书看。县委书记灵机一动，马上找来一本《茶陵州志》。茶陵因始于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而得名，酷爱读史的毛泽东躺在县委办公室的临时大床上阅读《茶陵州志》，一直读到凌晨三点才睡去。
　　第二天，车队进入了井冈山区域，第一站便是永新县。对于这个地名，毛泽东内心有着独特的感受。这里是贺子珍的故乡，贺子珍也是毛泽东走进武装革命生涯的第一个陪伴者，两人相携走过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为艰难的十年岁月，这位坚强且倔强的革命女性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遗憾的是，个性刚强的他们都很倔强，最终分手，一段色彩斑斓的战地爱情最后以断肠人在天涯的结局而落幕。
　　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和副省长王卓超早已在永新迎候，毛泽东没有在永新住下，而是接着前往宁冈县茅坪。井冈山斗争时期，湘赣边界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红军后勤机关曾设立于茅坪，它成为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指挥中心。这里的谢氏慎公祠和八角楼是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纪念地。1927年10月至1929年2月，毛泽东曾居住这里，在八角楼的油灯下，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宁冈调查》、《永新调查》等著作，总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从农村包围城市”等著名论点，为中国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
　　前头开道的汽车来到茅坪，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都下了车。钱嗣杰背着相机坐在前面的车上。他一见有人下车也紧随其后下来，和大家一样，他认为这个地点对于毛泽东很重要，老人家一定会下车看看的。可是大家猜错了，车子开到这里，毛泽东却对开车的司机摆摆手，示意他不再下车。开车的师傅很善解人意，他想毛泽东不下车并不意味不想看看。他没有马上将汽车开走，而是开着车在八角楼前的地坪上徐徐兜了个大圈。毛泽东撩开窗帘，目光专注，浏览了没有任何改变的谢氏慎公祠和八角楼，随后车子乘势掉了个头，直奔通往黄洋界的盘山公路。
　　已经下车的警卫人员见此情景，赶紧登车，钱嗣杰也没有拍上照片，跟车继续前行。大家纷纷猜测：主席是不是要保存体力，登上更高的地方？
　　下一个要去的地方便是距茨坪西北面十七公里，海拔一千三百四十三米的黄洋界。
　　车队穿越崇山峻岭，平稳且快速地驶向黄洋界山顶。
　　井冈山党委和管理局的领导已赶在毛泽东到达之前在黄洋界迎接。
　　虽然毛泽东已经七十二岁，但身体很好，步履矫健。工作人员为了毛泽东登山省劲，在北京就为他准备了一根竹拐杖。毛泽东下车与井冈山领导同志握手后，工作人员赶紧将拐杖递给他，他就这样手持竹拐杖，大步走向山顶，站在高处，极目远眺。
　　由此放眼望去，只见峰峦叠嶂，地势险峻，真是气象万千。
　　钱嗣杰已经选好了拍摄的位置，站在毛泽东身边按下了快门。
　　很长时间，毛泽东才从远处收回目光，转身走到当年曾经烽火弥漫的哨口。这处遗址经过三十六年的风风雨雨，依然保存十分完好；那门令“黄洋界上炮声隆”的大炮也忠于职守，静静地矗立在哨口上。
　　毛泽东带着岁月的记忆与深情，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大炮的炮身。他像看望一位久违的老战友，将内心的倾诉都放在了手指的移动上。安静的大炮与沉默的毛泽东一起感受着并没有走远的烽火岁月。
　　毛泽东又来到一座木制纪念碑前，碑南面是朱德题写的“黄洋界纪念碑”五个大字，北面则是印刷体毛泽东词作《西江月·井冈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仰视着碑文，充满激情地读了起来：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昂扬的词章，更令毛泽东心潮澎湃。他向大家聊及往事：“1928年8月30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趁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这门大炮是南昌起义军带上井冈山的，至于黄洋界上的三发炮弹，人们都说前两发受潮，第三发没有受潮，所以‘炮声隆’。其实第三发也受潮了，只是打前两发时，使炮筒加热，为打响第三发提供了条件。从这点说，前两发的功劳不能抹杀哟！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
　　大家听后由衷地折服，觉得毛主席真的很伟大，什么事情经过他一讲述，就鲜活了、生动了，道理不仅深刻而且通俗易懂。
　　井冈山党委领导见毛泽东谈兴正浓，便将随身带来的黄洋界讲解词呈给他审阅。
　　毛泽东看到其中有首当年红军新编的《空山计》唱词，禁不住笑了起来。
　　这段唱词勾起了毛泽东一段埋藏记忆深处的回忆。

　　那是1928年夏天，毛泽东率领三十一团（秋收起义部队与南昌起义部队会师后改称三十一团）在永新西乡塘边一带坚持游击斗争。一天，毛泽东带着贺子珍和十八名红军战士来到塘边村搞调查。大家分散之后，只有贺子珍等几人留下在毛泽东身边做警卫工作。突然，村外枪声骤起。一位赤卫队员急促跑来报告，地主保安队打来了，领头的还大喊大叫：“蒋委员长悬赏五万大洋，抓住毛泽东有重赏！”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贺子珍异常焦急，她紧握手 枪，不断督促毛泽东赶快离开这里。毛泽东却不慌不忙，神情自若地抽着烟。他环视四周后，对村干部下达命令：“通知群众，马上撤出村子，都到山上去！”不一会儿，村里人去屋空，静得可怕。
　　敌人进村见状，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靠放空枪壮胆。
　　乡亲们按照毛泽东的安排，在山上搞得锣鼓喧天，冲杀声响成一片。立时，敌人惊恐万状，急喊：“空城计，空城计，中了毛泽东的空城计，快跑啊！”毛泽东和乡亲们居高临下，目睹着敌人一哄而散、弃甲逃命的狼狈相，不由得欢呼跳跃起来。
　　塘边村的乡亲们称赞毛委员急中生智，料事如神，胜敌有方。
　　事后，红军按照京剧的二六板新编了《空山计》唱词，将诸葛亮的“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的唱词改为了“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而毛泽东正好是一个京剧迷，而且偏爱《空城计》，非常喜欢节奏较快的二六板。很快新编《空城计》就在红军里传唱开来了。
　　毛泽东望着讲解词，情不自禁哼出了声：“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
　　大家被毛泽东这一举动逗得直乐，真想不到毛泽东还会有板有眼地唱京剧。
　　毛泽东唱罢，意味深长地说：“看来井冈山时期就开始了京剧改革啰，旧瓶装新酒，用革命斗争内容，便成了革命戏曲了。实践证明，只有广大群众听得懂，京剧才有生命力。”
　　毛泽东此时提京剧改革，大家并没有想得太多，也没有意识到他内心最大的忧虑何在，更不可能想象以后“文化大革命”岁月里“一花独放”，只剩下了“旧瓶装新酒”的革命现代京剧。
　　就在此时，钱嗣杰将张平化夫妇与毛泽东拉入一个镜头，为他们在黄洋界纪念碑前拍了张照片。张平化是这一行人中间唯一的井冈山老战士，他全家有七口人为革命献身。
　　山区太阳西沉早，等拍完照片，天色渐暗，大家请毛泽东登车，准备前去茨坪。当晚要在茨坪的井冈山宾馆住下。
　　司机师傅去开车，却不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毛泽东乘坐的吉姆车竟然发动不起来，“突突”响几下就熄火，再发动，依然如此，发动了几次，都告失败。这一下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很紧张。毛泽东是中国第一号人物，他的外出，安全必须万无一失、毫发未损，就连有惊无险的事情也不允许发生。大家在北京谁见过一号车会有发动不起来的时候？在场的领导吓得脸变了色，司机更是一头大汗。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于是赶紧查找原因。后来发现，原来是水箱缺水，只要加一些水就没问题了，大家这才稍微放下了心。可是环顾四周，山上并没有水源，这水从哪儿来呢？
　　陪同的领导建议毛主席坐另一辆汽车下山。但汪东兴了解毛泽东外出的习惯──不换车。只要坐上这辆车，无论是火车还是汽车，也无论是坦途还是坎坷，一路就坐这辆车。他估计毛泽东不会同意。
　　果然，当汪东兴将大家的想法一说，毛泽东连连摇头说：“不要换车，这位司机很好，车也很好，我不赞成换。”他走到司机跟前安慰说：“不要着急，水箱开锅不要紧，加点冷水就好了。我带的有水，是准备路上喝的，你就把我喝的水先给汽车喝吧！”
　　毛泽东用这样风趣的方式拒绝换车，大家都禁不住想笑，也就不再坚持。司机没有更好的办法搞到水，便恭敬不如从命，将毛泽东带的凉开水全部倒进了汽车的水箱。再次发动，车子果然“突突突……”地轰鸣了起来。
　　终于，在太阳落山前，十多辆车组成的车队依次下了黄洋界，安全护送毛泽东抵达茨坪，住进了井冈山宾馆一一五号房间，这一住就是八天。
　　宾馆为毛泽东准备了不少好菜，但汪东兴一再叮嘱：“主席吃得很简单，他不准铺张。”于是，每餐只是四小碟菜，外加一小碗汤。毛泽东吃的是家常便饭，尤其是辣椒、青菜不能少，他还喜欢吃泥鳅、小鲫鱼。敬老院有一位革命老人，知道主席爱吃小竹笋，特地拔了一点儿送来，毛泽东吃得津津有味，高兴地说：“很久没有吃过小竹笋了。小竹笋味道好，我有这个菜就行了。”
　　井冈山宾馆坐落位置比较高，楼顶上能环视三平方公里的茨坪镇。有时，毛泽东就到宾馆楼上眺望四周，他看见镇子上有了高楼，有了笔直的马路，路旁绿树成荫。老百姓过去住的泥土墙屋也变成了砖瓦建筑，一排排整齐有序地列在路边。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他对汪东兴说：“今天的井冈山与当年大不一样了。那时敌人前堵后追，我们靠两条腿拼命走，从文家市奔上井冈山，一千里路走了半个多月。此次我们坐汽车，两天就到了，还是机械化好啊。”
　　毛泽东实现了“千里来寻故地”的心愿，情绪一直处于亢奋之中，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让他感到高兴，思忆感悟与性情灵感如泉水一般涌现，冲击着毛泽东诗人的心灵。他打开了诗意澎湃的心扉，让所有的感受与情绪奔向天宇，化为字里行间的心灵见证。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炮火纷飞的征战岁月里写过不少诗作，他经历的战争、动荡、困苦与坎坷是做诗灵感的源泉，更是他心灵活动的真实记录。
　　这一次，相隔了三十六年，毛泽东再次寻找逝去的革命岁月，“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他觉得往事并不如烟，当年的一幕幕依然令他心潮难平。
　　毛泽东不由诗兴再起，“久有凌云志”──一首词就这么以铿锵有力的五个大字开了头……
　　5月25日，毛泽东上井冈山的第三天，一气呵成写下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词作写就不久，正巧汪东兴递送文件走进毛泽东房间。他看到主席正在对初稿进行推敲，于是忍不住问道：“主席，这首词发不发表？”
　　毛泽东虽然诗兴甚浓，但明确回答：“再放一放。”并不急于发表。
　　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放一放”，就是十一年！这首词从1965年5月写成初稿到1976年元旦才正式对外发表。这期间，毛泽东对初稿又做过几处修改。
　　他不只是浪漫的诗人，也是一个改造社会和自然的政治家。
　　是啊，写诗和建设毕竟是两回事情。
　　今天再看毛泽东当年所作的这两首词，我们会发现，它们所蕴含的已不是单纯的对历历往事的怀念和岁月如梭的感慨，而是包含了一种要迎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候的准备。毛泽东用超前的战斗的眼光来看待这次重上井冈山，通过怀念革命事业的历程，赞扬了井冈山革命精神与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他是带着“凌云志”重来故地的。而这个“凌云志”在他胸中已经酝酿多时，他一定要将其付诸实际……
　　一次，他曾深有感触、不无忧虑地说：“我这次重上井冈山，真是弹指一挥间。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会不会因为我们队伍里滋长特权思想而改变颜色呢？我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你们看，苏联党内特权、官僚集团占据了国家要害部门，捞取大量政治、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这种危险啊！官僚主义作风反过多次，仍然存在，甚至还很严重。你们比我知道得多，但报喜不报忧。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导致干部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担心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所以我强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不能从我们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掉。”嘑
　　决不能在我们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看到井冈山革命精神的失落！这是毛泽东内心深处真正的隐忧。

　　毛泽东在诗兴盎然与忧患深沉中，思路沿着当年的历史与今天的现实交叉前行着。上山后的几天里，他对往事一一回忆，对现实一一点评，让历史照进现实。特别是对苏联变修、中国也在变修的担忧，他谈得最多。此前，人们都感到苏共出修正主义这样的事情离中共很远，但经过毛泽东如此尖锐指出并透彻分析后，才觉得是那么一回事。有人当时就慷慨激昂地表态：“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对大家的表态不以为然，他认为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啊……”嘒
　　那么如何防修反修呢？毛泽东深思熟虑后终于说出了他的“良方”──“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在座的人眼睛一亮，频频点头。
　　所谓是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指的是什么呢？
　　有人回答：“艰苦奋斗。”
　　毛泽东对这答案显然不满意，他让大家从制度方面去想。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这个答案毛泽东满意了，但在解释这个观点时，他强调了大家平时很少注意的方面──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毛泽东认为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现在掌权的共产党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方面，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
　　关于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定论，毛泽东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才形成的。他认为这些人官做大了，政治思想开始变了，同修正主义越来越近了。他将自己与刘少奇的严重分歧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原则问题、路线问题。他认定刘少奇就是中国修正主义的代表。另一方面，他正在寻找一个新的方法，力图解决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是他下定决心发动群众同他一道“反修防修”的一次思考之旅，更是一次探索的破题之旅。
　　5月28日下午，毛泽东找汪东兴做出部署：“明天我们要下山了，做些准备，我要会见老红军、井冈山干部和群众，同他们合影。”于是，汪东兴与管理局同志商量，做了如下安排：先接见老红军、老赤卫队队员和党政军中层以上干部及宁冈县委成员，同他们合影留念；后接见工人、农民和居民，分几批照相。要求大家见到主席后，不要抢着去同主席握手，只恭立鼓掌。
　　5月29日下午，井冈山广播站正在反复播送着一条大会通知：“全山革命同志请注意！全山革命同志请注意！今天下午四点钟在茨坪宾馆门前召开广播大会，请相互转告。”就这样，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钱嗣杰背着两部相机来到宾馆餐厅前，发现餐厅门前已被数十名老赤卫队队员、暴动队队员、烈士遗孀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
　　还有两千多名其他干部、职工及农民也在茨坪镇的公路两旁等候着。
　　不一会儿，毛泽东健步走出宾馆，带着那人们熟悉的笑容。
　　“毛主席来了！”所有的人在那一瞬间都愣住了。
　　毛主席真的来看大家了！人们反应过来后便使劲地鼓掌。
　　毛泽东来到大家面前，等待多时的老人们，此时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激动得都忘记了说话。毛泽东不紧不慢地上前，依次握住了当年给红军雪中送炭的那一双双粗糙的手。
　　来到革命烈士袁文才的发妻谢梅香跟前，井冈山管理局局长还未及介绍，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故人。他紧握着谢梅香的手，唤一声：“袁嫂子……”
　　还是三十八年前在井冈山大仓村第一次见面的称呼啊！谢梅香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整整三十八年了，天翻地覆，毛委员成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还是这样亲切地称呼自己。谢梅香只顾抹泪，呆呆地仰望着毛泽东，很久才喊了一声：“毛主席……你真的回来了？！”毛泽东轻轻地点了点头，嘱咐袁嫂子保重身体。这感人的一幕被在一边的钱嗣杰定格了下来。
　　与大家握手之后，管理局的同志请毛泽东站在前排中央，井冈山各级领导站在两边，井冈山新老同志、烈士遗孀同他一起合影留念。
　　随后，毛泽东又在宾馆门前分别与四批干部、群众代表合影；合完影，他又走向公路，挥手接见道路两旁的乡亲们……霎时间，“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万山呼应。
　　此时的钱嗣杰也是激动不已，连连按动手中的快门。
　　人们簇拥着毛泽东一步步走近轿车。此时，毛泽东情绪难平，对乡亲们难以割舍。他在沙石路上走得很慢，频频地向两旁的群众招呼。因为有警卫人员阻拦，大家在距离毛泽东十多米的地方停了下来。毛泽东走近汽车，没有马上上车，而是微笑地站住了。他扭过头，再次向为他送行的井冈山人致意。大家见状，激情四溢，还是拼命地鼓掌，有的禁不住扯开嗓子高喊：“再见了，敬爱的毛主席！”
　　毛泽东转过身，望了望脚下这片深情的土地，然后踏上汽车。他坐稳后，摇下车窗，就此离开。
　　轿车在人们依依不舍的目光中徐徐向前行驶，汽车转弯，从人们的视线里最终消失。许多人依旧不肯离去，他们跑向更高的地方，望着远方的公路，希望能再送主席一程。
　　这次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钱嗣杰为毛泽东照了一百多幅照片。从照片上能感到，毛泽东上井冈山后的心情一直很兴奋。
　　离开井冈山宾馆前，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临别，毛泽东生活管理员提前与宾馆结清住宿、用餐账款。按以往规定，毛泽东的伙食标准，除按定量交全国粮票外，每天伙食费交两块五毛，七天合计十七块五毛。但是宾馆会计坚决不肯收，他说：“三十八年前，毛委员在井冈山吃红米饭、南瓜汤，为穷人打天下，如今他老人家故地重游，是对我们井冈山人民的最大关怀。我们没有拿出好东西来招待毛主席，连酒都未喝一次，仅仅严格按你们的规定为他做点普通饭菜，才十几块钱，叫我们怎么忍心收下？”生活管理员解释道：“你说得在理，但主席有严格的规定，这是纪律，我必须遵守。”会计还是摇头不肯收。管理员又解释道：“毛主席最反对搞特殊化，认为‘吃饭给钱，天经地义’。”他并举例说明，“前几年主席身边的个别工作人员随他外出巡视时，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东西，后来我们院内整风，对这位工作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主席知道这事后非常气愤，不顾这人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仍果断决定将其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随后主席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近两万元，派人到各地一一退赔并道歉，以挽回造成的不良影响。你说，我能不交清钱、粮票离开井冈山吗？”会计听了这番话，不能再说些什么，他随后开出了编号为0006484的发票。

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做出了一件重大决策──撤销军衔制。军人不分职务高低，由此统一着装。毛泽东希望在军队中率先取消等级制度。
　　1965年5月31日清晨六时，毛泽东的专列正点从江西省会南昌发车，经向塘、鹰潭、上饶，一路呼啸向杭州进发。江西和浙江两省公安厅早已在所辖地段做了秘密警卫安排，在万无一失的一级警卫中，专列相继停靠鹰潭、上饶加水，毛泽东在这两站都下了车。他在站台上背着两只手，缓缓散步。此时，他的目光里带着一层忧虑。
　　从井冈山归来的他对国内外斗争形势和党内存在的问题的估计已十分严重。毛泽东在思考，是否可将反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作为国内工作下一步目标。
　　6月1日，怀着深深的思虑，毛泽东来到浙江省会杭州。和以前一样，他下榻在杭州西湖边一个叫做汪庄的园林宾馆。
　　这天，中国军队取消了十年之久的军衔制，无论官职大小，着装都改为一样，任何军衔、资历的标志都从军装上消失。

　　杭州的6月，杨柳依依，暖风习习，随处可见江南美色的飘逸与清秀。它与井冈山的巍峨刚毅，有着截然不同的自然风格。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是各自不同的风采与情愫。
　　1965年，中国周边环境出现了日趋严重的局势，战争似乎一触即发。毛泽东不得不为此消耗极大精力去认真应对。1965年2月，美国开始大规模轰炸与中国西南接壤的越南北方。3月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南方岘港登陆。美军在越人数短短数月之后已达二十二万（1966年达三十八万，1967年达四十二万，1968年高达五十二万）。“特种战争”就这样变为了“局部战争”。
　　美国在越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并派遣大量军队直接参战，自然对中国南方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此时与中国东北接壤的苏联召开了苏共三月会议，使得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西南方向的中印边界地区也出现一些不稳定的迹象。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危险，保证国家安全，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反复商议对策。4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他审阅同意的《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毛泽东在1965年大部分时间里，谈得最多的第一是防修反修，第二就是备战备荒。4月28日、29日，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计划。毛泽东在同他们谈话时指出：“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
　　这次谈话，毛泽东对取消军衔制，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表达了明确的态度。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去了。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看来，历史上我军简单明快的军装在毛泽东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好感。其中蕴含的深层含义，还是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军从成立的第一天，严格地说从三湾改编起，一直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建军原则是毛泽东毕生强调的。他历来将“钢铁长城”看得非常重要。与刘少奇在政治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后，他不愿国家主席直接控制军队；但是按照国际军衔制的要求，国防部长又属于国家主席直接领导之下。怎么办呢？只有取消军衔制度，如此才能保证毛泽东对军队的指挥和控制。
　　军队着装上官兵一致的作风又回来了。就像井冈山时期那样，领导干部只是在“军事指挥上有话语权”，没有其他特权，亦官亦民，官兵一致，自觉接受类似“士兵委员会”组织的群众监督。
　　毛泽东被崇高的理想所激励，又对党内、军内某些现象忧虑。
　　井冈山的革命精神能不能够在全军全党重新焕发出“过去战争时期那股劲，那股革命热情，那股拼命精神”？能不能团结一心严阵以待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党我国的挑战？党内军内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今天地位不同了，能真心拥护取消军衔制，自觉放弃各种政治特权吗？
　　毛泽东到达杭州后，用了较多的时间了解取消军衔后各界的反应。结果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老红军、老八路纷纷表示拥护，大报小报也是一概称赞此举英明。
　　他在杭州还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几乎一两天就是一个会。
　　196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有上海、安徽、福建、山东等省市的书记及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参加的联席会议。过去他召开会议，一般区分很清楚，要不都是地方大员参加，要不就专门召集军队领导开会，很少党政军混合一起开会。这次他特别邀请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政委肖望东参加，一是想就此听听南京军区对军衔制取消后的各种反应，二是他觉得有必要向地方党政军吹吹风，让大家体味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6月15日中午，周恩来也抵达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他和陈毅准备前往阿尔及利亚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之事。亚非会议是当时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反对世界霸权的重要国际性会议，毛泽东一直极为关注。他叮嘱周恩来：“对这次亚非会议，我们要做好两种准备：一个是如期召开，当然很好；一个是会议被霸权国家破坏，开不成。”
　　果然，毛泽东的顾虑不是空穴来风。由于美国实行全面遏制，加之开会前十天主办国阿尔及利亚突然发生政变，第二次亚非会议被无限地延期了。
　　周恩来汇报工作的当天下午至次日凌晨，毛泽东在汪庄听取了余秋里等人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相关事宜的汇报，周恩来、彭真、李先念、陈毅、罗瑞卿等人参加了会议。
　　第三个五年计划是经济工作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对此很是关心。他对这个计划的某些指标非常敏感，和大跃进那几年相比，毛泽东理性了许多。比如，他就不赞同三线建设项目搞大投入，认为三线建设要压缩，要从四五百亿压到三百多个亿；而且三线建设战线不要拉得太长，项目不要搞得那么多。建设就像打仗，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内地建设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慢一点儿，慢一点儿能达到。
　　余秋里汇报：“1970年粮食搞到四千八百亿斤。”对计划中提出的粮食指标，毛泽东表示怀疑：“粮食四千八百亿斤能达到吗？订计划要留有余地。”和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动不动就是万斤高产田相比，毛泽东已经不再为粮食产量高指标热血澎湃。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在他脑海里打下深深的烙印。
　　毛泽东告诉余秋里：“工业布局不能太分散了。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钢的产量能达到一千万吨就可以了。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这是个原则问题。总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
　　毛泽东说着说着，话题又转到了井冈山上。
　　“订计划第一是老百姓，是我党我军的一贯宗旨。上个月我去了井冈山，井冈山精神说到底，第一还是老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不是半心半意，假心假意。这是我党我军的宗旨，是井冈山精神的宗旨，也应该成为我们订一切计划的宗旨。”
　　毛泽东不满意一些计划指标，一直在批评大家，搞得与会人员都有些紧张。大家谁也不说话，气氛很压抑。
　　毛泽东感觉到了这一点，为了缓和气氛，便转换话头，说了一个题外话：“1927年冬在井冈山，我们没有吃的，吃点儿野菇子明确规定不能采大的，要把大的留给群众。1961年我上庐山开中央工作会议，那里小菇子我很喜欢吃，厨师可能觉得稍微大一点儿的菇子有营养，给我换了换，我说，我还是吃小的，为什么？小菇子有特殊记忆嘛。”
　　大家不由得笑了，刚才挨毛泽东批评的紧张空气缓和了许多。但细心一想，毛泽东的题外话，还是涉及国家制定计划经济如何关照民生的主题。
　　这个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会议一直进行到第二天的凌晨，此时时针也已经指向午夜。大家都觉得坐得时间太长了，更担心毛泽东的休息。于是，周恩来便提议会议暂时到此为止。
　　毫无睡意的毛泽东见大家都面带倦容，就同意会议先到这里。这时他的目光扫向坐在一边认真地记笔记的罗瑞卿，毛泽东是被罗瑞卿一身新军装吸引了，他喊着罗瑞卿的绰号笑道：“罗长子的新军装是特制的吧？”
　　罗瑞卿抬起头，点头承认是特制的。
　　下属这身新军装勾起了毛泽东的一段回忆。他问：“你还记得1929年打下长汀，收缴了一大批灰布，红四军每人做了一套灰军装，也是像今天一样的红领章红五星，穿起来好神气。你在龙岩听到了，专门跑过来，要军装穿。贺子珍对你说，只要有你穿得的，我打报告送你两套。你将大号军装都试了试，穿不得，又要试我身上的那一套，要扒我的衣服哎……”
　　陈毅第一个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也是当年的知情人。他接过毛泽东的话头，继续往下讲：“罗长子真的试穿了主席那一套，一试还嫌小啰，个子太高啰……”

　　大家目光都转向了罗瑞卿，哈哈笑了起来。罗闹了个大红脸，望了望毛泽东，不服气地回了句：“主席你今天要穿新军装，还不是要特制的，怕是特一号都要小呢。”
　　毛泽东点点头，坦然地说：“我胖多了，也老多了，只有这里不服老，不敢老。”
　　毛泽东指指自己的心窝。
　　他一语落地，大家颇有些沉重感。这几年，毛泽东的确越年迈越不服老，一旦不服老，很多行为就有些反常。他内心不服老，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让他也不敢老。
　　沉思了一会儿，毛泽东又问罗瑞卿：“你还记得早几年我讲‘北京空气有时候不是那么好’这句话吗？“
　　罗瑞卿“嘿嘿”一笑，没有直接回答。
　　1959年9月24日公安部欢送他到总参谋部任职的大会上，罗瑞卿曾煞有介事地传达过主席的这句话，并谈了自己的理解体会：“按照主席的说法，北京这个地方是有若干‘危险性’的，北京的空气有时候不是那么好的。当然这只是就我们这些人某种精神状态来说的，不是指北京不好，不是讲中央在北京也不好，那样理解就不对了。毛主席不是有一次在下面讲，北京一不产粮食，二不产棉花，三不产钢铁，有个同志回答得好，北京产总路线！这句话很对，北京就是把各个地方的粮食、钢铁、各种建设、斗争经验总结起来，产生总路线。没有北京还行？没有北京的党中央还行？没有总路线还行？不过像我们这些人，在北京住长了，不到下面去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那就糟糕了，就是说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至于1965年6月在杭州，毛泽东为什么要旧话重提，罗瑞卿当时没有想太多。其他不知情的人或是不了解毛泽东性格的人在听到毛泽东这句问话后，更容易理解为它仅与天气有关，毕竟，杭州要比北京的空气清新湿润许多。而与毛泽东共事很久的战友们，都了解主席讲话总会有别样的含义或所指。从1959年走到1965年，毛泽东再次重申这一句话，肯定不是清谈天气，也不会是随口而言；更何况，他与刘少奇矛盾已经公开化。那么，北京的空气不好又是指谁呢？大家不敢深想，也不愿深想。
　　毛泽东内心最隐秘的感受，是常人难以触摸与猜测的。就连多年负责毛泽东安全、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侍卫官”罗瑞卿，也无法准确体会毛泽东这句话潜台词的具体意义。到了这年年底，他也由毛泽东最信任的人变为最不信任的人，成了林彪陷害与阴谋中的“牺牲品”，倒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夜。
　　会议快要结束时，罗瑞卿借机向毛泽东汇报了井冈山热正在全国兴起的情况。
　　自从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后，中央高层掀起了重上井冈山的热潮。罗瑞卿自己也在6月初故地重游，上了一趟山。他之前，李富春也去访问了井冈山。罗瑞卿下山不久，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在井冈山流连忘返，做诗写赋，好不热闹。郭沫若前脚走，后脚跟来了李立三偕夫人李莎和两个女儿。李立三是第一次登上井冈山，他却像重归故地一样兴奋。他在山顶上，用俄文唱起了《国际歌》，那悲怆雄壮的旋律，令所有人无比感慨。当晚，李立三夜不能寐，挥毫落笔，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井冈好》就这样诞生在井冈山上。
　　毛泽东静静听完汇报，脸上并没有笑容，他没有为此感到欣慰。他不太看重这种形式上的热闹，上述登山者与毛泽东的心境相比，相去万里。
　　没有井冈山的艰苦卓绝，就没有毛泽东思想之魂；没有井冈山的烽火连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之基。
　　会议结束了。大家离开不久，天色放亮，毛泽东略微休息了一下，又起身登上专列。那天，他准备离开住了半个月的杭州前往上海与夫人江青会合。
　　自从头一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后，江青像打了一针强心剂，情绪一直处于亢奋之中。为将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两次极为严厉的指示落实到现代戏的改革中，江青“冲锋陷阵”定点在华东地区，更确切地说是坐镇上海指挥华东地区的现代戏改革。
　　这一次，华东区六省一市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就是在江青“精心”组织下，于1965年5月25日在上海拉开序幕的。也是这一天，毛泽东落笔写下了那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词作。
　　一个在井冈山上犹记当年烽火，一个在大上海大搞现代戏剧革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却有了共同的机缘：和平年代的“反修防修”需要什么形式──“风雷磅礴”的文艺形式。这不正是一种井冈山精神的延续与再现吗？
　　毛泽东此时也十分看好这场文化革命带来的推动与收获。
　　他的专列在6月16日晚到达了上海。
　　此时观摩会已经进行十一天，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和上海六省一市共准备了二十四个剧目，京剧工作者及有关人员两千多人参加。
　　这些剧目主要宣传了“大写十三年”的初步成绩，一色地革命传统教育和歌颂英雄人物。
　　毛泽东到上海后，没有正式出面观看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而是约见了复旦大学的两位知名教授，与他们漫谈，了解文艺界整风的一些情况。
　　1964年，随着文艺界整风的进行，全国各大报刊对《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谢瑶环》、《怒潮》、《红日》等小说和电影进行点名批评和政治性批判。文艺界比较流行的“写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也作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观点遭到了公开的反对和否定。这种风潮又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各个学术领域。
　　毛泽东座谈时，江青一直在场，她虽然没有插言，但都将其一一记录在案。
　　毛泽东谈道：“不要怕批评，不要紧张，经过一次批评，虽然自己不觉得，总要比过去有所提高。每次提高一点点就好，提高就是螺旋式上升，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现在发表的文章虽然有毛病，但是比解放初期的文章总是大大的不同了，思想观念不同了。你们不要怕批评，有批评才能进步。”这个观点，他讲得很明确。
　　经过一百天的踏青与思考，他脑海里的政治谋略越加成熟。一个全民参与的大革命运动框架渐渐形成，下一步需要他做的则是回到北京──“启动”。
　　6月22日，毛泽东结束了近三个月的“旅行”，带着他的思考也带着他的诗作回到了北京。
　　返京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邓颖超正好也参加陪同。活动结束后，邓颖超告诉毛泽东：“很久没有读到主席的新作品，很希望能读到主席的新作品。”
　　毛泽东回去后，觉得可以先将井冈山上写的两首词给邓颖超看看，于是他写了一封信，一并附上了他修改后的两首长调词：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念奴娇·井冈山
　　参天万木
　　千百里
　　飞上南天奇岳。
　　故地重来何所见
　　多了楼台亭阁。
　　五井碑前
　　黄洋界上
　　车子飞如跃。
　　江山如画
　　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
　　人间变了
　　似天渊翻覆。
　　犹记当时烽火里
　　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
　　天际悬明月
　　风雷磅礴。
　　一声鸡唱
　　万怪烟消云落。
　　毛泽东的信是这样写的：
　　邓大姐：
　　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五日
　　今天重读这封字数不足六十字的“短信”，我们不仅可以从毛泽东对邓颖超“没有办法，只得从命”的潇洒幽默语气中，感受到他们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深厚友情，也可从中体味到毛泽东谦虚、亲和的人格魅力。
　　邓颖超比毛泽东年纪小很多，因为她参加革命资历老，加之与周恩来是结发夫妻，党内外人士都喜欢尊称她为邓大姐，就连周恩来在家里也是用工作人员的口吻称妻子为“大姐”。久而久之，“邓大姐”便成了中南海里家喻户晓的称呼。毛泽东也顺其自然，习惯地使用了“邓大姐”这一亲切的称呼。
　　给邓颖超写信十年后的1975年底，毛泽东决定1976年元旦发表两首词，其一就是1965年夏给邓颖超看过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这首词作发表之际，周恩来已生命垂危。工作人员在床前为他诵念这首词作时，他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最后几天进入弥留的他，在病榻上轻声吟诵的还是毛泽东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