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毕业歌》遭批：“革命+恋爱”小说的还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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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4-5-19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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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歌》，严歌苓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版，38.00元。
　　郑焉乾 编辑，广州
　　说起“革命+恋爱”小说，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它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风行一时的文学样式，代表作家有蒋光慈、胡也频等，其典型特征是在恋爱题材小说中注入革命的色彩，“革命”成为“恋爱”的标签。“革命+恋爱”小说只是普罗小说家为呼应革命而兴起的一种小说潮流，单从小说艺术上看，这类小说确实乏善可陈，充斥着标语口号之类的内容，人物形象也概念化、标签化。也因此，“革命+恋爱”小说在当时就遭到很多的批评，比如茅盾就对这类小说有激烈的批评。
　　回顾或批评“革命+恋爱”小说并不是本文旨趣所在，我想要说的是，严歌苓的新小说《毕业歌》在很多地方都跟“革命+恋爱”小说有相似之处，无论是情节内容还是人物表现，都特别概念化。《毕业歌》是一部彻底失败的小说，无论是题材的处理，还是人物的表现，都是水准线以下的作品。作为一个成名已久的小说家，严歌苓写出这样糟糕的作品并且还将之出版，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
　　“革命+恋爱”小说在内容上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在恋爱题材中注入革命的色彩；《毕业歌》在小说情节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处。《毕业歌》是一部抗战题材的小说，写上海的一群青年男女的抗战救亡活动。但是，严歌苓的这首“毕业歌”却唱得跑了调，说是唱天下兴亡，写的却是儿女情长。小说只是给男女爱情披上了一件“抗战”的外衣，抗战被简化为背景，小说的内核被替换为男女之间的爱情。写男女爱情当然也没有问题，但糟糕的是，在小说中无论是抗战还是爱情，都走了形，作者如同一个拙劣的画师，说是要画一幅写实风格，最后硬是给画成了印象派。
　　“走形”，既指人物的走形，也指抗战叙事的走形。因为对抗战历史缺乏深刻理解，作者在叙事中显得力不从心，小说写得毫无生气，不具有生活实感，有太多主观想象的成分。
　　沦陷区的“地下”抗战，按道理来说，应该有很丰富的叙事空间和层次，但严歌苓的处理却非常简单，小说采用二元对立的情节方式来推进故事。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严歌苓笔下的抗战，如时下很多“抗战神剧”一样，有太多不着边际的想象。比如，富家公子王沐天与同学在街头撒抗日宣传单被日军追捕，很轻易就逃脱了；再比如，他后来参加新四军，在第一次行动中，被日军围困，作为新兵的他开枪就打死了几个日军，从围困中轻易脱身，而自己只是受了点轻伤。类似的例子，在小说中比比皆是。
　　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在普罗小说家的“革命+恋爱”小说中，往往是“革命决定了恋爱”，在几个追求者中，女性最终会选择最革命的那个男性。比照《毕业歌》，我们会发现“革命+恋爱”小说的这一特征在这本小说中也有体现。
　　《毕业歌》花了大量笔墨写抗战之中男女间的爱情，抗战叙事和爱情叙事同时围绕共产党员桑霞和国民党飞机制造专家洪望楠展开。巧合的是，在这两组爱情关系中，男女间爱情的发生、变化等，也都是由抗战所决定。国民党飞机制造技术专家洪望楠和富家小姐王多颖原本是一对恋人，但共产党员贺晓辉出现后，王多颖开始移情别恋，因为他更坚毅、更勇敢。同时，洪望楠也迷恋着共产党员桑霞，因为她满怀正义、文武兼修，“魅力和信仰混在一起，他抵挡不了”。富家公子王沐天，王多颖的弟弟，也因为被桑霞吸引，抛下少爷生活投身革命，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在两组恋爱的三角关系中，革命（抗战）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贺晓辉比洪望楠更“革命”，所以，即便是青梅竹马的恋人，也要移情别恋；因为桑霞有革命的信仰，所以，她周身散发出无穷的魅力，无论是洪望楠还是王沐天，都“抵挡不了”。问题是，在这种“谁更革命谁就最有魅力”的爱情叙述中，作家非常粗暴地将人物放进自己事先设定好的故事框架中，人物复杂的爱情心理被作家漠视，人物也就丧失了灵性和生命，而沦为作家手里的泥偶。
　　说到人物，“革命+恋爱”小说最受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小说人物的标签化、概念化、脸谱化，这也是后来“革命+恋爱”小说迅速衰落的原因之一。《毕业歌》中的小说人物，概念化与脸谱化的程度与“革命+恋爱”小说也有得一拼。
　　严歌苓喜欢用戏剧手法来写小说，戏剧化的手法在《毕业歌》中被广泛运用，比如战争背景为小说提供戏剧化的情境；二元对立的思维（国共两党、抗战者和日军）；简单的戏剧冲突（情场即战场，恋人即同志）等，都是典型的戏剧化手法。
　　用戏剧化手法来写小说，好处是故事性强，但弊端是，因为二元对立的思维和人物设定，会忽视对人物丰富性的表现，人物形象往往过于单一。在严歌苓之前创作的女性人物小说中，因为对女性人物心理有精细的表现，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因戏剧化手法所带来的人物形象扁平的弊端。但在《毕业歌》中，因为作者放弃了对女性心理的精细表达，所以由戏剧化手法所带来的人物扁平的弊端被放大，小说中的人物非常标签化和概念化。桑霞和王多颖是小说中着墨最多的两个人物，虽然对这两位中心人物的恋爱心理，作者有一些细腻的表达，但是对她们内心世界的表现远远谈不上丰富与细腻。至于其他的人物，比如王沐天、洪望楠等，就显得更为单薄。
　　人物脸谱化在《毕业歌》中的另一个体现就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小说人物被简化为正反、善恶的两边，正面人物如桑霞、王沐天、洪望楠等，拥有优秀的品质，是正义的化身；而作为反面的日本兵则都是没有名字的恶魔，汉奸“老唐”也是“生得无聊，死得无聊”，集合了所有恶的品质。这种当然也就放弃了对人物丰富性的表现。
　　作为一个长期写女性人物的作家，严歌苓这一次切入抗战题材，或许意味着一种尝试及自我的突破，但以《毕业歌》来看，严歌苓的这一尝试并不成功，甚至，多少反映出作者浮躁的心态和不严肃的写作态度，而这并不应该是一个成名作家所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