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与中亚经贸交流考

八神 · 发表于: 2014-5-19 11:56:01

　　提要：在先秦时期，地处西南一隅的古蜀地区借助南方丝绸之路这样一条国际交通贸易线，与境外各地有着密切的经贸文化交流，其中古蜀地区与中亚地区间的经贸交流十分值得我们去关注。我们可以通过早期文献记载和相关的考古发掘材料去对两地间的贸易往来进行分析，去揭示出当时两地间的经贸交流情况，从而更好地展现出当时四川地区与世界各地间的频繁贸易往来，凸显出南方丝绸之路这样一条西南重要的国际贸易交通线在古蜀对外交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古蜀中亚南方丝绸之路经贸交流

　　古蜀地区所在位置即今四川盆地的西部，成都平原腹地，长江流域上游地区。这里地势平坦而开阔，土质肥沃，物产丰饶，自然地理环境十分有利于人类的定居生活和农耕种植，因此在先秦上古时期，古蜀先民就在此繁衍生息，同时也创造出了辉煌的古蜀文明。中亚（或称中央亚细亚），地处亚欧大陆板块中部，该地区所属国家包括阿富汗北部、印度西北部、伊朗北部、蒙古国、巴基斯坦北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多个国家。中亚地区东部为大片的草原，这里的民族多为游牧民族，这里也是古代游牧民族的故乡。而中亚伊朗、阿富汗、印度地区在历史上同中国、西亚、西欧及欧亚草原各民族之间有着密切的交往关系。早在上古时期，海路交通开通之前，中亚就是古代东方两个文明古国中国、印度通往西方的门户，也是东西商贸交通必经之地，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接触之地和传播的枢纽点，因此中亚也被称誉为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虽然古蜀地区深处内陆，看似和外界交流受到重重阻隔，但是在先秦时期，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一些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觅寻到当时的古蜀与中亚各地之间存在着的种种贸易往来。
　　据早期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与中亚各地之间的交往主要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即北方丝绸之路开通后，其后随着草原丝绸之路的开通我国通往中亚又有这样新的路径。随着近些年我国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地区新考古材料的不断出现，该地区发现了众多含有中亚文化因素的器物，这些器物多为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这证明我国西南地区与中亚之间的交通很可能借助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先秦时间就已经存在，且开通的时间远远早于北方丝绸之路。因此，笔者认为对早期古蜀与中亚之间的贸易交流关系研究是很有必要的，通过去研究古蜀与中亚的对外关系可以进一步的去证明先秦古蜀对外关系的广泛性、长期性。

一、从历史文献记载看古蜀与中亚间的关系
　　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有载：“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1]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我国西南的早期蜀贾商人已经与当时的大夏国商贾有商业上的往来，这也说明在先秦时期，古蜀国与当时的大夏国之间已经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往来关系。
　　大夏国所指何地？有部分学者认为其应该为音译，如张星烺先生认为：“大夏，粤人读作‘戴海Dai Hai’，瓯人读作‘杜贺’，Dubo即唐时吐火罗（Tuhara）之译音也”。[ii] 同时在《新唐书·西域传》中也载：“大夏即吐火罗也。”[iii]Tuhara应该是Scyths民族中的一种。Scyths是生活于欧亚大陆上的一个游牧民族，这种Scyths民族也曾见诸于我国史料文献之中，其常被称为塞种或释种。在《汉书·西域传》中有载：“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大月氏、大夏、罽宾、休循、捐毒等国皆位于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地区，这个区域正是Scyths民族活动的范围。Scyths民族实为若干部族所组成，各部族之间的生活方式较为相似，语言相通，在对付外族入侵者时也采取结盟方式一致抵抗外来入侵者。在这些众多的部族之中，有Tochari和Dahae两个部族，其中Tochari部族生活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国，地理位置大致在锡尔河与阿姆河上游之间的山地中，Tochari音读译为吐火罗应该毋庸置疑。那么Dahae音读与大夏相似，Scyths民族中的Dahae部族很可能就是《史记》中所提及的大夏。
　　关于大夏的位置，众学者根据相关的研究考释得出了以下的一些见解。在黄帝时期大夏可能为我国新疆甘肃一带；在尧到禹这一时期，大夏可能向东移至陕西和山西一带；在商周时期，大夏更向东移至今河北一带；在秦代，大夏西迁回到山西境内。因此在上古至秦这一段时间中，Dahae这个民族一直在我国西北新疆至中原河北之间徘徊活动。从以上研究分析中可以反映出，在汉以前大夏民族并应该是在我国境内，且属于在我国西北地区徘徊生活着的一个民族。
　　直至汉代，大夏的地理位置在相关的文献资料中有较为详实的记载。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有载：“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馀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iv]从这里可以看出大夏应该在大宛西南方，关于大宛的地理位置，《汉书·西域传》中有明确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二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方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扎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v]以上的文献资料记载十分清楚的表明大宛、康居、奄蔡三国所处位置。三国的地理位置大致应为：汉大宛国地理范围应从喀什葛尔北上察克玛克，越图鲁嘎尔特山口，西北过古尔搓俄炮台，历鄂什，安集延二城，以至浩罕。汉康居国地理位置应在西北抵塔什干，顺锡尔河北行至咸海一带。汉奄蔡国的位置应该在今里海北至今俄国南黑海滨。从以上分析可以初步断定当时大宛国的地理位置应该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境内。大夏在大宛西南两千余里，又在妫水（今阿姆河）南，东南与身毒国（今印度）邻，由此可推测证明，汉代的大夏国位置应该在今中亚的阿富汗境内。
　　张骞出使西域抵大夏应该已出我国范围，并非秦汉以前文献中所见的大夏，所以张骞在大夏见蜀布邛杖应该是在今中亚阿富汗境内。这表明早在张骞抵达大夏国之前，蜀地所产之物已经到达该地区，古蜀与中亚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早期的往来关系。

二、古蜀与中亚间经贸交流路线考
　　从古代文献资料上看，古蜀与中亚之间的经贸文化交往成立的时间应该为先秦时期，两者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路线并非通过中原的北方丝绸之路而进行的，应该是通过另外一条路线进行的。因此，古蜀与中亚之间的交往路线就十分值得去研究，也更能揭示出早期古蜀对外交通的长期性与广泛性。
　　我们可以从相关的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中去探求古蜀与中亚之间的早期交通路线，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载述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地处中亚的大夏国见到出产于蜀地的蜀布和邛竹杖，他问蜀物自何而来，大夏国人答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可见大夏国所出蜀物应该是大夏国的商人往来于印度并与当时的蜀地商人处通过贸易而获得的。这条从蜀地通达中亚的交通路线是早于张骞通达西域之前就存在，这表明蜀地往来与中亚的交通路线并不取道于中原通达中亚，古蜀通达中亚的交通路线很可能是从我国西南出境，通过南亚再到中亚。正如台湾学者桑秀云女士在其文章所指出的：“我认为蜀布邛竹除了取道云南、缅甸、印度而至大夏外，不可能有别的走法。”[vi]著名汉学家伯希和也在其书中指出：“顾四川之中国人所欲在云南开拓者。不仅东京一道，彼等已久知云南有道可达天竺。蜀布邛竹此种中国西南之出产，似只有缅甸一道可以输出。”[vii]从上内容可以看出，古蜀到中亚的贸易交通路线与当时中原通达中亚的线路是不同的。
　　中亚大夏国与蜀地之间的往来关系通过相关文献记载所考释，蜀贾商人贩运蜀地所产之物于身毒（今印度），大夏国商贾在身毒获取蜀物并将其输入至本国。这样大夏国及其他中亚各地或直接或间接的将蜀物交易入本国的情况也进一步的证明，那么古蜀与中亚之间必然存在着一条国际商贸路线。从上面的论述可知，古蜀与印度之间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着一条贸易往来交通线，这条交通线是从成都平原的古蜀王都南下经云南出境入缅甸至印度，此路正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走向。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印度与当时的两河流域地区及地处欧亚大陆各地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贸易往来，这可以从古印度哈拉帕文化时期的各遗址中得到证实。印度与西亚、中亚之间的交往正是从印度河地区从陆路出发一路北上经当时的大夏、波斯至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而古蜀与中亚地区的贸易交通线正与之重合，因此不难想象当时古蜀与中亚之间在先秦时期就必然存在着广泛而频繁的经贸文化交流。

三、以蜀布邛竹杖为代表的两地经贸交流
　　《史记》中的《大宛列传》和《南蛮西南夷列传》两卷中都记载有当时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见到了出产于蜀地的蜀物──蜀布和邛竹杖，问其来源，答为是与大夏商贾与蜀贾贸易而获取。此记载表明了古蜀与中亚之间的贸易往来远远早于张骞通西域前，同时也说明在我国西南地区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着一条与中亚之间贸易往来的交通路线。
　　“蜀布”一词最早见诸于《史记》中，在其后各中国古代文献中如《汉书》、《通典》、《通鉴》、《华阳国志》等众多书籍均有出现。“蜀布”作为出产于蜀地之物，最早应该在秦汉以前已有，但其究竟为何物，各后世研究者对此所持意见也各有不同。近代学者援引《蜀都赋》中“布有橦花”一说，认为蜀布即为橦花布。橦花布在晋人书籍中多有出现，此布为产于现在四川攀枝花等地的同类木棉树上所结棉绒，将其加工纺织成为布类即为橦花布。这类布原料为木棉绒，纤维粗短，织成布匹极易破碎。这类布在南亚地区常常为死者覆面之物，不能作为衣服加工原料。这类布其原产地并非古蜀地区，是蜀贾因好奇从当时南亚地区输入的，因此这类布并非我们所指的“蜀布”，也不可能成为输出到南亚印度和中亚大夏等地被张骞所见的蜀产布类。唐代欧阳询所撰《艺文类聚》中引《汉书·张骞传》文中所述“见邛竹杖、蜀賨布。”有人认为“蜀布”即指的就是“蜀賨布”。但賨通常指生活于巴地的一类民族，在东汉应劭所著《风俗通义》中有载：“巴有賨人，剽勇。阆中人范目说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viii]另《后汉书·南蛮传》中载曰：“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谓之賨布。”[ix]从以上可见“賨布”为生活于现今川东或重庆地区原巴地“賨人”所产之物，那么“蜀賨布”实为“賨布”，并非我们所指的“蜀布”，只是在唐代时巴蜀统一称为蜀，所以在唐朝“賨布”被称为了“蜀賨布”，因此我们误以为“蜀賨布”就是为张骞在大夏所见的“蜀布”，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在唐颜师古在其《汉书注》引服虔曰为“细布也”。这种所谓的“细布”，有研究者认为其应该是细棉布，它为棉织品，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棉织品所需原料为棉花，而棉花传入我国的时间较晚，到宋朝时才传入。[x]还有学者认为“蜀布”并不是指物，而是指的货币。因古代通常称钱币为布，在汉文帝时期邓通铜山铸钱，史称为“邓氏钱布天下”，这可能导致钱币流布到大夏国去的，也就是所谓的“蜀布”见诸于大夏国。“邓氏钱币布天下”这一说法所指的“布天下”只是夸张的说法，借此以说明这种钱币十分流行而已，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仅仅是包括的在中央王朝控制下的地区所流通。由此可以推断，邓通钱出现于非中央王朝下控制的中亚大夏地区不大可能，从各种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上分析，当时古蜀与南亚和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之间的货币并非钱币，而是用海贝或其它物品来充当贸易货币，同时也可能采用物物交易的形式进行贸易。另从在相关古代文献记载中可知，南亚、东南亚地区多以“贝”为币，同时中亚的大夏、大月氏等国均有自己的钱币，这就表明邓通钱在这些地区作为货币使用是行不通的。邓通钱被指是“蜀布”完全是一种误解，“蜀布”被认为是钱币的代称并不成立，这一说法也就不合乎情理。以上几种对“蜀布”的认识错误的，也不足以采信，特产于蜀地的“蜀布”应该另有其物。
　　出产于蜀地的这种特殊的“蜀布”，其应该是由一种在上古时期生长在四川地区的苧麻植物来制成的麻布，其布色为黄色，又叫作“黄润细布”。这种以苧麻纤维制成的布，轻细柔软，同时四川地区又盛产竹子，这种布可以卷入竹筒之中，便于保存和运输，因此也被叫作“筒中布”。
　　苧麻这种植物西方人通常把它称为中国草（China Grass），它名称得来的原因是因其只有我国范围内才有生长，它喜欢生长于高温湿润气候之中，和微酸性的土壤，只在长江以南的低山浅谷地区中生长，在我国北方的盐碱土质和南方强酸性土质中均不适合生长苧麻。“蜀布”以蜀命名，说明苧麻布很可能首先产于蜀地，而蜀地正是四川盆地，其气候夏日高温湿润，土色为红，其质为酸性土壤，这正是苧麻适合生长的地区。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其文章中指出：“四川盆地是否是它原生产地还无科学证验。但它被人类取来绩织成布则是从四川盆地西南开始的。”[xi]因此这种由苧麻制成的“蜀布”产于四川是不容置疑的，这种麻质纤维布也正符合上古时期制布、用布的习俗，这种苧麻布也随之推行到巴，再借巴地推行到湘、皖、浙等地。直至东汉时期，江浙等地区出产的苧麻布才逐步开始向中原地区行销，这种苧麻布正是《后汉书》中所称的“越布”。江浙地区古称越地，因此这种布传入中原就以“越”命名，这正于“蜀布”以“蜀”命名一样。无论是汉代中原所见的“越布”还是长江流域各地出现的苧麻织布，其均为“蜀布”所传而得，“蜀布”为后世所见苧麻布之源。
　　有关“蜀布”相关的记载常见诸于各类文献之中，如《华阳国志·蜀志》载：“（蜀郡）安汉，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有羌筒盛。”[xii]这里所指出于蜀地的苧麻织成的细布俗称“黄润细布”，其出产期最早可以追朔到商周时期，这正是古蜀国最为辉煌的时候，这种布正是张骞出使西域在中亚大夏见到的“蜀布”。司马相如所撰《凡将篇》中也指明黄润纤美宜制禅（即单衣）。这表明黄润细布是一种十分适合做单衣的上乘布料。《华阳国志·巴志》中载曰：“武王即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紵，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细粉，皆纳贡之物。”[xiii]巴地所出“黄润”就是从蜀地传入的“蜀布”，正也是“黄润布”逐渐成为巴地特产并成为纳贡之物，这样也促使“蜀布”在我国范围内的传布。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蜀布”出现于大夏，那表明蜀布的流行不仅仅局限在我国范围内，早在秦汉时候或更早的时期这种蜀地出产的特有布类就已经通过贸易出现在南亚、中亚等境外地区了。南亚及东南亚的身毒（今印度）、骠国（今缅甸）等地区属于热带、亚热带气候，这些地区的人们常年忍受着湿热之苦。地处中亚的大夏（今阿富汗）、古波斯（今伊朗）等地处于沙漠性气候和半沙漠性气候，其特点是干热季节长，常年少雨。出产于蜀地的这种苧麻织物──“蜀布”其色微黄，不畏水湿，疏能散热，汗渍不污，穿着于身透气舒适，它很受南亚、东南亚、中亚等地人的喜爱，因此蜀布最早驰名于这些地区就很自然了。
　　除蜀布出现在中亚大夏外，邛竹杖也是同蜀布一并出现于大夏之地的蜀物。邛竹杖为蜀地特产，其由产自四川邛地所产之竹而制成，邛竹杖一词在我国古代各种文献中也屡有出现。《史记·大宛列传》中张守节《正义》曰：“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为‘邛竹’。节高实中，或寄生，可为杖。”[xiv]《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裴骃集解中，韦昭曰：“邛县之竹，属蜀。”瓒曰：“邛，山名。此竹节高实中，可作杖。”[xv]以此可知邛竹产地应该是在蜀地范围内。这里所提到的蜀地邛山，很可能是地处川西的邛崃山，在李吉甫所撰的《元和郡县图志》中载：“邛来山，在（荣经）县西五十里。本名邛笮山，故笮人之界也。山岩峻峭，出竹，高节实中，堪为竹，因名山也。”[xvi]此处提及的“邛来山”应该为今川西邛崃山，而“邛竹杖”即为出产于古代临邛至邛都一线的邛崃山区的竹子所制成，在今天这一地区依然出土这类竹子，可见邛竹的产地均在当时古蜀国统治范围内，且应该为蜀地所特产。
　　邛竹是一种高直而结实的植物，其中空外直、轻便易于携带和运输，因此在四川地区从古至今都常有将其制作为日常生活用品。如《华阳国志·蜀志》中曾载：“安汉，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有羌筒（李本作铜）盛。”[xvii]这里所说的羌筒（大竹筒）所采用的原料很可能就是产于蜀地的邛竹。长成后的邛竹直径较大，中空且可容空间大，将丝质类物品放入其中保存，在携带和运输过程中不容易被水打湿或被其他污物弄脏，而且可以反复利用，因此邛竹也就成为了很好的运输包装材料。在历史上，蜀地手工业水平一直都相当的高，从具有典型古蜀文明特征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中可以发现大量制造精美的手工业制品，这表明早在先秦时期蜀地已经是我国的手工艺制作中心之一了。作为生长于此地的邛竹也就可以被蜀工匠们精心的加工制作成为一个实用的生活品也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而受到人们的喜爱。晋人戴凯在他所撰的《竹谱》中指出邛竹，高节实中，状如人剡，俗谓之扶老竹。这里所指用邛竹为杖，即为“邛竹杖”，或曰“筇”。黄庭坚诗中“稍喜过从近，扶筇不驾车。”在白居易的诗中“一条邛杖悬龟榼，双角吴童控马衔。”因此可见邛竹杖作为一种十分名贵的手工艺品历来都受到各地人民的喜爱。正如劳费尔在其书中指出的：“‘中国人证明‘邛竹’，或称‘筇’，就是所谓的方竹，它主要是为了装饰花园或寺庙的院庭而种植的，长的竹竿用作拐杖，短的竹竿用来做烟斗。这种竹子的笋作为菜蔬被视为比其他所有竹笋都名贵。”[xviii]《北户录》载曰：“澄州产方竹，体如削成，劲挺为杖，亦不让张骞邛竹杖也。高潘州出千岁蕨柱杖，小类具多更有疏竹，僧道多以为杖。皆奇物。”[xix]可见杖为僧道常用之物，南亚的印度地区和中亚阿富汗等国都为佛教盛行之地，这些宗教地区用杖就极为频繁了。在中亚的古波斯（今伊朗）等地也早在上古时期就以杖作为权力象征物，因此中亚、南亚甚至西亚地区在较早时期通过贸易经南方丝绸之路将蜀地所产的邛竹杖引入这些地区完全是可能的。正如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一书中所述：“显然可见从四川经过云南输入印度，再由印度运到大夏的竹子就是这个作成手杖的方竹。印度产竹甚丰，只有印度所无的特种的竹子才值得费这么大事，花这么多钱，由这么老远经过当时那样艰苦的路程把它运到那里去卖。”[xx]邛竹杖作为一种产于蜀地的名贵手工艺制品，在先秦时期远销到南亚印度和中亚的阿富汗、伊朗等国是必然存在的，这也证明了古蜀与当时中亚之间存在着的频繁贸易往来关系。
　　可见，在中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蜀布、邛竹杖已经出现于中亚地区，这表明了蜀布、邛竹杖传至中亚的路径必将是通过另一条途径而实现的。这条路线只能是从四川盆地中部的成都出发经云南，过缅甸或孟加拉，经陆路入印度或阿富汗等南亚和中亚各国，而这条路正是我们所熟知的南方丝绸之路。蜀贾正是借助这一路径将蜀布、邛竹杖输入到南亚、中亚等地，并通过印度向南亚东南亚各地传布，通过中亚阿富汗向北向西传布到西域地区和近东及欧洲各地。因此蜀布、邛竹杖在秦汉以前出现于南亚身毒等国和中亚大夏等国是完全可能的，这也表明在先秦时期蜀与中亚之间借助“蜀布”、“邛竹杖”等蜀地特产之物建立起了贸易往来关系，也昭示着古蜀与中亚之间的经贸关系的产生。

结论
　　从以上的论述可见，在先秦时期，古蜀与中亚之间借助南方丝绸之路这样一条西南国际贸易交通线有着频繁的商贸往来。正是有着这样的贸易存在，加快了两地间的经贸发展，同时也让各地间的文化得以传播。
　　先秦时期古蜀与中亚之间的经贸交流，充分的证明了地处内陆的古蜀地区并非闭塞不通之地，古蜀先民正是凭借自身的智慧，勇于开拓的精神，与周边各地，特别是外域的中亚等地区建立起来经贸往来关系，大大促进了古蜀文明的辉煌与繁荣。笔者认为，古蜀与中亚之间的经贸交流关系的存在，正是古蜀早期对外关系存在的很好证明，也充分的展现出了古蜀与外域各地间的早期往来交流关系，为我们进一步去探求巴蜀地区与各地交往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可考资料。

⊙　作者简介
　　颜信，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助教，四川成都，610068。

§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166页。
　　[ii]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0页。
　　[iii]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52页。
　　[iv]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164页。
　　[v]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72页。
　　[vi] [台湾]桑秀云：《蜀布邛竹传至大夏路径的蠡测》[J]，载于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M]，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110页。
　　[vii] [法]伯希和，冯承钧译：《交广印度两道考》（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1945年，第10-11页。
　　[viii] [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90页。
　　[ix] [南北朝] 范晔、李贤：《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31页。
　　[x] 于景让：《明李时珍“木棉”项笺释》[J]，《大陆杂志》第9卷第5-7期。
　　[xi] 任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上篇）[J]，《文史杂志》，1987年第1、2期。
　　[xii] [晋]常璩撰，任乃强注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7页。
　　[xiii] [晋]常璩撰，任乃强注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页。
　　[xiv]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166页。
　　[xv]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996页。
　　[xvi]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05页。
　　[xvii] [晋]常璩撰，任乃强注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7页。
　　[xviii] [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65页。
　　[xix] 段公路撰，崔龟图注：《北户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4页。
　　[xx] [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66页。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免费注册

[探讨研究] 古蜀与中亚经贸交流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