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我新书《我疼》讲述“疼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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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疼》陈希我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
　　日前，先锋作家陈希我新书《我疼》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专家称其为“一部关注灵魂之痛的悲悯之作”。
　　《我疼》写了九个疼痛故事，有女儿的疼痛、母亲的疼痛、丈夫的疼痛、妻子的疼痛、经营者的疼痛、富婆的疼痛、底层人的疼痛、诗人的疼痛、移民的疼痛等，几乎囊括了我们生活中各方面的疼痛经验。疼痛，照亮了一个个真实“存在着”的灵魂，正如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所说：除非我们受到刺痛，否则我们从来不注意我们曾拥有一颗灵魂。
　　《我疼》里的故事布满精神悖论和人伦困境，其中最让人震撼的是《母亲》，写的是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人伦困境──当母亲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时，儿女是救还是不救？故事中，母亲因为让人丧失尊严的疼痛，决定放弃生命，但三个女儿不能背负不孝罪名，还是尽力抢救母亲，结果母亲总在死亡边缘与急救后的疼痛中挣扎。最后，女儿们选择了放弃，但真正到了给母亲停止氧气的时候，却又是撕心裂肺般的疼痛，谁去卡断氧气，谁就是凶手。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这个故事对于生命、亲情的切入充满了一种中年人的心境，是有所了悟却又难以承担的疼痛和苍凉，因为这份了悟，小说中到处可见世事练达的语句，很多细节不是慢慢进入阅读视野之中，而是直接打入人的内心，让我们反省自己的境况。
　　《我疼》曾为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上榜作品。作者陈希我五度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其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日本《Iripusu》杂志称其为“中国的太宰治”。陈希我将《我疼》视为《冒犯书》的姊妹篇，他说：这个时代充满了疼痛，必须靠文学去揭示它，这种揭示必然造成对我们慵懒本能的冒犯，但是只有冒犯，我们才不浑浑噩噩，才有存在感。冒犯是为了感受疼痛，引起治疗。所以他说：我们疼痛，我们冒犯；我们写作，我们疗伤。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为《我疼》所作序言《陈希我的“审判”》中说：“陈希我回应了中国小说一个根本的疑难：精神叙事何以成立？当力图照亮我们的内心生活时，我们手里的“灯”在哪里？或者，当我们企图建构起一种内在的、自省的、有逻辑的精神空间时，什么是可用的资源和方法？”
　　《冒犯书》英文译者，著名翻译家尼克哈曼说：陈希我是我最尊敬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小说面对最艰难的主题，勇敢而又直言不讳地描写了人类欲望的深渊。我认为陈希我应该被列入最优秀的现代作家的行列，他的作品应该得到更高的关注。
　　（《我疼》，陈希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定价36元）

引、跋、序：
引《有痛感，就是觉悟的开始》
　　陈希我
　　我们都怕疼，这是生命的本能。感谢我们身体里有阿片样物质，因为它，我们才不会每时每刻感觉到血液在血管壁摩擦，神经像闪电一样闪射，我们于是得以活下去。
　　但同时，这个阿片样物质也是对我们生命的遮蔽。
　　一味逃避疼痛是有问题的。一味逃避疼痛，很容易浑浑噩噩顺从肉体的本能。人和动物不同，就在于人不仅有肉体生命，还有精神生命。精神生命通过疼痛来确认，痛感是一种感知生命的能力。乌纳穆诺说：“只要我们不曾感受到不舒服、苦难，或者悲痛，我们就不会知道我们拥有心、胃、肺等器官。生理上的苦难或创痛，它能向我们展现自己内心的精髓。而精神上的苦难或创痛也同样真切。因为除非我们受到刺痛，否则我们从来不注意我们曾拥有一颗灵魂。”“鞭打教派”用鞭笞来接近上帝；普罗米修斯被缚，美诞生了。可是在我们这个消费时代，消费主义借助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把一切可以引发痛感的因素消解掉了；即便张扬刺激，但也只是缺乏灵魂的刺激。只有对痛感的自觉，才使得我们的意识回到它的本身，才产生痛苦的灵魂。
　　实际上，我们一直缺乏这样的灵魂。德国人雅斯贝尔斯曾这样论述我们：“在这个文明里，所有的痛苦、不幸和罪恶都只是暂时的、毫无必要出现的扰乱。世界的运行没有恐怖、拒绝或辩护──没有控诉，只有哀叹。”但这本书里的人不是这样，他们有痛苦，虽然他们并不完美，甚至罪恶，但他们是有痛感的人，有痛感，就是觉悟的开始。我仍想引用乌纳穆诺的话：“受苦是生命的实体，也是人格的根源，因为唯有受苦才能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个个真正的人。

跋《有黑暗，才有光》
　　陈希我
　　这本书的中心词是疼痛。若干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类似的一本书，《冒犯书》，它的中心词是冒犯。看了这本书里的小说，有人说：陈希我懂得疼痛了。
　　很多人读我，更多地读到我作品中的冒犯，他们喜欢用“尖锐”、“生猛”评价我，但是很少读到冒犯背后的疼痛。我曾经说过，冒犯的底色是苦的，尖锐是建立在疼痛之上的。值得说明的是，这种疼痛首先是自己的疼痛。我的所有冒犯首先都是针对自己，我想这是我跟许多揭露者的区别。他们往往只针对别人，他们高高在上，他们洋洋自得，他们觉得自己正确，他们不承认自己黑暗。承认自己黑暗是超越的第一步。
　　感谢一些用心的阅读者和评论者，读到了我作品中的黑暗底下的光，他们认为这是宗教感。有很多人不能同意，在中国人的思维里，黑暗与宗教是截然不可相遇的，但其实，宗教恰恰就是建立在黑暗之上的，只有黑暗，才有光。当然，也有朋友觉得我应该再往前踏一步，再踏前一步，即可皈依了。我曾经拿某个宗教戒律问自己，我能受戒吗？委实不能。也许是我灵魂中的怀疑的因子，我要挣扎，我不甘。所以我只能有宗教感。我甚至认为清规戒律只是形式。但有时我也怀疑不受形式约束的“宗教感”是什么东西？也许还真的什么东西都不是。于是它是文学。文学恰恰就是这种皈依而无所皈依的东西。中国文学，包括传统的文学，我觉得没有达到高的境界，就在于遁入了某种教义，世俗观念的、意识形态的、道义的、科学的，乃至真、善、美。
　　作为文学写作者，我应该庆幸没有遁入宗教。遁入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写作就取消了。当然作家也不是魔鬼，作家是没有遁入宗教的圣徒，特别在如今时代，还坚持文学写作，某种程度应该就是圣徒。当然他同时也是魔鬼，他既是圣徒，又是魔鬼。文学写作者永远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拉扯。
　　这样，他是无法安生了。有人将写作当做惬意的事情，所以他们只能写到皮毛，不能见出血肉。一旦见出血肉，就无法惬意了。写作是严厉的审视，而审视是会痛的。但越是会痛，就越是要碰，就好像牙疼，明知会疼，还是要拿舌头顶它。因为这样才能确认疼痛吧？确认了疼痛，存在感才产生了。
　　有些部位使人疼痛，但必须去碰；有些事情很不好玩，但必须去做。这是存在感的需要。感谢编辑陈彦瑾女士的坚持，更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的支持，在纯文学市场日渐萎缩的情况下，出版了这本书。不可为而为之，这也是宗教感吧？

陈希我的“审判”──《我疼》序
　　李敬泽
　　陈希我从来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小说家。他根本不能指望人们喜欢他或者爱他。
　　我也不喜欢他。现在，读他的小说，深呼吸，放松，同时紧张，就像即将登上拳击台，面对一个凶悍无情的对手──这厮是个疯子，他不把你搞死誓不罢休。
　　这就是为什么我还要读陈希我的理由──如果我偏就喜欢拳击，我在亢奋、窒息、狂怒和恐惧中深刻地感受着我是“在”的，我的活着成为一个千钧一发的问题，所有的一切都在眼前摇和滚，好像一支发疯的重金属乐队占领了世界……
　　那么，就读陈希我。
　　陈希我会让人想起鲁迅，那种阴郁深黑的气质，当然，可能并非偶然，他和鲁迅一样，都有日本生活的背景。我读陈的小说，常想起鲁的“女吊”，他们都执念于“鬼”，而且是“厉鬼”。
　　那些“鬼”，他们隐身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在我们的生活尺度之外，他们永远不会在白天出现，但是，在深夜里，他们猝不及防地显形，他们紧握夜的真理，全面地颠覆心安理得的白昼。
　　鲁的“女吊”是复仇者，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样的复仇实为审判。陈希我的小说里也隐藏着一个“审判官”──他的小说如同一次次审判，那些“鬼”，被从皮袍下、西装下榨取出来，拧干了汁液，荒谬残破地摊在被告席上。
　　我不习惯也不喜欢遭受审问，挣扎于坦白和抗拒之间。我想大家都不喜欢。但我倾向于认为，陈希我式的“审判官”为中国小说提供了某种可能：向着我们的经验、生活、灵魂发问的强硬态度，不闪缩、不苟且，如果有深渊那就坚决向着深渊去。于是，在他的小说中，陈希我提供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观──那是崩塌和破灭，是沾沾自喜的生活忽然遭到最严厉的盘查：它真实吗？它幸福吗？它有意义吗？它能够经得住盘查而清白如初安稳如初吗？
　　却原来，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如此虚弱，简直是不堪一击，更何况那样干燥、简明、锤子般的句子的持续猛击。“审判官”对人们的虚弱完全是心中有数的，他习惯于一上来就霸道地把问题摊开，不铺垫不过渡不绕弯子，让富足的人们猝不及防地面对内在的贫瘠和荒凉。
　　但是，我对陈希我的兴趣主要还不在他揭示了什么，而在他怎样揭示：如果有一个“审判官”的话，他从哪儿来？他的依据何在？他如何审判又如何裁决？
　　这个“审判官”不是外在的，他没有身体没有姓名，他在受审者的心中，这是一种声音，纠缠、逼迫、陷诱你的声音。陈希我的很多小说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我”在说，“我”的声音中包含着审判和辩驳，这并非通常理解的“我思”或“我”的矛盾，“我”是一个场所，追逐、躲避、搏斗的场所，各种声音辩论的场所，“我”作为一个战场、一个法庭几乎是没有个性的，它时时刻刻都在向着“我们”扩散和膨胀。
　　──陈希我不相信“我”，也不相信有可以划分、可以辨认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他重新阐扬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的现代主义传统，他认为在生活的最为细枝末节之处，“审判”即可开始，而且能够直接达到宏大的、本质性的规模。
　　但是，那个“审判官”的声音依然令人困惑。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理性批判”，他也并不依靠在“审判”这个场景中我们能够联想到的宗教价值，这位“审判官”并非来自理念或信仰的“天堂”，他的声音本身也是复杂的，既威严又邪恶，既清醒又魅惑，他把人从幻觉中惊起，但他从不寻求或应许拯救。
　　这更像是“魔”的审判，捉鬼的“判官”本身就是个“鬼”，是个“恶鬼”。他并不来自任何其他地方，不来自宗教和理性，他正好就植根于人们的自性，是肉身和灵魂之荒谬的结果，就好比，人们充满欲望，人们渴望消费和被消费，但是，欲望注定会疲惫枯竭，消费会厌倦，会因厌倦而愤怒。欲望自身就会进行审判，人们在欲望中犯下罪，而欲望自身就包含着罚。
　　在此，陈希我回应了中国小说一个根本的疑难：精神叙事何以成立？当力图照亮我们的内心生活时，我们手里的“灯”在哪里？或者，当我们企图建构起一种内在的、自省的、有逻辑的精神空间时，什么是可用的资源和方法？
　　很多小说家诉诸《圣经》，但问题是，熟读《圣经》的只是小说家自己，他的人物大概根本不知《圣经》为何物。也就是说，小说家提出的问题和做出的解释，其实是在人物的理解限度之外，人物读不懂写他的小说──当然，这种情况很常见，但这里的特殊性在于，不仅是人物，而且人物所在的世界都在根本上与小说家的思想和谋划无关。
　　所以，陈希我的探索独具意义，他的审判是向人物、向人们提出了真正内在于他们自身的问题，不诉诸上帝或其他什么神明，上帝本不在心中，人只能孤独地自抉心中之鬼，这个过程酷烈艰难，常常难以为继，但至少为精神叙事确立了诚恳的起点。
　　而陈希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限度可能也正在这里，他太有方向感、太专注，因此他单调；他太严厉、太彻底，因此他并不公正，所谓“公正”，是指对人性和人类生活之丰饶宽阔有趣多变的感受力和理解力。他比许多小说家都更深入地分析和追问了我们的经验，但面对我们的经验，他也比任何其他小说家都更为粗暴。他像个偏激的外科大夫，只管治病而不管死活。
　　我在几年前想象过陈希我的可能结局：他归于沉默，他发现他其实已经迅速写完了他的小说。当然，现在，我又在为他的这本新书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