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形成

⊙作者：满霖

　　人间佛教的倡导者太虚大师，是近代佛学思想家、佛教教育的改革者，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那么它形成的历史背景、教内状况、所受教育、人间佛教思想的形成及形成的意义何在，就以上认识浅谈几句。
　　在佛教2547年的历史舞台上，早在印度原始佛教就是一种新思潮的形式出现，之后产生各派佛教，又经无着、世亲等在教理上的完善，已为日后大乘佛教奠定了基础。经鸠摩罗什、玄奘、法显等译师传入东土。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开创有东土特色佛教团体。教外别传的禅法广弘于东土，至慧能时容入东土文化的佛法《坛经》的出现，进一步体现了大乘佛教的本质意义。“人间佛教”的思想更是具体展现禅法魅力对时局变动做出灵活反应，对社会文化转型的呼应。三法印中“诸行无常”道明人有生、老、病、死，宇宙有成、住、坏、空，物有生、住、异、灭的客观规律。佛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道路上，有无数祖师大德，持正法三昧于内、行善巧方便於外，悲智双远，开拓创新，接引无量众生闻法离苦，演译出今日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
　　约从干隆末年，清朝已走上了下坡路，宠臣和伸当权年间，贪污腐败之风已弥漫全国，仅和伸本人就搜刮所得相当朝廷10年的财政收入。苦难的时代、邪恶的时代也就是涌现有超世魅力的偶像人物的时代。1840年鸦 片战争爆发，西方侵略者挟着其军事、经济和文化优势涌入中国，种种不平等条约和贩卖毒 品，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与文化危机，原先中国人一向引以自豪的文化优越感已被打破。在救国压倒了一切的主旋律之下，科学、教育、实业、宗教等救国的主张也纷纷被提出。19世纪末，中国的民族、社会、文化危机交织在一起，呼唤着非凡人物，宗教自不例外。
　　佛教在中国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几经兴衰，到明、清之际，因内外原因再度陷入困境，当时全国僧尼总数也逾50万，表面上僧侣人数虽增，但整体素质下降，信仰衰落以至丧失，对宗教而言，信仰丧失乃万恶之源。八国联军之后慈禧实施新法。其中兴办教育与佛教关系重大即“废庙兴学”，全国各地一时都出现了驱僧、占庙、提产的事件。那时的佛教在家信众向无组织，没有专职护教工作人员，可以说佛教并无社会基础，含藏着一种危机，这种危机遂被触发，一种颠覆性的灾难突然降临。
　　章太炎首先发表《告佛弟子书》指出时代不同了，中国佛教徒要有大方便、大智慧来度化众生。接着又发表《告白衣书》指出宗教信仰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佛教在中国广得国人的信重，举世诸国也因我们在大乘佛法上的成就而信重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为求国家前途也就应爱护它。这两篇文章具划时代意义，它燃起很多青年佛弟子救新护教的热忱，而开拓出新的局面。
　　推翻帝治，在民族史上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当时的人物，皆具有天纵的睿智，深湛是修养，至于远大的抱负，这些人物自然也有来自佛门弟子，太虚大师就是其中之一。师年二十一，喜阅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民说》，章太炎《告佛弟子书》，严复《天演论》与谭嗣同《仁学》等书，故其思想深受影响。大师富有豪杰的气魄，深知佛教徒众，多未受过正式教育，大都不看经，因之主张革新佛教，创办学院，培养僧材，以抵制“废庙兴学”的风潮，令人兴奋，咸认为佛教新僧派领袖。
　　大师深受章太炎的佛教改革思路启发，自身的佛学，尤其是禅学根基，则成为其改革思想的主要源头。在《佛法导论》中大师认为小乘佛教：“了生死因，离贪爱为根本，灭尽究竟”，而大乘佛教则以：“菩提心为因，大慈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两者之间，“小乘是大乘之方便行”，后世人师无宁先令悟菩提心。此外，从七个方面阐述了佛法的概观。其核心是使佛法适应今世，也就是说佛教的发展要适应时代潮流，而使其呈现本有的顽强生命力，从而更好地体现其“志在振兴佛教僧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的大愿。为此，大师根据中国佛教的教宗、教制、教史的演化、分析了佛门种种弊端的由来，撰成《震旦佛教衰落原因论》，该文把佛教衰落的原因归结为外部的专制高压和儒家文化统制，内部的戒律松弛和义理治丧，还有更为根本的信仰薄弱，得出了古代僧伽体制中的某些制度已难以适应近代社会的结论。然后，大师游览了诸部律论及各代僧侣关于戒律的解释。总结其变化、改进的规律性。以此基础上精心撰写了《整理僧伽制度论》，这一书体现了大师一生从事僧制改革的理念，以后的各项改革意见，皆以此为基础演变形成。同时，大师又作了《人乘正法论》，作为《整理僧伽制度论》的姐妹篇，该文主要偏重在家人的整理，强调以佛化道德规范在家信众，使在家信众从自己奉行五戒十善做起，净化人生，向着菩萨境界进行，并以此深入影响民间，从而做到改良社会、政治、风俗的目的。该文还提出了佛教正信会统摄在家信众，建立由僧人指导的近代居士组织。从该文可以看出人间佛教的雏形已在酝酿之中。
　　《整理僧伽制度论》在海潮音初刊后，僧众反响不大，多数僧人对国际局势均漠不关心，大师深感全国僧制改革缺乏实现的基础，故必须对该论文中设想的具体步骤重新作出调整。1920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影响及于中国“劳工神圣”的口号风行一时，大师相继在海潮音上发表《人工与佛学之新僧论》、《唐代禅宗与社会思潮》等文章，试图以复古创新、极力发扬唐代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遗风，诱导众僧“务人工以安色身……修佛学以严法身”，改僧尼不事生产、寄食社会一向为人诟病，要自觉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这并不是对古代家神造风的简单恢复，更是为佛教适应现代工商业社会需要而发掘光大优良传统。在《行为主义之佛乘》中大师开始认识到人生佛教还必须扩展到人间，即关怀社会、利益人群，也是人间佛教理论内涵之一。他在大乘佛理普渡众生的基础上，认为人间佛教包含着普济个人、民族、人类三个层面。太虚大师的人生──人间佛教理论内容十分丰富，以此后的一系列讲学中，依据佛法随时对当时西方物理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学等各科的最新成就和中国文化提出的重大问题做出回应中，构建了其成熟的人间佛教理论体系。主张复兴中国佛教应该继承佛本论的主动流，力戒孤陋寡闻的弊病，直探佛意，传授教理，精间以取其要，见之实行，绝不是承受哪一家的旧套。在继承的基础上不离佛本应有所创新，历史文化的弘杨应对现代人类有利，而不是故弄玄虚于社会之外。
　　大师佛学理论建构即体现了佛教发展的现代趋势，亦源于佛法要本，也说明了事物发展的规律，亦证明了佛陀真理的伟大，吸其精髓为已用，对佛法的无量妙用加以肯定，它显示了有两千余年悠久历史的佛教在今后仍有充沛的活力。尽管《整理僧伽制度》的设想可以说失败了，但大师当年创立的人间佛教理论体系，经过印顺法师的推进和朴老的重新阐述，至20世纪80年代终于成为海峡两岸各宗各派公认的主导思想，指引着中国佛教迈向21世纪。
　　今天佛教同样也面临社会文化、宗教、政治在经济的推动下转开的时代。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及其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有汉传佛教特色的丛林困惑重重，“人间佛教”是禅魅力的具体展现，是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大乘佛教，也是顺应时代需要的产生，在教制上今天佛教呈现的问题更为严重，因旧的完整的丛林制度及其管理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摧毁，在西方科技、文化、宗教广为传入时，寺院的管理特别是经济管理、组织管理无法处于正常状态。那么是否应当继续推动僧制的改革，继承太虚大师等佛本系的思想在不离佛意思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现代组织学、管理学、心理学、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审时度势为佛教的明天注入新的活力。

§　参考书目
　　《佛教与人生》 大乘文化出版社 张曼涛 主编
　　《民国佛教篇》 大乘文化出版社 张曼涛 主编
　　《中国佛教通史论述》 大乘文化出版社 张曼涛 主编
　　《太虚大师传》 青海人民出版社 邓子美 陈卫华 着

乐山乌尤寺
2003年3月13日

仰止在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

佛法也精深哦,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我最早听到的佛理

　　可以再参阅一下陈兵、邓子美合著的《20世纪中国佛教》和印顺导师编订的《太虚法师年谱》
　　如果上遍下能大和尚还住世的话，他老人家应当可以口述很多资料
　　汉藏教理院的教员现在没人了。

传人是有的

在佛教2547年的历史舞台上，早在印度原始佛教就是一种新思潮的形式出现，之后产生各派佛教，又经无著、世亲等在教理上的完善，已为日后大乘佛教奠定了基础。经鸠摩罗什、玄奘、法显等译师传入东土。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开创有东土特色佛教团体。

　　这段话可能有些可以商榷之处。
　　首先大乘佛教兴起上限虽然不明确，但是在无着世亲菩萨的年代至少般若思想应该比较成熟了。当然向来有世亲有古今两位的说法。但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两位菩萨住世的年代是在公元五世纪左右，当时鸠公在中土的道场已经开设了。而大乘的兴起应该和罽宾地区的说一切有部有密切的关系。龙树菩萨不是罽宾人，但是受到说一切有部很大的影响，他对般若学的阐释也是从评析说一切有部开始的。

遍能大和尚是太虚大师门下神足，如果不是乌尤寺的事务太多而且曾经被迫害多年而是让他有最起码的研究条件，以他的功底，佛学研究成就未必会在印顺，法尊两位大师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