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斌540万国家赔偿申诉被驳 家属否认漫天要价

“办理一起冤案，只需要一个小小派出所一个小时就可以，洗清一起冤案，却需要举国之力，还不一定行！”[发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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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斌

两位姐姐
　　2013年7月4日，念斌案经过8次庭审、4次被判死刑之后，第9次庭审在福建省高院进行。念建兰身披麻布，头顶“冤”字来到法庭。曾经的另一对冤案姐弟—吴华英和吴昌龙也从福清赶至福州声援念建兰。自2001年起，吴昌龙因“福清纪委爆炸案”入狱，他的姐姐吴华英奔走12年终将弟弟救出。期间，吴华英因为“三网民事件”被关押，在网上征集声援三网友签名时，念建兰也写下自己的名字。
　　这之前的2008年，念建兰在网上搜索死刑案例时，看到了吴家姐弟的遭遇。2012年3月，在福建网民的鼓山之行中，念建兰第一次与吴华英相见。“同学和朋友对我都非常好，但有时候人没有经历过这种厄运和不公，还是很难理解我的崩溃和绝望”，和吴华英在一起，同是女性，同病相怜，“我们更懂得彼此的痛苦和不易”。
　　起初她对吴华英等策划的各种行为艺术不是很认同，总是有些羞涩地把脸躲在标语后面。吴华英对她说，“建兰，我第一次也跟你一样，现在习惯了”。
　　从吴华英的抗争里，念建兰明白，“不能失去人身自由。我弟弟的案子和别人不一样。他是死刑。第二，我看到路边衣衫褴褛的访民就想逃。我很怕变成他们。没有尊严，效果也不好。”
　　念建兰认为自己和吴华英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她是上访。最初我也试过，但我发现这是一条没有尊严的路。每去一次，我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修复。因为那些工作人员根本不把你当人看，麻木不仁。”
　　还有人鼓动她把母亲或者侄儿拉去上访。“说拿老人当棋子，可以缩短这个过程。我不行，杀了我也不能失去这个尊严。即使这样能把念斌就出来，我也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我以前跟人讲话脸都会红，被逼成了现在样子。我也做不到自焚这种惨烈的方式。”
　　和吴华英一同身陷三网民案的游精佑，对念建兰的自尊和要强印象深刻。“她很独立，自己拿主意，不像一般访民一样会很低姿态地去求人。”与“柔韧性”更强的吴法英相比，念建兰更加“敏感和刚烈”。在一篇文章里，游用“像男人那样锋利，又像姐姐那样坚定”来形容她。
　　2012年10月，得知律师斯伟江在福建漳州开庭，吴华英和念建兰相约同去，在厦门机场与他谈了一个多小时，斯伟江当即答应为念斌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此前吴华英已经获得律师张培鸿的帮助，想到两个知名律师都介入各自弟弟的案子，两人都非常开心。
　　2013年2月8日，没有任何暗示和征兆，吴昌龙被改变强制措施，当天放回家过年。大年初三，念建兰从平潭赶到福清探望吴昌龙。吴的家人把做横幅用剩的纸笔都拿来送给她。之后吴昌龙等五人被宣告无罪，念建兰又赶到福州协助吴家接待律师。
　　见到满屋的律师和记者，她逐个打招呼：你们一定也要帮帮我。人们在法庭门外合影时，吴昌龙将胳膊搭在念建兰的肩头，那一刻，她心想：什么时候我的弟弟也能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呢？
　　吴华英自认“12年上访苦旅，改变了人生。我在痛苦中煎熬着，清醒地活着。”已穿越漆黑隧道的她，等到了弟弟吴昌龙无罪释放，然而在念建兰的身上，她又看到曾经的自己。

“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
　　2013年7月4日，念斌案福建高院第三次二审第一次开庭。庭审前两天，警方终于向法庭提供了念斌案检验所依据的质谱图。开庭前一天，律师张燕生才拿到迟到4年的26张质谱图，专家发现检测日期与报告记录不符、报告没有按规定操作等问题。
　　此后法院迟迟没有宣判。一位专家告诉张燕生，质谱技术是由国外传来的，应该追根溯源。“他们告诉我，整个亚洲地区就是香港的毒物化验最专业。”念建兰和张燕生决定选择用技术和理性的手段去打开念斌的枷锁。
　　两人一起去到香港。因为念建兰发烧，张燕生一路帮她背着双肩包。最终通过电话联系上了著名毒物化验专家莫景权。莫景权答应对质谱图做出一份书面审查。
　　一周后，香港专家的结论震惊了所有人：标准样品的质谱图被当做了送检样品的质谱图，而呕吐物与心血的质谱图也完全一样。“这相当于把心脏病患者的心电图给了另一个人，然后说那个人有心脏病。”这两个疑点最终均被福建高院所采信。
　　穿过无数个失眠的黑夜，前方最后的审判让念建兰既期待又恐惧。8年间，一次又一次发回重审，一次又一次延期。很多时候她不敢打开电脑，怕自己的情绪受到影响。长期的压力之下，性情变得暴躁，“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甚至有段时间我哥要知道我的近况，都只能去看我的微博。”
　　曾经内向腼腆的念建兰，在同学眼里变得“暴躁、多疑，就像祥林嫂，有时候甚至歇斯底里”。面对蜂拥而来的记者，她一再强调“我这个人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我身上一堆毛病，脾气暴”。
　　面对几乎是失而复得的弟弟，她依旧将疲惫的自己全副武装起来挡在他前面。当听到一些记者因为不熟悉案情而问出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或者遇到本地一些媒体记者时，她作为姐姐的“敏感”转化成长久以来不得不具有的“自我防卫”和“攻击性”。为了保护弟弟的安全，在听说丁家有亲属曾在约定采访地点附近出现，她果断取消了采访。
　　她意识到自己的面容，乃至性格都被这场漫长而又痛苦的炼狱所扭曲。“今年大年三十，母亲走了，我的心变硬了。在微博上发言，同学说我好像‘咆哮体’”。
　　如果没有弟弟这件事情，8年前念建兰就要结婚了。“已经有合适的对象，但我很清楚地知道，假如我进入婚姻，我弟弟肯定没希望了。生活是很现实的，再好的婚姻也会被影响”。
　　“假如我走进婚姻，最后肯定会在争吵中解体。哥哥姐姐们人都很好，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小家庭，我刚好是单身，我不能把另外的家庭也瓦解了。”
　　“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我只是很清楚一旦做了这个决定，我的生活将会发生很大变化。除非我认命，觉得我弟弟就这样了。”

相聚
　　这几日，念斌的生物钟依旧和在看守所时保持一致，早上五点多醒来。晚上入睡时，还不自觉地保持着手脚戴镣铐的姿势，且多次在采访中崩溃大哭。
　　因为多喝了半碗家乡的紫菜汤，念斌的胃一直不舒服。相比过去“复仇姐姐”的形象，念建兰的笑容多了很多。重新开始生活，也是亲人和朋友们对她和弟弟的希望。
　　念建兰很少为自己哭。只有一次，当被问到当初做决定不进入婚姻时，对方是否理解，她把脸埋进双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她已经很久很久不愿回想这8年以外的事，“好像这前半生都被这8年充斥和占满了”。现在，窗外已近傍晚，夕阳西下，她会想起这个时候的海边最舒服了。“傍晚海飞吹过来，一家人坐在阳台吃饭”。一旁的弟弟念斌也记得，那时的父亲总躺在竹编的躺椅上。
　　8月25日，朋友游精佑邀请念斌一家来他家里吃饭，散散心。正如一年前，念建兰在听闻吴昌龙重获自由后，前去探访一般。吴华英、吴昌龙姐弟也在这天来到游精佑家，看望刚刚归来一周的念斌。
　　两对姐弟终于见面。游精佑的一位朋友用微单相机为四人郑重拍下合照，弟弟念斌的手，终于在八年后，再次揽住了姐姐的肩膀。拍照的朋友爱好音乐，在他发的微信里，为两对姐弟的图片配上了张楚《姐姐》的歌词：
　　“噢姐姐
　　我想回家
　　牵着我的手
　　我有些困了；
　　噢姐姐
　　带我回家
　　牵着我的手
　　你不要害怕 ！”

原文标题：念斌归来）

源自：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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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斌与姐姐念建兰

⊙记者：安小庆 福建
◎摄影：孙炯

　　弟弟念斌归来已经将近半月，念建兰的微博名还是“念斌的姐姐念建兰”。不同的是她把微博头像换了。这之前，由律师张燕生用手机拍摄的一张念斌身在囹圄内微笑的单人照片，现在，被一张姐弟合影所取代。
　　照片里，姐姐念建兰微笑看向身边高大的弟弟。这是成年后，姐弟俩拥有的第二张合照。此前的唯一一张合照，由念建兰用电脑合成。照片上的念斌留着偶像刘德华的四六分发型，那时的念建兰则身形清瘦，神情腼腆。
　　8月22日上午，经历了4次死刑宣判的念斌，被福建省高院无罪释放。当他换下囚服穿着黑色T恤，从福州市第一看守所的一扇小门里踉跄走出时，他的八年冤狱生活和她拯救死囚弟弟的八年奔走终于画上句号。
　　8年的奔走几乎击垮了念家。
　　在念家，那座两层小楼的每个房间，都还残留着它曾经的主人留下的印记：念斌父亲的工作间依旧摆满电机设备。母亲居住过的房间里，还散乱放着许多药瓶。如今，两位老人都已经离开人世。
　　念斌结婚时张贴的“囍”字还高高挂在客厅墙上，一张印有《圣经》“哥林多前书”部分内容的红色挂历纸，被撕下后扔在砸坏的桌上，上面写着：“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8年的时光也几乎摧残了念建兰。
　　“你看我现在整张脸都‘挂相’了吧？”念斌无罪释放后的第二天，疲惫的念建兰在一小时内接了十几个媒体电话后，带着一丝苦笑问记者。
　　“我很久看不到自己的面部表情了，觉得自己的面相变得很凶，以前不是这样的”，她把手指插进头发里，白发一根根跳出来，“仇恨已经在我的脸上留下痕迹了。”
　　在8月19日接到福建省高院将于三天后公开宣判念斌案的短信通知后，念建兰和家人们再次陷入忐忑之中。这之后，平潭县政府找到念建兰，“他们叫我们先不要回老家。”念家向亲戚和朋友共借了5辆车，来演练行车路线，以避免冲突的发生。澳前镇综治办在电话里反复叮嘱“不要放鞭炮庆祝，以免使被害方亲属受到刺激”。
　　当庭宣判念斌无罪释放后的情景，如同八年前念斌被带走时一样匆忙和混乱。为了防止被丁家亲属冲击，念斌和念建兰在法警的拽拉下，迅速上了法院和念家准备的车上。在看守所接到念斌后，抱头痛哭的姐弟俩坐上朋友的车。
　　在朋友家，念斌见到阔别八年的妻儿，他拉着儿子的手说道“爸爸是清白的，爸爸没有做那样的事”，一边的念建兰蹲在地上哭起来。
　　卸下手脚上戴了六年多的死刑犯镣铐，念斌的双脚开始酿跄着重新适应行走，他的眼睛开始重新适应看守所外耀眼的阳光，他的胃开始重新适应家里的饭菜。他还要学着使用功能繁多的智能手机看微博发微信，并重新以父亲的身份，去面对沉默的已进入青春期的儿子。
　　放下扛了八年的重担，念建兰有些心神恍惚。但她不能让自己松垮下来。她要为弟弟安排安全的住处，她要接待来自全国的几十家媒体，她计划着带弟弟去做全面的体检，还要为侄儿重新再找一个学校。
　　弟弟念斌归来七日，姐弟俩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两小时。每天绝大部分的时间，她都在接待媒体。8月23日上午，她抽空去服装市场又给弟弟买了两套衣服，因为“很久不见弟弟，之前买的衣服穿起来都偏大了”。

最幸福的时光
　　在家人和邻居口中，同一天出生的弟弟念斌内向、憨厚，而大两岁的姐姐建兰同样内向，但是要强。
　　念家兄弟姐妹八个。“小时候，我们俩经常吵架”，念建兰说，那时候的弟弟“嘴就比较笨”。因为哥哥们都叫念建兰“阿妹”，念斌从小也学着哥哥叫她“阿妹”。
　　念斌不爱念书，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念建兰高三时，念斌执意要偷渡去台湾打工。因为海上风浪颠簸，念斌还吐出了胆汁，半年后，被遣送回来。念建兰则在之后考上了福州大学管理学院的财会专业。
　　曾经和念建兰同住一个宿舍的好朋友穆女士，还记得大学时初见念建兰的样子：短发、瘦削，透着一股干净、洒脱的气质。“经过十几年的磨砺，现在她体态完全变形”。
　　念建兰不像别的女孩一样喜欢折星星和打毛衣。“可能是受家里父亲的影响，她很喜欢摆弄机械类的东西，比如修个收音机，用蓄电池做个电灯。”
　　这些看起来偏“中性”的爱好，一直伴随念建兰。在为弟弟念斌伸冤的八年里，每当精神压力过大时，她会选择修理一件坏掉的电器或者“把一个东西拆了再重新组装起来”。有时还会专门上网查资料，帮朋友修理空调和打印机。“算是一种调整和宣泄”。
　　大学毕业后，念建兰在福州一家公司做财会工作。弟弟念斌则在老家恋爱、生子、结婚。因为他是最小的儿子，父母和他同住，并由他照顾。以前平潭和大陆之间都要坐轮渡。念建兰每次从福州回家，念斌都会去码头接她。
　　这段日子被念斌称作，“已经过去的39年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好日子从2002年被打破。2002年，念斌三哥因肺癌去世；2005年二哥因胃癌去世。父母两次白发送黑发人的悲痛还未散去，家中最小的念斌在2006年出事了。
　　这一年的7月27日晚，福建省平潭县澳前镇澳前村村民陈炎娇和丁云虾两家发生了多人中毒事件，丁云虾的大儿子俞攀、女儿俞悦两人于7月28日凌晨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10天后当地公安宣布破案，破案的结果是：丁云虾的邻居念斌出于“被抢了一包烟的生意”而心生报复，在丁云虾家的水壶内投毒，导致丁云虾、陈炎姣两家6口人共同吃了用毒水制作的白粥、青椒炒鱿鱼等饭菜而中毒，造成2死4伤的严重后果。
　　念斌被抓四个月后，父亲悲愤离世。大家庭在几年间分崩离析。“当时想死的心都有。”念建兰记得二哥查出癌症的时候，念斌原本是要出国去罗马尼亚做服装生意的，“但他觉得，兄弟是一辈子的缘分，父母年纪也大了，他就决定先留下来照顾生病的二哥，哪知道后来发生这样的事。后来二嫂很后悔没让他出国，常常在家自责”。
　　就在平潭警方宣告念斌就是凶手后，丁家近百人来到位于念氏祖庭边的念家，把两层楼房的每个房间都砸烂。念建兰记得那天洗衣机还在开着，她来不及收拾东西，就带着父母和念斌的妻儿连夜逃到了福州。这个家人口中的“阿妹”，从此成为家庭的主心骨。

牢里牢外
　　念建兰是从查资料和找鼠药开始了拯救弟弟之旅的。她至今仍能熟练背出“化工词典538页里面写，氟乙酸盐是氟乙酸加烧碱制作而成的”。
　　2008年2月1日，春节前两天，福州市中级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念斌死刑，念斌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当念斌在平潭看守所被告知一审死刑时，念建兰因为急性阑尾炎手术还躺在医院病床上。
　　春节假期过后，念建兰揣着仅有的两千块钱，强撑着身体去了北京。她住在左安门附近的地下室。“没有窗户，就像坐牢一样。”念建兰感受到弟弟的痛苦，决定以后再也不住没有窗户的地下室了。
　　她在电脑上查阅大量律师的信息，看他们的博客、个人介绍，想要给弟弟重新找一位可靠的律师。在北京，念建兰幸运地找到了律师张燕生。“她是女性，做事情精益求精，写的案例也触动了我。她给我开价5万。她这个级别，开价5万已经是低得不得了了。真的是特别感恩。”
　　2008年3月31日，福建省高院将案件发回重审，这给了念家希望。然而2009年6月8日，福州中院再次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念斌死刑。2010年4月7日，福建省高院做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
　　这是姐弟俩最为脆弱和绝望的时候。念建兰还记得那是2010年4月7日，福建省高院直接宣判，没有开庭。“那天下着毛毛雨，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她辞掉了工作，随后大病一场，害怕接电话，“因为不知道是不是通知自己收尸的。”
　　在等待最高法死刑复核期间，念建兰听说去北京上访有用，她看了网上的“上访指南”去了北京。然而当看到那些老访民在煮饭，念建兰心里一惊：“难道我以后就要跟他们一样？”那一瞬间她只想逃。
　　在北京的时候，她喜欢坐地铁，“因为我不想要停下，地铁好像让我无尽头走下去。不要停，就这么一直坐下去，不论尽头在哪里，让我可以暂时逃离现实”。
　　在看守所中绝望等待死刑复核的念斌，也像姐姐一般，从信仰中得到支撑。“每天早晚我都会祷告”。因为戴着镣铐无法跪下，也无法两手交叉做出祷告的姿势，他只能躺在床上，将被锁住的双手放在胸口。除了祷告，每周他都会坐在小板凳上，交叉着双手，拿着一支圆珠笔给看守所外的姐姐写信。
　　2010年6月，负责念斌案死刑复核的法官赴福建提审念斌。念斌清晰记得，“他们跟我说念斌，我们最高法是重物证、轻口供的，就是你念斌今天跟我说所有事都是你干的，我也要去查看物证没有问题才行。”在信中，他写道“姐姐，这是5年来第一位法官来见我，而且是从千里之外”。
　　最高法的不核准裁定让念建兰再次燃起希望，然而绝望再次来临。2011年11月24日，在最高法和福建高院依次将案子发回重审后，福州中院仍然判处念斌死刑，这是念斌第四次被判死刑。在庭上听到结果后，念建兰痛哭着喊道：“你们让我家破人亡。”念斌在姐姐的哭喊中听到了父亲已经离开人世的消息，双重打击之下，回到看守所即病倒。

源自：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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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2日，经过8年反复上诉和审理，福建省高院以“原判认定上诉人念斌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终审裁决被告念斌无罪。被法律界关注多年的念斌案落下帷幕。尽管热度不大，关于此案的讨论却出人意料地持续了将近一个星期。
　　念斌案的“玄机”在于大量“证据材料”存在搜集、固定上的违反操作规范等问题，因而引起社会舆论，特别是法律界的长期关注。
　　8月23日《新京报》的评论说：“相较后来的冤案苦主，念斌案的意义在于，促进冤案的昭雪不再那么山高水长。‘疑罪从无’本就是刑诉法的基石，是需要所有法院去尊奉的法律精神。”
　　针对念斌一案，律师群体似乎是最为兴高采烈的一批人。曾担任念斌案辩护律师的斯伟江说：“正义虽然迟到，但终究没有缺席。我们流泪感谢，一半是欢喜，一半是悲伤。正义的伸张其实也是政府的胜利。”
　　不过有人并非这样乐观，央视记者王志安认为：“有媒体欢呼什么‘迟到的正义’云云，这是已经事先假定就不是念斌干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疑罪从无’，那可太低级了。”
　　相比《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王志安未免显得格局小了些。尽管一直与“死磕派”律师作口舌之争，胡总编辑这次显得比较大度：“念斌最终被判无罪，再次证明是合力在推动中国的改变和进步。死刑复核程序的严谨、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律师的‘死磕’等。就律师界来说，希望他们能够总结死磕成功和失败的以往例子，不断增加死磕与中国法治建设核心宗旨的契合度。”
　　同天《环球时报》的社论还要更委婉一些：“念斌案的改判再次证明，律师在维权案中的'死磕'本身不是问题，这样的'死磕'不时在过去和今天成为司法正义的重要推动力。”
　　案件尘埃落定，照例欢呼或鼓掌不过一时。此前念斌案的关注度并不算太高，按照寻常的舆论热点转换的速度，讨论热度不会持续太久。然而这次颇不相同。
　　先是《东方早报》继续在26日发表评论：“念斌案平反了，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司法公正的焦点问题，在一夜间就穿越到美国式‘高冷’的程序瑕疵上去了。”
　　《新京报》也不甘寂寞，以对全国律协刑事委员会主任田文昌的专访，对念斌案作了再讨论。针对当事律师张燕生“冤案得不到改正，就是因为知错不改”的说法，田律师认为：“对于‘知错不改’，杜绝的根本方法还是完善和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只要有非法证据嫌疑的证据就不能当证据用。”
　　两天后，《新京报》再发评论《念斌姐姐式的“伸冤”可以复制》。尽管看上去是在回应“念斌案能否复制”的问句，角度却转向念斌的姐姐念建兰并未选择上访途径这一角度。“念建兰的上诉策略很值得称道，她清楚地知道策略与坚持非常重要，一味采用过激手段喊冤没有用，确凿的证据才是翻案的关键。上访翻案的成功几率可能会有，但同时会带来更大的‘威胁’”。
　　同样8月28日，《北京青年报》以更现实的角度解读念建兰的策略选择：“对于一起已经二审终审，只待最高法复核的刑事案件，依靠上访乃至”闹访“而被推倒重来的可能性，实在是非常渺茫，在司法程序中寻求救济机会，反而是仅有的一线希望。”尽管得出了“念建兰的‘成功’，也未必能在更普遍的范围内复制”，作者给出的理由是“普遍的‘信法不信访’，既要求根除司法腐败，尽快实现司法独立、司法公正，也需要公民对法律的普遍尊重和信任”。
　　尽管看上去给了“不可复制”的结论，但实际上是呼吁公众对司法本身的信任。而司法的权威有赖于严密的证据、合法的程序、公正的审判。从这个角度来说，念斌案是一个好的例子。但促成其结果的积极因素可能仍然需要一个长效机制加以维持，这也是为它何能够引起舆论如此持久的讨论。（文/邱天人）
　　海外网评论频道原创，转载请注明来源海外网（www.haiwainet.cn），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源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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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 张天蔚
　　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大量存在，曾经让上访在舆论上具有极大的正当性。未来即使根除了司法腐败，独立、公正的司法，也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正义诉求。普遍的“信法不信访”，既要求根除司法腐败，尽快实现司法独立、司法公正，也需要公民对法律的普遍尊重和信任，包括承认并接受法律无法实现所有正义这样的现实。
　　8年牢狱之灾、4次被判死刑之后，曾经的死刑犯念斌，终于摆脱犯罪嫌疑人身份而无罪获释。最高人民法院发言人表示，此案终审判决得到社会舆论普遍肯定，“表明包括公众和审判人员在内的全社会，对公正、文明、理性、依法的办事，有了一个共识，对司法机关坚定执行‘疑罪从无’的理念以及采取相应的举措，有了一个共识。”
　　而在这一“宏大叙事”之外，数年来始终为念斌“翻案”而不懈奔走的念斌姐姐念建兰，却有独属于自己的感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念建兰明确表示她“很讨厌上访”，因为上访会遇到很多遭受了冤假错案的人，上访者之间是“悲痛地在交流”，从他们身上看不到希望，带来的情绪很消极。
　　一个曾经的上访者，一个放弃上访重回司法途径，并最终成功实现了诉求的人，作出上述这番感慨，似乎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也似乎能够促使更多人建立“信法不信访”的信心，重回司法救济的正确途径。
　　但事实未必如此乐观。事实上，念建兰放弃上访重回司法途径，本身就有着若干前提条件：首先，念建兰是在律师的建议下，才最终放弃了上访之路。而对于律师来说，“信法不信访”是其基本的职业信条，也只有在司法而非上访之路上，律师才有施展的空间。其次，不管念斌案经历了几多波折，本质上仍是一起相对单纯的刑事司法案件。对于一起已经二审终审，只待最高法复核的刑事案件，依靠上访乃至“闹访”而被推倒重来的可能性，实在是非常渺茫，在司法程序中寻求救济机会，反而是仅有的一线希望。就此，念家聘请的律师一定对念建兰解释得非常清楚，可能也是促使她放弃上访的重要原因。
　　因此，念建兰的“信法不信访”，未必就能有效地影响他人，念建兰的“成功”，也未必能在更普遍的范围内复制。
　　据媒体报道，就在念斌被宣判无罪释放的法庭上，“念斌案”中两名被毒杀孩子的家属当庭哭倒，此后又披麻戴孝，一直坚守在福建省高院的院内，试图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法院判决的不满。按照他们朴素的逻辑，杀人案必有真凶，如果念斌是，那么杀人偿命，他们的冤屈也算得报。而如果念斌不是，那么究竟谁是？既然法律是公正的，那么在释放了念斌的同时，为什么不能给他们死去的孩子们一个正义的交代？
　　他们的诘问其实是有力的。但对于这样的诘问，法律的回答只能是：法律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法律也有实现不了的正义。具体到“念斌案”，念斌被判无罪，极有可能也找不到另外的真凶，曾经被称为“念斌案”的投毒杀人案，很可能“不了了之”。
　　作为被害方的家属，客观上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情感上却可能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于是，他们也有可能转而走上上访之路，寻求司法之外的救济途径。法院院内的披麻戴孝，实际上已经是一种“上访”。
　　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大量存在，曾经让上访在舆论上具有极大的正当性。未来即使根除了司法腐败，独立、公正的司法，也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正义诉求。普遍的“信法不信访”，既要求根除司法腐败，尽快实现司法独立、司法公正，也需要公民对法律的普遍尊重和信任，包括承认并接受法律无法实现所有正义这样的现实。

原文标题：念斌案能促进“信法不信访”吗）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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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评论
　　念建兰明白上访的弊端，她没有“硬碰硬”。她清楚地知道策略与坚持非常重要，一味采用过激手段喊冤没有用，确凿的证据才是翻案的关键。
　　引得全国关注的念斌一案，耗时八年，当事人念斌曾被四次判处死刑，最终被无罪释放。每一个冤案得雪的背后，都有一个以生命在坚持的上诉人，念斌一案的上诉中，念斌姐姐念建兰的作用无可取代。然而念建兰不同于其他申冤者们的地方在于，她并不赞成上访，也不赞成将事情闹大引官方注意的解决方式。
　　长达八年的漫长上诉过程中，念建兰作为念斌的姐姐，天然的亲情让她相信弟弟的无辜，也愿意为此不懈地奔波。更为重要的是，念建兰的上诉策略很值得称道，她清楚地知道策略与坚持非常重要，一味采用过激手段喊冤没有用，确凿的证据才是翻案的关键。上访翻案的成功几率可能会有，但同时会带来更大的“威胁”。正因为如此，念斌一案才会多次面临绝境仍能逢生，念斌的命运最终能够逆转。
　　念斌姐姐的这种“理念”，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定罪》。在电影中，女主人公为救自己含冤入狱的哥哥而自学法律，最终靠“法律”拯救了自己的亲人。同样，为了找出证据方面的疑点，念建兰不仅自己做模拟毒物试验，还成了“半个专家”，去香港做了鉴定，这些证据后来成为了翻案的关键。念建兰的这种方式，并非只有她自己能做到，其他伸冤的人也可以复制。
　　选择上访的人，在上访的过程中，能够了解法律程序，靠实际证据上诉的很少，大部分的上访者的诉状仅仅是对自己冤屈情绪的诉说，甚至自残的方式来诉说自己的冤屈，希望以引起“有关部门”或者引起舆论的关注。这样的举动，悲壮色彩倒是够了，轰动效应有了，但实际问题并未解决多少，反而新的问题又延伸出来。上访是一条不归路，之前上访发生的悲剧太多了，黑监狱、截访、限制人身自由等，上访者和相关部门水火难容、成了“死对头”，最终只能两败俱伤。
　　念建兰明白上访的弊端，她没有“硬碰硬”，没有想着一蹴而就，而是抓住了法律这个救命稻草。也正是她对上访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尽管走了很长的路，但最终安全抵达。没有什么比真相和证据更有说服力，没有什么比依法抗争得来的自由更有意义，念建兰式的伸冤，她维权的方式，值得借鉴。

⊙闫曼（媒体人）
原文标题：念斌姐姐式的“伸冤”可以复制）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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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快讯（记者：邢世伟）今日，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在回应念斌案审判时表示，念斌案的审判结果彰显了法院坚持疑罪从无的理念，彰显了法院坚持证据采信，加强证据审核力度的审案思维。法院将更加严格地依法公正独立行使审判权，更加严格地防止冤错案件的发生。

原文标题：最高法：念斌案审判结果彰显疑罪从无理念）

源自：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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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4-8-27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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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念斌案”。中新网记者 马学玲摄
　　中新网北京8月27日电（记者：马学玲）对于近来备受关注的“念斌案”，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27日指出，这将有利于司法机关更加严格地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更加严格地防止冤错案件的发生。
　　8月22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念斌无罪。这一判决，引来举国关注。
　　2006年7月，邻家两名儿童中毒身亡，念斌被警方视为有重大嫌疑。此后8年，念斌被4次判处死刑，其中，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不予核准念斌死刑，发回重审。
　　案件审理的8年中，念斌案形成“拉锯战”。念斌方所邀请的律师，通过网络和媒体列举案件疑点，甚至公开发表演讲《刑辩的绝境》，而另一方，控方和侦办此案的公安干警坚称没有“刑讯逼供”，持续引发关注。
　　此次念斌被判无罪后，其律师张燕生表示，“这个时候最该鼓励、支持的是最高法院，法院能顶住压力，作出这样的判决，应该感谢法院。”
　　27日上午，孙军工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对此表示，这个案件的处理，彰显了人民法院在坚持“疑罪从无”的理念，在坚持严格依照诉讼法的规定，是加强对证据采信严格审核力度的基础上做出的一个结论。
　　孙军工说，网友表示感谢也好，对司法机关最终裁决的认可也好，表明包括公众和审判人员在内的全社会，对公正、文明、理性、依法的办事，有了一个共识，对司法机关坚定执行“疑罪从无”的理念以及采取相应的举措，有了一个共识。
　　“这将有利于司法机关更加严格地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更加严格地防止冤错案件的发生。”孙军工说。 ●

原文标题：最高法发言人谈“念斌案”：利于更严格防冤错案件）

源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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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斌挽起牛仔裤，小腿肌肉因为长期戴工字镣铐，已经萎缩。本报记者 刘星摄
　　从看守所被无罪释放后，念斌甚至有些不太会走路了：脱下加起来戴了6年的工字镣铐，他一时还掌握不好身体的重心。逝去8年青春，生活对于重获自由的念斌来说，反而变得如此陌生。
　　念斌投毒案，公安机关从立案到宣布破案只花了12天，但案子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拖”再到“疑罪从无”，足足走了8年。
　　翻检该案的司法材料不难发现，这起投毒案的关键证据皆存疑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书几乎没有采信检方关于中毒原因、投毒方式、毒物来源的任何证据，并认定念斌先后8次所作的有罪供诉内容不真实，甚至检察院在这次庭审总结时都主动提到，案件“存在瑕疵”。但此前，同样的证据已经先后4次宣判了念斌的死刑。
　　幸运的是，即使没有亡者归来和真凶自首，依靠家人、律师、媒体和最高法的“少杀、慎杀”，念斌最终还是等到了迟来的正义。
　　不幸的是，即使案件存在诸多明显的程序瑕疵，正义也仍然迟到了，正如念斌的姐姐念建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所说：“我们找到了最好的律师，碰到了最好的专家，可是阻碍仍然这么大。”

被检测扭转的侦查方向
　　一直要等到2013年拿到原始数据，质问相关证人，念家才能证明，当初让念斌成为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根本站不住脚。
　　福建平潭是大陆离台湾岛最近的地方，沿着能直航台湾的海峡号高速客滚码头旁的小路一直向东，就来到了8年前的疑案事发地──平潭县澳前镇澳前村。
　　2006年，刚过30岁生日的念斌正打算去罗马尼亚投奔亲戚打点零工，他的儿子已经4岁。几年前在和妻子结婚后，念斌选择租了同村村民陈炎娇的一间店铺，卖些零食杂货，日子看上去十分平淡。
　　念斌店铺的隔壁是南赖村的丁云虾，丁云虾的丈夫死于2002年的一场海难，此后她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同样租了陈炎娇家的店铺卖些杂食。丁、念都是当地的大姓，彼此间多有往来，念斌结婚时丁云虾的弟弟曾经做过念斌的伴郎。
　　2006年7月28日13时40分，丁云虾的公公俞兆发送来几斤鱿鱼和杂鱼，18时，丁云虾、陈炎娇两家一同吃了青椒鱿鱼、炒杂鱼和各自家的稀饭。当晚，两家人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毒现象，丁云虾的一对儿女俞攀、俞悦当天因抢救无效死亡。
　　多人中毒两人死亡，市县两级公安迅速成立了联合专案组。事发当天，警方在死者二楼住户的房间中找到了四包毒鼠强和一瓶液体老鼠药，而该住户陈某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还曾一度晕倒。在警方最初的案情分析中，作案时间被定为鱿鱼送来后直到晚饭前，而陈某某恰好有作案时间。
　　但几份关键的法医检测报告推翻了这一设想：7月29日，福建省刑警总队经过化验排除了毒鼠强鼠药的可能性，并在两死者的呕吐物、尿液、血液中检出了氟乙酸盐鼠药。
　　由于鼠药不对，楼上租户被排除了嫌疑。“这个检测是最关键的，因为这个检测，作为邻居的念斌就成为第一怀疑对象了。”念斌的辩护律师斯伟江说。
　　根据念斌案的预审卷和警方多次作出的《情况说明》，这次检测后，专案组“以投毒杀人为侦查方向”，由于此后念斌店铺通往丁云虾厨房门的门把手被检出氟乙酸盐，且念斌神色异常，没能通过测谎，遂被列为侦查对象留置盘问。
　　可无论是这几份关键的鉴定，还是确定了念斌嫌疑的门把手，都最终被证实存在巨大的问题。
　　2013年7月，检方第一次提供了鉴定所使用的原始质谱图。所谓质谱图，即毒物检验中检测物的离子被分离后，被检测器检测并记录下来、经计算机处理后形成的图。这是用以分析检测物是否是含有毒物、何种毒物的依据。
　　经过香港、北京两地专家的比对，几份曾扭转侦查方向的鉴定报告存在严重问题：检测时曾将样本图样当做检验物检测图样，同一份质谱图，既被充当心血样本，又与死者呕吐物的质谱图相同。此外，呕吐物、尿液、血液的检测均未按照规范操作，有“被污染的可能性”。
　　门把手检测物的提取时间曾有过改动，即从“2006年8月8日”改为“7月31日”，而8月8日正是念斌作出有罪供诉的时间。
　　当年侦查此案，并负责出具《情况说明》及在委托书上签字的警察翁其峰终于在2013年出庭作证。他当庭称，改日期是“支队长让改的”，并且否认了《情况说明》，表示门把手没有为破案提供侦查方向，门把手是念斌招供后才看到的。

“我只能承认了”
　　通观最有力的直接证据，还是念斌自己在8月8日作出的有罪供诉。
　　“测谎以后，他们就把我的手拷在牢笼边上。刑警大队长说，按他所说的作案过程去承认，‘不然把你老婆也抓起来’。”
　　回忆审讯的细节时，念斌的声音开始变得急促。这是念斌被释放后的第二天，他穿着家人为冲喜特意准备的红色T恤，被一群记者围在中间。出来后，念斌终于有了能不被打断地叙述自己经历的机会。
　　念斌案发时，正值“命案必破”口号喊得最响亮的时期。念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初他不愿认罪，办案人员就把他带到隔壁房间，吊到窗户上，用铁棍打，并用长长的竹签使劲往肋骨的缝隙插，“我当时也哭，可是没有人可怜我”。
　　当天晚上，念斌被连夜突击审讯，其间念斌一度咬舌自杀。后来，参与审讯的警察在法庭上说，他们只是在给念斌做思想工作，这遭到斯伟江律师的当庭质问，“是什么样的思想工作，能够把人做得咬舌自尽？”
　　即便如此，念斌仍未认罪。案卷显示，由于留置审查至深夜仍未突破，一些侦查人员也认为对念斌的怀疑不足，但警方研究后还是认为“不能轻易放弃”。
　　8月8日，念斌最终作出了有罪供诉。念斌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说，对方一开始说认了只会判两三年：“我有一个不幸的家庭，我儿子那么小。8月7日那么痛苦，我都没有按他说的做，他就用亲情来逼我，当时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是一个男人，是一家之主，只能去承担，我和我老婆总要有一个人留在这里照顾儿子。我只能承认了。”
　　而念斌的“作案过程”也逐渐清晰起来：因为记恨丁云虾抢了自己一包烟的生意，念斌产生了投放鼠药让丁云虾吃了肚子痛、拉稀的念头，27日凌晨1时，念斌把半包鼠药倒在矿泉水瓶里，潜入其食杂店后丁家厨房，将水从壶嘴倒入烧水铝壶的水里，剩下的半包鼠药和兑水用的矿泉水瓶则被扔入门口垃圾筐，当天，铝壶里的水被做了鱿鱼和丁家的稀饭，这最终导致两人死亡。
　　念斌认罪两天后，警方在澳前村公开宣布了这一结果，当时数百名村民围观，随后念斌和父母及姐姐一起住的家遭到了打砸。
　　8月21日，当地媒体刊出报道《7月下旬至今警方攻克9起命案 8月份命案全破获》，9起通报案例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平潭7·27投毒案”。

被隐匿的口供
　　“水壶里的水是什么意思？水壶难道没有检出？”律师张燕生看到念斌的一审判决书，感觉有些不太对劲儿：水里检测出了氟乙酸盐，那么水壶里呢，为何没有提及？
　　2008年2月5日，农历二十九，念斌家第一次收到了死刑判决书。心急如焚的念建兰开始四处找律师，她在网上搜到了关于张燕生的报道，这篇报道里，张燕生提到自己要求自己的案子做到“件件是精品”。念建兰想，都是女性，试试吧。
　　张燕生是大禹律师事务所主任，1994年，张燕生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离职，创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接到求助电话的张燕生最初并没有答应念建兰，只是先让她把判决书寄过来。
　　“特别特别幸运，我找到了全中国最好的律师。”念建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家里已经一贫如洗，张燕生的律师费要5万元，念建兰只好说自己没钱了，没想到张燕生说没事，有钱的时候还钱就行。
　　拿到案卷后，张燕生与助手公孙雪发现了更多疑点。公孙雪那时还是张燕生的助理，念斌案2006年7月发生时，她刚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
　　“那时给念斌定罪的证据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口供，另一个是7份检验报告。”公孙雪回忆，每份报告都只有结论而没有作出结论的依据，有的报告仅有一页A4纸。
　　这7份报告，提取了俞攀、俞悦的心血、尿液，俞攀的呕吐物，念斌屋子的门把手，此外还有铁锅、碗、高压锅、鼠药等检材。7份报告的指向是，两名死者死于氟乙酸盐，而这种物质恰恰在门把手上发现了。
　　在张燕生看来，所有检验报告没有附上依据，这十分反常。她本是刑庭法官，做律师后业务也以刑辩为主，接触到的指纹、DNA、足迹比对等检验报告，无一例外均附有原始图片作为依据。
　　张燕生对7份报告里的门把手检验记忆犹新。这份名为《理化检验分析意见书》的结论是“倾向于认定门把手上的残留物为氟乙酸盐”，“或者是‘有’或者是‘没有’，但不能是‘倾向于’，怎么能拿分析意见作为结论呢？”而门把手是唯一将念斌与投毒案联系在一起的节点。
　　为了找到专业的毒物鉴定专家，公孙雪回忆，她当时检索了很多关于毒物的文献，列了一串专家清单，再挑选合适的挨个儿联系。这些专家，包括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毒物麻醉药品鉴定处原处长张继宗。
　　此前，按照控方的说法，水壶里被投了氟乙酸盐，陈炎娇、丁云虾分别用水壶的水做了鱿鱼和稀饭。丁云虾是唯一只吃稀饭而没有吃鱿鱼的人。
　　张继宗分析后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如果水壶真如控方所言有毒，那么，吃了稀饭的丁云虾也会中毒。
　　后来参与研究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博士王鹏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氟乙酸盐是水溶性的，只溶于水，不溶于脂类，如果用含有氟乙酸盐的水去煮粥，氟乙酸盐会几乎完全溶于粥中，含量非常高。若死者母亲喝了粥，一定会出现中毒症状。
　　然而，查阅了当地医院的病例资料，包括主诉、体格检查及其血常规、生化指标等实验室检查结果，王鹏认为，丁云虾体内没有中毒的迹象。
　　丁云虾没有中毒，这意味着，这与控方所认定的水中含有氟乙酸盐相矛盾。
　　2008年12月31日，福建高院将本案发回重审后，2009年4月29日，福州中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
　　这次，案情又有新发现：张燕生与公孙雪找到了陈炎娇被警方“藏起来”的三段证词，这三段证词均与警方认定的作案经过相左。
　　公孙雪说，他们翻看笔录发现，警方找了许多人询问，可偏偏没有找房东陈炎娇，这让张燕生感到奇怪。而张燕生、公孙雪有一次找陈询问时，陈并不配合，还夸张地说：“不要来找我，我该说的都说了，他们做的调查有1000多页。”
　　张燕生推测，陈炎娇一定有被隐藏的笔录，于是向法院提出申请。法官一联系警方，果然有3份笔录此前没有提交。
　　张燕生发现，这3份被隐藏的笔录，核心意思是稀饭不是水壶的水烧的，而来自塑料桶。也就是说，警方一开始的思路不是冲着水壶去的，甚至可能不是冲着念斌去的。
　　但一切仍没有改变，2009年6月8日，福州中院再次判决念斌死刑。

死刑复核结果被压
　　2010年这次，福建高院没有把案子发回重审，而是维持了福州中院的死刑判决。
　　这是念家人神经最为脆弱的时候。念建兰说她至今记得2010年4月12日那天，福建省高院作出维持一审死刑判决的结果，直接宣判，没有开庭。
　　“那天下雨，毛毛雨，我突然觉得生命特别美好，好像我也被判死刑了，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什么想法都有，就辞掉了工作。”
　　念建兰随后大病一场。她说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她开始害怕接电话，因为不知道是不是通知自己收尸的。念建兰也开始减少与弟弟的通信，她不知道该怎么跟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写家书。后来念斌的狱友出来找到她，对她说，“念姐，你真残忍，念斌一直在等你的来信”。
　　“没想到第四次还判死刑，念建兰崩溃了，我也崩溃了。在当时，谁都不敢跟我提念斌的名字，提这个我就想哭，真的觉得处在一种抑郁状态。”张燕生说，那是她最感到无助的时候。
　　然而最高法的态度又让念家燃起了希望。2010年6月，负责念斌案死刑复核的法官亲自赴福建提审念斌。
　　“当时最高法的法官听我完整的说了整个过程，跟我说‘念斌，我们最高法是重物证轻口供的，就是你念斌今天跟我说都是你干的，我也要去查看物证没有问题才行。”念斌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
　　提审结束后，念斌写信给姐姐，说这是“千里之外”第一个来听他冤情的法官。2010年7月，最高法还特别约见了辩护律师听取意见。
　　念斌的死刑不予核准的复核结果曾被福建高院压了半年，而这半年正是念斌家压力最大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明天就被干掉了”。
　　一直到2011年4月，因为福建省高院宣判已经一年，仍无复核的消息，张燕生打电话到最高法，对方告诉她，结果早就发给了福建。此时，念家才得知，死刑复核没有被核准，这又一次给了念家希望。
　　然而2011年11月24日，在最高法和福建高院依次将案子发回重审后，福州中院仍然判处念斌死刑，失望和希望再一次轮回。听到结果后，念建兰失控说出了父亲已经去世的消息，念斌当庭痛哭。
　　这是念家这些年来精心维系的两个谎言之一，另一个谎言，是家人告诉念斌的儿子，父亲只是出国打工了。2013年，公安没有经过家人，直接到了学校去找孩子，虽然老师没让见，但这个谎言最终也没能维持下去。

检测图作假
　　2013年7月4日是念斌案福建高院第三次二审第一次开庭。庭审前两天，警方终于向法庭提供了念斌案检验所依据的质谱图，此外，当年侦查人员以及鉴定人员均得以出庭作证。
　　开庭前一天，张燕生才拿到迟到4年的26张质谱图，专家连夜作了研究。结论让人震惊：检测日期与报告记录不符；报告没有按规定操作，质谱图中样品存在污染；所得结论与现实不符。
　　侦查人员更是在律师的质问下当庭承认审讯录像不完整，翁其峰则当庭否认自己曾写下的“门把手”指引办案方向的意见。一位前去观摩庭审的律师在自己的笔记中感叹，“出庭将是对侦查人员最有效的法制教育和震慑，经过法庭上的交叉询问，侦查人员回去后，在接下来的办案中，大概绝对不敢再有一丝一毫的违法办案了”。
　　法院迟迟没有宣判，张燕生对此有些担心。一位专家告诉张燕生，质谱技术是由国外传来的，应该追根溯源。于是，张燕生在英国找专家，念建兰则打算去香港找，“他们告诉我，整个亚洲地区就是香港的毒物化验最专业。”
　　抱着一丝希望，念建兰动身去了香港毒物化验所。说明来意后，念建兰通过电话联系上了皇家澳洲化学学会院士、香港政府化验所高级化学师、主管毒理学组的莫景权。
　　“莫老师特别客气，他还告诉我说，香港化验所化验结果只针对香港，无法通用。我就说，你只需要做书面审查就可以了。”莫景权最终答应了念建兰的请求。
　　26张质谱图经过第三方被送到了香港专家手上，一周后，香港专家的结论震惊了所有此案的参与者：用来检测的标准样品的质谱图被当做了送检样品的质谱图，而呕吐物与心血的质谱图也完全一样。专家打了一个比方，这相当于把心脏病患者的心电图给了另一个人，然后说那个人有心脏病。这两个疑点最终均被福建高院的判决书所采信。
　　香港专家的结论是，这26张质谱图根本不含有任何氟乙酸盐。接手念斌案6年的张燕生一时没能接受，此前她只怀疑物品上的检验有问题，从没想过整个中毒的基础根本搞错了。
　　2014年2月9日，张燕生发表博客文章披露了此事，她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在开头甚至有些失态骂了一句脏话。
　　“到这一次开庭，证人出庭后，就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造假。”斯伟江说，当他在庭审中听到检方在总结时也承认案子有瑕疵时，他知道无罪判决要来了。

迟来的正义
　　虽然念斌已经无罪，仇恨却一直没有消弭。
　　历次庭审，念斌的几位律师和家属对于被丁云虾的家属辱骂已经司空见惯。念建兰回忆，2011年福州中院的开庭十分激烈，几方几乎吵了起来。据媒体报道，当时念斌一度盯住丁云虾的眼睛，大喊：“丁云虾，你的孩子被毒死我也很伤心，可我也是被人诬陷的，我也是受害者。”
　　2013年7月庭审，当年的侦查人员翁其峰出庭时，旁听席上，念建兰情绪激动，大骂翁其峰刑讯逼供冤枉念斌，另一边，受害人的家属则高喊“人民的好警察”。
　　在澳前村，念斌被砸烧过的两层小楼仍然一片狼藉，这座当初建给念斌结婚用的小楼里，时间似乎停滞在仇恨爆发的某个夜晚。
　　念家的一位亲戚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以前这附近三栋楼里住的都是念家的亲戚，出事后只剩两户念家人了。这位亲戚说，她以前也有丁家的不少朋友，出事后就再无来往了。
　　记者希望她能把记者带到丁云虾的楼下，她摆了摆手，“那里我们不去的”。采访结束后不久，念家的亲戚一转身，从附近的某个小道离开了。
　　丁云虾不在澳前村的家中，但仇恨仍在：她的几个邻居愤恨地说，“政府都判了四次了，还能判错吗？我们都替他们家感到不公。”邻居说，丁云虾出事后就关掉了小卖部，没有工作，“靠海吃饭”。
　　记者曾经一度打通了丁云虾的电话，在电话里，她说她在福建高院的门口，高院门口的大马路就是她的家。但记者赶到高院后，除去戒备森严的警察外，并没有看到丁云虾，再打手机，接听人已经不是丁云虾了。
　　丁云虾家此前并不抗拒媒体，在媒体开始报道念斌案存在的种种问题之后，丁云虾就开始不愿接触媒体了。
　　“我们真的很希望你们也呼吁呼吁，抓到真凶。”念建兰说。这次宣判前，为了保证无罪后不被丁家骚扰，他们提前准备了五辆车，在宣判前一天，拿着地图不断讨论离开法院的最佳路线。
　　宣判后的离开很顺利，可离开之后呢？当地政府告诉他们，最好不要回平潭的老家，以免引发群体性事件。
　　念斌最终自由了，在他失去了家之后。
　　本报平潭8月27日电

原文标题：复盘念斌案）

源自：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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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商报 首席记者：王毅 福建报道

终审无罪
　　8月22日，福建高院二审经审理认为，虽然上诉人念斌对投毒过程作过多次供述，但“原判认定被害人死于氟乙酸盐鼠药中毒的依据不足，投毒方式依据不确实，毒物来源依据不充分，与上诉人的有罪供述不能相互印证，相关证据矛盾和疑点无法合理解释、排除，全案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能得出系上诉人念斌作案的唯一结论”。因此，原判认定上诉人念斌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公诉机关指控上诉人念斌所犯罪名不能成立。
　　此前，念斌被先后4次判处死刑：
　　2008年2月1日，福州中院做出一审判决：死刑立即执行，随后念斌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2009年6月8日，福州中院再次判决念斌死刑立即执行，念斌上诉。
　　2010年4月12日 福建高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死刑。
　　2011年11月24日，福州中院再次判处念斌死刑立即执行，随后，念斌第三次提起上诉。

念斌案
　　在福建省平潭县澳前村，曾有两家相邻的杂货店，店主分别是念斌和丁云虾。念斌与丁云虾是远亲，都租住陈炎娇的商铺开食杂店，两家仅一墙之隔。
　　2006年7月27日晚，房东陈炎娇母女与丁云虾的3个孩子一起吃了晚饭，饭菜是当地十分平常的鱿鱼杂鱼和稀饭。由于生意太忙，丁云虾回家较晚，并没有与孩子一起吃饭。
　　丁云虾回忆说，“鱿鱼他们都吃完了，只剩下稀饭和青椒，还有鱿鱼汤。”而在当晚吃饭的5人中，有4人出现明显中毒症状。经抢救3人逃过一劫，但丁云虾的儿子俞攀和女儿俞悦不幸中毒身亡。
　　经福州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丁云虾的两个孩子系氟乙酸盐鼠药中毒死亡。随后，警方调查认为隔壁租户念斌及其妻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2007年2月，福州检察院以念斌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向福州中院提起公诉，2007年3月，福州中院首次开庭审理此案，曾经承认了犯罪事实的念斌当庭翻供，称遭受刑讯逼供，在随后的几年里，念斌被先后4次判处死刑。
　　在过去的8年里，4度被判死刑，8月22日，念斌终于洗脱了疑犯之名，得以与家人团聚。
　　出狱当天，念斌的姐姐念建兰让乘坐的汽车在城内转了两圈，以摆脱可能跟踪的人，直到回到家中。念斌的儿子已经和他差不多高了，他拉着儿子不停地说，“爸爸没有杀人，爸爸是被人冤枉的”。那天，念斌一家三口8年来第一次吃到了团圆饭。
　　在念斌看来，甚至在念建兰自己看来，如果没有念建兰的坚持，念斌几乎不可能在4次被判死刑后，还能无罪释放。
　　这些天，数十家媒体赶到福建采访，念建兰帮念斌推掉了很多。她会“巧妙”地来安排一些媒体的采访时间。她会记得以前哪些媒体报道过念斌案，哪些没有采访过。
　　念建兰自己也忙着接受采访，见念斌的机会都很少。念建兰有一整套的想法想要灌输给别人，能看清形势、讲策略、性格强势是她留给人的印象，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些性格，让她推动了念斌案的进展。而一个被人们反复提及的事情是，为了念斌案，40岁的念建兰至今未婚。

自比阿Q
“需要消除内心的绝望”
　　念斌案从发生至今，念建兰始终充当着申冤者的角色。她明白，一味地采用过激手段只喊冤没有用，而是需要确凿的证据。
　　念建兰讲话气场十足，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论。找律师，找媒体，找公检法部门，甚至去香港做鉴定，她都有着强烈的主见。
　　此次念斌判决无罪之前，念建兰说，她整夜睡不着。为了给念斌讨公道，4年前，她就辞掉了还不错的工作，往返于福建、北京、香港等地，专心为念斌打官司。
　　她把之前的自己比作祥林嫂，只要认为对念斌案有帮助的律师、记者等，她都在不断地说案情，为念斌申冤。念斌获得自由后，她说，“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念建兰认为，在念斌案之初，她是很积极的，但几次死刑判决后，她变得很消极，有段时间穿得也很邋遢，很没形象。她一直在试图消除内心的绝望。
　　念建兰说，坚持下来，推动念斌的案子，是因为自己是个阿Q，需要多想、多遇到一些积极的方面，让自己快乐。念建兰说，这几年，她一直很焦虑，“和神经病没两样”。但她又说，要做“最快乐的当事人”。

讨厌上访
“保护好自己，争取说话的机会”
　　对于“是否上访、如何上访”，念建兰认为，在律师等人的建议下，她把握了一个很好的度。念建兰对她这几年的奔波做了总结，她认为，“不上访”是自己做的正确的事情之一。
　　在念建兰为念斌奔波期间，多起“冤案”也得到纠正。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中曾经被判死缓的疑犯吴昌龙，后被宣告无罪。吴昌龙的姐姐吴华英曾长期上访，和念建兰是熟人。
　　但念建兰并不赞同吴华英的做法。念建兰说，她很讨厌上访。因为上访会遇到很多遭受了冤假错案的人，曾经也上访的念建兰说，上访者之间是“悲痛地在交流”，从他们身上看不到希望，带来的情绪很消极。
　　最初，念建兰也去上访，但律师劝阻了她。念建兰说，上访没用，当时劳教还没有被废除，如果上访了还可能被劳教。她清楚地认识到，上访后可能会没有人身自由，声音传不出去，到时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有曾经一起上访的人，让念建兰再去上访，但被她拒绝了。念建兰心里清楚：“上访没用，我的声音不能只在上访的人群里，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有人认为闹一下就会有人解决，但念斌的案子无法这样解决。”
　　保护好自己，争取说话的机会，在念建兰看来是最重要的。她也正是有明确的想法和目的，抓住了一些说话的机会，使得念斌案全国关注。“我的人身自由没了，念斌就死定了。”

很讲策略
“带着2千元，执意进京请律师”
　　念建兰将自己的性格定义为：自卑和自尊共存。她说，自己最接受不了别人的可怜，也看不了别人歧视的眼神，“我很敏感。只会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念建兰是一个很讲策略的人，10余家媒体采访，她都可以“巧妙”地安排。以前四处反映问题时，为了不被限制，念建兰的策略是，上访时上街带护照，不带身份证，以防被检查。去香港做鉴定时，念建兰从福建到北京再转到香港，机票都是出发前一两个小时才订。她还把自己的手机卡寄到北京让别人用，用多种方式上网。
　　念建兰说，“上访只是吓唬基层法院”。而她向上级法院、领导反映问题的材料多是手写，在每份材料末尾，她还会加上“叩谢”。念建兰认为，这些都能够反映自己的诚意。
　　到陌生的北京找律师之前，身边曾有朋友以自己被骗30万元的经历劝阻她，“不要去北京了，以免被骗”。并未出过远门、从未打过官司的念建兰却不为所动，带着2000块钱执意进京，她认为外地律师更能推动念斌案。
　　她在网上翻看了能找到的所有律师的资料，“每个律师是什么性格我都知道，没有律师敢在我面前吹牛，我一下子就知道你有货没货”，念建兰如此自信。她一共见了7个律师，“我一下子就确定了张燕生律师，所有人都说我眼光好。”

寻找证据
去香港做鉴定“网上搜的电话”
　　念建兰认为，她在念斌案中走对了两步路，一是没有长期上访，二是去香港做了鉴定。念建兰说，每一次的判决书，她每个字都看得很认真，“每个字都关系到我弟弟的命”。
　　在律师介入之前，她自己买鼠药，模拟起诉书中公布的案情，将鼠药倒入壶中做实验。为了找到类似的鼠药，她跑了5个省。死者被检测出的中毒成分“氟乙酸盐”，词典里538页解释，念建兰几乎都会背。至于这几年搜集的资料，早已摞成几堆。
　　会计出生的念建兰，讲起“光谱分析”来头头是道，她认为自己已经是半个专家，甚至还要挑战专家。之前并未打过官司的念建兰，还“突发奇想”要在念斌案开庭前举办模拟法庭。
　　念建兰知道，要为弟弟翻案就需要找到确凿的证据，她认为，在异地检测会排除一些干扰，于是决定去香港中文大学找专家。她说，当时考虑了很多地方，觉得香港最合适。她还在香港开了新闻发布会，讲述念斌案的案情。
　　没有任何门路，她就在网上搜电话，没想到居然打通了。就这样拿到了香港方面的检测结果，她专程到香港中文大学门口留影纪念。
　　她认为，自己的这一举动，为这个案子打开了一扇门。
　　念建兰时常也会表现出强势的一面。她甚至很极端地拒绝法院的安检，在福建省高院，她公开对维持秩序的警察说，“你有本事把我抓进去”。念建兰说，她知道说这话没有用，只是发泄一下情绪，但也是给自己壮壮气势。
　　念建兰说，案子几经绝境，她都挺过去了。
　　“我吃软不吃硬，你硬我比你更硬。”一天只吃了一顿饭喝了两瓶水的念建兰，直到晚上10点多，说起这话仍声音高亢。
　　痛失两个小孩的俞家人仍在等待一个结果

8年过去了
真凶究竟是谁？
　　念建兰多次对媒体称，由于在福建省平潭县澳前村的老屋被砸，念斌即使回家，“也是连一口锅都没有，仍然无家可归”。念建兰说，她和念斌目前都分别住在朋友家。在媒体的报道中，念建兰曾说，俞家人不仅攻击她，还当众打过他们的律师。念斌出狱后也不敢去父母坟前，担心“会出人命”。
　　而作为念斌案的另一方，痛失两个小孩的俞家人却在终审宣判后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他们不明白，为何8年了还要改判，如果念斌不是凶手，那真正的凶手又是谁？俞家人认为，只有真凶落网，才是给他们最终的交代。

念家人吃饭发的微信
也会刺激到他们
　　8年前，愤怒的俞家人在安葬了两名被毒死的小孩后，砸毁了念斌家的房屋，念家人从此背负“杀人犯”的骂名，长期只能在福州生活。
　　如今，念斌虽然重获自由，但在澳前村，念家和俞家的仇恨却并没有消散，连念家人在酒店吃饭发出的微信，也会刺激俞家人，以至于连念斌都担心会“闹出人命”。
　　8月24日，成都商报记者赶到念斌的老家，铁门敞开，两层楼房连一块完整的玻璃都没有，屋内的沙发、柜子都已被砸坏，一些小孩的玩具散落在地上，电视机也倒扣在地上，家里没有一件完整的东西。
　　念斌获释后，当地政府曾劝念家人不要放鞭炮，以免激怒俞家人，念斌至今也还没回过老家。而念建兰的想法是，希望采访的所有媒体记者陪她一起回去。
　　对于失去两个小孩的俞家人，念建兰称，觉得他们蛮可怜，但也很可悲，到了一定的程度也不能容忍。她认为，俞家人应该去追查真凶，但不应再把矛头对准念斌。
　　俞家和念家是相邻的两个村的大姓，家族人数均上千，亲戚关系错综复杂。念斌与被毒死的小孩俞攀、俞悦家仅距百余米，两家曾经开店的地方也仅隔一堵墙。然而，在俞攀、俞悦中毒身亡后，两个大家族不再往来，更成了仇人。
　　念斌宣告无罪当天，福建省高院门口马路封闭，附近戒严。据澳前村村民回忆，当天，村里也有不少警察巡逻，严防村里的俞姓人和念姓人离开。

他们不懂该怎么办
只希望“哭闹”能解决问题
　　俞家人至今仍认为念斌是凶手，这个农村人家简单地认为，是念家“有钱有势”才免于一死。由于多数媒体只到念斌老屋采访，没有到过俞家，俞家人甚至固执地认为很多记者都是念家“请来的”，很难听进其他的解释。
　　成都商报记者赶到俞家祖屋时，多是老人在家，俞家人情绪较为激动，20多人围在一起，不断地询问“你是谁派来的”。他们认为，是媒体救了念斌，也就是在和俞家作对，对于之前报道过念斌案的媒体，俞家都会记得清清楚楚。
　　作为这起投毒案的最大受害者，时年11岁的俞攀和9岁的俞悦不幸中毒身亡。而他们的父亲俞建斌之前遭遇海难身亡，母亲丁云虾为了养活3个孩子，才在念斌的小店隔壁，也开了一家杂货店。两个孩子被毒死后，杂货店也关了门，丁云虾带着仅剩的一个孩子在平潭县城求学，而家里所有的经济压力，则都压在了爷爷俞兆发身上。
　　关于丁云虾与念斌家因为“一包烟的生意”发生的恩怨，在念斌案报道中已经被媒体无数次提及。在近2个小时的时间里，20多位俞家人围在成都商报记者身边，一直在为两名无辜的孩子喊冤。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过了8年还要改判，那真正的凶手是谁？
　　念斌被判无罪后，丁云虾等受害人亲属哭倒在法庭。此后，他们披麻戴孝，一直待在福建省高院内，至今未出法院大门。成都商报记者致电丁云虾时，她表示，希望以赖在法院不出门的方式，尽快督促有关部门将投毒者绳之以法。
　　看着丁云虾家只剩孤儿寡母，俞家人异常愤怒，他们也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帮助俞家的后人。“我们的两条生命在这里没了，至今没有人为此负责。”
　　一位年轻的俞家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们不懂如何找律师，也不知道该怎样引起社会对于俞家逝去的两条生命的关注。仅有一位当老师的远房亲戚会在网上发点帖子，但也没多少人关注。很多老人一辈子都没出过农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希望通过“哭闹”的方式能够解决问题，以此告慰两个小孩。

原文标题：姐救念斌 以法制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