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尾中华鲟放归长江 首次在放归前进行野化训练

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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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700尾中华鲟放归长江，首次在放归前进行野化训练

　　4月13日，一年一度的中华鲟放流活动在湖北省宜昌市胭脂园长江珍稀鱼类放流点举行，700尾人工繁殖的中华鲟回归长江，游向大海。
　　中华鲟被誉为“鱼类活化石”、“水中大熊猫”，早在距今约1.4亿年的中生代末期的上白垩纪就已出现，与恐龙并存。201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中华鲟归为“国际极危物种”。人工放流，正是为了补充自然种群的数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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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9-4-16 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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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鲟放流活动现场。澎湃新闻记者 徐路易 摄
　　本次放流活动由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湖北省宜昌市政府共同主办，是中华鲟研究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的第61次中华鲟放流活动。
　　为避免近亲繁殖造成的中华鲟人工种群退化，中华鲟研究所建立了反映中华鲟亲缘关系远近的遗传谱系，用于指导并提升人工繁殖中华鲟的遗传多样性。此次中华鲟放流群体包括2009年、2011年、2013年、2014年和2017年5个年龄梯队，作为对中华鲟野生资源的一次系统性补充。
　　据了解，今年中华鲟研究所首次对放流的中华鲟实施了为期两个月的野化训练。在放流前，科研人员挑选身体健康、摄食良好的中华鲟幼鱼集中转至天然水域的流水环境养殖，同时喂食的饲料也由人工配和饲料转为天然饵料投喂。实验证明，人工繁育的子二代中华鲟在自然环境中能摄食和正常发育。
　　“比如一开始（进行野化训练）的时候，它们还不会辨别食物和非食物，过了几天就逐渐学会辨别了，知道怎么把小虾、泥鳅这些食物从石头缝和沙子里吸出来。”中华鲟研究所副所长李志远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据三峡集团介绍，自1984年首次实施中华鲟人工增殖放流，中华鲟研究所已累计向长江放流各类规格的中华鲟超过502万尾。最新的监测研究结果显示，最近几年放流的中华鲟进入河口水域的比例为53.7%。

缓解中华鲟“性别比例失衡”
　　中华鲟是长江水系水生野生动物的旗舰物种，是淡水鱼类中个体最大、寿命最长的鱼。成鱼可以轻松达到两米多身长、500斤以上体重，最长命者可达到40龄。作为洄游鱼类，中华鲟出生在长江，在婴儿时期便顺江而下出海远洋，但在十几岁成年后，又能准确无误地在茫茫大海中找到长江口，再准确无误地溯游到自己出生地，在故乡交配产下后代。
　　中华鲟达到性成熟的时间一般为9-12龄，但由于没有明显的第二性征，因此研究人员无法通过外观判断中华鲟的性别，这是中华鲟人工种群建设中性别配比和梯队筛选的最大难题。
　　李志远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十多年前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当时中华鲟的雌雄比达到7:1，雄性数量远远少于雌性。
　　据了解，此次放流的20009年和2011年的50尾子二代中华鲟，已分别有10龄和8龄。为优化中华鲟的种群结构，科研人员将基因诊断技术应用在中华鲟的早期性别鉴定上，其中30尾是通过早期性别鉴定技术筛选出来的全雄性中华鲟，意在以人工放流的方式调整自然种群的年龄和性别结构。
　　李志远表示，中华鲟雌雄比例失调的原因，目前尚未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这批放流的中华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陆续达到性成熟。近两年放流中华鲟的标记采用了比往年时效更长的声呐标，连续工作时间可达10年，如果它们能够在海洋中发育成熟并顺利洄游繁殖，其体内的声呐标记发射的信号将会被监测系统接收到。

中华鲟的“生存危机”不仅在长江
　　虽然对中华鲟的人工放流增殖已开展了60余次，这种古老生物的“生存危机”却远远没有解除。
　　“整个种群资源的下降，跟近海饵料资源的变化，跟中华鲟的生存环境恶化是有关系的。”李志远表示。
　　据了解，中华鲟当前的生存危机主要是人类活动影响加剧引起的。此前，滥捕滥捞是以“四大家鱼”为代表的长江野生鱼类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的主因。同时，滥捕滥捞在方式上也常常采用电炸毒等手段。中华鲟意外之死的一大主因也是误捕误捞。此外，滥捕滥捞不仅直接杀死鱼类，也会“饿死”白鲟、中华鲟等长江顶级生态位物种。
　　其次，长江沿岸经济发展使水运变得空前繁荣，但密集的航船也对水生生物的生存形成挑战。长江沿岸历年来发现的中华鲟、江豚等尸体，很大一部分是被船舶推进器的旋转叶片击伤致死。
　　另一方面，李志远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中华鲟的种群恢复，依靠的不仅仅是长江的生态恢复，而是从江河到近海整个系统的生态改善。作为长江上的旗舰物种，中华鲟生活的半径非常大，从葛洲坝下游一直到长江入海口以及沿海大陆架。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中华鲟有80%～90%的时间都处在近海完成，只有性成熟了以后才会回到长江，产卵结束后又会沿河而下回到海里。
　　但目前沿海大陆架的渔业资源和水生生物质量呈持续下降的态势。而沿海的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中华鲟种群是否能够在这里成长发育、性成熟、具备条件洄游。根据农业部2016年的数据，中国管辖海域的渔业资源可捕捞量大约是800万吨到900万吨，而实际的年捕捞量在1300万吨左右。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中国近海鱼类产卵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海洋渔业资源严重衰退。
　　“要保护中华鲟，不仅仅要保护好长江的资源，更重要的是沿海大陆架的生境恢复。”李志远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