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2004/2期（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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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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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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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页2

文海导游
　　
景点1
　　《透明城市外传》是关于城市学研究的专著，作者以质朴的文字，表述深邃的见地，以诙谐的手法，解构严肃的话题。思想的火花跃然纸上，关注的事件引人深思。为飨读者，本期选载其中针砭时弊的二篇，让各位先睹为快。
　　1.一盆兔子汤──东方伊甸园的秘密。2.一群罗马柱──城市公共艺术之幽默。
　　本刊下期将刊发采用解构手法透视“城市病”的两篇文章：
　　1.一张夹生饼──历史文化名城的危机；2.一部复印机──中国城市设计的败笔。
　　作者谭作人是普通的成都市民，也是积极的成都市民，职业策划人和自由撰稿人，NGO成员。作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心成都市的城市建设发展，主动向有关领导和部门提交书面意见和项目建议书近30篇次，其中不乏对重大问题的真知灼见：如对贝氏天府广场的批判；对省展览馆功能改造的策划；对建人民东路下穿隧道的建议；对府南河水环境恶化的分析；对成都发展城市旅游的项目设计，以及沙河改造环境景观的概念设计等等。这些文案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提出的方案是否合理，是否被采纳或“借用”，或被束之高阁；而在于一个普通市民的公民意识的体现，在于“我不弃权”、“我有发言权”的市民精神。建设“以人为本”的文明社会，特别需要这种公民意识与人生态度。

景点2
　　《灵魂在哪里？》是一个标示牌。它是邵燕祥先生在其专著《找灵魂》中试图探索的课题。本期【特别推荐】栏目全文刊发该著的引言：《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他开门见山：
　　“我在1980年初，整理有关个人在反右派运动中经历的人生实录《沉船》，在90年代中期又编了有关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都是为了拒绝遗忘，抢救记忆，给那一段不堪回首又必须审视的岁月留下一些细节、脚注，也是在场者的证词；其中档案性或准档案性的材料，更是当事人在现场留下的物证。”
　　该文最后亮出道德底线：“现代政治偏见，表现为在若干方面违拗人类普遍的文化共识和道德规范，违反常情常理常识，有时并与语言暴力相结合，强制人们参与谎言的制造和传播，不但实际政治成为开动的绞肉机，特定的话语体系则成为精神的绞肉机。
　　我们的前一代欺骗了我们。我们这一代也曾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在我出版收录了包括检讨交代揭发汇报等私人档案的《人生败笔》后，有好心人以为是‘自毁形象’。但我在再一次披阅旧日卷宗时，从文学写作的追求与失落入手，却发现了一个整个人格扭曲蜕变以至丧失良知的轨迹，这如此深刻地发生在自己身上，虽不完全意外，仍然十分震悚。我以为，以真相和本色示人，强似苦心孤诣以角色面具装扮和美化自己，既然已经悟到过去一个历史时期内的自欺欺人之可悲，那末，除了遵循求真和求实的原则，还有什么能在有生之年减少新的遗憾呢。”
　　此刻，仿佛传来一个遥远的声音，那是卢梭与上帝的对话：“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与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假如在某些地方做了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用来填补我记性不好而留下的空白，其中可能把自己以为是真的东西当真的说了，但决没有把明知是假的硬说成真的。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您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您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面前，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当下，理当推崇这种忏悔精神！这种责任意识！

景点3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凤凰卫视》“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大家好！我们都熟悉两个名词，一个叫文化，一个叫革命。那么什么是文化，什么是革命，我们其实并不很了解。尤其是当把文化和革命这两个词提到一起成为一个词组的时候，叫做文化革命这个词，我们大家就更熟悉了。特别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父兄辈的这一代人来讲，它不仅是一个名词，而且是一段惨痛的记忆和一段生活经历。那么从文化革命再到有引号的“文化革命”，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国的思想家朱学勤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话题。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朱学勤教授讲一讲他终身缠绕的一个大问题：文化革命。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从文化革命到打引号的“文化革命”》。
　　现本刊全文刊载该演讲词，奉献给广大读者思考。

民族振兴 文化先行　　创刊词

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创刊已有五十四年历史，它拥有28种文字，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它以增进各国在教育、科学与文化领域的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安全、自由和进步为宗旨，坚持寻求客观真理，以及自由交流思想与知识的信念，致力于文化的广泛传播，为广大读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服务。可惜，由于财政困难，教科文组织已从2002年起停止出版《信使》。　　《信使》，就这样消失了？！《信使》，何曾消失！它所传播的精神与思想，早已播种在广大读者的心灵深处，植根在世界的各个地域。

二　　2004年。春天。中国西部。一份大型人文思想读物《文化人》破土而出。就某种意义而言，它不正是《信使》的期望所在，不正是《信使》精神的延续，恰如传递“奥林匹克”圣火。　　人类文明的长河，或波浪滔天，或涓涓细流，总是生生不息，总是绵延不绝。倘突然中断，那也是潜入血脉之故。有如喀斯特地貌所独具的特点。正如《信使》，仅是表面的终结，实则已转化为潜流，流淌在人们的心河。

三　　文化是一程苦旅，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我们承受了无数次的艰难与创伤，与前辈们一样追逐着黎明；文化更是一种奋进，在黑暗与光明的搏斗中，中华民族终将迎来民族振兴的曙光。　　推进改革，经济腾飞，早是天下苍生百姓之希望；富民强国，振兴中华，更为历代仁人志士之梦想。　　反思过往，直面现状，展望未来，我们义不容辞以文化人的名义振臂呼之──文明传承，文化先行。民族振兴，文化先行！

四　　文化何物？人类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之总和。此文明总和即为人类存在之根本需求，它指明了人类为生存发展必备的教育、科学、人文、生态所做的全部努力的目的、意义和方向。　　设若问当下，何物最为匮乏？非金钱、物品、官帽，而实实在在是人文理想的缺损甚至缺席。　　为此，我们极需知识交互作用下的广博；文化碰撞裂变后的睿智；“笼天地于形内”的胸襟；“挫万物于笔端”的思想。而真正的文化人当是有良知、敢述真言的思想家与有信念、善于行动的实践家。这正是文化人必须努力的理由所在，也正是《文化人》应该存在的理由所在。

五　　毛泽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推而广之，没有文化的物质建设必将似脱缰野马；没有文化的社会革命，必将如泛舟漩涡；一个人文理想缺失的社会，必将泛滥为无信仰、无信任、无信用、无信义的混乱局面。　　所以，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强调文化精神对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的支撑作用。以文化先行建立正确选择的价值体系；以文化先行为深化改革提供思想准备；以文化先行促进人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为此理想的实现，加入一支思想的登山队，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勤于建设，勇于建设，善于建设，精于建设；为制度创新与选择，作出有效的绵薄奉献。这正是当下文化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权利。

六　　以赤子之心，上下求索，中国呼唤独立的思想者；　　用道义良知，登高一呼，社会需要特行的文化人。

编辑部 2004年7月7日

本刊原则
　　客观刊载，文责自负。
　　合法表达，和平建设。
　　
目录
　　民族振兴 文化先行（创刊词）
　　【特别推荐】
　　邵燕祥 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 (7)
　　蓝 艺 人人都得为道德沦丧买单 (13)
　　【关注】
　　章 夫 找寻渐行远去的“文化胎记” (16)
　　谭作人 透明城市外传 (21)
　　谢 庄 “审计风暴”何时休 (28)
　　东 夫 “堪天”公案呼唤科学精神 (32)
　　【论坛】
　　朱学勤 从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 (40)
　　张昌余 文·文化·文化人之刍议 (46)
　　作 人 趣说另类文化人 (49)
　　龙应台 百年大计，请从文化始 (50)
　　马 兰 “活捉蒋介石”与“食马兰头” (53)
　　枫 桥 什么新旧文化 (57)
　　杨远宏 末世落寞的沉思 (58)
　　何剑秋 关于文化的坎普现象 (62)
　　林文询 老子伟大 (63)
　　杨启邦 感受“文化” (65)
　　【求索】
　　李慎之 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 (68)
　　阿 宁 最怕掌权人变态 (72)
　　孙建军 法治政府呼唤公民意识 (76)
　　吴 野 隐慝的个体 (78)
　　石天河 “青天”和民主法治的话题 (81)
　　无 慧 甲申年杂说 (86)
　　侯 城 反思录 (89)
　　潘 丹 9.11事件引发的艺术思考 (92)
　　牵 夫 试议汉民族的本弱 (95)
　　【经济纵横】
　　徐兴华 中国需要“人性化经济”为指导 (100)
　　甘 泉 经济学家的必然困境 (103)
　　李济琛 “经济人假定”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再认识 (104)
　　刘斌夫 重审：牟其中案件曝光 (106)
　　【悦读】
　　罗 杰 都不是东西──点杀新生代思想家 (109)
　　卢子贵 可贵的忧国情结 (113)
　　徐 康 为何给贪官夫人立传？ (114)
　　杨致白 生存还是毁灭？ (116)
　　袁基亮 身份道德：农民是什么？ (118)
　　何晓鹏 一部后现代的历史读本 (121)
　　聂作平 黄龙溪的前世今生 (123)
　　汪 毅 沓歌庐山念大千 (125)
　　冉云飞 我们都是感伤动物 (128)
　　听风堂主人 诗人四说邓代昆 (130)
　　【声音】
　　田旭中 关于“孤傲”的断想 (134)
　　黄天河 思想的珠穆朗玛 (136)
　　彭燕郊 年问 (137)
　　石天河 《年问》趣说 (138)
　　霍季民 为没文化的猪立碑 (140)
　　纪廷孝 读报闲话 (142)
　　李 双 恐怖 (143)
　　李辉文 三轮车，你好 (145)
　　【诗歌】
　　白 渔 历史的眼睛 (148)
　　戴镇谦 子夜独坐 (149)
　　孙建军 凤凰神鸟赋 (150)
　　【他山石】
　　阿兰·图雷纳 何谓民主？ (152)
　　罗米拉·塔帕 一个不明确的理想 (154)
　　阿道尼斯 创造精神 (156)
　　安德烈·萨哈罗夫 自由·人权·和平 (158)
　　感动──《文化人》本期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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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独立自主的良心，
　　是你道德生活的太阳。
　　──歌德
　　
历史现场与历史记忆
　　□ 邵燕祥
　　《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引言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鲁迅《野草·墓碣文》，1925
　　
　　我在1980年初，整理有关个人在反右派运动中经历的人生实录《沉船》，在90年代中期又编了有关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都是为了拒绝遗忘，抢救记忆，给那一段不堪回首又必须审视的岁月留下一些细节、脚注，也是在场者的证词；其中档案性或准档案性的材料，更是当事人在现场留下的物证。
　　原以为这就算对历史作出了交代，可以卸下心头的那块石头了。谁知在检点旧日卷宗准备束之高阁的时候，又看到从40年代到70年代发表或未获发表的文学习作，许多纸面都已发黄变脆；稍加整理，发现其中思想、感情和文学审美的变化、得失，不无值得深思的余地。不是自恋，也不是怀旧，我再一次把目光转向往昔。
　　正在那时我读到冯至晚年诗中的一首《搬家了》：
　　
　　搬家了，发现了许多陈年旧货，
　　我目前非常珍爱的东西，
　　又不知丢在哪里。
　　
　　陈年旧货怀着恶意向我招手，
　　我非常珍爱的东西，
　　想必是在另一个世界里哭泣。
　　
　　这首诗若即若离地切合了我的心境。一个渐渐老去的人不免时时惘然地想起：追求的和失去的……
　　1998年，接受沈敏特的约稿，写了回顾平生的《狂欢不再》一文，又接受应红为《世纪之问》（李辉、应红合编）所作的访问，追忆了1949年以来亲历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全过程。
　　于是我决心把那些卷宗里带着深刻时代烙印的旧作编成一本书。但它不是一份文学读物，而是一份知识分子改造史的个案。
　　说它不是一份文学读物，不仅因为有些虽属文学体裁，其实徒具形式而不具备文学的品格；而且因为这些作品主要是作为作者世界观（具体到政治思想和文学观点）的载体以供考察。
　　说它是一份知识分子改造史的个案，则因为它历时30年，从怀着某种叛逆精神及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的幻想和激情投身革命始，中经自愿和强制的思想改造，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已经习于以党的是非为是非，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难道不是体现了以毛泽东思想改造一个个体的胜利么？
　　在本书编辑体例上，1949年以前着重收入当时已经刊出的作品，按文体分列；50年代至70年代着重收入未曾刊发的作品，则以成文先后为序，其间穿插了一些政治生活中的写作（如报告、总结、检讨、交代）和少量职务写作，可作了解同期文学写作的背景看。
　　
跨进毛泽东时代，跨进革命的“门槛”
　　1945年夏，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并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历史进入了毛泽东时代。这一时代经过30年，大体上随着1976年毛泽东逝世而告终。
　　本书入选卷宗时限为1945至1976，正与毛泽东时代相始终。
　　我生于1933年，1946年开始持续写作并发表作品。形象地说，我带着一枝笔走过整个毛泽东时代，这枝笔先是写抒发性灵的诗文，后来写“臣罪当诛”的检讨，以及以文艺样式出现的宣传材料。从十三四岁到四十三四岁，度过一个人最宝贵的年华。
　　我写过一首略嫌感伤的绝句：“枉掷年华如废纸，又从废纸忆华年。梨枣春秋余一梦，旧时燕子奈何天。”
　　面对一堆废纸，或温和地说是一堆故纸，仿佛与那消逝的年代的故我重逢。有几分陌生了，但面对当年的自己，不能不痛切地感到，自己的历史是自己书写的，尽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不时左右着我的手腕以至心灵。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主导内容和主流精神就是革命。从我来说，以1957年为界，前半是主动参与，后半是被动参与；也就是从革命到被革命罢了。当然，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把我作为“敌我矛盾”处置之前，作为一个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也要自觉“革”自己的“命”，即在政治上同“民主个人主义”划清界限，在思想上检讨自己“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王国”，以适应集体的、阶级的、组织的纪律要求和意识形态要求，力求完成从个性到党性的转变。经过反右，我沦为“反动派”的敌人身份，当时的“合理化”解释就是，因为我没有按照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相反地总要以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也就是以资产阶级世界观向党进攻云云。
　　而我当初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缘于一定的机遇，而百分之百地是心甘情愿的。1949年前地下活动的日子里，我还没读到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意识，那时诗里的抒情完全是直抒胸臆，但1948年夏写的《蜕》，就借一只蝉的蜕变隐喻知识分子的革命化，并写道：
　　
　　──或者和我们同行
　　或者死！
　　
　　看来是敌我分明，党同伐异，你死我活，没有中间地带也没有调和余地，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一指导思想暗合，连诗风也因张扬暴力，舍温文而就粗犷了。
　　在读了孙玮译的杨卡·库巴拉《芦笛集》中的《最好的歌，歌唱斯大林》之后，自发地模仿写出“最好的歌，歌唱毛泽东”的诗句。
　　这一个例子表明我后来从领袖崇拜到参与造神自有思想基础，其中包括斯大林体制文化的示范力量，也许还有东方专制主义传统沉淀下来的臣民潜意识。
　　前一个例子中的极左倾向，似乎是无师自通的，其实也来自“红色30年代”以来普遍左倾的大气候，来自我在学生运动有限的实践中获取的狭隘经验，同时由于当时杂览博收，也不排除19世纪俄罗斯无政府主义、民粹派等的精神影响。
　　不仅仅是我一个。我们那一代，大概不少人是默诵着《门槛》中斩钉截铁的回答，跨进革命这一“门槛”的：
　　
　　“啊，你想跨进这门槛来做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
　　“我知道。”女郎这样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
　　“我知道。”
　　“跟人们疏远，完全的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不仅是你的敌人，就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也都要给你这些痛苦、这些打击？”
　　“是……就是他们给我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也准备着牺牲吗？”
　　“是。”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灭亡，甚至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悯，我也不要名声。”
　　“你甘心去犯罪？”
　　女郎埋下了她的头。
　　“我也甘心去犯罪。”
　　里面的声音停了一会儿。过后又说出这样的话：
　　“你知道将来在困苦中你会否认你现在这个信仰，你会以为你是白白地浪费了你的青春？”
　　“这一层我也知道。我只求你放我进去。”
　　“进来吧。”
　　
　　在屠格涅夫笔下的革命者那里，革命从来就是在对逆境的反抗中坚毅地生存，意味着如此决绝地忍受肉体的酷刑和精神的虐杀，需要面对这样的考验而义无反顾。我们接受了这个壮烈的启示。但是屠格涅夫主要写了来自敌人的迫害，没有强调跨进这道“门槛”以后，还有来自“自己人”的，“以革命的名义”的迫害。这就要求革命者接受曲解、诽谤、屈辱、各种形式的惩罚，却误以迫害是对革命忠诚和坚定的考验。
　　
想走进一个房间，却走进另一个房间
　　在1949年以前，动荡的时代生活促成了一代人的早熟。我从一个仅知吟咏诗文的懵懂少年，一跃而自觉地站在被压迫者一边。这也是存在决定意识：起初生活在沦陷区北平，深受日本占领者的压迫之苦，日本投降以后，又亲身感受国民党的压迫。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内战的格局下，我诗中歌颂的光明，就寄托于中国共产党身上，我诗中向往的原野，就喻指一步步扩大的解放区。这样，战场上由北向南，节节胜利，有如摧枯拉朽，“我们望着黑暗的远方，如一串熊熊野火向前烧”，无异于列宁说的革命是被压迫者的盛大节日，无异于一场节日的狂欢。
　　革命建立了新政权，我是革命的受惠者，是新政权的受惠者。我如醉如痴地倾心歌唱，并不像鲁迅所讥的“借革命推销自己的作品”，而是邂逅革命的机缘，于无意间填补了因一代成熟的诗人、作家搁笔而形成的空缺；在50年代前期，不期而至的一些荣誉光环和实惠降临到我头上。这实在是由于我当时的社会角色符号，在突出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易被选中，优于许多极富才华的同辈。是的，“红”与“黑”，浮沉与荣辱，都取决于“政治标准第一”无误。
　　50年代初期，我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抒情作品就有了“政治诗”之面目，这是完全符合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的。我有意识地学杜甫之为“诗史”，学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也可以从为政治服务的宗旨来阐释。然而成也“政治”，败也“政治”，当我写“政治诗”兼及针对社会现实的讽刺诗文超越了现实政治设限的“雷池”时，就遭到了政治追究和政治批判。
　　我从1949年起接受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实并没有真正读懂，只记住了为政治服务，当作教条来服膺；而对中国的国情党情，中国的现实政治，其实又蒙昧无知，可谓一窍不通：这样，在反右派运动中碰壁，遭到政治打击，却未能就此走出误区，反而以为是为政治服务得不好或不够之故，因此要“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在几近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情势下，越陷越深地令笔下成为某种政治概念、政治意图的复述、图解、传声筒。反右派运动后近二十年里，我的写作一直摇摆在“紧跟”和“跟不上”之间，我的为人则一直徘徊在“求用”和“不为所用”之间。尤以文化大革命十年为最。这时的我，已经从飞扬的浪漫主义下降到匍伏的“现实主义”，从“不识人间有折腰”堕落到发誓遵命听话，以冀做一个驯服的宣传工具而不可得。至于说不对任何个人折腰，只向党和人民俯首，不过是掩耳盗铃，聊以解嘲的自欺而已。
　　“飞蛾甘死光明愿”这句诗的誓言，如果在早年表达对一种乌托邦的盲目追求，也许还可以理解，不失其世纪的悲剧性；但到了以失魂落魄为脱胎换骨的日子里，就不无阿Ｑ式自虐和反讽的色彩了。
　　假如为我那过去的三十年树一座墓碑，应该严肃地铭刻这样两行字：
　　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
　　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
　　一次又一次本想进入这一个房间，却进入了另一个房间，甚至弄不清自己究竟想进入哪一个房间，已经进入的究竟是哪一个房间。①
　　一次又一次动摇了我的自信，相信了被人告知的：我非我；又一再被人告知：必得我非我，才能我是我。或者，不劳别人指点，自觉地沿着一条捷径：我忘我，我失我，我非我，殊途同归。
　　于是在房间与房间之间，人与我，我与人，我与非我之间辗转颠踬，滚打打滚，说是革命与被革命，被革命却还是从个人遭遇着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追求的既没有得到，怎么能说失去的恰是所追求的？追求要付出牺牲，牺牲却没有代价。然而这岂止说的是个人得失？
　　一个一个失去了的个人，一个一个迷失了的灵魂，如其灵魂在渺茫中迷失，还有哪个灵魂为迷失的灵魂招魂？三十年间，政治被称作灵魂无所不在，而无数个体的灵魂却在时代的祭坛上，也许原想奉献给上帝，结果说不定交给了魔鬼。
　　“对于天堂的理想，也可以把人驱赶到地狱里”
　　时代是泛政治的时代，个人已不复是个人，成为政治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只有当受到某一群体以革命的、阶级的、组织的名义压迫、排斥和打击时，这个献身革命而消融在政治群体中的个人，才重新意识到负有阶级出身的、文化知识的“原罪”的个体的人的存在。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说：“我们生活在政治的暴风雨之中，生活在争夺政权的混乱之中，这种斗争在唤起人们的美好感情的同时，也唤起了非常阴暗的感情。”
　　那最美好的感情，革命者理直气壮为自己辩护的感情，无疑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理想激发的热忱。在这种热忱鼓舞下，会抱定牺牲的决心投入政治。这当然不是今天人们所理解的那个仕途，而是如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梁启超的“舍己为群”，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样在生死抉择间走上不归之路。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核心，是经过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从理论上说这是“能杀才能生”的政治。“给我一个组织，我能把世界翻转过来”。手无缚鸡之力因而与暴力无缘的知识分子个体，或因向往革命的暴力能使风起云涌而投入集体和组织，或因投入集体和组织，才更迷恋和坚信革命暴力能够翻天覆地。对于他们来说，实际政治的逻辑已经是只有依靠集体和组织，才能感到并借以发挥自己的力量和作用，否则将如革命领袖的告诫：一事无成。
　　个体和群体，个性和党性，自由和纪律，个体人格所体现的个人尊严和政治暴力所支持的革命权威：每一个跨进“门槛”的人，如果不在第一步那就在第二步上面临这样的取舍。
　　在日常政治生活中，这种取舍表现在例如生活检讨会、思想总结会所要求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克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达到与党“一条心”，听党的话；到了一波又一波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中，被发动和组织起来的“群众”就会以急风暴雨之势，先后向这一或那一个体施加政治压力了，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围剿。原先相信“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基本原则，相信自己在革命全局中站在大多数人（也就是特定范畴的“人民”）一边的革命者，这时就只有向“人民”缴械投降，接受“群众”监督。
　　这里有一个怪圈：以少数服从多数为标志的民主，是经由什么变成了多数服从少数的局面呢？很简单，多数以至“沉默的大多数”，乃是分散的一个个的个人，为了成为“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体，需要形成有组织的群体；而一个群体形成组织后，对外要有代表者，对内要有领导者，这只能由少数人担任；在组织内部强调服从而缺少健全的民主机制的情况下，多数转而服从少数；少数领导者更可能由独断专行发展为独裁专制。
　　革命诉诸暴力的先天性质，加上革命最初赋有的民主倾向在运动进程中不可避免发生异化，这或许就是“对于天堂的理想也可以把人们驱赶到地狱里”（王蒙语）吧。
　　人们说，“文化大革命”把人性中最卑劣的部分调动起来，暴露出来。其实正是一次次整人的思想批判和政治运动，把事态一步步推向极致，文化大革命不过登峰造极罢了。高尔基说是“唤起了”“阴暗的感情”，太客气了。这种温和的指认，只适用于挨整的人和处于中间状态的人，而整人的一方，或早也挨过整但处在整人地位和时段的人，他们在整人中所“焕发”的野蛮、残酷和恶毒，他们表现的伤天害理、灭绝人性，有时超过了同类不相残的兽类的兽性。
　　我在反右派运动中打入另册，是属于挨整的人了②。但早被视为异类，却犹自以为正统，所谓“不把自己当外人”，总是想证明自己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主义；从不想推翻政权另起炉灶，当然是在现体制下要求能为所用，种种名为自我改造的努力，都是为了早日“回到人民中来”，“回到革命队伍来”，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也还力求表现“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无非希望被“解放”出来“使用”而已。如果能有浩然、张永枚那样的机遇，我也会去写“诗报告”，或写诗学习“样板戏”；当然只能假设，但我应有自知之明。这一切表明，三十多年来的思想改造政策，文化大革命所强调文化领域的专政，在我这个小知识分子身上取得了毋庸置疑的胜利。
　　自然，我终于被当权者认为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从反右到四人帮垮台前，我的精神状态是听天由命，逆来顺受，随遇而安，“苟全性命于乱世（或‘治世’）”的。但其间我亦曾先后有所怀疑：初想我亦革命者，你亦革命者，为什么你有权随意处置我，而我竟无辩白余地？继而想我亦中共党员，你亦中共党员，为什么你享受的权利大大超过了我按党章应享的党员权利？三则想我是中国人，你也是中国人，为什么你竟在大家共有的中国把我打成人下人，是谁给你这样的权力？最后归结到我也是一个人，跟你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天生也有做人的根本权利，你凭什么剥夺了我的权利，让我屈辱地俯首听命，不许这样，不许那样，进而还要“重新做人”？
　　虽由于长期思维模式的局限，我的这些诘问多是针对基层的执行者（执行者有的止于惟上是从，照章办事，有的则层层加码）；但质疑的指向，一旦触发了长期压抑造成的逆反心理，唤醒了心底沉眠已久的、早年促使我献身革命的叛逆精神，就逐步临近我觉悟的时刻，虽然这觉悟是迟到的。
　　我们经历了一个充满偏见的时代。任何时代都有偏见，但把权力者的偏见通过课本、报刊及各种宣传品包括文艺形式的宣传材料，以至通过会议、文件等指令性的方式，强加给大多数人，则是特定的体制下所独有。
　　现代政治偏见，表现为在若干方面违拗人类普遍的文化共识和道德规范，违反常情常理常识，有时并与语言暴力相结合，强制人们参与谎言的制造和传播，不但实际政治成为开动的绞肉机，特定的话语体系则成为精神的绞肉机。
　　我们的前一代欺骗了我们，我们这一代也曾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在我出版收录了包括检讨交代揭发汇报等私人档案的《人生败笔》后，有好心人以为是“自毁形象”。但我在再一次披阅旧日卷宗时，从文学写作的追求与失落入手，却发现了一个整个人格扭曲蜕变以至丧失良知的轨迹，这如此深刻地发生在自己身上，虽不完全意外，仍然十分震悚。我以为，以真相和本色示人，强似苦心孤诣以角色面具装扮和美化自己，既然已经悟到过去一个历史时期内的自欺欺人之可悲，那么，除了遵循求真和求实的原则，还有什么能在有生之年减少新的遗憾呢。
　　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陈寅恪说：“温旧梦，寄遐思。”历史不仅属于过来人的记忆，也会成为后来者的镜鉴吧。往者已矣，来者可追。
　　
　　① 记得好像是朱学勤说，顾准的道路与其说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不如说是“从专制主义到自由主义”。然而像顾准这样的一大批甚至一代理想主义者，原先必定是向往自由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② 我在读阿·雷巴柯夫《大清洗的日子》所写的一文中说，人们把自己所遭遇到的无权和不自由的生活，分出了“不可忍受的”和“比较可以忍受的”，是一个悲剧性的选择。这其实含有自我批评，我在划右以后心情庶几近之：一是毛泽东“不采取极端的做法”（即不像苏联那样大批处决），我在《沉船》里写到了“不杀之恩”云云；二是从处分类别及事后待遇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于是“安下心来接受改造”，说明“分化”政策收效了，原来不用刻意收买，只是比别人少打两鞭子或多给一口残羹剩饭，就足以使之就范或说“归顺”了。

人人都得为道德沦丧买单

□ 蓝艺
　　一觉醒来，报纸上、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大头娃娃的照片，171个婴儿初来乍到人间，就接受了假劣奶粉的洗礼，并付出了13条生命和无法估量的后遗症的沉重代价。
　　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真的很意外很吃惊吗？
　　──想想也不。我们从来就生活在造假里，早习惯了假冒伪劣的伤害。
　　
这一次，是假奶粉
　　从八十年代末到现在，我见证了这样一个时代变迁：假烟成灾，假酒泛滥，假种子坑苦农民，假药害人无数。早餐我不敢买油条，怕是潲水油炸的；有人敲门，我不轻易开门，怕他不是真的查户口的；见到街头乞丐，我不敢给钱，因为不知道他是真的残疾还是被人弄来专门充当赚钱工具的；碰上兜售菩萨像和收取建庙捐款的和尚尼姑，我不敢施舍，因为我不相信他们会是真的佛门弟子……看到报纸刚登出来大桥通车的喜讯，我不敢马上跟着高兴，因为也许很快我就会在电视上看见大桥倒塌死伤人的画面；报纸今天刚宣传新股发行，我不敢确定是否跟进，也许明天就通缉圈钱的庄家；早晨看见官员正在制定发展战略，不敢相信是个好决策，晚上就在网上看见了他受贿潜逃的消息……很多年轻人不敢结婚，因为爱情兑了水；结了婚的人不敢相信婚姻，女人怕老公背叛她，男人则怀疑孩子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原来最原始的爱情和亲情，也无法信靠……
　　这时代怎么了？
　　我生于六十年代末，从小听的就是父母讲他们1957年怎样听毛主席的话，提意见，然后又是怎样差点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的；讲大跃进的时候他们是怎样砸锅卖铁勒紧裤腰带进入所谓共产主义的；讲文化大革命时候同事间的伟大友谊是什么样的……现在我知道了从前和现在的区别是什么。不错，从前的东西是很纯，很真，没有假货，但伟大友谊很假，大跃进很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很假。现在则是在那个假的基础上，不仅继承和发扬了精神世界的做假本领，还发掘出了物质世界里的造假能力，有多大的利益驱动，就有多大的造假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发挥。于是，从假水泥到假钢材，从假烟到假酒，从假药到假种子，从毒瓜子到毒大米，从潲水油到假奶粉，从假发票到假学历，从买官卖官到假意上市真心圈钱，从假执法到假评估，从假GDP到假政绩，从假爱情到假婚姻……中国，终于完成了从官员至商人、从学者到农民、从精神到物质再到精神的普假教育，使做假害人之风气得以最大程度地彰显。
　　所以我们对这次事件很快就见怪不怪：只不过，这一次是假奶粉而已。
　　
冰山到底是谁？
　　对于曝光了的事情，大家都习惯用冰山一角来形容其黑暗的广度和深度，可是，对于深受假冒伪劣产品伤害的民众来说，冰山是谁？
　　以前，我们看到更多的导向指向政府官员，指向无良商人，但是，这还不够，我的结论是，官员、商人和经常受到伤害的民众自己加在一起，构成完整的冰山。
　　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地区，这次有7家不合格奶粉出自那里。我没有去过那些厂，也不认识那些人，但我知道他们可能就是我同学的父母，可能就是好不容易留在岗位的勤奋工人，可能就是不久前受到国人同情的、被日本遗留下来的毒气伤害过的人的亲友，可能还是每天烧香拜佛的信徒……我的意思是，生产害人奶粉的人，生产伪劣产品的人，可能就是跟我们很近很近的那些亲友，那些没有权势的弱者，那些普普通通的民众。他们是一个个的个体，汇聚成一个个小的利益团体，就融入我们中间，甚至和我们血肉相连，但我们却分辨不出来。他们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从来是社会伤害的承受者，另一方面也是道德沦丧的推波助澜者，向正义和良知低头的伪劣商品的制造者、经营者。
　　当太多来自官方腐败的丑恶开始掠夺我们的善良时，加入这个双刃剑群体的人也就跟着越来越多，自觉和不自觉、有意识和无意识相结合，终于导致了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集体麻木和对生命尊严的漠视与践踏。好比众人都砍了一刀的话，谁也不用为死者负责一样。因此，不会有多少人会在良心和道义上背负沉甸甸的负罪感。
　　当河南整个村庄开始制造假药的时候，当安徽整个村庄开始经营职业乞丐的时候，当湖南整个村庄开始操练假学历的时候……当学者著书立说为垃圾股的重组摇旗呐喊的时候，当大学生背信弃义对企业不尽职责的时候……我还能说道德的沦丧完全是政府的过错，没有民众的责任？在造假说谎的过程中，你我没有添过柴加过火？
　　有些事情是关乎人性的，关乎良知的，谁都不应该推诿。
　　人性向恶需要突破两道防线：道德和法律。当社会道德彻底沦丧以后，法律就会变得相当脆弱，纵然死刑再保留一万年，又能吓倒几个人？这次奶粉造假事件，可不可以唤醒我们对生命意义的反思？难道我们还没受够、社会丑恶还没危险到即将毁坏一切的边缘吗？在推动政府反腐倡廉的同时，传媒应该在民间组织一次自我意识形态的反省和清理。因为官员偷鸡并不构成民众摸狗的充足理由。我们必须看到，贪官污吏的伤害是纵深的，而民间的伤害则是广泛的；贪官污吏是可数的，而民众的数量则是不可估量的。
　　
我们需要信仰
　　对于国人的造假能力，我相信从来就没有人敢给出一个底线，说道德或人性到了这里就肯定是最坏的程度了，决不会再堕落下去了。没有。因为谁都不敢肯定。相反，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么一个判断：说不定哪天，还会弄出更坏的结果出来呢。没有人知道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是什么东西。但我们都知道，肯定还会有下一次的！
　　──可是，我们是怎么走到这样一条没有诚信、没有声誉、没有畏惧、没有神圣、人人都要为道德的沦丧买单的绝路上来的呢？
　　如果我们肯认真面对现实，我们就会正视这样一个答案：因为人们没有信仰。中国，既承受着信仰缺乏的伤害，又面临着信仰需求的饥渴。
　　信仰本是精神文明的一个基础，旨在解脱人心灵上的障碍，为实现人格的圆满提供条件，是人类调节自身和环境关系的必要手段。而现在，过度强调物质文明的独大比照出精神文明的弱小，不讲大道理，不用精神文明做主导，物质文明能真的文明吗？
　　没有信仰的人就是什么都不信的人，一个精神上什么都不信的人就只有相信感官上的欲望了，金钱、肉欲、名利因此成了疯狂追逐的载体。于是做什么都不再需要规矩、不再需要负责任、不再需要畏惧。当一个人什么都不怕了就是最可怕的事。因为没有信仰，我们在别人眼里、最后在自己人眼里，渐渐异化为可怕、胡来的代名词，并因此受到沉重伤害。看看我们前面提到的付过的代价，看看我们今天面临的危机，我们多么需要一个坚定的信仰来做我们内在的法律，来统一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来告诉我们坚持什么，摒弃什么；教我们学会敬畏，懂得规矩；帮我们坚定意志，平息不忿，化解疑虑，安定人生。
　　（据《文摘周报》）

关注
　　为五斗米折腰，为仕途屈膝，为真理低头，构成了一幅全方位的历史画卷。其间，大人物心系社稷，大丈夫能伸能屈；小人物身缠琐事，小布衣欲哭无泪。一旦社会浮躁，人心思变，人心乱变，最大的特色或许就是互换观念。于是大人物患得患失，小人物忧民忧国。你说，这是文明的进步呢还是倒退？
　　──侯城
　　
　　
　　
　　
找寻渐行远去的文化胎记
　　──甲申：中华祭祖热留下的文化思考
　　□ 章夫
　　
　　公祭黄帝陵历史上一直是一种以官方名义组织的、有严格规模、等级和仪式的大型祭祀活动。
　　甲申年清明，中国大地上，人们的怀念情结茂盛地生长着。
　　中华民族自古就都有缅怀先祖、慎终追远的情怀。同根同源、同祖同宗、同样的血脉相承，给了我们永远的豪情与感动。
　　蓦然发现，我们只不过是拿黄帝他老人家作化身，形成一种习惯称谓，旨在让人们世世代代记住我们的列祖列宗。
　　2004：端午节的本命年？今天的韩国成了古代中国的活化石。“恐韩症”不只是在血腥味十足的足球场上。
　　屈子投江溅起的水花，浸润了中华民族的诗魂，可否浸润我们已经少有文化的心灵？
　　唐朝一句诗“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春节就像年轮，用太多的细节，刻下了中国这棵大树的成长史。春节关联着我们的民族情感，春节成为我们文化的胎记。
　　让我们赶快找寻渐行远去的“文化胎记”，赶紧收拾行李赶路。
　　
上篇 公祭：我们的祖先回来了？
　　1.“钟声９响、鼓声34响，祭祀音乐……”盛大而庄严的祭祀仪式，在肃穆雄壮而悠远的钟声和浑厚的鼓声陪衬下，显得虔诚而隆重。
　　沮水如带，桥山如拱。祭祀轩辕黄帝陵，为中华民族传统的祭祀大典，旨在亲睦九族，和合万邦，消弭战祸，趋于大同。
　　龙旗招展，沮水微澜。当盛大的祭祖队伍迎着柔柔春风踏上桥山的石阶时，整个轩辕故里变得庄严肃穆了，只能听见来自五大洲的炎黄子孙们缅怀的脚步声，缓缓地传向轩辕大殿。所有来到人文初祖殿的人们，不分男女、不分地域、不分长幼、不管认识与否，都会如同一家人一样彼此颔首微笑，真诚地站到香炉前敬上一炷香，默默怀念这位给我们带来文明的先人。
　　从高空俯瞰，如万马分鬃的黄土塬，奔腾到桥山突然绿得化不开。到处是苍松，到处是翠柏，到处是期待的脸庞，车流人流，龙旗腰鼓，丽日杏花，清明的黄陵让人们在百里之外就感受到人文圣地的气氛。
　　这是我在凤凰卫视中文台目睹的直播2004年中国黄帝陵公祭仪式的撼人场景。
　　4月4日，又一个清明如期而至。引人注目的是，在传统的眼里，清明节本来是一个怀故之日，2004年却呈现出几分热闹，祭祖热在龙文化充斥的华夏大地迅速升温，尤以香港凤凰中文台等“中华大祭祖”全球电视直播为甚。
　　河北涿鹿有炎、黄、蚩三祖堂；河南沁阳有中华祭祖坛；湖北随州祭祀炎帝的生辰；北京长城华人怀思堂炎黄二帝同祭；槐乡儿女在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祭祖园祭祖；甘肃天水有中华始祖伏羲园，就连贵州凯里，也在香炉山建了个“蚩尤陵园”，依据是，蚩尤是上古时期和炎帝、黄帝共创中华文明史的三始祖之一，是苗族人民的祖先。
　　甲申年清明，中国大地上，人们的怀念情结茂盛地生长着。
　　如问问历史他老人家，我们知道祭祀黄帝的大典，应该是新石器时代的事了。证诸史料，首推春秋，而“钦差”驰抵桥山黄帝陵祭祀者，肇始于魏晋，自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唐代宗李豫降旨把祭祀（黄陵）桥山轩辕庙列为国家祭典以后，这里终年香烟缭绕，烛光明灭，鼓声箫韵，不绝于耳，不论是皇亲贵族，朝廷重臣，还是江湖游客，草泽布衣，不论显达富贵，困顿寒微，无论海内游子，还是域外侨胞，民不论汉满回蒙，官不论政见异同，孙中山祭文，毛泽东祭文，蒋介石祭文，都争辉于黄陵，叙祖于沮水，以期捐弃前嫌，共御外侮，强我民族，振兴中华。
　　公祭黄帝陵历史上一直是一种以官方名义组织的、有严格规模、等级和仪式的大型祭祀活动。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委派要员15人组团专程祭祀黄帝陵，临行前孙中山连夜赶写祭陵词──“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
　　公元1937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分别委派林伯渠、张继、顾祝同等人同祭黄帝陵，毛泽东亲自撰写祭文。
　　甲申年（2004）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国家级公祭黄帝陵。祭文如斯：“法干坤以正衣裳，造书契而立五行。宾服诸侯，九州一统。广施教化，四海同宗。创千秋之伟业，启万世之文明……煌煌中华，自立自强。民族复兴，神人共襄。仰吾祖之英灵，致兆民于阜康”
　　公祭黄帝陵活动着实体现了中国人对先祖的怀念，着重表达一种文化与情感，旨在“新睦九族，和合万邦，消弭战祸，趋于大同”。
　　2.即使如此，在这样神圣的“公祭”和圣洁的文字面前，我们还是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有学者提出质疑：官员出席祭祖仪式，财政直接投资或者资助，作为国家资产的企业或电视台介入等资助祭祖，都是公共权力对信仰自由的干预。而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国要行宪政，就不能不考虑“纳税人”这个大前提。
　　还有学者提出，清明节是“海内外华人祭祀祖先、缅怀祖先的共同节日”，在清明节那天有祭祖传统的并不是全体中国国民。藏族、俄罗斯、哈萨克等民族根本就没有清明节，难道具有中国国籍的俄罗斯族裔人就不是“华人”？
　　由此演变而引伸开来，部分学者对我们津津乐道的“炎黄子孙”也颇有微词。“传统儒家文化最讲究尊崇列祖列宗，倘若让格萨尔王的子孙、成吉思汗的后代、哈萨克族人的儿女……亦称炎黄子孙，按照儒家的标准，岂不是有忘了自己祖宗之嫌？”
　　当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是维吾尔族人，他就说过：“我的族人，也并不是所谓‘黄帝’的子孙，或是大汉族的一个宗族，而是来自新疆，所谓西夷之人也。”
　　按照新华词典的解释，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民族的总称”。而通常又说，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较真的话，对于“炎黄”二帝，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科学表述？
　　……
　　在“文化”二字面前，我们不得不欣慰地看到，这些声音是“中华民族”一种前所未有的进步的一种标识。
　　面对这样的诘问和较真，我们该怎样走出民族的尴尬？该如何回复文化内核深处的追问？
　　其实，只要细细品味，就会蓦然发现，我们只不过是拿黄帝他老人家作化身，形成一种习惯称谓，旨在让人们世世代代记住我们的列祖列宗。这才是于芸芸众生而言之根本目的。至于其中的子丑寅卯，那该是史学家们的事了。
　　同根同源、同祖同宗、同样的血脉相承，给了我们永远的豪情与感动。
　　中华民族自古就都有缅怀先祖、慎终追远的情怀。黄帝作为我们的人文初祖，开启了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先河，给了我们后世子孙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并且绵延至今，维系着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当我们昂首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当我们需要一种共同的精神支柱，推动伟大的民族振兴进程的时候，我们更有必要感念先恩，更有必要凝聚力量。
　　
中篇 2004：端午节的本命年？
　　3.这种同根同源、同祖同宗、同脉相承的文化血脉让我们有着很多的认同感。这种辐射早已到了当年的“纳供国”日本、朝韩等国，然而辐射更多的，是我们老祖宗遗存下来的传统文化。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证明这种辐射的魄力──
　　2004年5月6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条令国人震撼的新闻：东北一大学教授给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发来急件，称亚洲某国准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节为本国文化遗产。
　　原来，“东北一大学”系辽宁大学；“某教授”系75岁的退休教授乌丙安；“亚洲某国”即韩国。
　　端午节又俗称端阳节、端五节、天中节，除汉族外，还有满、蒙、藏、苗、彝、畲、锡伯、朝鲜等约28个少数民族庆祝这个节日。
　　4月初，乌丙安教授在北京对2004年包括端午节节日民俗的100多个民间文化保护项目进行筛选，最终专家推荐的29个项目中却没有节日民俗。此后，他回到东北，接到韩国邀请他参加“江陵端午祭”活动的邀请函，同时韩国一些民俗专家告诉他，韩国正在将端午节申报为该国文化遗产。“我立即写信给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于是乌教授急了，“我很早就知道端午节早在1967年就被列为韩国国家级‘第13号重要文化遗产’，可是国内至今没有把端午节等节日民俗列入保护项目。”
　　不知道这是不是时间上的巧合，就在中国男子足球队再次完败于韩国队之后的几天，全国不少城市自发成立了不少民间保护端午节的组织，报社、电台纷纷设立热线，网站开设端午节讨论专栏，可以预见，一场旨在全力捍卫民族文化尊严的运动，轻车熟路地拉开了帷幕。
　　就在全社会群情激昂作出强烈反应之际，“事件的当事人”乌丙安说话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不存在“抢注”一说，更不存在什么“保卫战”的“耸言”。真是喜剧！
　　中国自古就有“好热闹”的传统。这种“热闹”的消息不断鼓骚着我们的耳膜，2004年6月初，来自浙江宁波、杭州、上虞，江苏宜兴，山东济宁，河南汝阳四省六地的“梁祝申遗”代表，签署《梁祝申遗宁波共识》。从此，历时已久的四省六方有关梁祝的纷争暂时告一段落，他们将共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非物质遗产。同时，宁波市梁祝文化研究会一名副会长还信誓旦旦，宁波将投入100万元举行“梁祝文化万里行”活动。
　　梁祝申遗从吵架到牵手，各遗存地达成“宁波共识”。这标志着国内申遗大军中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也意味着又将有数千万计白花花的银子扔进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窟窿里。而且，依据每年全球范围内高达30％～50％的申遗淘汰率，这大把的银子扔进去，再加上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头来能否换来“世遗”这块招牌，谁也不敢拍胸口。
　　又有“热闹”的消息传来：“已有百余个单位申报世界遗产，有49处申请项目已被列入‘预备清单’。仅安徽古村落的申报成功就引来上百个镇、村群起而效之；云南每年由政府投入数百万元开展申报工作；陕西全民动员矢志成为西部遗产大省” 。
　　──文化意义上的“申遗”已经快演化为“泛政治化”了。
　　平遥古城申遗成功给当地带来了巨大旅游收入的示范效应。于是乎，全国各地从南到北，一股世界遗产申报的热潮席卷而来。按照一个国家一年只能推荐一个提名地的新规定，有些项目至少要排到100年后才可能被批准。不仅各地申遗活动风起云涌，且申遗项目更是五花八门，各种古城、古镇、古墙、古庙、古寺、古墓、古塔、山川、河流、湖泊，甚至连古洞、古灶、大堤、粤剧、川剧、粤菜等能想得出来的东西都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不遗余力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有着“政治运动”传统的中华大地，又在延续另一场浩浩荡荡的“申遗运动”！
　　4.如实而论，在遗产保护面前，我们应该是“心虚”的。这样的语境之下，媒体所炮制出的“抢注”和“保卫战”就有了轰轰烈烈的理由。这理由基于这样一个客观的现实──
　　中国现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28处，其数量低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居世界第三位。韩国历史远不及我国悠久，面积仅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浙江省大，却有7处世界文化遗产。
　　在国内，关于世界文化遗产屡遭破坏或损害的报道层出不穷，其罪魁祸首当属把世界文化遗产当成“摇钱树”。常常听到“一把大火烧了一座大殿”、“几根索道损害了文化景观”、“一座宾馆使景区不伦不类”的议论。乃至有专家捶胸顿足断言“新的景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就是其遭受破坏的开始”，“申”来就“死”。
　　政绩工程首长工程面子工程胡子工程……“政治经济”乃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之大敌！
　　到过韩国的朋友说，韩国在每个地方，每件文物都同时有韩、英、中、日四种文字说明。你看不到小商小贩的叫卖声，你会看到，年轻的妈妈娓娓动听地给学龄前的儿女们讲述那些陈列的器物，孩子们听得如醉如痴的场景。在任何一个韩国城市都有国立博物馆和民俗博物馆，实实在在地成了进行韩国历史文化教育的场所，你绝不可能看到这些地方被改作“家具展览会”、“房展会”的现象。
　　无论是世界文化遗产景区还是博物馆，门票都很便宜。如佛国寺是3000韩元(折合21元人民币)，比长城、故宫、颐和园都要低。须知，韩国人均GDP是我国的10倍！
　　韩国和我国同文同种，一样的黑头发黄皮肤，同属东亚儒教文化圈。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价值观、礼仪、民俗、建筑都深受华夏民族的影响。
　　有专家撰文，且不说韩文中还保留着不少汉字，韩文读音65%与古汉语(主要是唐宋时期)读音相近。长幼尊卑，三从四德在韩国有相当市场。韩国人对孔子更是敬仰有加，各地为数不少的“乡校”，是专门用来传授儒家经典的场所，也是每年圣人诞辰，举办祭孔活动的礼拜场。其他如新生入校的供奉牺牲(冷猪头)仪式，师生共享猪头肉的场景我们只在一些古代小说中看过，可在这里代复一代地沿袭着。
　　在韩国农村，以宗族为单位的祠堂、世葬山，数十代的家谱宗谱保留完好。韩国对传统的节日极其重视，春节和中秋节是他们最隆重的节日，端午节、清明节、寒食节虽非公休日也都有纪念。真正属于韩民族的节日如光复节、开天节(又称檀君节，檀君是传说中韩民族的始祖，其地位相当于华夏民族的炎黄帝)和西方舶来的圣诞节也只放假一天。
　　──今天的韩国成了古代中国的活化石。
　　历史长河滔滔东去，几千年的流泻，在我们的家门口，还有这样一个死守并光复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民族，我们是自豪？是激动？是自省？是内疚？
　　曾有一个国内朝鲜族朋友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有待证实的故事。说是前些年山东曲阜孔庙恢复祭孔活动，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关孔子“六艺”的一切礼乐仪式全在“破四旧”中毁灭了，当时再也找不到一个能主持“六艺”盛典的司仪，不得已从韩国请了一个来。不管这个故事可信度有多高，我相信每个人听后都会有一阵酸楚。
　　或许正是如此，使得以韩国电视剧电影为代表的韩流文化在我国大行其道，我们会在泪水涟涟的同时，发现老祖宗的儒教伦理穿越了时空隧道在我们的东邻继承和保存得尚好，在文化上认同的刹那，进而产生了心灵的震撼与反省。
　　由此看来，“恐韩症”不只是在血腥味十足的足球场上。
　　5.捍卫自己的文化遗产，口号喊得再响也没有多大用处，重要的是真正让我国民众发自内心地认同这种出自本土的文化，使之成为维系民族凝聚力量源泉之一，或许这样，才谈得上“对得起列祖列宗”。
　　在形式上“保卫端午节”面前，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其实这样的声音在2004年的全国“两会”（人代会和政协会）期间，便喊了出来。来自香港澳门等上百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呼吁在传统的端午节、清明节等中国传统节庆之际放假，以示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老祖宗传下来的“文化符号”。可这种声音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甚至于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看见有人要帮我们“保护”了，我们孩童般的心理便一览无余，在豪情万丈热血澎湃之余，便热热闹闹地捡起来热闹一番。于是乎，2004。甲申年。端午节。赛龙舟、包粽子的新闻成了各地媒体一个时段宣泄的主角。
　　端午节一过，我们会不会又将她束之高阁？让隔壁的邻居慢慢品尝。人家不提醒，来年我们能否记起今年的“热闹”？
　　一个问题提了出来：像端午节这样的中国民间传统味十足的“文化标识”，我们怎样永远地记住？在热热闹闹的背后，我们怎样深入到骨子理解端午节的民族内涵和文化内核？
　　在一些老人的记忆中，最能记住端午节的，还不仅仅是龙舟、粽子和河灯，更能让他们记住的，还是菖蒲、陈艾、雄黄酒等，大门插上几支菖蒲陈艾，嘴里呷着雄黄酒，大脑里思着念着“遍插朱萸少一人”的诗句，这才是端午节留给我们骨子里永远的记忆。可现在有多少年轻人知道个中真味？这样的记忆已经从我们的血液里渐渐远去，残存下来的，也只是形式上的躯壳。
　　“粽子在变形／速成的咸鸭蛋望而生渴／所有的水域都在告急／哪一条龙舟能划进干涸的汨罗／菖蒲岁岁如剑／凌厉锋刃／将沿路的浮华挑破／陈艾的气味直逼骨髓／谁饮它的苦涩疗伤／谁举它的香魂放歌／雄黄酒后的下午／儿子将三闾大夫的峨冠／改画成牛仔硬帽／快枪打出的《天问》／竟是夜幕上繁星万颗。”
　　张新泉的这首端午诗境，给我们勾画出的，是一种怎样的伤感？
　　屈子投江溅起的水花，浸润了中华民族的诗魂，可否浸润我们已经少有文化的心灵？
　　（下篇待续）

透明城市外传
□ 谭作人

一盆兔子汤
　　──东方伊甸园的秘密
　　有个寓言说，阿凡提用一只兔子炖汤招待了一位朋友。后来用剩下的兔子汤掺水，招待了这位朋友的朋友。再后来剩汤加水加冰加柠檬，招待了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几个礼拜后，喝汤朋友的吃喝链越来越长，而那盆“注水汤”却变成了注汤的水──除去没有兔子，什么都有了。
　　耳闻目睹时下越炒越火越说越玄的“东方伊甸园”，最自然的联想就是这盆汤的汤的汤。
　　2004年，成都市人民政府开始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很得人心。然而吹笛的管不住按孔的──另外一些人又开会策划出一个“东方伊甸园”来。经过精心安排，慎重宣布，顶格宣传，无限重复，搞得他们自己都开始信以为真了，大多数人仍然一头雾水，直呼“晕菜”。
　　成都是个移民城市，古往今来被一代又一代的新老移民发现和再发现，永远期待着被重新彻底发现，这很正常。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成都真面目，只缘身在锦城中。所以，这次要重新发现成都，必须跨海作业了。据说，这次的发现是一架美国摄影机和一本美国地理书的功劳。首先，由一个本世纪初的美国人发现了上世纪初另一个美国人的“发现”（或者感觉）。这个“发现”说，地处世界东方、亚洲东方、中国西部、四川西部的成都平原，竟然就是西方基督教《圣经·创世纪》里面的伊甸园的“东方版”，是上帝在人世间创造的又一个人间天堂。这个“发现”的发现又被成都市宣传部们再次发现，觉得“有戏”，要宣传，机不可失。这故事听起来拐弯抹角有些费解，奇奇怪怪而又充满喜剧色彩，所以大家都以为听错了，怀疑是有人恶作剧开玩笑。但是讲故事的人并不嫌累，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在报纸上大喊“找到了，成都就是东方伊甸园！”这吆喝显示了足够的霸气和“就是”的决心。抵拢不倒拐就是胜利。
　　然而，这个重大发现被直接重复了一千遍之后，成都人反而更不敢相信它就是真理了。多数人没有读过《圣经》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不具备接受这个故事的基础知识。况且，他们上当上怕了。手捧成都人无比信赖的公共媒体──报纸，面对白纸黑字，他们知道的只是：这回是玩真的了。
　　于是有人冲冠一怒说：“他们又在整钱了”。
　　也有人交头接耳报信通风：“可能又在引蛇出洞了──别出门，小心小心”！
　　有些小学生听不懂老师的宣传，回家就问：“妈妈，我们是不是夏娃生出来的哦？”
　　还有桂林书商向参加十四届全国书市的成都代表打听：“你们成都闹那么凶，是不是要搞红灯区了？”
　　更有中央媒体记者直接怒斥：“瞎掰！”
　　小众观点没有被大众接受，有人就出来劝说了：其实，东方伊甸园只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指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想必类似于共产主义但肯定不敢高于共产主义，是前共产主义的某个阶段），重要的是，它的条件是要有一座大山两条大河（出自《圣经》），环境优美适宜居住（成都是“东方第一园”？），居民和睦相亲相爱（好像亚当和夏娃）。这个“境界”应该是打猜猜猜出来的，决不是马克思们的安排（领袖们都是无神论者，觉得土豆烧牛肉比东方伊甸园更来得实惠）。宣传部们不该犯这种常识。
　　又有人解释说：东方伊甸园既不是宗教概念又不是地理概念，它只是一个存世已久的文化概念，最近才被有心人发现。东方不是地理，伊甸园不是宗教，“东方伊甸园”的概念组合只是一个“空中花园式”的文化概念的被发现，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发现”。是引证是创作是形容是模仿，是主观感受而不是客观存在。说到此处，终于有点像兔子汤的颜色了，它至少曾经和兔子有过某种联系，是兔子的概念汤。我们不明白的只是，扯来一片云彩，也许可以当衣裳；搬来一盆稀里糊涂的概念汤，以偏见代替常识，存心要把人脑壳搞方，目的究竟何在？
　　为了求解，我们点击几个关键词，试图解构这盆没有兔子的兔子汤。
　　其一，<发现>指经过研究和探索，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和规律。“东方伊甸园”既然存世已久，其“发现权”或“找到权”显然与本届成都府无关。你甚至不能注册商标卖大钱。
　　其二，<伊甸园>[Eden]希伯莱语。犹太教、基督教《圣经》中指人类祖先居住的乐园，后泛指人世间的理想境界。但这只能是基督教宗教文化的理想境界，不可能是伊斯兰教或佛教文化的理想境界。不信你问问中国佛教徒看，他会说：相似不等于相同──这是常识。
　　其三，<乐园>[Paradise]。作为世界性的文化象征词语，在原始神话时代本指宇宙的中心，后来成为人间天堂的代名词。我们如果觉得成都真有那么好，不如直接叫“成都乐园”──“找到了，成都就是乐园！”或者“找到了，成都就是人间天堂！”少拐几个弯要好找些。这也是常识。
　　其四，采用“援例法”。曾有人用过“东方巴黎”、“东方夏威夷”、“东方阿尔卑斯”，等等。虽疑为洋攀比，但这是从具象到抽象，有名有姓，真实可考，不是凭空捏造。没有偷概念换东西。没有语言暴力。
　　其五，采用“反推法”。如果有人依例策划出“西方香格里拉”或“美国天府之国”来，乱了世界的套，羞辱天下人，岂止是在欺世盗名？！
　　其六，关于“东方伊甸园”。无出处。无典。无解──找不到“说法”。伸出你的观点只有空空荡荡，因此无人相信。
　　综上，“发现了东方伊甸园”这一“文化”概念，逻辑不对，语法不通，修辞不好，在实际应用中错得离谱，基本上属于胡编滥造。
　　更重要的是，这个所谓美国人的“地理大发现”纯粹是子虚乌有，八杆子够不上成都平原！
　　最后，终于有人摊牌了：搞东方伊甸园就是为了策划成都、包装成都、宣传成都、营销成都。听起来至少动机不错：王婆卖瓜就是要自卖自夸，哪怕把芝麻卖成西瓜。但是，如果连要卖什么都没搞清楚就乱吆喝，假借别人之口来叫卖，攀亲攀上个假驸马，霸王硬上城市的弓，这个动机就可疑了，在学历和水平都没有疑点的情况下，动机更加可疑。
　　一个城市绝不会齐声吆喝：“买假货了！”所以群众只能集体沉默。
　　然而集体沉默挡不住集体作弊。嗅出钱味道的人总是以钱为目以利为胆，心有灵犀协同作战，苦干巧干加蛮干，誓把特权变霸权，誓把文件变现钱，誓把天府变伊园，替四川丢人，给成都现眼！
　　这让人想起了策划“天府地宫”的贝氏兄弟，想起被揭穿后入狱的兹维集团，想起形形色色的外来和尚及歪嘴和尚念的经和刮的风，甚至想起了游建华先生……
　　做完研究工作，我们出了一身汗，心跳了老半天。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这种认真劲体现在宣传成都的热情上的确很感人。最近几年，成都人民被感动了好多次。首先是为了给《中国首届西部论坛》火上浇油，有人把成都策划成了中国“第四城”，令人感动。只是一个外省人给我装懵问“夜郎国究竟在哪里”时，我无地自容。后来又有人发现成都是中国“红粉第一城”，满街如云的美女，这使我为成都的交通安全耽上了心。再后来他们说成都是中国“汽车第三城”，“天堂”里经济发达，车来车往。所以，当东方伊甸园的生猛海鲜端上桌时，人们几乎忘记了天府之国在哪里，川主李冰啥模样，黄帝嫘祖究竟是谁的祖先!假动作太多，寻根寻来就找不到北，川菜也会吃出沙拉味来。
　　开胃菜吃过，正席上桌。东方伊甸园圣女放水节开放，硬把羌女变夏娃，东方伊甸园百架包机开包，楞把蓉城变圣城；东方伊甸园电视片开拍；东方伊甸园向社区开进；甚至要效法广安，找来几十亿，修个东方伊甸园大公园！
　　这个题材够忙好多好多年。
　　说归说，不说白不说；做归做，不做白不做。成都闲口太多，“伊甸园经济”之类的“贴牌经济”只是小小插曲，我又何必虚惊了自己。这么想，就坦然了。所以不管我的城市变了多少次脸，贴了多少牛皮癣，都没有把我吓倒。无非是美食之都、美女之都、红粉之都、多彩之都、成功之都、文化之都、旅游之都、休闲之都、人居之都、中国后花园、中国西雅图……说说而已，当不得真。当真了非傻不可。
　　我倒是不敢认真了，那些以宣传为职业的人们，还必须认真工作，为了给成都做形象做喉舌，找各种事由来做。这些事情之一，是继续给成都贴牌和换牌，说些四言八句来挣薪水，而不必征得成都居民的同意。本来嘛，堪舆家喝形（看风水），只为讨个口彩，没人会骂骗子。过去那么多唐诗宋词赞美成都，什么“扬一益二五大都会”。什么“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什么“秦川得及此间无，天下诗人皆入蜀”。这些足额支票，成都照单全收，当之无愧，因为它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伊甸园乌托邦之类的空头支票没人敢要。因为在工农兵学哲学的年代人们就懂：从抽象到抽象是“主观唯心论”，再落实到具体是“另有用心别有它意”。画饼不能充饥。空头支票害人害己。
　　现实中的支票却无人拒绝。听说，有人有感于过去对成都宣传不力是由于“缺少经费”，特地为成都筹来一笔巨款，因此导演了近一年来的宣传大戏。这笔钱如果是“企业捐赠”，我们应该立马住口──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惦记”别人的“礼物”（即使有人洗钱，或者牛群式的“裸捐”，也有《反洗钱法》对付他）。但是，请别用它来给成都戴花花帽子，别自作主张地为成都做包装，成都的“纸帽子”太多了。成都人不喜欢急就章，也不喜欢粗制滥造的假冒伪劣产品。成都市民会自己买自己喜欢的帽子。如果涉及到纳税人的钱──公款（公共财政资金），无论以什么名目立项，我们都希望有人介入，包括程序管理、项目管理和经费管理都该有人管，有人审计有人追问，不能让一颗屎坏了一锅汤──哪怕它是兔子的概念汤。
　　有人说：“中国国情”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如果真是个筐，应该有一定的透明度。如果扔进去的全是黑的脏的，遇到不好说不愿说不能说不敢说的情况，就往“筐”里装，那就不是“筐”而是“箱”了。现代中国不需要黑箱。
　　“东方伊甸园现象”给我们的深刻提示应该是：社会需要舆论监督，谁又来监督“舆论”？比如，宣传部门该由谁来监督？话语权力由谁给？权力话语为谁用？城市建设的硬件已有法定程序管理，城市软件建设与保护，城市形象策划和宣传，该谁说了算？该不该有人监管？有没有人审计？要不要谁同意？公权部门是否会变成特权部门？不受监督的部门权力究竟会祸害谁？
　　精神文明的“豆腐渣”工程让人沉思，让人思念《新闻法》，思念文化建设工程，思念哲学社会科学的法制环境……
　　说到这里，猛然发现“东方伊甸园”像个迷宫，让我跑得离题万里。想找的秘密没有找到，想看的“汤”也没有看到，看到的只是一片糊涂。我想这些可能是国家机密，只有在有关部门的红头子文件上找得到理由，在报账单上找得到过程，在审计报告上找得到结果。而这些似乎都不是该我找的东西。“宣传”这只箱子里面究竟是红的还是黑的白的，我无从知道。“媒体”这头怪兽究竟是老子还是儿子孙子，我也搞不明白。我实在对不起群众。
　　“三个代表”之一是“代表着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那么“先进文化”又是什么？在哪里？叩问成都：“东方伊甸园”究竟是先进文化，还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个“方向”要把成都带向哪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需要真抓实干的“村长”，也需要善于营销的“村干部”，我们并不反对营销城市。问题是，怎样营销城市，你给居民们商量过吗？用食客来侮辱居民的智慧，用特权来代替正当程序，用冒牌的“文化”来冒犯城市的历史，把成都“策划”成这个样子，只能说明操作者对成都一知半解，对策划一无所知，对营销完全无知。用这样的公务员来营销成都，危险！如果碰上居心不良的心照不宣的假买主，知假买假卖假，必将断送诚信成都。
　　最近，不知哪家机构又搞了一次城市评比，成都市首次荣登中国城市综合实力第九名，这是近十多年来少有的好成绩，是比其他各种排名更有利的一种排名，令人安慰，值得庆贺，也应该感激。
　　再有，本届中央政府明察秋毫，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采取措施，重构民族文化和社会文明，此乃国家之幸，万民之福。幸甚至哉！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透明城市，有信心追求聪明工程。
　　所以我说：四川很有希望。成都值得注意。只是不要“只争朝夕”，还应该争未来，争可持续发展的事业，为历史文化名城“争口气”。
　　2004年5月4日

谭作人与成都银杏王
地点：长松山·龙泉驿区·成都市
时间：2003-8-18 12:22
摄影：雷康

[续上篇]
　　
　　
一群罗马柱
──城市公共环境艺术的幽默
　　
　　
　　有首成都童谣唱道：“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能说话不能动。”后来被传成“我们都是石头人，不能说话不能动。”再后来流传到社会上，竟被唱成“我们都是无头人，不能说话不能动。”问题显然十分严重了。
　　不过我把这“三种人”用来比喻成都的公共艺术家，倒觉得挺合适，可以让艺术家们物有所值地入住各自的人事档案，便于干部选用和群众识别。“木头人”、“石头人”、“无头人”可以分别指称要听话的艺术家、不听话的艺术家和不说话的艺术家。这个分类不搞摊派，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对号入座，谁也不会冤了谁。
　　落实到人，应该尊重个人意愿；具体到事，就得领导说了算。比如，成都市的城市雕塑和公共环境艺术，都是由书记、市长和建委主任亲自抓，艺术政审具体化，工作细到了指定雕塑头像的头发应该左分还是右分，要一头乱发还是一丝不苟。这些似乎都涉及到原则问题，是该有人管，级别低了还真不行。因为，这方面曾经有过深刻的经验教训。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步伐骤然加快，这也许是一次经济火山的喷发，没有等待文化的成长，没有征求政治的同意，城市也来不及做什么技术上的准备，就服从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大局。但是城市产品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工厂产品。过高的技术要求和过低的技术水平匆忙相遇之后，高成本和高废品率也成了硬道理。城市公共艺术废品毕竟不是工业废品，可以往废品库一扔了事。城市废品只能硬着头皮在街头挺起。因此在城市公共环境艺术方面，（当时称为绿化和城雕），除制造出一些“笑话小品”和“雕塑垃圾”之外，还成就了一些红色城市的黑色幽默故事，在市民口中不胫而走，搞得政府很“被动”。其中在成渝地区广为流传的典故是：“重庆一砣子，成都一耳屎，四大班子顶个球，工人阶级等于零”。
　　“重庆一砣子”指的是重庆歌乐山上那破土而出的一只拳头，表现革命烈士的不屈精神。大概因其孤立无援，反而让人同情。
　　“成都一耳屎（耳光）”是指成都十二桥头那只红色的巨掌，与歌乐山那只寂寞的拳头遥相呼应。因站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旁，巴掌比拳头显得更加无助而可怜，所以现在已迁往文化公园内。
　　“工人阶级等于零”是一环路街心城雕，这“零”表示全线通车的一环路和埋在下面的雨水管。结果被整成工人阶级的开心果，也实在有些冤屈。本届政府顶住“连零都不是了”的压力，已成功地实现了“零”的迁移。
　　“四大班子顶个球”则是因为成都周边多个县市都无师自通并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同样的设计：四根柱子顶着一个球体（不知是足球还是地球）来表示权力。这种设计批发有点像后来成都泛澜成灾的罗马柱。区县群众可能看不懂用意，只好信口胡诌，观点又惊人地一致。
　　其实单就这些城雕本身而言，虽说不上完美，也比文化大革命粗胳膊大拳头优秀了不少，有些创意体现了从泛政治化向世俗化的转变，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为什么还要被市民幽上一默呢，我个人认为，这与群众对长官意志代替公众意志的不满有些关系。
　　八十年代有桩著名的雕塑公案：一些官员和部分群众提出抗议，要给重庆长江大桥的《春夏秋冬》穿衣服。抗议者认为，雕塑人体的裸露有伤风化，应该多穿衣服遮住“皮肤”。后来，经过全国性的大讨论，这些雕塑的衣服和观念的“衣服”没能加上去。艺术赢了一次。
　　可能是接受了这个教训，后来各地都成立了城市雕塑委员会，由城市主要领导亲自管理环境艺术，以免出“问题”。这样一来，城市公共环境艺术的质量，在很大程度只能仰仗主管大人的知识结构和用人水平了。市长、书记、建委主任和市长助理也许各有所好：有的要用听话的“木头人”为可用之人；有的敢用不听话的“石头人”为慎用之人；还有的更乐意使用不说话善勾兑懂规矩不调皮的“无头人”为必用之人。“人”和“事”成了决定性因素，“事”和“情”就不重要了。艺术本身更不是目的了。
　　还有的主要领导喜欢既当学生又当先生，亲自过问艺术细节：这女人的屁股要那样扭，那男人的手臂该这样挥，小娃娃的脑袋太小，老婆婆的小脚太大……后来有些艺术家终于搞懂了，这类领导的比比划划，不是在考究你的艺术作品，这是在考验你这个人的人品。领导要看你听话不听话，能用不能用，懂事不懂事，安全不安全，有没有把好事干坏的智慧，能不能损公肥私集体作弊又不被发现或不怕被发现。
　　据说成都曾有位市长爱好文学，崇尚欧洲古典艺术，所以言必称罗丹、达芬奇，行必说米开朗基罗。得知这位市长喜欢用欧洲尺子丈量成都，倒乐坏了一大群房地产开发商：欧陆风是四海皆吹之风，罗马柱是四处可用之柱，几乎不用操心设计，更不用苦心创造，直接拿来主义又安全又保险又节约还讨人欢喜。哪个开发商是傻的？在权力话语至上，长官意志至尊，勾兑决定方案，关系决定输赢的规则和潜规则下，有些“懂事”的人一直在笑，多数人始终“搞不懂”。所以，如果艺术创作环境始终是窄轨制，艺术火车就不可能开进百花园，类型化、同质化、恶俗化和粗糙化将是必然结果。大连市长喜欢欧洲几何园林，给大连带来整整一代的欧陆风和水；成都市长中意欧洲古典雕塑，让成都留下了无数社区的罗马廊和柱，让成都的居住梦想“在罗马柱上诗意地栖居”。西出成都，远郊国际大都会的巨型罗马柱已经成为成都新的时代建筑，在夕阳下投下城市记忆的黑色身影和“新殖民主义”的文化痕迹。
　　罗马柱就像一群呆鹅下的蛋，携带着“懂事”（懂人事）和“无知”（无良知）的文化基因，在官僚主义的温床里成批孵化，在沉默的大多数人眼前出生，在老外讶异的目光下搔首弄姿，表现着平民化的贵族梦境，洋攀比的建筑语境，以及王权崇拜的文化心境。这十多年来在国内疯长的罗马柱，是我们留给后代的时代笑柄。
　　有了到处呆立的罗马柱，就有了到处弥漫的几何园林，到处行走的喷泉水景，以及到处侵蚀的磁砖铺地；有了巴洛克，洛可可，哥特式，地中海；有了大小小形形色色全盘西化大同小异的“欧州花园”和“美国乡村”……条条道路通罗马，就是不往成都去。
　　在这里，我们虽不会说，是一位市长的个人爱好让成都长满了多立克、爱奥尼和科林斯（罗马柱或希腊柱名）。同理，也不会说因为另一位市长的个人兴趣，把成都变成了粉红色的哈尔滨。我们想问的是，一个城市的穿衣戴帽，究竟该由谁来选择由谁来决定？城市公共空间究竟姓“公”还是姓“私”，“品位做高形象做美”究竟是为了谁的眼睛？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展不开而又必须展开的问题，只是这篇短文不能胜任。
　　公共艺术是充满矛盾和遗憾的艺术，它与架上艺术的区别在于它与生俱来的公共性。架上艺术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创造百花齐放千方百计万家灯火，不需要给谁商量讨论。而公共艺术尤其是城市雕塑，既要表现审美情趣和文化水准，又要兼顾环境相容和公共意志，既要提升市民的审美能力，又要服从公众的参与权利，其行为过程的重要性往往超过了艺术创作本身。所以，公共艺术从方案设计开始，就进入了“公共”的程序，方案选择一旦成为公共行为之后，就身不由己了。比如，当艺术创作构思与官员意见或公众意见发生冲突时，艺术的坚持只会让艺术出局，而艺术的妥协往往又酿成艺术的遗憾。这，当是城市“雕塑垃圾”的主要成因。
　　这里要回答的是，什么是真正的“公共意志”？有没有纯粹的“公共意志”？或者说，在民主集中和集中民主的并存下，长官意志和权力话语能不能够代表公共意志？如果在决策机制上真正实行了民主的集中，决策过程和结果则应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共性；如果是集中的民主，即小众代表或者代替了大众，公共性的真实性就有了折扣；如果用官员身份来实行一票否诀或“一票独大”，则没有“公共意志”的发言机会。所以在公共艺术领域，公众和官员服从艺术家当为上策；官员和艺术家服从公众当为中策；艺术家服从公众和官员实为下策，而公众和艺术家服从官员实为下下策。不幸的是，在城市公共环境艺术的决策上，我们常常采用了最省事的办法，由权力身份或长官意志决定艺术选择，代表小众意见，并代替大众意见，用“下下策”决定着公共环境艺术的质量水准。
　　公共环境艺术的决策机制缺陷，让公共艺术的“场外因素”往往成为决定性因素，这就使处于幼稚阶段的公共艺术成为了“问题艺术”，公共问题常常压倒艺术问题，并充满“问题景象”。比如，领导有“届”的问题，学界有“派”的问题，学术有“权”的问题，风格有“钱”的问题，招标有“明暗”问题，论证有“亲疏”问题，部门有“协调”问题，建造有“资质”问题……当这一大堆“场外问题”（实为场内问题）放在一项设计方案头上，再美好的创意方案都会被压成变形金刚而消解艺术张力，失去艺术的魅力。
　　而反观不需要公共权力部门参与决策的艺术工程，比如一些企业的商环境工程，却较多地保留了艺术家原创的亮点，以独具艺术魅力的个性化设计，成为企业环境标识和形象品牌，并扮美了城市，荣誉了城市。成都市公共艺术家朱成设计的《万户千门》（皇城老妈），《风雨廊桥》（谭鱼头），《顺兴老茶馆》（会展中心），《天机》（会展中心），《家园》（双流机场），《德阳艺术墙》等，得到了成都市民乃至国内外游客的广泛认同，体现了艺术家与社会的对话的成功。成都市比较成功的公共环境艺术，包括贝茜·达蒙的《活水公园》，刘家琨的《鹿野苑》。因公共环境艺术而提高了附加价值的房地产项目，包括《芙蓉古城》、《清华坊》等“自产自销”的项目。上述范例恰恰是具有相对自主权的企业行为，扬企业之长，避政府之短，成为为数不多的“另一类”时代性艺术范例，为城市公共空间留下一笔精神文化财富。
　　美国历史学家班克罗夫斯特说：“不要带创造性的意见到研究院去”。同样道理，经过雕塑委员会审议和万金油专家评点的艺术设计方案，特别是经过行政长官最后指正后，所有的创意和亮点都将被消失，最后通过的方案往往是最平庸最没有文化的方案。文化缺了位，剩下的只是工程，只是预算，只是人际关系，只是食客文化的恶劣果实。龙种必须变成跳蚤，才能种下地。而有些甲方只为“跳蚤”埋单，不为“龙种”付钱。
　　当艺术行为演变成行为艺术时，必定滋生戏剧的元素；当公共艺术的行为变成官场行为的“艺术”后，它就开始准备幽默故事，以便把它送给“下一届”领导和“下一届人民”。成都市近年来的幽默新段子说的是孙中山铜像──那个“守自行车的人”。本来，中国雕塑大师刘开渠先生的作品《孙中山铜像》坐落在街心花园里，大树参天，鲜花簇拥，蔚成春熙一景。政府改造春熙路，要改园林为广场，“孙中山”必须让路。为了留住大师遗作，成都市著名雕塑家朱成和数十名文化学者联名上书，并在会上宣读。为了不犯众怒，当局同意不搬铜像──但大树照砍，花坛照拆，广场照修。被剥去“衣服”的孙中山无处藏身，独坐在那里顾影自怜。“保孙”的艺术家们啼笑皆非：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不如拆它个干干净净！
　　旧城改造，改出一种“蚕食”的智慧。“孙中山”着了蚕食之道，先抽筋后剥皮，仙气顿失（中山先生号逸仙），还能原地枯坐到几时？这又是留给“下一届”或“下下一届”的难题。
　　如今，成都市残留的三大块城市记忆“保留地”（宽巷子、文殊院、大慈寺），也面临着最后的剿灭和蚕食，成为社会投资目标并错位地担当起“增长ＧＤＰ”的压力。当代的“责任”侵犯了前辈的遗产和后代的权力。
　　2001年，成都市成立了公共环境艺术协会，设论坛、办讲座、办展览，第一次让市民知道城市环境艺术是公共艺术，而不是官员艺术、专家艺术和“官场行为艺术”。那次论坛有个颇有深意的名字：十字路口。2001年成都城市公共环境艺术展为城市做了很多好事情：
　　● 天安门广场与阿拉善沙漠的合成影像让我们重视保护生态环境。
　　● 天府广场巨大的文物坑模型提醒我们对城市的未来要负责任。
　　● 现代化养鸡场式的建筑模型述说：这是住的不是鸡，是人。
　　● 街道实景拍摄的“百拆图”通知：总有一些民意需要尊重。
　　● 而展场上成都画院的巨幅实景图片则挽救了它自身的生命。
　　城市对居民还有感情，城市对艺术还有良心，值得庆幸。
　　时至二十一世纪，我们应该有直面“问题艺术”的勇气，改革“问题城市”的智慧和改善“问题社会”的信心。
　　我们不是木头人，也不是罗马柱，我们可以说话，应该行动。十字路口，我们有选择的权利；公共艺术，我们有评判的权力；政府工程，我们有知情的权利；官商勾结，我们有揭露的权利；伪劣艺术，我们有拒绝的权利；城市生态，我们有保护的权利；城市文化，我们有参与的权利；社会文明，我们有建设的权利。
　　说到公共权力，有许多幽不起来的默，但不会是沉默。被迫的幽默不是无赖的胜利，不是无奈的美丽，它只是一朵清凉的云。

“审计风暴”何时休

□ 谢庄

新闻背景
　　很多人都担心李金华最终会成为“孤家寡人”，可是李金华始终我行我素。他说：“走到这一步，就两句话：一个无所谓，一个无所求。”
　　也有很多人为李金华担忧。李金华说：“十多年了，每天早上坚持一个人走路，有很多人劝过我要注意安全，我不担心！”
　　2003年6月25日，一批违规大案在审计署李金华审计长所作的审计报告中曝光，一场严查乱管理、乱投资、违规挪用资金的“审计风暴”随即席卷全国。
　　一年后，2004年6月23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李金华再次提出了一份触目惊心的审计“清单”：
　　1.中央一些部委赫然在榜，预算管理问题突出。
　　如国家体育总局自1999年以来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亿元，其中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小区1.09亿元，用于发放总局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补贴和借给下属单位投资办企业2204万元。
　　2.长江堤防再现“豆腐渣”工程，救灾款竟成“唐僧肉”。
　　2003年6月下旬至7月中旬，安徽淮河流域发生自1956年以来最大的洪水。百万受灾群众的安置和受灾地区的重建，牵动着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心。洪水刚刚退去，2003年7月起，凝聚着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关爱的中央救灾资金就源源不断地下拨到灾区，至2004年2月，中央下达的救灾补助资金，蓄滞洪补偿资金以及建房补助资金等救灾资金总额超过23亿元。然而，饱含爱民之心的中央救灾款，在一群贪婪的“蛀虫”眼里却成了“唐僧肉”，随着中央资金的下拨，他们也开始了饕餮大餐……这帮蛀虫竟吞噬了亿万救灾款。
　　3.金融机构出现新风险，一人竟从银行贷出74.21亿元。
　　在审计中国工商银行、原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损益时，发现了个人消费信贷的新的金融风险问题。其中审计中国工商银行及21个分行的发放贷款，违规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同时发现各类案件线索30起，涉案金额达69亿元。又如：交通银行锦州分行与当地法院联手，违法造假核销巨额贷款。结果是：2亿贷款从账簿神秘蒸发。尤其叫人不可思议的是：广东南海“优秀民营企业家”冯明昌竟骗贷74.21亿元，而南海工行两年内共向冯“输血”达34亿元。
　　4.蛀虫胃口太大，教育经费也不放过，贫困县教育局吃掉600万。
　　审计报告指出，一些县的教育及财政部门“吃”教育问题十分严重，其中，广东吴川县教育局也在审计清单中。吴川是广东西部一个经济欠发达县级市，教育经费本已捉襟见肘，但吴川教育局及所属教办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吃”、“分”教育经费达到600万元，局机关日均报销餐费达到4000元。
　　……
　　仅列以上四条，足够让人目瞪口呆。更令人心痛的是，早在五年前，媒体就有过类似报道，确让人吃惊不小且气愤出窍。那时笔者正在贵州独山打工，面对防洪款也胆敢被吞噬的腐败事实，我通宵难眠，提笔记下日记：“时值清明时节，突然想到，那些被洪水淹没的老人、妇女和儿童，那些牺牲在抗洪第一线的解放军、武警官兵们，要是他们都能起死回生，看到党内、政府内竟有这样的一帮‘道貌岸然’的败类，真不知有何感慨。难道，逝者的生命，竟不能唤醒腐败者的良知，甚至多少收敛一下其腐败的恶习？”该日记后取名《清明时节雨纷纷》收集在拙著《感慨交响曲》中。没想到事隔一年多的2000年7月10日、11日和15日，中央电视台陆续又有新的报道。按捺不住气愤与欣喜的复杂心情，我连续在日记中作了记述。那时我已到北京打工，办公地点在卢沟桥，故取名《宛平日记》，收集在拙著《负重者》里。现附录其中三篇日记如下：
　　
2000年7月10日 星期一 35℃
　　中央电视台二套新闻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署，审计国务院有关部委严重违规，挪用专项资金作它用的总额达数百亿人民币。其中，专门提到没收水电部挪用水利建设专款修建的豪华办公大楼。真是大快人心！
　　1999年4月5日清明节，我在“清明时节雨纷纷”一文中，就已作了如此披露：“……大家何曾忘记，去年我国遭遇特大洪灾，仅保卫长江大堤，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共出动百万大军，与民并肩战斗，历时数十个昼夜，以血肉之躯，总算确保一方平安。但隐患显而易见，为了彻底根除隐患，务必采取多种必要的有力措施，其中，加固防洪大堤至关重要。为此，中央拨专款进行此项工程。但万万想不到，该专款竟被专门负责此项工程建设的某某水利委员会挪用了数额巨大的资金，用去修建豪华的办公大楼，真是触目惊心！
　　谁都知晓，中央所拨专款，都是人民的血汗。中央政府启动纳税人的钱加固防洪大堤，为的是免遭更大的洪灾，自然是保护纳税人的利益。但就是这样的专款，也有人公然胆敢挪用，且金额高达八千多万。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批人都是堂堂国家干部，人民的公仆。尤其令人愤慨的是，这一切，竟是由该委员会的党组所批准。请问，谁授予他们这种权利，这样大的权利？！”
　　现在，事实清楚了，原来是水利部！该大楼就座落在北京市六里桥立交路口，六里桥离卢沟桥不远，我每次进城往返都必经此地。当时，我就奇怪，这么漂亮的大楼已经修好这么久，怎么还不用？原来该楼已被没收，准备拍卖，所得款项全部上交国库。
　　关上电视，我感慨万端。首先，我为国家审计署叫好！国家审计署在李金华审计长的带领下，敢于坚持党性、坚持原则，以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认真真地对国家的重要部门进行审计。结果，战果辉煌，为国家挽救了巨额的损失。真是了不起的“经济卫士”。
　　我为他们的勇气叫好！比较之，我虽在一年前就提出了质疑，但就勇气而言，我差矣！因为，在《感慨交响曲》付排前夕，最后校稿时，我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改成了“某某水利委员会”。何以如此修改？我怕惹麻烦！如果“打官司”（笔墨官司），我哪惹得起国家机关？
　　但，李金华不怕！国家审计署不怕！他们敢于顶住压力，一查到底。这种勇气，令人钦佩！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国家审计署本身就是国家机关，国家赋予了他们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当然敢。此话固然不错，但是，难道我们就没发现，有多少国家机关，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尤其是公检法系统，由于种种原因，或有人说情，或有人施压，结果好些案子就不了了之。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的国家机关都像国家审计署那样忠于职守，发挥职能作用，该有多好！
　　
2000年7月11日 星期二 36℃
　　打开电视，中央电视台又在报道有关国家审计署的事，并报道了采访李金华同志的实况，我又万般感慨。
　　其中特别令我难忘的是，记者采访李金华的对话。记者问他：“你在审计时，遇到什么压力没有？”李回答：“有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人民的压力，人民对我们的高度信任，本身就是压力。二是怕我们自身的工作疏漏，本该查出的问题，没有查出，这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李接着说：“确实，人民对我们的工作是信任的。”他举了个生动的例子：“有次参加一个重要会议，车辆太多，汽车停不了。但当值勤的同志得知我们是审计署时，马上就开绿灯，说：审计署的可以进去，可以进去。”多感人！
　　此刻，我真的好想马上打个电话给李金华，向他表示敬意。既代表我个人，也代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编日史委员会。因为李金华也是我们委员会的主要负责同志。我们为李金华骄傲！
　　
2000年7月16日 星期六 29℃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记者丛严平），国家审计署去年以来对近几年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审计，发现一些地方在扶贫资金管理使用上存在极为严重的问题。
　　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向全国592个国家重点扶贫县投入扶贫资金488亿元。经审计，查出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达43.43亿元，占被审计扶贫资金总额的20.43%。也就是说，用于扶持那些生活最艰难、最需要帮助之人群的救命钱，竟有1/5多被挤占挪用！
　　据查实，其中挪用于建房、买车、弥补经费以及出借、投资企业经营等13.18亿元，用于财政抵扣占用、平衡预算等12.6亿元，违规有偿使用、擅自计提费用、改变资金、公款私存、私设“小金库”、白条抵账等4.78亿元。
　　另外，扶贫资金的滞留、欠拨现象也较普遍，地方配套资金严重不足，扶贫贷款的投放、使用也存在严重问题。
　　够了。
　　看了、听了这一报道，得知这些行为，确实叫人满腔怒火。实话说，腐败到了如此地步，至少在我是始料不及的。在1999年4月5日的那篇日记中，我如是纪实：
　　“……综观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明里吃，暗地吃，大吃、特吃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有权有势者，几乎在每个地方，甚至每个人的身旁均可发现。他们或明目张胆，巧立名目，集体作弊，欺上瞒下，配合默契，心照不宣，狼狈为奸，进而顺理成章地吃，吃得顺顺当当，吃得放放心心；或潜伏着，像贼一样，睁大那双贪婪的眼睛，随时随地伺机启动那双黑手。反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阶段还很长很长，他们之手的功能与寿命也就相应与之很长很长。何也？因为滋生腐败之机制存在一天，他们就可凭借手中的权与势及其编织的关系网络，大行其罪恶的勾当又一天。且无法无天，什么钱都要吃，都敢吃。他们的逻辑是，不吃白不吃。防洪款敢吃，就连赈灾款也要吃；国家基本建设资金要吃（如某省交通厅就敢挪用上亿元修建高速公路之款去构筑供商业运作的所谓娱乐城），甚至连离退休职工的社保金也敢吃。概言之，凡是可供其吃之处，通常都是“雁过拔毛”。哪管你老百姓的死活，哪怕你党中央的号召。中央政府的三申五令，在他们管辖的势力范围内，几乎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嚣张劲令人惊讶。就连国家总理也在全国人大的神圣讲坛承认并大声疾呼：现时，确有人没有听中央的……”
　　悲哀啊悲哀，我怎么没有想到，那些打着扶贫旗号的领导者，竟然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除了大吃特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那么心安理得、自由自在大吃特吃处于生存线上的挣扎者的救命钱！其实很多县市常有人专驻省城，专跑扶贫款，力保“贫困县”，争报“贫困市”，确保不脱贫，这也早已不是新闻了。
　　昨天晚上，我们在卢沟桥上一边看永定河水，一边就谈起有关扶贫的事。李老师是个直性子，为人正直，具有正义感，一提起扶贫的事，火气就旺，大声地向我说起他曾参加“一帮一”的扶贫活动：“谢老师，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扶贫？”他说，他们所帮的对象户，原来是村上、乡上和镇上小头目的亲戚和好友，而这些人，哪里是什么贫困户，日子过得好得很呢！家有大板车、拖拉机，当然也少不了彩电。是不是当地就没有了贫困户？非也！有的是，但这些真正急需扶贫者，就休想得到城里人的救济……为什么会这样呢？
　　上帝啊上帝，你都听见了吗？你都看到了吧！这就是你的杰作。你就不想作点调整吗？该记住：人的忍耐总是有限度的！不然，中央电视台不会发话，人民日报也可沉默。那，就拭目以待吧。
　　……
　　拭目以待，一晃四年过去了。
　　四年后的2004年6月23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李金华再一次掀起“审计风暴”，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如今越来越受公众瞩目的“审计风暴”，表明实行全面的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已迈出关键一步。同时，其标志性意义也明示，凡涉及国家财产的中央、地方各级机构，终于完全纳入审计署监控视野。“吃国家”之口该歇歇了。
　　年年审计风暴，天天照拿吃喝。从审计署成立20年来，通过审计追还被挤占挪用的资金已逾1300亿元，这一“辉煌”战果，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法制建设的逐步深入，随着政治文明的逐渐完善，国家的有关司法或监察部门，定会更好地配合彻查，而产生问题的制度性因素定会及时予以消除。如果这样，国家财产的“看门狗”的李金华该“光荣退休”了。我衷心祝愿李金华早日为审计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同时，也衷心祝福他永远安全、健康！
　　突忆起，打败日本侵略者，也不过用了八年，而结束“沙漠风暴”仅仅只用了100小时地面战争。莫非，腐败分子比东条英机，比萨达姆还要“强大”？须知，中国共产党人是无所畏惧的，是最讲认真的，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面对一小撮──制造腐败机会与腐败事实的腐败分子──“过街老鼠”，深信：“审计风暴”必将如“沙漠风暴”，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届时“审计风暴”可以休矣。“审计风暴”休止之时，当是中国政治清明、政通人和之日。特为“审计风暴”勾勒一素描，权作结束语：
　　摧枯拉朽，尽扫浊水污泥
　　呼啸而过，重建生态平衡。
　　2004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