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译著”运动的当代启示

再轮回 · 发表于: 2019-6-4 15:44:00

源自：中国民族报 : 金贵

　　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强调，“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190630479.jpg 保存到相册

　　《天方性理》序金贵供图
　　明清时期，在江南金陵地区兴起并影响全国的“汉文译著”运动，之所以能被世人所认可，产生深远影响，就在于其围绕“伊儒会通”，形成了新的思想，新的模式，新的话语体系，并有力地回答了伊斯兰教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鉴往知今，当前，要继续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方向，不断提高其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广度与深度。
　　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都有一个如何适应中国本地文化的问题。佛教在中国能够传播与发展，就在于其实现了中国化。

190630480.jpg 保存到相册

　　《天方典礼》序金贵供图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说：“佛学本为印度之产物，但中国人讲之，多将其加入中国人思想之倾向，以使成为中国之佛学。”显然，佛教之所以能够中国化，就在于它与中国固有思想进行了融合会通，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融合会通过程中，自然也会形成独特的模式，形成一个具有中国气质的话语体系。
　　明清时期回儒学者的汉文译著之所以能够产生深远影响，就在于其全面地回答了伊斯兰教中国化这一重大问题。明清回儒汉文译著是否体现出伊斯兰教与中国固有思想的融合会通，是否产生了新的思想、新的模式、新的话语体系？答案是肯定的。“汉文译著”正是伊斯兰教思想与中国固有思想融合会通的产物，“以儒诠经”是一种新的解释模式，“五典说”“清真说”等代表一种新的话语体系的形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伊斯兰教中国化依然是一个重大命题，而“伊儒会通”将为人们正确理解这一命题带来启示。

启示一：伊斯兰教中国化需要接着讲
　　汉文译著为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学者王岱舆所开创。王岱舆作《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从形而上层面探讨了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的融合会通问题，是“伊儒会通”的开创者、奠基者，奠定了汉文译著的基本框架与发展方向。后有金陵人刘智在“扫叶楼”的孤独探索，而终成《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等，成为“伊儒会通”的集大成者，其成果在中国伊斯兰教界流传最广。再有云南马德新的发扬光大，其成果有《四典要会》《大化总归》等；而同为云南人的马注也为世人留下《清真指南》，他秉持“伊儒会通”的理念，继续推进汉文译著事业向前发展。自四大汉文译著家之后，以“伊儒会通”理念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后继有人，如马联元、马安礼等人，他们也留存下了许多汉文译著，为后人所学习。从已有的资料来看，自王岱舆以来的著名汉文译著家有20多位，代表性著作超过百部，最终形成了绵延明清两个朝代、近400年的文化创新活动。
　　那么，这一文化创新活动自民国以来是否有人接着讲？爬梳文献发现，民国以来，还是有许多知识分子热衷于这一事业。比如，祁道和《清真根源》、刘守信《万化正宗》、王友三《清真学理译著》、马宏道《认一指南》、杨竹坪《穆民必读》、杨敬修《教心经注》、马以愚《回教要指》、杨保元《纲常》等，成果大概有近百部。
　　与此同时，穆斯林知识分子致力于发展新式教育、创办报刊等方面。之所以如此，原因复杂。一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向西方学习、强调新文化，成为当时的一种思潮。二是与当时的社会局势有关。近代以来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发展教育，救国救民、强民强国，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有影响力的思潮。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民国以来的知识分子根据社会变化开拓了新领域，并取得丰硕成果。
　　成果一是“新式教育的发展”。代表性人物有童琮、王宽、马邻翼等人，形式就是或建立诸如“留东清真教育会”等形式教育促进会，或兴办诸如“成达师范”各种形式的学校，以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兴人才。成果二是“史学研究成果突出”。代表性人物是陈汉章、陈垣、金吉堂、傅统先、马以愚、白寿彝等人。他们共同的突出成就是重回族历史研究，形成了《中国回教史》（《史学与地学》杂志，1926年）、《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东方杂志》25卷1号，1928年）、《中国回教史研究》（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1935年）、《中国回教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中国回教史鉴》（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中国回教小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等重要著作。成果三是“新闻报刊的快速发展”。出现的报纸有《正宗爱国报》《爱国白话报》《京华新报》《回文白话报》《清真学理译著》《醒回篇》《醒时报》《月华》等，关注的内容有国内外时事、国计民生、自我教育、改良宗教、普及教育、介绍世界各地之穆斯林情况等，代表性人物有丁宝臣、丁国瑞、张兆麟等人。
　　这些成果基本上都在回答伊斯兰教中国化这一问题。
　　那么，伊斯兰教与中国固有思想的融合会通和本土化，是否还有必要讲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中国固有思想在不断变化，经过历史与现实的洗礼，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容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因此也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即伊斯兰教与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结合，伊斯兰教如何很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在结合与适应以后，伊斯兰文化是否能产生优秀的文化模式，产生符合时代的新思想，产生新的话语体系？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马坚与白寿彝曾经作过贡献。马坚在1951年发表的《回民唯一的出路是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进步日报》，6月30日），从政治上指出伊斯兰教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
　　从马坚与白寿彝的见解可以看出，他们都在积极地为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创造新的话语体系，那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民族团结、爱国主义。当然，新时代伊斯兰教思想与中国固有思想的融合会通，还应有更多的内涵需要不断地去挖掘与探索。

启示二：伊斯兰教中国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来看，社会发展进步有其客观规律性，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按照此思路，伊斯兰教中国化也是有其客观规律与历史性的。马坚与白寿彝之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问题也一直有人探讨。但是，由于历史的变化，在一段时期内，国内伊斯兰教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此种情况才得到好转。此后，在近40年时间里，国内伊斯兰教研究得到长足发展。这种发展的成果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史学研究方面，代表人物有白寿彝、马通、杨怀中等人，代表性成果有《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庭制度史略》等。二是明清回儒汉文译著整理方面。譬如，余振贵长期致力于回族古籍整理与研究，为此关注了回族历史上的汉文译著，出版诸多点校版本汉文译著，如《清真指南》《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等。金宜久也有关于汉文译著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如《王岱舆思想研究》《中国伊斯兰先贤：马注思想研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在有关部门的坚强领导下，汉文译著作为回族古籍，在出版与整理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如《回族典藏全书》。
　　探讨现当代伊斯兰教与中国固有思想的融合会通，还应当考虑另外一个话语背景，即反对文明冲突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指出，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而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的融合，将对西方文明造成重大影响。为了反驳这一错误言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杜维明联合南京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相继召开诸多学术会议，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汉文译著的现代价值，探讨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的现代融合会通与互动。
　　可见，伊斯兰教中国化中要探讨的问题很多，其中关键性问题之一就是伊斯兰教与中国固有思想的融合会通。这种探讨不仅有助于国内一些问题的解决，也具有深刻的国际意义。此外，还需注意的是，日本学界也关注汉文译著。现在，国内许多人发表文章，认为“回儒”一词是日本学者桑田六郎在《明末清初的回儒》中提出来的。在此文中，作者简单介绍了汉文译著家的生平，并对一些汉文译著文本予以介绍。桑氏“回儒”一词的运用，一方面揭示出伊斯兰教与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融合会通，一方面揭示了汉文译著家身兼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文化气质，彰显出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会通。

启示三：伊斯兰教中国化需要全面系统的思考
　　学术界之所以把“汉文译著”或“以儒诠经”当成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在于其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质言之，“汉文译著”全面思考了当时伊斯兰教与中国固有思想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领域，汉文译著家们在对财货等问题的阐述中，建构起讲究公平、重义轻利、适度取利的经济伦理观。王岱舆说：“须知生财自有大道，交易宜出公平。”“月利生财，积谷待价二事，清真切禁。”王岱舆指出，市场交易的首要原则是公平，并对市场交易中的囤积居奇行为深恶痛绝，体现出穆斯林对公平交易以维护市场持续繁荣发展的坚持。刘智在《天方典礼·财货》中指出：“财货非义不取，非礼不用。”刘智认为，市场交易应不违背基本的人伦，即市场交易应当符合伦理的要求。他还说：“四民之资，在乎业，业无大小，惟近乎仁义者为正。业无通塞，惟本于忠信者为公。”从“业无大小”与“业无通塞”，体现出伊斯兰教提倡人们积极从事市场活动，但是这种活动必须遵从基本的人伦要求。有意思的是，刘智还提出了“饕利四等”说，指出“凡同类交易而有加者不出二”。从中可看到伊斯兰教对于交易的严格规定，认为“不出二成”为交易获得的最高界限。
　　在政治领域，汉文译著家们均强调认同君王，并以中国为自己生死不离的家乡，由此很好地解决了穆斯林的政治认同问题。王岱舆说：“君王赐我以田里乐业，理当尽忠。”马注在《清真指南》中也提出“君王代主宣化”的思想，将忠君与顺主统一起来。刘智也说：“王者代真主以治世者也，王者体主，若影之随形，动静曲直，毫无异焉。”
　　在社会领域，汉文译著家们也认同中国社会伦理道德。比如，王岱舆在《正教真诠》的“夫妇章”“至孝章”“君长章”“友道章”等章节中，对儒家五伦关系的价值予以认可。汉文译著家们对儒家伦理道德的认同，还产生了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即刘智在《天方典礼》提出的“五典”思想。刘智分8章对儒家的夫妇之道、父子之道、君臣之道、兄弟之道、朋友之道等予以精详论述，彰显出对儒家纲常伦理的认同，认为其为“天理当然之则，一定不移之礼也”。王岱舆与刘智的这种价值选择，为以后的汉文译著家们所坚持。
　　在文化领域，汉文译著家们对儒、释、道三家都表明了态度。对儒家采取融合会通认同的立场，而对佛、道两家保持距离。汉文译著家们从形而上层面探讨了上帝、帝、天、天命与真主之间的关系。对宋明理学无极、太极等概念，汉文译著家们也积极借用。当然，汉文译著家们也从形而下层面全面探讨了商业、交易、婚姻、礼法、财产、名利、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问题。
　　在新时代，伊斯兰教中国化需要全面系统的思考。在政治领域，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知法、遵法、守法、用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化领域，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经济领域，要思考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为国家的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在社会领域，要为和谐社会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　联系方式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民族报》（2019年06月04日 06版）
　　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zjnews@vip.163.com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免费注册

[探讨研究] “汉文译著”运动的当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