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地区茶馆文化中的传播现象探析

八神 · 发表于: 2019-9-19 11:57:18

源自：《新闻研究导刊》2019年07期 : 张铃

　　蜀人爱茶，尤爱茶馆。设馆饮茶自唐而始，及宋而繁，至清而盛。“一市居民半茶客”这样的俗语流传印证着茶馆业的繁盛。除了饮茶解渴、休闲娱乐、买卖交易等重要功能之外，茶馆还承载着重要的社交传播功能。
　　一、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巴蜀茶馆
　　巴蜀地区场镇茶馆数量众多，遍及乡镇和村庄。这里是人们的精神家园，茶馆文化的内涵超越了茶馆和茶等物质载体，不作为单纯的集体饮茶场所而存在，成为重要的精神和文化领域。
　　巴蜀地区的茶馆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编织起来，形成重叠交错的社会网络，起到交流感情、联通世界的作用，成为民众生活世界中最普遍的交往和活动空间。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聚集着来自各行各业的群体，或是志趣相投，或是言谈相吸引，总之，人们乐于在这里发表意见、交流看法。茶馆还是老年人与社会产生关联的重要场所。
　　茶馆在巴蜀地区扮演着公共生活空间的角色，各种传播现象也在此发生。人们到茶馆打麻将、看报纸和录像节目，也参与蜀地特有的变脸、掏耳朵、“摆龙门阵”“吃讲茶”、金钱板、扬琴评书、木偶戏等项目，作为民间传统社交活动场地的功能始终没变，这些纷繁的娱乐活动也正是人际交往和群体交往的渠道。［1］四川人有一种儒释道结合的气质，这在茶馆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关心国家大事，乐于发表意见，遇事不紧不慢，追求自在安逸。
　　二、茶馆中的传播现象
　　（一）人际传播
　　以茶会友，茶馆是人际传播的重要空间。“君子之交淡如水”，茶以其清淡雅致成为人与人交流的重要媒介。从饮茶衍生的以茶迎客、“茶宴”“茶话会”等，是茶馆的功能泛化至社交传播的例证，相较饮茶，人们更喜欢在茶馆中侃天说地、沟通感情和思想，茶馆成为更具人文精神的市民交往场所。茶馆的社交功能同西方的“沙龙”很相似，这样的闲聊起到了巩固社区、拉近关系的作用。在巴蜀茶馆中，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极少出现。人们通过人际传播在茶馆中交流的信息包括个人信息、群体信息、组织信息和公共信息。从互动论的视角来说，这里是三教九流聚集的场所，茶馆成全了人们互动交流和沟通的需要。
　　（二）群体传播
　　“吃讲茶”是传统茶馆中一种专注于解决市民纠纷的社会调解功能。蜀人秉性安逸自由，发生口角纠纷、利益冲突等问题时，极少动武，而是冲突双方共同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到茶馆饮茶讲理，最后理亏的一方负责茶钱。［2］这样的“德高望重者”实际上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这是茶馆中群体传播的重要例证，此外，还有聚众议事和丧仪婚礼等茶馆群体传播现象。
　　茶馆中的群体传播具有“匿名性”的特征，为谣言和流言提供了滋生和传播的土壤。闲言碎语、散布谣言、谈论隐私等行为都是谣言和流言的体现。当然，这也成为某些时期当局禁止茶馆中产生言论的依据，但莫谈国事”的旗子无疑阻碍了民众的正常社交传播。
　　（三）大众传播
　　清末民国，报纸和电台成为主流信息来源，但低识字率使得普通市民难以直接接触媒介，茶馆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茶馆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意见领袖，他们多是文化程度较高或见识较多、身份较高的人。识文断字的意见领袖作为中介，将大众传媒的信息传递给在茶馆这一公共空间的大众，即使是文盲型的意见领袖，也扮演了信息流和影响流的多级传播中的部分角色。
　　在电视作为主流的大众传媒而普及率又不够高的时代，茶馆的大众传播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茶客，尤其是农村乡镇的茶客，由于尚未购买电视，尤其喜欢在闲暇时花极少的茶钱到茶馆中坐上一天，收看电视节目，这是难得的享受，也是对大众传播的直接接触。
　　互联网时代，茶馆的大众传播功能有所减弱，但大众传播的影响仍然存在。
　　三、不同时期茶馆的传播流变
　　（一）封建时期的巴蜀茶馆
　　蜀地茶文化和茶馆文化的兴盛古而有之。唐代，茶馆在巴蜀地区从无到有，渐至繁荣。宋代，普通市民阶层成为主要的茶客。文人雅集，商人谈事，三教九流娱乐交往，茶馆文化初步形成。元代，茶馆文化发展滞碍。至明代，茶馆文化真正融入了市民、乡民的社会生活中。至清代，茶馆文化与人们日常生活已难舍难分，有“清茶馆”和“野茶馆”两种，分别兼具文人、商人谈诗说事以及农夫、游人闲话家常的功能，成为信息中心和交易中心，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从民国到文革
　　20世纪上半叶，蜀地茶馆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被政府、社会精英以及袍哥控制。战争和兵害、匪乱为茶馆中的传播增加了摩擦和冲突，也催生了茶馆的传递情报功能。学者王笛认为，蜀地茶馆是各个社会阶层的闲谈、娱乐空间，是人们交流和参与社会活动的中心，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变革的预示者。［3］民国时期的《国民公报》和《新成都》等报纸都有过关于人们在茶馆中议论世情世貌和窥探私事的记录。成都的茶馆甚至出现过由于议论时政而被政府查封撤销的情况。
　　（三）改革开放至今
　　改革开放后，随着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人们的精神追求以及社交意愿提升，茶馆重新繁荣起来。随着都市的发展，传统的茶馆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装修精美、客座雅致的茶楼。隐私性的增强削弱了传统茶馆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传播作用，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则几乎销声匿迹。甚至有学者认为乡村茶馆已沦为打牌娱乐和宗教传播场所，传统的茶馆文化渐行渐远。［4］
　　大众传媒的盛兴，手机、电脑的普及，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茶馆作为消息集散和传播中心的地位，但茶馆作为信息议论的地方并未被取代。大众传媒能够扮演大部分的信息传递角色，但人们“怎么想”依然更加依赖于个人的已有认知以及诸如茶馆之类的闲谈场所。另外，农村地区还有一定比例的中老年半文盲和文盲存在，他们仍然更乐于接受茶馆这样的传播空间。
　　都市文明中涌现的大量社交场所如咖啡馆、酒吧等，也分散了茶馆客流量，承担和代替了部分原属于茶馆的社交功能。但在广大的农村乡镇地区，茶馆仍然是主要的公共文化空间。同时，新兴的社交场所对中老年人的吸引力仍然逊于传统茶馆。
　　四、结语
　　巴蜀地区茶馆中的传播现象种类丰富，诸如以闲聊、“摆龙门阵”等为主要方式的人际传播，以聚会、评理等为主要形式的群体传播，以观看电视和录像、收听音响为主要形式的大众传播都有存在。各种声音和言论在此汇合，沟通传递，有时政议论，也有普通闲谈，还有一定数量的谣言和流言。总之，巴蜀茶馆中的交往行为丰富复杂，所承载的人际关系网庞大，在这里能看到人性，能沟通社会，甚至能映射出巴蜀地区的人物关系和人物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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