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反贪总局成立后将加强直接查办部级以上干部

中央批准成立新反贪总局 集中精力查办大案要案
源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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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北京11月2日电（记者：陈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新部署，对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要求。如何巩固和发展十八大以来铁腕反腐、“打虎拍蝇”的良好势头，将反腐败斗争继续推向深入，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记者日前专访了十八届中央纪委常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邱学强，深入了解检察机关反贪工作新动向和新部署。

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 确保反腐败斗争正确方向
　　问：您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将对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有何影响？

　　答：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国作为主题，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历史的一个重大贡献，其政治影响和社会意义，都必将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充分扎实做好政治准备、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全面提升反腐败法治化、科学化水平，不断夺取反腐败斗争的新胜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保障。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根本一致的，那种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所谓“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紧紧抓住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在全部工作中贯穿这个灵魂和主线。这个思想必须非常鲜明，这个原则必须牢牢把握，这个旗帜必须始终高举。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保持反腐败的战略定力
　　问：前不久您在学习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认识，引起了强烈反响。请您谈谈如何看待目前的反腐败问题。

　　答：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乃至世界发展变化全局的高度，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一手抓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一手抓从严治党，严惩腐败。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共同发展。这是一个充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行动纲领，是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进展的根本所在。但我也注意到，随着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一些人对反腐败的认识存在误读，一些似是而非、耸人听闻的悖论暗流涌动。客观地讲，这其中对大多数人来说主要是认识问题，而有的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混淆视听和恶意炒作，有的可能他们本身就是腐败分子。如果对于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形成错误导向，严重影响反腐败斗争全局。对此，我们必须明辨是非，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保持反腐败的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反腐败斗争形势“四个空前”必须持续加大治标力度
　　问：您是如何评价当前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

　　答：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明显成效。对于反腐败斗争形势，可以用“四个空前”来概括：一是当前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二是我们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是空前的；三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对我们党的信心和高度认同是空前的；四是反腐败面临的挑战和历史机遇也是空前的。所有这些，都激励我们进一步强化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敢于担当，不辱使命。必须非常明确，在现阶段，仍然要以治标为主，要把加大办案力度、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作为首要任务。这些年，我们查处了一批又一批大案要案，但是拿百姓的话说，现在不是打多了、打错了，而是打得还不够。我们要坚持有案必办、有腐必惩，进一步加大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就查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坚决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

积极应对职务犯罪群体化 打好反腐败整体战
　　问：近年来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成效明显，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

　　答：当前职务犯罪有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发展演变趋势，就是系统化、区域化、家族化、群体化等动向更加明显。从一起案件、一个犯罪嫌疑人入手，往往牵出一大批案件，有的波及一个单位乃至整个行业系统。在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组织查办的国家发改委系列案件中，我们查处了11名局级干部，其中价格司原领导班子大多数涉嫌职务犯罪，出现塌方式腐败。这些案件涉及人多、面广，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严重危害经济社会发展，危及政权安全，对我们党的破坏力、冲击力很大。下一步，要积极应对职务犯罪群体化，统筹运用提办、交办、改变管辖和区域联动办案等多种方式，不断增强办案合力，提升协同作战能力，打好反腐败整体战。

中央批准成立新的反贪总局 打造中国检察特色反腐败专门机构
　　问：反贪局是检察机关的一块招牌，现在大家都比较关心，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如何把这块招牌叫得更响？

　　答：作为反腐败战线的一名老兵，我亲身经历了反贪局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全过程。自1995年设立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为推进反腐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一些影响办案成效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机构设置不合理、力量分散、案多人少、统筹乏力、装备落后等问题日益凸显，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反腐败斗争新形势的需要，亟待改革。

　　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正式批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提出的改革方案。这次改革的主要特点是整合力量、优化职能，从有利于最高人民检察院集中精力直接查办大案要案，有利于强化对下业务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指导，有利于破除制约办案工作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出发，成立新的反贪总局。新的反贪总局成立后，职能配置更加科学，办案力量进一步增加，领导班子进一步配强，局长由一名副部级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兼任。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努力把反贪局建设成为具有强大战斗力、威慑力、公信力、灵敏高效的中国检察特色反腐败专门机构，以反腐败的更大成效回报党和人民的重托和期待。

责任重于泰山 始终不敢有丝毫懈怠
　　问：作为连续两届中央纪委常委和最高检分管反贪工作的副检察长，您如何评价自己和自己的工作？

　　答：感谢媒体和记者朋友对我的关注。我长期分管反贪工作，并直接参与中央纪委常委会的工作，这是党中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对我的信任。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既有重于泰山之感，又有如履薄冰之虑，始终不敢有丝毫懈怠。可以说，这是一个庄严神圣的职业，同时又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无时无刻不在，要么我们打倒腐败，要么腐败打倒我们。我体会，要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必须紧紧依靠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必须敢于担当，坚持原则，不怕打击报复，必须清正廉洁，秉公执法。有了这三条，我们就能挺直脊梁、站稳脚跟、无所畏惧，在反腐败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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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1日至22日，全国检察长会议召开。据悉，今年最高检将调整职务犯罪侦查预防机构，整合组建新的“反贪污贿赂总局”。图/中新社
　　昨日，新京报记者从最高检获悉，全国检察长会议于21日和22日在北京召开。在会议上，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透露，今年最高检将调整职务犯罪侦查预防机构，整合组建新反贪污贿赂总局。
　　新反贪总局将强化直接侦查、指挥协调、业务指导等工作，加强一线办案力量，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在此思路下，最高检新反贪总局加强对省部级以上干部的直接查办，并指导各省检察机关加强反贪工作。

【机构设置】
曾查办克拉玛依大火等要案
　　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于1995年11月10日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工作进入专业化、正规化轨道。
　　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成立后，先后查办了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受贿案、新疆克拉玛依市“12·8”特大火灾案、山东省日照市原市委书记王树文徇私舞弊、受贿案等大要案。
　　最高检官网显示，目前，反贪污贿赂总局是最高检内设机构，负责对全国检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隐瞒境外存款、私分国有资产、私分罚没财物等犯罪案件侦查、预审工作的指导。
　　同时，反贪污贿赂总局还参与重大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的侦查；直接立案侦查全国性重大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组织、协调、指挥重特大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的侦查；负责重特大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的侦查协作。研究分析全国贪污贿赂等犯罪的特点、规律，提出惩治对策；承办下级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中疑难问题的请示；研究、制定贪污贿赂检察业务工作细则、规定。
　　在最高检反贪腐机构中，除反贪污贿赂总局外，还有渎职侵权检察厅、职务犯罪预防厅等部门负责职务犯罪相关工作的侦办和预防。
　　去年9月6日，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原副局长徐进辉担任局长，成为继罗辑、张建南、王建明、陈连福之后最高检第五位反贪总局局长，他本人曾办理过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特大贪污案等大要案件。

【改革方向】
加强直接查办部级以上干部
　　早在去年11月2日，十八届中央纪委常委、最高检副检察长邱学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经中央正式批准，将成立新的反贪总局，局长由一名副部级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兼任。这被视为最高检反贪总局成立19年来的重大变革。
　　对于当前最高检反贪机构设置，邱学强坦言，1995年设立以来，最高检反贪总局为推进反腐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一些影响办案成效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机构设置不合理、力量分散、案多人少、统筹乏力、装备落后等问题日益凸显，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反腐败斗争新形势的需要，亟待改革。
　　邱学强表示，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正式批准最高检党组提出的改革方案──成立新反贪总局。改革的主要特点是整合力量、优化职能，从有利于最高检集中精力直接查办大案要案，有利于强化对下业务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指导，有利于破除制约办案工作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新的反贪总局成立后，职能配置更加科学，办案力量进一步增加，领导班子进一步配强，局长由一名副部级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兼任。
　　记者了解到，新反贪总局将强化直接侦查、指挥协调、业务指导等工作，加强一线办案力量，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在此思路下，最高检新反贪总局加强对省部级以上干部的直接查办，并指导各省检察机关加强反贪工作。

【专家分析】
新反贪总局可“三合一”整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家弘是最高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他曾多次在参与最高检相关会议时提出将现有反贪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和职务犯罪预防厅合并，即“大反贪总局”概念。
　　何家弘认为，此次最高检提出成立新的反贪总局，很有可能将现有反贪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和职务犯罪预防厅合并，成立“三合一”式的“大反贪总局”。
　　何家弘分析，由于新的反贪总局将由一名副部级的专委负责，这意味着反贪总局将升格，如果升格很可能涉及合并问题。
　　何家弘告诉记者，最高检现有反贪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和职务犯罪预防厅三个部门来负责职务犯罪工作，从内设机构特点来说，三个机构各司其职。然而，在重大案件中，贪腐犯罪人员很有可能既有贪污受贿情形，又有渎职情形，这对办案带来新问题。在当前的反腐形势下，这种资源配置不够合理，力量也较为分散。因此，最高检作为法定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关，“横向整合”非常重要。
　　何家弘表示，此次最高检确定今年成立新反贪机构，这说明今年最高检反贪机构改革将进入实质阶段。最高检新反贪机构在“横向整合”后，还应加强“垂直领导”。所谓“垂直领导”是指最高检反贪机构对各级检察院的反贪机构都有垂直领导权，便于集中指挥查办案件，“垂直领导”也会避免各级同级党政部门干扰反贪部门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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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检法同时举行工作会议
　　（记者：邢世伟）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在本月20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召开后，21日至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多个中央政法单位同时召开年度工作会议，研究布置2015年工作。
　　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要求，各地法院要切实解决“庭审虚化”、走过场和摆形式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实现公正司法。
　　周强说，在网上经常能看到某某地方法庭把律师赶出法庭，“坦率讲，我百思不得其解，法官老把律师赶出法庭，如果是违反法庭的秩序，不行你可以休庭，也有录音录像，你公布出来就完了，这个确实要提高庭审能力和转变审判观念。当然问题在哪里我们也知道，都协调好了要怎么判，（但是）律师打乱了原来的程序。这个恰恰是要改革的对象。”
　　周强表示，这个问题各地要高度重视，要认真落实“以庭审为中心”的要求，严格把握证明标准，着力提高庭审驾驭能力和水平，尊重和保障律师依法履职，依法保护各方当事人诉讼权利。
　　周强还表示，最高法正在抓紧修改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制定暂予监外执行实施办法，为规范相关案件办理提供制度保障，原县处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未来将报最高法院备案审查。
　　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强调，各级公安机关要主动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努力建设法治公安，深入推进“四项建设”，有效管控各类风险，不断提升新常态下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水平。

⊙记者：邢世伟
原文标题：最高检：今年整合组建新反贪总局）

源自：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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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腐漫画
　　法制晚报讯（记者：温如军）今天上午，记者从最高检获悉，2015年最高检将调整职务犯罪侦查预防机构，整合组建新的“反贪污贿赂总局”，强化直接侦查、指挥协调、业务指导等工作，加强一线办案力量，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

最高检今年将组建新反贪贿赂总局
　　1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说，经中央批准，最高检将调整职务犯罪侦查预防机构，整合组建新的“反贪污贿赂总局”，强化直接侦查、指挥协调、业务指导等工作，加强一线办案力量。
　　同时，要加大对群众身边腐败犯罪特别是“小官大贪”的查处力度，对于政府惠民资金和专项补贴申报审核、发放管理、检查验收等环节虚报冒领、贪污侵占、私分滥发等侵犯群众合法权益的职务犯罪要重拳出击、严肃查办。
　　检察机关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的重大决策部署，敢于担当、依法办案，主动作为、重拳出击，特别是对问题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线索，要深挖严查、一查到底。
　　2014年11月，最高检副检察长邱学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经中央正式批准，将成立新的反贪总局，局长由一名副部级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兼任。这是最高检反贪总局成立19年来的重大变革。

坚决纠正律师会见难等问题
　　曹建明还表示，检察机关要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坚持严格依法收集、固定、审查和运用证据，严格证明标准，坚决排除非法证据，坚决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违反法律程序的案件“带病”进入起诉、审判程序。
　　同时，严禁滥用“特别重大贿赂案件”限制律师会见，坚决纠正检察环节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
　　检察机关要把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作为办案工作重要组成部分，完善与公安、人民银行等部门的信息沟通、协作配合机制。
　　检察机关要健全举报工作机制，开展职务犯罪举报人保护、奖励制度改革试点，规范职务犯罪线索管理，健全受理、分流、查办、信息反馈等机制，防止有案不查、选择性办案。
　　对于最高法院已设立巡回法庭和知识产权法院，检察机关要加强相关工作研究，完善工作流程衔接和监督制度。文/记者 温如军

原文标题：今年将建新反贪贿赂总局）

源自：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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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1月22日消息，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消息，全国检察长会议21日在北京召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会上指出，经中央批准，最高检将调整职务犯罪侦查预防机构，整合组建新的“反贪污贿赂总局”，强化直接侦查、指挥协调、业务指导等工作，加强一线办案力量。
　　1月21日，全国检察长会议在京召开，曹建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检察机关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对检察工作新要求，主动适应形势新变化，坚持以法治为引领，不断提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能力水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法治和服务环境。
　　曹建明会上强调，检察机关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的重大决策部署，敢于担当、依法办案，主动作为、重拳出击，特别是对问题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线索，要深挖严查、一查到底。要加大对群众身边腐败犯罪特别是“小官大贪”的查处力度，对于政府惠民资金和专项补贴申报审核、发放管理、检查验收等环节虚报冒领、贪污侵占、私分滥发等侵犯群众合法权益的职务犯罪要重拳出击、严肃查办。
　　曹建明表示，检察机关要全面贯彻中央关于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的要求，牢固树立以证据为核心的侦查理念，完善确保严格依法办案的制度机制，提升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法治化水平。检察机关要健全举报工作机制，开展职务犯罪举报人保护、奖励制度改革试点，规范职务犯罪线索管理，健全受理、分流、查办、信息反馈等机制，防止有案不查、选择性办案。要严格依法行使侦查权，正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依法妥善办理涉及企业的案件，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司法，严格依法适用强制措施，慎重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切实改进办案方式方法。
　　曹建明还表示，检察机关要把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作为办案工作重要组成部分，完善与公安、人民银行等部门的信息沟通、协作配合机制，对国际追逃追赃重点人重点案坚持紧盯不放，充分运用法律武器没收犯罪所得和违法所得。检察机关要探索建立刑事申诉异地审查制度，健全冤错案件发现受理、审查办理、监督纠正等机制，对从申诉和办案中发现可能有错误的案件，必须敢于监督、敢于纠错，始终把严防冤假错案作为坚决守住、不能突破的底线。
　　曹建明同时表明，检察机关要严格执行最高检制定的关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严禁滥用“特别重大贿赂案件”限制律师会见，坚决纠正检察环节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检察机关要积极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在审前程序中的作用，重点加强对命案和主要靠言辞证据定罪案件的审查，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检察机关要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坚持严格依法收集、固定、审查和运用证据，严格证明标准，坚决排除非法证据，坚决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违反法律程序的案件“带病”进入起诉、审判程序。
　　曹建明称，检察机关要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建立公开、规范的与律师交流沟通机制，让耐心倾听成为检察官的品质，对律师提出不构成犯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无羁押必要、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形等意见，必须及时进行审查。同时，对于最高法院已设立巡回法庭和知识产权法院，检察机关要加强相关工作研究，完善工作流程衔接和监督制度。
　　曹建明指出，为适应新的任务要求，经中央批准，最高检决定将监所检察机构统一更名为刑事执行检察机构。今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听取最高检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专项报告，以进一步推动刑事执行检察工作。

原文标题：最高检将组建新“反贪总局”加强一线办案力量）

源自：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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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检今年组建新的反贪总局】记者从全国检察长会议上获悉，2015年最高检将调整职务犯罪侦查预防机构，整合组建新的“反贪污贿赂总局”，强化直接侦查、指挥协调、业务指导等工作，加强一线办案力量，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

源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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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庄庆鸿《中国青年报》（2015年01月20日06版）

　　和公安部门的“猎狐”行动相比，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是如何进行国际追逃的？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徐进辉今天披露了他们采取的“追逃九招”。
　　“从2014年10月至12月31日，全国检察机关已成功地将潜逃美国、英国、加拿大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49名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嫌疑人劝返或抓获归案。”今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在发布会上说。
　　今天，最高检反贪总局通报全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工作情况，并详解反贪总局的“追逃九招”。

追逃行动：4人涉案金额超千万元，最长潜逃23年
　　2014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从2014年10月起，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为期半年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
　　徐进辉今日表示：“在已被劝返和抓获的49名潜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中，涉嫌贪污犯罪11人，涉嫌行贿受贿犯罪31人。”
　　其中，涉案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有16人，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的有4人。“如涉嫌行贿1000余万元的深圳市远望谷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徐某，在我国强大的国际追逃政策感召下，于2014年11月27日回国投案自首。涉嫌贪污700万元的湖南省安乡县财政局工作人员徐某从泰国回国投案自首。”
　　49名职务犯罪嫌疑人中，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2人，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13人。既有厅级干部，如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也有县处级干部，如涉嫌受贿和滥用职权罪的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科学园管委会原副主任金某，涉嫌受贿犯罪的浙江青田县船寮镇政府原镇长叶某等。
　　49人中，潜逃10年以上的有3人。时间最长的是23年。中国工商银行哈尔滨分行某分理处原副主任郑某，1990年涉嫌挪用公款犯罪，携款潜逃俄罗斯。
　　如此长的时间跨度，“狐狸”是怎么追回来的？
　　发布会上，徐进辉介绍：“黑龙江省检察机关在当地公安机关的支持配合下，采取多种手段收集了郑某的行踪和生活信息。他们发现，郑某与一个护照为丁某的人员，相貌极为相似。”
　　“经过反复对比和科学辨认，检察人员发现郑某更名改姓，辗转俄罗斯和国内，并于2013年在哈尔滨某区办理了暂住证。以此为线索，检察人员顺藤摸瓜，一举将其抓获。”

反贪总局的追逃追赃“组合拳”
　　和公安部门的“猎狐”行动相比，最高检反贪总局究竟是如何行动的？
　　“我们高度重视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把这项工作摆在与办案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采取了九项切实有效的措施。”徐进辉说。
　　第一招，是决定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为期半年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人员”缉捕，“掀起强大的追逃追赃攻势”。
　　其中，最高检对携款潜逃境外时间长、数额大、职务高的10件职务犯罪案件和10件境内潜逃案件挂牌交办，强化直接指挥和督办。各省级检察院按照要求，在普遍调查和认真筛选的基础上，对66件潜逃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和149件境内潜逃犯罪嫌疑人挂牌督办。
　　目前，最高检挂牌督办的10件境外追逃案件中，已有1人回国投案自首，10起境内追逃案件中，已有4人被抓获。
　　接下来的三招，是多个部门的“组合拳”。
　　第二招，是最高检联合最高法、公安部、外交部共同下发《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通告》，规劝犯罪嫌疑人限期回国投案自首，“占领国际追逃追赃的法律和道义制高点”。
　　第三招是最高检与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中加强协调配合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协作配合共同推进缉捕外逃经济犯罪人员专项行动的通知》，推动建立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信息沟通、情况交换、协作配合机制。
　　“这样一来，检察机关开展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与公安机关开展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有机结合，形成合力。”
　　第四招，是“全面排查底数”。
　　最高检要求，各地检察机关与当地公安机关“平行对接”，根据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性质、金额、情节以及潜逃的具体经过、家庭背景、社会交往等，确定追逃追赃的主攻方向和重点，综合运用了“引渡、遣返、劝返和执法合作”等多种措施。
　　“符合条件但尚未办理上网通缉的一律办理上网通缉。符合国际通缉通报条件的，完善相关法律手续尽快办理。建立‘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的追逃追赃专案调查机制。”
　　其中，湖北省检察院整合内部资源，推动建立“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指挥中心组织协调、办案部门主体责任、司法警察常态参与”的组织领导体制。党委反腐败协调小组领导、相关职能部门协调配合的协作机制，实现追逃追赃一盘棋，促使潜逃境外的6名犯罪嫌疑人回国投案自首。
　　还有两招，是“海外织网”。
　　第五招，是“立足检察职能”。比如黑龙江、云南等省发挥边境合作优势，加强与临近国家和地区执法部门在追逃追赃方面的合作，两省共抓获和促使9人回国自首。广东、浙江等省检察机关则发挥侨乡和联系港澳台的区位优势，两省有14人从境外回国投案自首。
　　第六招是“切实加强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协作，建立健全国际追逃追赃机制”。
　　2014年APEC会议上的《反腐宣言》，让全球看到中国反腐的决心。徐进辉指出：“最高检认真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有关国家元首会谈达成的共识，以及APEC反腐败机制、G20峰会反腐败行动计划，与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加强磋商，拟定追逃追赃名单和追逃程序。”
　　在49人名单中，通过开展边境地区国际司法协作、境内追逃与境外协作抓捕相结合，抓获13人，占26.5%。

反贪总局策略：“釜底抽薪”、“攻心为上”
　　第七招，是“攻心为上”。
　　“切实加大对潜逃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重要关系人的政策和心理攻势，动员他们投案自首。”徐进辉说。
　　他举了一个案例：吉林省国税局原局长孙某的妻子张某，涉嫌共同受贿犯罪。孙某受贿犯罪案发后，张某潜逃美国。“专项行动开始后，检察人员第一时间向孙某宣讲政策，帮助他分析形势，晓以利害。在检察人员规劝下，孙某主动给妻子写信，要求她配合调查，促使她带儿子一同回国，并将转移美国的3500万元赃款全额转回国内退赃。”
　　在49人名单中，主动回国投案自首的有36人，占73.5%。
　　“攻心策”的特点是，在潜逃境外人员较多的地区和华人华侨群体中，效果较好。
　　“潜逃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大多生活在国外的华人社区，依靠乡邻接济度日，一些逃犯彼此联络、感情慰藉，在这些群体中开展追逃追赃攻势，往往能够形成连锁效应。”徐进辉说。
　　此次被“攻心”的“逃官”颇为可观：广东省开平市政协原副主席冯某从新西兰回国自首，开平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原局长关某从加拿大回国并退缴赃款1700多万元。重庆市检察院与公安机关“逐案制定”的方案，促使4人归案。涉嫌贪污200多万美元的重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甘某，从利比里亚回国自首。
　　最后两招，是“釜底抽薪”。
　　第八招，是加强防逃机制建设，重视对重大案件嫌疑人及其他可能潜逃人员的资金和行踪监测监控。
　　第九招，是积极探索开展对潜逃犯罪嫌疑人违法所得的没收工作。最高检挂牌督办的10起违法所得没收案件中，已有5起申请法院审理。
　　重庆市犯罪嫌疑人宁某案发后潜逃非洲，谈起逃亡的日子，懊悔不已。他对检察机关坦言：“非洲物质紧缺，经常停水停电，吃得很差，蚊虫又多又大，又得不到家人的帮助。到非洲不久，遇上流行病，哪里也不敢去，就跟坐牢差不多。原本以为只要离开中国，就可以逃避惩罚，过上安逸的生活，哪知道会有这样的下场。”
　　浙江省苍南县某村支部书记赵某贪污土地征用补偿金后潜逃缅甸。在那里，他生活无着，也不敢与家人联系，走投无路之下，走进缅甸有关部门，申请回中国投案自首。
　　“切断境内外经济联系，追逃与追赃相结合，是促成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重要条件。目前，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案件已大幅减少。”徐进辉说。
　　本报北京1月19日电

原文标题：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详解“国际追逃九招”）

源自：最高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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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进辉：对潜逃犯罪嫌疑人开展劝返工作成功率占73.5%】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徐进辉说，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对潜逃犯罪嫌疑人开展劝返工作成功率较高。已回国投案自首的49名犯罪嫌疑人中，经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重要关系人开展劝返工作，主动回国投案自首的36人，占73.5%。

源自：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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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蒋皓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专家咨询委员座谈会，李步云、陈光中、马怀德、王利明、汤维建、宋英辉等13位最高检专家咨询委员，就检察机关如何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改革提出许多意见建议。
　　专家们认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检察监督纳入法治监督体系，检察机关需要承担起更多更重要的职责，明确监督什么、如何监督对正确履职意义重大。同时，检察体制改革也提出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把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改革的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强化法律监督防范冤假错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检察机关对违法行使职权或不履行职权的行为有纠正的权力。专家们认为，这意味着除去对司法领域活动的监督外，检察机关监督范围扩大到行政领域、社会领域。
　　“检察机关的一般行政监督对象主要还应是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对于这两类行为，除督促纠正和检察建议外，还有督促起诉和支持起诉两种监督方式。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建成表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违法行政行为后，可以列明落实检察建议的机构和责任人，建立每一起检察建议的档案管理和跟踪监督制度。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目前社会对检察机关最为期待的仍是加强对司法领域的监督，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四川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左卫民认为，许多冤假错案造成的根本原因是侦查标准明显低于、甚至达不到审判的定罪标准造成的。
　　“检察机关应加大监督力度，防止刑讯逼供。”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胡建淼表示，90%以上的冤假错案都是刑讯逼供造成的。检察机关应通过司法解释或者出台规定的方式，规范侦查权和关押权的行使，避免刑讯逼供的出现。
　　此外，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对于预防腐败也十分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步云认为，反腐败，既要治标又要治本。检察机关通过监督有关部门，可有效预防腐败的发生。

检察公益诉讼范围依据待明
　　近日，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检察院以原告身份提起一起公益诉讼案件。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应承担何种角色、起到何种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认为，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非常重要，且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建议最高检制定相关解释，细化提起公益诉讼的范围。可以先通过支持起诉、督促起诉等多种手段维护公益，将起诉作为最后选择。
　　“如果检察机关以当事人身份出现，败诉后抗诉就很被动。”胡建淼说，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要限定在一个小范围内，更重要的是发挥监督督促的作用。
　　“检察机关在公益行政诉讼中的身份应是公益的代表。如果简单地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出现在公益行政诉讼中，体现不了公益诉讼的特点。”马怀德认为，如果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就相当于提出刑事公诉一样，法院必须受理，不能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
　　目前对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依据仍有一些争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表示，决定提到探索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应当包括行政、民事两方面，甚至包括经济公益诉讼。检察机关要推动人大作出关于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特别解释，明确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

应赋予主任检察官更多权限
　　如何完善和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度，凸显检察官主体地位和独立性，推动检察权的优化配置和检察人员的科学分类，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
　　“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要稳步推进，保障到位。改革不能损减各方面人员的现有合法利益。”宋英辉说，除必须由检察长、检委会决定的案件，其他案件都可以授权主任检察官办理。
　　四川大学教授龙宗智表示，检察权运行机制改革在司法改革中具有关键意义，不能以主任检察官责任制代替检察官责任制。我国应当以检察官责任制为基础，同时包括主任检察官责任制、检察长和检委会负责制。“改革中要协调好部门和主任检察官办案组之间的关系，建议如果最高检、省级院保留业务部门不变的情况下，市级院以上可基本保持业务部门，整合某些机构，在基层区分情况考虑实行‘大部制’。”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提出，要突出检察官主体地位。要运用法治思维，客观地看待检察业务工作。检察官认真履行了职责，因认识分歧导致的错案，应实行职务豁免。

跨区域确保检察权独立行使
　　由于肩负着去除地方化、行政化干扰，确保检察权独立行使的重任，在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中，跨区域检察院应当如何设立，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
　　汪建成说，设立跨区域检察院是为了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司法不公问题，因此建议设到省一级，管辖跨地区的重大、特别重大民事、刑事案件的第二审，第二审死刑案件的核审，具有普通法律意义通过审判能够形成指导性案例的案件。
　　“改革之后司法管辖区不应有漏洞。”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宋英辉建议，跨行政区划检察院设立的级别应当是地市级。管辖的案件范围可以包括涉及地方利益的经济、民事案件，涉及当地政府的行政诉讼案件、跨区域公益案件等。
　　除了外部新设可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机构外，检察机关内设部门的整合，也是加强法律监督和提升办案能力的重要因素。
　　“检察机关自侦体制存在力量分散、职能交叉、易受干扰、一线办案力量不强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表示，可以借鉴中纪委的机构设置，打破原来设置，在反贪总局下面按照地区设置相应机构，如东北区、华北区、华东区等，强化检察机关的办案职能。
　　何家弘还建议，强化检察机关的办案职能，明确各地方司局级以上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由反贪总局直接立案侦查，地方处级干部的职务犯罪案件由省级检察院反贪局立案侦查，其他职务犯罪案件由分州市院反贪局负责。
　　法制网北京12月9日消息

原文标题：可在反贪总局下按地区设置机构惩腐）

源自：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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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检察机关今年以来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有关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徐进辉局长回应有关发改委官员涉嫌腐败案情况。

全国反腐案件查办情况
今年前9个月查办厅官300多名
系列案件中涉及国家发改委和央视
　　最高检10月31日通报，今年1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共立案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7235件35633人，查办案件人数进一步上升。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2608人（含厅局级以上319人）。此外，还抓获潜逃境内外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502名。
　　今年以来，最高检反贪总局直接查办和组织指挥办理的省部级专案达20件，是历史上最高纪录。还直接组织指挥查办了中央机关一批工作人员涉嫌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其中包括社会广泛关注的国家发改委系列案件和中央电视台系列案件。
　　此外，还交办、督办了480余件厅局级和其他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发改委窝案查办情况
价格司原领导班子多数涉嫌职务犯罪
　　目前发改委窝案共立案查办11案11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徐进辉局长10月31日介绍，今年以来，根据中央反腐败整体部署，最高检反贪总局直接组织指挥北京、河北、黑龙江等地检察机关，依法立案查办了一批国家发改委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受贿犯罪案件。
　　截至目前，共立案查办11案11人，其中，发改委国家能源局5人，发改委价格司5人、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1人，分别为：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新能源司司长、核电司司长、电力司副司长、煤炭司副司长、价格司原司长、现任司长、副司长、副巡视员，价格司原领导班子多数涉嫌职务犯罪。

典型案件
发改委落马官员家藏2亿多元现金
　　昨日，最高检在回应国家发改委官员涉嫌贪腐案情时，披露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成为建国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据此前报道，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时，其家中发现的现金，动用了16台验钞机，点钞时当场烧坏了四台。

案情特点
国家发改委系列案有四大特点
　　徐进辉介绍发改委系列案时称，从检察机关案件的查办情况来看，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所在部门权力过大、权力集中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二是在管理和监督机制上，存在漏洞，缺乏监管，审批权运转不透明，缺乏有效的内外部监督机制。三是收钱办事成为这些人的潜规则，大家心照不宣，长期共同受贿，形成窝案串案。四是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的有6人。

新华时评
有人拿审批权搞寻租、做生意
　　昨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以改革和法治防止“审批崩塌式腐败”》的文章，评价国家发改委系列案时认为，贪腐人数之多、贪腐之巨，闻之触目惊心，权力的滥用与失控令人发指。透视国家发改委这几个司局出现的“崩塌式腐败”，不难发现，案件高发区就在位高权重的审批部门。
　　能源局、价格司，光从这些部门的名字就可管窥分管工作的重要性。由此衍生的“跑部钱进”现象，就是由于有人拿着审批权在搞寻租、做生意。综合新华社消息

原文标题：国家发改委现“审批崩塌式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