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三国文化的广度与深度

八神 · 发表于: 2014-11-6 10:56:00

源自：成都日报11月4日

　　作为一座历史悠久，文化沉淀深厚的历史名城，成都在千年历史中曾多次作为都城。但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三国时期由刘备建立的蜀汉都城。尤其是脍炙人口的名著《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刘关张结义的壮怀激烈、诸葛亮鞠躬尽瘁的可歌可泣、姜维假投降的豪情悲歌给这座城市留下了太深刻的三国烙印，而沉睡在成都大街小巷中的那些三国遗迹，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市民的口碑中被逐渐唤醒，为世人传诉着属于三国时代的兴衰往事。行走成都，你能感受到浓浓的三国气息扑面而来，或许就是你身边一块不起眼的小石头，或许是一段已经荒废的水渠，那里就承载着千年以前的蜀韵汉风。
　　成都历史上的7座武侯祠
　　今天的成都武侯祠，原本不是武侯祠，而是清初在刘备庙遗址上重建的奉祀刘备和诸葛亮君臣的祠庙。对此，已有人著文阐明。那么，成都历史上的武侯祠在哪里，其兴废又如何呢？
　　成都最早的武侯祠在古代少城内
　　诸葛亮于公元234年病逝后，开始成都没有建祠祭祀。当时朝廷认为：“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就是说，在成都建祠，不合礼制。一段时间里，百姓便“因时节私祭于道陌之上”。
　　成都有武侯祠是在诸葛亮死后70年。据宋人祝穆的《方舆胜览》载：“孔明初亡，百姓遇节朔，各私祭于道上……李雄称王，始为庙于少城，桓温伐蜀，夷少城，犹存孔明庙。”李雄于西晋永安元年（304年）称王。少城为秦时张仪筑，其范围约在今长顺街至东城根街，红光路与桂花巷之间。由于无资料，此祠的规模不得而知。桓温伐蜀在东晋永和三年（347年）。祠宇当在此后荒废。
　　刘备墓侧的武侯祠
　　今天的武侯祠，实为君臣合庙。在唐宋时代，刘备和诸葛亮却各有祠庙，并列于刘备墓旁。宋人任渊在绍兴三十年（1160年）撰的《重修先主庙记》中说：“成都之南三里许，邱阜岿然曰惠陵者，实昭烈弓剑所藏之地。有庙在其东所，从来远矣，大殿南向，昭烈弁冕临之。东夹室以附后主。而西偏少南又有别庙，忠武侯在焉。老柏参天，气象甚古，诗人尝为赋之。”任渊的记载指出：在刘备墓东侧，即今天祠庙的位置上，有刘备庙、后主祠、武侯祠，三者约呈“品”字形相毗邻。此武侯祠始建于何时，无资料可考。可能建于南北朝。
　　位于刘备墓侧的武侯祠在唐宋时，是成都的一大名胜，前来拜谒的文人雅士络绎不绝，有的立石为记，有的吟诗抒怀。提到诗人的吟唱，人们自然会想到杜甫于上元元年（760年）春来此踏访时写下的《蜀相》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首脍炙人口的七律，在成都堪称妇孺皆知。此外，岑参的《先生武侯祠庙》、李商隐的《武侯古柏》、陆游的《谒汉昭烈惠陵及诸葛公祠宇》等诗，也不失为凭吊感怀之佳作。这些诗歌和祠内的碑记，不仅讴歌了诸葛亮，而且也勾画出了当时祠堂的概况。武侯祠“宇第雄观”，与刘备陵庙相接，内奉诸葛亮像，蜀人四时祭祀，祠内香火兴旺。
　　唐、宋、元三代，这一祠宇屡经修葺。明初祠宇被废除，诸葛亮像移入刘备庙内。明代张时彻的《诸葛武侯祠堂碑记》对此事记之甚详。碑记称：“武侯祠先在先主庙西，宋时屡加修葺，而元因之。皇朝洪武初，以昭烈庙实为陵寝所在，令有司春秋致祭。蜀献王之国，首谒是庙，谓君臣宜一体，乃位武侯于东，关、张于西，自为文祭之。盖至是，武侯祠废。”蜀献王朱椿，朱元璋第十一子，洪武廿三年（1390年）来成都。拜谒了刘备庙与武侯祠后，他认为，祠庙并列不合君尊臣卑之礼，君臣应分上下在一个庙里。因此，他废去了武侯祠。此后，刘备墓旁就只剩下刘备庙了。明代末年，那“君臣一体”的刘备庙毁于兵燹。清代康熙十一年（1672年），因其旧址重建，形成今天合祀君臣的武侯祠。
　　武侯故宅旁的祠堂
　　诸葛亮在成都居家廿一年（214-234年），有故宅留世，后人因其宅曾建祠。《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载：“武侯宅在府西北二里，今为乘烟观，有祠在观内。”
　　何以在武侯故宅建乘烟观，观内武侯祠情况如何？宋人魏了翁的《鹤山集·成都府朝真观记》记载曰：“出少城西北为朝真观。观中左列圣母仙师乘烟葛女之祠，观西偏为诸葛忠武侯祠与读书台。故老相传，为武侯故宅。唐天宝五年，章公兼琼始为观，奉名乘烟。乘烟者，以侯女于此乎轻举也。观尝废于庆历，复兴于文忠烈公镇蜀之日，重和元年始易乘烟为朝真。”由此可知：武侯故宅之祠当建于唐天宝五年（746年）前，章仇为剑南节度使时，该祠才圈入观内。
　　这一武侯祠极少为人重视，而前代记载混乱，又往往将它与刘备墓侧的武侯祠混为一谈。《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载：“武侯宅在府西北二里”，而刘备墓“在府南八里”。故宅和墓旁的武侯祠是各在一方的。
　　据唐宋人的记载，武侯故宅、读书台、乘烟观，都在“章城门路西”。章城门，是古代成都少城西北方向的一座城门。因此，故宅处的武侯祠在今城区的西北方。
　　朝真观毁于明末，观西偏的武侯祠不见有明代人记载，可能在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乘烟观荒芜时随之而废，以后没有重修。
　　与杜甫草堂并列的武侯祠
　　过去，在草堂寺旁有一座武侯祠。此祠屡见于明代文人的著述中，例如，何宇度的《益部谈资》说：“武侯祠在城西浣花溪上，与子美草堂相接，庙貌虽未颓坏，森森之柏不复存。”曹学佺在《蜀中名胜记》中说：“今武侯祠在百花潭，与草堂并列者，不知何代所增？”
　　与草堂并列的武侯祠为明代中叶所建。诸葛亮在南郊的专祠被蜀献王朱椿废祠移像后，百姓便把刘备墓侧的昭烈庙称为武侯祠，“遂谓以武侯庙庙先主”。认为是刘备跑到诸葛亮的祠里来了。因此，在明嘉靖廿一年（1542年），四川巡抚王蘖谷奏请蜀王，另辟一地为诸葛亮建祠。他说：“侯之功德大矣，不专何崇，不崇何称？”诸葛亮的功德是必须建专祠祭祀才相称的。蜀王同意后，就在草堂寺旁建起了一座武侯祠。此祠毁于明末战火，其他情况不详。
　　诸葛井边的祠堂
　　成都有诸葛井，见载于《方舆胜览》。这井可能是因诸葛隆中故宅有井而附会。据晋人习凿齿的《襄阳记》说：“襄阳孔明的住宅有井，深五丈，广五尺，葛井。”成都的诸葛井有二，一“在成都县西五里，浣花溪旁。《明一统志》：相传蜀汉诸葛亮欲通井络王气，故为此井。又一井在府城东门内，有祠，明杨名有记，今存。”
　　对此祠宇，《华阳县志》载：“就诸葛井为祠，乃明万历建，杨名有井祠记，在今城东锦江街。”解放初期，井及祠均在。祠有房十余楹，内有孔明塑像。现在井已废，祠改作他用，去江南馆街尚可寻其遗迹。
　　九里堤上的诸葛庙
　　据《成都县志》：“九里堤，县西北十里，其地洼下，水势易趋，汉诸葛孔明筑堤九里以捍之……旁有诸葛庙。”还说：“在九里堤之南，名诸葛庙，创建年月无考。国朝乾隆九年重建。”
　　九里堤是成都的一古老长堤，为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所修，宋成都知府刘熙古再建。人们为纪念刘熙古，将原来的龙神庙改为刘公祠（亦称刘侍郎庙）。明代天启《成都府志》才说是“诸葛亮筑”，称“诸葛堤”。由此可知，该庙为刘公祠改成，其始自年代不可能早于清代。庙宇规模不大，现在仍可见其轮廓。
　　城北的丞相祠
　　《成都县志》载：“县北二里簸箕街，名丞相祠，汉末建，国朝有培修。”此祠在成都第六中学所在地，尚有断碑可寻。明末已有此祠，其余不详。
　　成都历史上的这几座武侯祠，虽然建有先后，各有兴废，但都与诸葛亮在成都的遗迹有关，尽管有的遗迹纯属附会。孔明治蜀，遗爱于民。他死后，从街头的私祭，到官方的建祠奉祀，一千多年来，百姓对他的追思有增无减。这一座座祠宇，记录着一位前代伟人的业绩。
　　西汉至东汉，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天府之国已基本形成；三国时期，成都作为蜀汉政权的中心。虽然从刘备建都到后主投降才短短42年，但成都在三国文化里的核心地位当仁不让，而且是三国文化的“首府”。既是“首府”，其凝聚的核心在哪里？
　　成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四座帝陵。一是惠陵；二是成汉李雄的安都陵；三是前蜀王建的永陵；四是后蜀孟知祥的和陵。年代最早、影响最大、又是首批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便是刘备的惠陵。惠陵不但是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帝陵，而且是唯一保存至今、毋庸置疑的三国时期皇帝陵。
　　惠陵还是一座合葬墓，除刘备外，还葬有甘夫人和吴夫人。历代修葺，均有史志书、舆地书等详细记载。旧时坟堆甚大，异峰突起，成为回望城内皇城的一个瞭望台。后来在惠陵旁边修建刘备庙，南北朝时在刘备庙旁再建武侯祠。惠陵边那棵盛传为诸葛亮手植的古柏，俨然已经成为他鞠躬尽瘁的象征。“密叶四时同一色，高枝千岁对孤峰。此中疑有精灵在，为见盘根似卧龙。”这是唐朝诗人雍陶的描绘。据《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二引《陆游记》记载，有位唐代节度使曾来武侯祠，从该古柏上取下一树枝，制成手板，以书写记事，被记入后来的一种《图志》，遭到批评。可见在蜀人心目中，即使是节度使，也不能擅取武侯祠一草一木。
　　成都城内，存在一个蜀汉文化的“铁三角”。如果以浆洗街为南北纵向轴，偏西方向是刘备墓惠陵，东北方向四五华里是关羽的衣冠庙，西南方向四五华里是张飞的衣冠冢（成都民间把位于今华西医院高干病房区内的小土坡认为是“张飞墓”，实为“成汉贵族墓”，1985年成都市考古队就发掘过，出土有上百件文物。这一误会，深切体现出成都百姓对张飞的缅怀之情）。成都市考古队蒋成曾经表达过自己的猜测：“三国和四川渊源甚深，离此墓不远的武侯祠有刘备的惠陵，洗面桥旁有祭祀关羽的衣冠冢。此三处如三角形三个顶点，犄角而立，恰如桃园结义之三兄弟。”从位置而言，三个坟地恰如三角形，三个顶点犄角而立。本土民俗史学者帅培业进一步阐明了这一“铁三角”的意义，这个三角区域，应该是成都地域文化最重要的所在之一，更是蜀汉历史地理的精华所在。因为围绕这个三角区域，惠陵、武侯祠成为核心，黄忠墓、赵云墓以及洗马池、万里桥、诸葛井、九里堤、向宠墓、庞统墓、马超墓、张飞营、牧马山等蜀汉历史文化点位，层列其外，构成蜀汉三国英雄文化的一个有序分布。
　　其实，这一“铁三角”布局早已形成。南宋《方舆胜览》记载：“关、张祠……俱在府西七里惠陵左右。”宋朝任渊《重修先主庙记》将分布说得很清楚，刘备庙在东，惠陵在西，武侯祠在庙西稍偏南，君臣紧紧相依。《明一统志》中更有“铁三角”的详细地理分布记录，并说到洪武初年，才把诸葛庙与惠陵“合庙祀之”。由此，武侯祠成了全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
　　著名巴蜀文化学者王家祐主撰的《汉晋夕阳—三国旅游寻踪》认为：“刘备的惠陵与关羽衣冠庙、张飞桓侯祠，呈三角排列，这绝非偶然，而是民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表现形式。遗憾的是今天仅存刘备的惠陵，而他两位兄弟的祭祀遗迹却荡然无存了。”
　　衣冠庙、洗面桥和桓侯巷
　　衣冠庙、洗面桥、桓侯巷，跟桃园结义的刘、关、张三兄弟有关。其中有两个是衣冠冢。
　　衣冠庙位于成都南门外神仙树街附近。当年关羽败走麦城被害，尸首取不回来，蜀国百姓只得堆土为衣冠冢。冢前有庙，称衣冠庙。《四川通志》说，这是刘备用衣冠招兄弟的魂，再葬于此。从这一记载分析，衣冠庙在蜀汉时就存在了。后来，关羽自宋徽宗始被历代统治者尊崇、加封，衣冠庙得到修葺。但到明末基本上毁坏殆尽，清初重建。进入民国后，逐渐残破不堪。1950年之前，墓、祠全部毁灭，成为仅留其名的历史陈迹。
　　与衣冠庙相连的是洗面桥街。相传刘备每次来祭奠关羽，走到附近桥下，都要捧一把河水洗脸，以示虔心：他是渴望通过江水，带去对死于临沮（今湖北省南漳县）的二弟的思念。洗罢，再到庙里拜祭，所以那桥又叫洗面桥。后来更衍生出洗面桥上街、下街、横街等地名。而玉泉街和小关庙街，都有奉祀关羽的祠庙。
　　另一个衣冠冢是三弟张飞的。张飞谥“桓侯”，后人在万里桥与衣冠庙之间择地建立纪念祠堂和衣冠冢，那条巷子因此得名，但该祠早已湮没。张祠在巷子的东南方向，冢旁立有石碑，上书“汉张夫子衣冠墓”，格局与关羽的相类，都是前庙后冢。
　　刘关张三弟兄，当初结拜创业，情深义重，可谓感天动地。两千年后，他们在成都还彼此拱卫。
　　旧时，提督街有清初修建的三义庙（1997年因城建需要整体迁建于武侯祠内），四进五殿，里面曾有一副佳联：“在三在，亡三亡，而今享祀犹同伴；合义合，战义战，自昔铭勋匪异人。”称赞刘备、关羽、张飞结义，共图大业的情义，说他们三个人生死与共，肝胆相照，以至千秋共同享受祭祀。彪炳千秋的，还是“义”。
　　赵云墓与子龙塘
　　赵云墓位于四川省大邑县东郊1公里的锦屏山。冢大如丘，依山而建，气势雄伟，四周有石砌女墙，古柏森森。墓前有清幽雅静的木结构四合院建筑，正中竖有高2.5米、宽1米的墓碑，康熙年间镌刻。“汉顺平侯赵云墓”七个篆体大字，两侧刻有填金对联：“赤胆永佑江原父老，忠魂犹壮蜀国山河”。匾文“永烈千秋”。当时墓前另建有子龙庙，为明朝兴建的三重殿宇，塑有赵云及儿子赵广像。由于赵云广受乡民爱戴，墓地保护较好。阳春三月，乡民在子龙庙举办庙会，歌舞杂耍，茶棚酒肆，异常热闹。
　　成都和平街原名子龙塘，俗称“子龙洗马池”，相传是赵云故宅遗址。占地6600平方米的池塘，可以泛舟，塘坎上立碑“赵顺平侯洗马处”。晚清成都将军完颜崇实写有对联：“两字勋名高北岳；千秋大义谏东征”，从大节出发评论蜀汉英雄，赞美赵云的名望和功绩高于北岳的大将军，无愧于谥号“顺平”（省文史馆张少成先生指出，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清嘉庆时（1815年前后）为周氏世居，同治时期房子易主，建为芙蓉池馆，楼台亭榭依地缘而构造。四川总督骆秉章死后，提督周达武购此屋建祠奉祀，街名改称骆公祠街。清末改祠为迎宾馆，民国时改建为小学；池畔的祠堂短期作为成都市参议会会址。上世纪50年代后池子被填平，改称和平街。
　　民国时侨居四川的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祝贺、迎送亲朋或举行宴会，一般都在城内的骆公祠、西来寺或少城内的关帝庙及城东南的望江楼举行。那时，这些点位逐渐具备了“公园”的交际功能。
　　黄忠墓
　　刘备公元221年称帝时，封黄忠为“关内侯”，位列五虎上将。黄忠223年病逝并葬于定军山下，谥号“刚侯”。《三国志》里并未有黄忠辅佐刘备功绩最高的评价，为何成都的黄忠墓颇有些不一般？
　　清道光五年（1825年），湖北天门县县令、学者刘沅，在成都西郊化成桥侧鸡矢树村的自家农田内，相继出土发现了“黄刚侯汉升之墓”墓碑和人骨架、剑、玉等文物。他认为，尽管黄忠死在定军山，但依礼制，忠戚勋臣、封疆大吏出守边陲，一旦病逝，会扶柩回朝安葬，或在原郡建立生祠衣冠冢，所以不排除黄忠先葬定军山，后迁葬于鸡矢树村—既有墓碑，那就理应修复。
　　刘沅主持修墓建祠，墓地侧立有黄忠像，命其子刘桂文撰写楹联：“北伐数中原，溯汉中王业所基，惟公绩最；西城留墓道，与昭烈庙堂相望，有此祠高。”肯定了黄忠在北伐中原的多次征战中，攻城略地，为刘备称汉中王奠定基业、立下赫赫战功。然后又介绍祠墓与南郊汉昭烈庙遥遥相望，老英雄的功业与祀祠同高。此地后称为黄忠坟，一度为黄忠大队，今为黄忠小区，“文化大革命”中黄忠墓被毁。民国初年隐沪山人的《拍案惊异记》记载：清朝道光年间，有人在成都东门外掘得一座古墓，谓之黄忠墓。华阳县知县郭志曧亲往查验，看见一方刻有汉隶的石碑，古意盎然，字径方寸，笔法古朴：“汉赠大将军黄忠之墓”。此聊备一说。
　　蜀汉五虎上将层列，拱卫其外，先主刘备依托诸葛亮，“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政治理念，成为后世敬仰的施政品德……
　　古蜀文明的起源是岷山河谷，包括成都平原、临邛（今邛崃）、江源（今崇州）、南安（今乐山）这一“三角地带”。蒙文通先生《巴蜀史的问题》指出：“中国农业在古代是从三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是关中，一个是黄河下游，在长江流域则是从蜀开始的”。他主张“农业是从江源入成都平原的，江源、临邛，正是岷山河谷，蜀的文化可能从这里开始”。如果说古蜀文明从一个“三角地带”开始，那么，蜀汉文化遗址的“铁三角”，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特色是城市的标志，而城市最大的特性是文化性。蜀汉文化核心区域是成都的心灵、神韵和独特风俗的实体代表。
　　蜀汉皇宫
　　坐镇成都的“心脏”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设坛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年号章武，定都成都。诸葛亮为丞相。蜀汉皇宫修建于何时？史无明载，而且经过1800年的变迁，也无准确的遗址可认。但武担山则成为后人考证蜀汉皇宫的地理坐标。
　　《三国志·先主传》载，公元223年，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武担山，位于新华西路成都军区大院内的东南角。是一个高约20米、宽40米、长100余米的小土丘，略呈马蹄形，西高东低，占地面积680平方米。按照武担山的坐标推断，刘备皇宫的位置应该在今天人民南路展览馆西北角。具体来说，以展览馆从南到北的街道为中轴线，刘备故宫在中轴线西北方向。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刘备皇宫的地理位置正好处于成都的中心偏左一点，是真正意义上的“心脏”位置。
　　在刘备去世后，刘禅曾对蜀汉皇宫进行了扩建，晋文学家左思写《蜀都赋》，文中备言蜀都之壮丽、皇宫之辉煌，其文曰：“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匝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营新宫于爽嶝，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至于所提到的“阳城”，即少城东南隅之阳城门，约在今成都文庙后街临近汪家拐处。可见蜀汉皇宫在蜀国灭亡之前，规模扩大了不少，成为当时令人惊叹的建筑杰作。
　　锦官城
　　蜀汉的经济命脉
　　蜀锦是成都的一大特产，历史悠久。在东汉时期，在成都就有专门管理蜀锦生产的“锦官”，其官署就在成都东南的“流江”岸边，后世称成都为“锦官城”即源于此。三国时期，蜀锦不仅是全国热销的产品，更成为蜀汉政权赖以生存的命脉。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为了提高蜀锦产量，增加政府收入，诸葛亮恢复了“锦官”，专职管理蜀锦的生产和调拨。在其治理下，蜀锦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直到蜀亡，国库尚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织锦业之繁盛可见一斑。
　　民国所修的《华阳县志》中记载，“李膺《益州记》：‘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南岸皆蜀时故锦官处也，号锦里，城墉犹在。’时至今日，位于武侯祠旁的锦里已经成为成都的一大旅游景点，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前往。
　　诸葛亮丞相府
　　安居平五路
　　《三国演义》中，“安居平五路”的著名桥段令人记忆深刻。在刘备去世后，蜀中空虚，诸葛亮立年幼的刘禅为帝，曹丕乘机派五路大军攻击西蜀。当时，后主刘禅吓得面如土色，忙问计于孔明，但孔明以“染病”为由在丞相府中连日不出，刘禅亲自登门求教，方知诸葛亮虽在丞相府中安居不出，却已平定五路大军，让蜀国安度危难。
　　于是后人不禁好奇，诸葛亮的丞相府到底位于何处。由于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具体方位难以确定。但刘备入川后住进原益州牧刘璋的州牧署（现人民南路展览馆位置），将州牧署改称左将军府。214年，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于是，他就在左将军府内办公，约在今人民南路展览馆附近。公元223年，刘备病逝，诸葛亮“开府治事……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其丞相府离皇宫不远，约在今红照壁一带。
　　马超墓
　　锦马超威震羌氐
　　马超字孟起，扶风茂陵人，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人，汉末卫尉马腾之子。曾在潼关之战杀得曹操“割须弃袍”，由是名声大振。后马超依附刘备，官至骠骑将军、斄乡侯，其在羌人中威望颇高，成为刘备镇守西北的大将。蜀汉章武二年（222年），马超病逝，年仅47岁，但其死于何地却史料记载不详，因此其墓今存有二，其一位于陕西勉县，另一座则位于成都新都区马超村一社（新都南门外二里许）。
　　位于新都的马超墓，历代均受到重视，据说明代四川按察使杨赡、成都知府王九德、新都知县邵年齐等官员，均曾于马超墓前立碑，又于道旁立华表。清代雍正、道光年间，当地知县亦保持修缮墓地的习惯。四川提督马维祺就曾亲自拜谒马超墓，写下“英风常振”匾额，更撰《马公墓志》命人刻石放存墓旁，以示敬慕之情。“文化大革命”期间，新都马超墓遭到严重破坏，墓石全被取空，仅存土丘碑刻等颓垣败瓦。1985年，新都县人民政府将马超墓列为县内重要文物遗址，并立碑保护。现马超墓已毁，存墓碑于新都区桂湖公园的碑林里面。
　　五块石
　　传说是修建刘备陵墓时剩下的余料。据民国修《华阳县志》载：“《蜀都杂钞》言，五块石在万里桥之西，其一入地，上叠四石具方，或云，其下有一井，相传以为海眼。南即汉昭烈陵，予疑是当时作陵时所余也。”现五块石已不在，仅存街名，其址在一环路靠近武侯祠附近。
　　黄龙溪
　　位于彭山、新津、双流三县交界处，距成都城区40多公里。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太傅许靖等人上书劝刘备称帝道：“曹丕篡弑，湮灭汉室……人鬼忿毒，咸思刘氏……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龙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飞龙在天’，大王当龙升，登帝位也。”东汉盛行谶纬，许靖等人以为，“黄龙现九日”是蜀汉当兴的吉兆，给刘备称帝立国大造舆论。《诸葛亮集·鼎录》又载：“龙见武阳赤水九日，固铸鼎，象龙形，沉水中。”黄龙溪由此得名，并立庙江岸。
　　洛带八角井
　　位于龙泉驿区洛带镇。相传刘禅好游山玩水，一日他来到距成都20公里的东郊某镇，见镇上有一口八角井，造型别致，水波涌动，鱼儿遨游自如，他就趴在井口，看得入神。侍卫们担心他落入井中，从其后面拉住他的衣角，不慎将玉带拉掉，落入井中，从此，这座小镇就被称为“落带”镇（又称洛带镇）。
　　九里堤
　　位于成都市区西北部，现仅存38米土埂。原堤从现存残堤处一直延伸到今北门龙王庙，长达九里，故名。据《成都府志山川》载：“九里堤府城西北隅，其地洼下，水势易超。诸葛亮筑堤九里捍之。”
　　万里桥
　　横跨老南门南河，俗称老南门大桥。此桥大约始建于公元前秦国蜀守李冰任中，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初名长星桥或七星桥，三国后名万里桥，亦称笃泉桥，是成都古代著名的二江七桥之一。桥得名于诸葛亮“结好孙权”的事迹。
　　新繁县
　　新繁原名繁县，据《三国志》记载，延熙十年（247年）：“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卫将军姜维迎逆安抚，居之于繁县。”因为这里新增了人口，人丁兴旺，后人称之为新繁。
　　文翁石室
　　文翁石室是西汉前期蜀郡最早的一所公办学堂。创办人文翁，汉景帝时担任蜀郡郡守，治蜀政绩斐然。刘焉为益州牧，将郡学石室升级为“州学”。刘备称帝后，又将州学石室升为“太学”，为蜀汉政权培养了大量人才。后来，魏将钟会灭蜀后，用隶书在石室内的周公礼殿木柱上题字，赞美文翁、高目矢兴学育人的功绩。后人在周公礼殿圣贤图上刻画历代名流，其中有诸葛亮、庞统、董和、费祎、谯周、钟繇等人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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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成都三国文化的广度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