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半生巴金：挣扎于矛盾的“网”

⊙记者：吴琪

从“旁观者”到“鼓吹者”
　　巴金成名早。
　　正在老家上海枫泾镇过90岁生日的漫画家丁聪向记者回忆起来，笑呵呵地摆手感慨：“巴金在抗战前就名气很大了，年轻人都读他的《家》、《春》、《秋》，个个热血沸腾，为自己为国家找出路。我那时还只是个20岁的小伙子，靠画一些救亡漫画养活自己，比大文学家巴金小11岁，我与他在30年代的上海搭不上话。”
　　新中国政权成立时，当时已经享誉国内外的巴金到了45岁的中年之秋。虽然并不隶属于某个政党，巴金早年反封建的激情作品曾把无数年轻人带进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今年73岁的诗人邵燕祥回忆起当年的气氛，“多少年轻人想做巴金笔下的觉慧，而不愿意像觉新那样被封建制度和家庭吞噬”。
　　实际上，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巴金基本上是在谨慎地沉默。他仍旧希望做一个不拿工资的写作者，与各式文人纷纷要么与政治靠拢、要么被政治打垮的命运不同，巴金似乎处在这两类人中间。新政权刚开始并不完全信任他。据说，巴金和胡风是上海最晚接到首届文代会邀请通知的人，他当时担任的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上海文联副主席等虚职。但他的旧作并不是像沈从文那样被通知毁版，相反却在他与兄弟办的出版社中大量再版。与那些争着表态批判自己的人相比，巴金只是不痛不痒地做了有限的一点自我批评，他只是面对新中国这样地自我批评自己的作品：“我的作品中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薄弱”，“我的作品的缺点是很多的”，“时代是大步地前进了，而我个人却还在缓慢地走着。在这个新的时代面前，我的过去作品显得多么的软弱，失色！”
　　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分析到，别有意味的是，巴金在新政权中第一次公开发出声音，是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局外者的。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巴金说，“我是来学习的”。巴金的单位是作家协会，但是他放弃领工资，他与朋友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终因相互矛盾而退出，另与兄弟办平明出版社。出版社必须公私合营，巴金1952年到北京的时候，感受到这种气氛，几次写信与萧珊讨论生计问题。他谢绝了工资，也许是希望自己能保持一个单纯文人的位置。
　　但是丁玲向他发难了。这位以《沙菲女士的日记》而闻名20年代末上海文坛的女作家，在建国之初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作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她有意识地清理巴金、冰心等当时年轻人十分喜爱的作家作品的影响，“巴金的作品，叫我们革命，起过好的影响，但他的革命既不要领导，又不要群众，是空想的，跟他过去的作品去走是永远不会使人更向前走，今天的巴金，他自己也就是正在要纠正他的不实际的思想作风”。显然，巴金并不代表革命的方向。
　　那时属于年轻知识分子的邵燕祥回忆起当时的感受，“1950年左右开始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很多让人心怀崇敬的老知识分子、大知识分子、学者作家都纷纷出来检讨过关，在中央报纸上连篇发表自我批评的文章，有的人把自己说得很不像样子，让人非常惊讶”。大家从1949年毛泽东发表的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白皮书”里，自认为在民主与个人主义问题上，找到了老文化人痛斥自己的依据。“知识界里的带头羊是郭沫若，他自我批判时候说，他们那一代人接受过世界上各种思潮的影响，像一个旅游各地的旅客，手提箱上贴满了各地标签。”那时刚刚从事写作不久的邵燕祥说，“他们好像比我们更需要思想改造。”
　　书斋已经不再是可以逃避的地方了，巴金于是必须从他希望的清净中走出来。据巴金文学研究会向记者提供的最新发现的材料中，1952年1月7日，丁玲致巴金的书信中明确提到，“你过去的作品，虽说在思想上还有所不够，但却是有热情的和感人的，我以为你如果能获得些新生活，对群众的感情有些新体会，那是可以写出新鲜的作品来的，这是我们今天人民和国家所需要的。因此我极希望你能抽出一段时间来，如果不能去朝鲜，则去工厂也可”。
　　巴金对自身和作品的信心被急风暴雨般的革命运动逐步打击。在全国文联组织的“朝鲜战地访问团”赴朝之前，他在家书中表现出分外想家。巴金研究者李辉提到，巴金当时其实并不像其他革命者那样热情高涨，对于前景，他的内心惶惑不安。在给萧珊的家信中，他屡次提到对家的分外留恋，“我的确想家，我真不愿意离开‘家’，离开你们。我一生一直在跟我自己战斗。我是一个最大的温情主义者，我对什么地方都留恋。我最愿意待在一个地方，可是我却到处跑过了。我最愿意安安稳稳地在上海工作，可是我却要放弃一切到朝鲜去。我知道我有相当深的惰性，所以我努力跟我自己战斗，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人”。“这次分别我心里最难过，因为分别时间最久，而且对前面的工作我全无把握。我无经验，无工作能力和方法，有的就是热情和决心。”
　　但是早年接受过“无政府主义”者的大同理想熏陶，巴金一直同情底层劳动者。两次被巴金称为影响了后半生的入朝经历，后来也确实让这个久居书斋的读书人兴奋不已。当年193师的宣传科长王奂在《巴金在朝鲜前线》中，描述了年近半百而刻苦改造的巴金，“（清晨）只见巴金正手捧着俄语读本，坐在屋后廊台上，像学生念书般地朗读着。他是照例早我们一小时起床，5点到7点开饭前进行学习的。我感到他年事已高，睡眠不足会有碍健康，便劝他应当多睡一会儿，不料巴金却手不离书地回答：‘不行啊，今年我已50岁，如不抓紧读就没有时间了。’”
　　很快，巴金责无旁贷写起了歌功颂德的文章，《大欢乐的日子》、《倾吐不尽的感情》、《团圆》（即后来被改编成的《英雄儿女》），热烈的赞美与表态，是巴金创作世界和平题材作品的一个特色。在当时形势一片大好的鼓舞下，巴金的直抒胸臆显得真诚而投入。当时和巴金接近的工作人员向记者提到，“他去朝鲜战场，见彭德怀与志愿军在一起，他是非常真诚的，由衷地感佩。他反对封建制度，反对不平等，关心劳动人民的苦难，他觉得新社会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没有失业，没有痛苦，也让他真心地激动。巴金是要坚持写作，但他不要求入党，不以政治活动家为自己的目标”。而研究者周立民分析说，读巴金写朝鲜战场的文章，除了万丈热情外，却找不到他自己的身影，这也是“换笔”之后的巴金比较重要的变化。过去巴金在文章中敞开心扉，显得坦诚真挚，可是现在的他总是吞吞吐吐，好像尽量不触及自己的内心世界。

消极的“活命哲学”
　　就个性而言，巴金是一个单纯而善良的老实人。巴金好友、《收获》杂志主要创办人章靳以的女儿章洁思向记者回顾道，“我父亲与巴金是好友，母亲和萧珊是同学，萧珊当年把我母亲介绍给父亲，所以两家人就像一大家子一样，不分你我。萧珊和我母亲是闺密，有说不完的私房话”。巴金非常内向，和写作时下笔千言的外露情感很不一样。不高的个子，一口四川话，说起来讷讷的，外人初听起来有些费劲。
　　50年代，章靳以和巴金几乎天天见面或通电话，“他们都是对人特别真诚的人，那时有不知名的年轻作者上门来，有的诉说自己的困难，他们都会送钱给人家”。作为章靳以的学生，从1957年《收获》创刊开始就任编辑，现在77岁的老人彭新琪回忆说，章靳以对积极加入共产党相当踊跃，上午去工厂劳动，下午到《收获》主持工作，晚上还要参加各种外事活动，十分辛劳。比较而言，巴金多是被外向的章靳以拉着给予工作帮助，他对政治并无太大兴趣，只希望用写作反映生活、表达理想。
　　但是政治运动下的文人们终究躲不过当时的各种政治表态。巴金后来在《随想录》里，对自己五六十年代的作为曾痛苦地自责。对于巴金等人不得不写的应景之作，邵燕祥回忆道，“其实那些文章，我们也没有仔细看过，觉得也就那么一套，都不是太当真。在当时的环境下，各行各业的带头人都要对不断变换的运动斗争表态”。当革命诗人胡风突然被宣布为反革命集团头目时，“普通人和胡风也没有交往，当时认为像巴金这样的文学界名人更了解真相，所以多数人都被蒙蔽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时内心真正痛苦的，是受过近现代启蒙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基本的民主、自由、法制的观念，让他们违心地表态是非常痛苦的。”
　　对于在那个时代里巴金创作文学作品越来越少，一般人并不感到奇怪，“大家都忙着改造，我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改造好世界观，就写不出好作品”。
　　事实上巴金对胡风和路翎等文人的批判，最终也被添油加醋地夸大了。在巴金家人最近意外发现的书信中，有一封1955年6月1日时任《文艺报》常务编委的康濯致巴金信。来信如下：
　　巴金同志：
　　寄来的批评《洼地上的“战役”》的文章收到了。很感谢你。你写得很细致、很具体，因而有说服力。文章本身同时也是一篇动人的散文。我们看了都很高兴。但因为目前正在紧张地揭露和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阶段，我们考虑着目前似应更多地发表从政治上揭发和批判的文章；这样一来，你这篇文章估计最近一期（6月15日出版的）不一定能有篇幅发表。我们正设法争取文章更早和读者见面，不过，在万一的情况下，也许要拖一期。请你原谅。
　　另外，文章中对路翎小说分析得很好，只是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分析后所指出的根源只谈到是“小资产阶级”，这怕应稍加修改。其余还有个别段落稍有重复，也打算略作删节。但因往返费事，不打算再寄给你了。我们想冒昧地动手做点小修改，发表前再把清样寄你看。希望允许我们这样做。
　　而到了1958年，55岁的巴金因为写了《法斯特的悲剧》，对最终抛弃了美国共产党的美国左派作家法斯特批判不力，自身遭祸。晚年他在《〈巴金六十年文选〉代跋》里面提到当时的心境，“我对法斯特的事情本来一无所知，我只读过他的几部小说，而且颇为喜欢。刊物编辑来组稿，要我写批判法斯特的文章，说是某某人都写了，我也得写。我推不掉，而且反右斗争当时刚刚结束，我也不敢拒绝接受任务。”勉强写了一篇之后，“编辑部就转来几封读者来信，都是对我的严厉批判。我有点毛骨悚然，仿佛犯了大错。”巴金描述自己当时的真实心态，“我不甘心认错，但不表态又不行，害怕事情闹大下不了台，弄到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所以连忙‘下跪求饶’，只求平安无事。检讨信发了，我胆战心惊地等待事态发展，外表上却做出相当安静的样子。”“我并不承认‘回头是岸’的说法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说真话，我只好多说假话。昧着良心说谎，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可悲、可耻的事了。”
　　一度被突变的政治形势“灌了迷魂汤”的巴金，真心接受改造。当时在《收获》工作，被分派批判巴金的彭新琪清晰地记得巴金一丝不苟的性格。“‘文化大革命’中巴老被打倒的时候，他非常真诚，真的觉得自己有错误。在上海作协楼下的煤气间里边，巴金、师陀、王西彦等都被要求写检查。有人比较会保护自己，称病不去劳动。但是巴金非常守规矩，极为老实的一个人，要他几点到就几点到，要写检查就认真地写检查。”
　　有一次巴金在复旦接受批判，他买了一份饭走在路上，复旦大学的一位学生走在旁边，偷偷地对他说：“巴金先生，我们非常敬重您。”巴金赶紧说：“不要不要，我真的有错。”在一旁的彭新琪觉得，一来他是怕学生受到牵连，二来他真的觉得自己有错。“我亲眼所见，一方面心里很难受，但是看到他爱护青年，又觉得他很崇高。”
　　巴金温厚的性格使他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章洁思说道，“我情不自禁拿自己父亲的性格和巴老比，我的父亲‘有燕赵感慨之歌的感觉’，性子很烈，如果他继续活着，肯定熬不过‘文化大革命’。但是巴老性格不太外露，他将感情放在内心，平和而坚强，所以能够挺过坎坷长夜。他自己也说，被关在‘牛棚’里的时候，他想起靳以，虽然50岁就早逝，觉得对他而言也未必不是幸事”。
　　早年逃离封建家庭的巴金，说过自己“鞭挞的是制度，而不是人”，其实晚年他自己也时常提到，他的祖父非常疼爱孩子，父母也给了他无私的爱。内心感情丰富的巴金，等到自己有了家庭之后，对家的眷恋使他甚至不愿意远行。巴金感慨到，自己40岁才结婚，等到有了家庭才知道家的温暖，原本晚婚是因为深感家的责任重大和温暖。萧珊听到别人转述的这段话时，曾感动得流泪。
　　对和睦家庭生活的眷恋也使得巴金不得不向现实低头。章洁思回忆说，“我干妈萧珊特别有亲和力，成天嘻嘻哈哈的，笑起来真是银铃一般，高高挺挺，特别神气的一个人。每次到我家来，还没进家门，就一路喊着‘章大哥、章大哥’，未见人先闻声。”萧珊非常喜欢小孩，经常带着朋友的一大群孩子去吃饭、看电影，搂着大家，“她不是给人慈爱的年老的感觉，40多岁的人了，却像一个开心的大姑娘一样。”小朋友们的生日她都记得，一定不会忘记每个人的礼物，还特别喜欢和孩子一起照相。巴金对家庭气氛的依恋，使他必须屈从于“活命哲学”。

艰辛创刊的《收获》
　　1957年，章靳以拉着好友巴金一起创办《收获》杂志，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创刊的大型文学刊物让文学界激动不已。当时的编辑彭新琪记得，“章开会的时候讲，踌躇满志地告诉我们，《收获》与哪些名作家在通信，联系稿子的事情，也提倡发掘新人，希望作品先在刊物发表，听读者意见，然后反馈给作者，改了之后再出书，达到读者和作者的双重收获”。
　　除去主编章靳以和巴金，还有编辑部主任、理论、诗歌等共6个编辑，章靳以赞成“人少好办事，没有人事关系，也没有严密分工”，都带一点事务性的工作，把这个当作自己家里的事情，非常融洽，像一个和睦的家庭。编辑部方式一通到底，一个碰头会大家什么都知道了，要发或者要退的稿子，需要两个以上编辑同意。
　　很快作家们以能在《收获》上发表自己刊物为荣，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本专门发表长中篇文学作品的大型刊物。
　　当时《收获》强调作家有自己的风格，编辑不要轻易修改，有意见写信给作家，让作家自己改。而且考虑到作家往往清贫，稿子刚刚上版，就开出稿费了，所以往往刊物出来之前，作家就已经拿到稿费了。
　　可是好景不长，《收获》办到第二期就开始反右派，这场灾难使《收获》大伤元气，有些作品拿到后编辑觉得烫手，因为政治原因或者新样式，不敢发。迫于形势，第二期又写了一个《写在〈收获〉创刊的时候》，表明态度，拥护党的领导，不是自由化。当时迫于形势，每期要发表哪个作家作品，都得写信到当地党委征求意见，因为一个进步作家很有可能第二天就被看成反动作家了。于是真正的自由做不到，往往不是按照文学性来看作品，而是按照政治性来看作品。
　　章靳以解放后一直要求入党，他说：“参加革命就像游泳一样，不能用理论指导游泳，一定要亲自去参与。”这很能代表他的思想，当时文学界也认为，进步的就是好的，进步作家就是好作家。而巴金从一开始就主动不依赖于某个单位，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革命性没有章那么强。但是传媒是个非常敏感的地方，要表态，这种压力当时追求入党的章靳以比巴金大得多。那个时候任何人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收获》平时操作起来清样一式两份，一份让作者自己保存，方便以后出书，刊物出来后原稿寄回给作者，让他们自己保存。有一期编辑部已经给郭沫若寄了《蔡文姬》的清样，他办公室的人打来电话，提到郭说要改动稿子，这期不能发。于是编辑部又撤下稿子，换成老舍的《全家福》。彭新琪提到，“那时真是如履薄冰，但是大家内部非常团结。当时大家想得不深，想着那些非右派的作家总会有好的作品。”

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巴金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早年追求的“人的独立思考”。在最初的“灌迷汤”似的茫然、振奋、痛苦交织的无所适从之后，逐渐清醒过来的巴金开始过情感上的爆发。研究者周立民指出，性情温和的巴金并不是一个老好人，他遇到冷静思考后的局势，在需要表态时绝不含糊。
　　萧乾在《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里提到让他终生难忘的事情是，1957年萧乾已经被《人民日报》头版点名，往日朋友多是远远避开。7月的一天，他被迫去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会议，“谁知还没跨进大厅，巴金老远就跑过来了。他坚持要同我坐在一起……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小声对我说：‘你不要这么地抬不起头来。有错误就检查，就改嘛。要虚心，要冷静。你是穷苦出身的，不要失去信心’……”
　　在一连串痛苦的思索之后，1962年5月，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巴金在会上做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在当时严密的政治控制下，巴金直言不讳的发言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让人惊诧。
　　巴金当众说，“我觉得作为作家，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一直把时间花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仍然讲得多，写得少，而且写得很差……我常常责备自己缺乏勇气，责任心不强，但有时我又会替自己辩解，因为像我这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并不太少……”“我害怕‘言多必失’，招来麻烦。自己的白头发越来越多，记忆力也逐渐衰退，我不能不着急。我想好好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多写作品。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家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他们有一个时期非常轻视文学作品的作用，公开说‘托尔斯泰没有用’；另一个时期又把文学作品抬得很高，要作家对读者们的一切行为负责，好像一本小说会使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彻底改变。这是不公平的。”
　　头上的各种官衔使他忙于应付无休止的事务性工作，条条框框的创作限制让这个写作者严重“失语”。同样被打倒的知识分子邵燕祥仍记得当时对巴金发言的感叹：“对于巴金的直言不讳，大家还是有些吃惊的，首先我们就感到了他作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在政治运动后期，巴金开始严肃地反思。邵燕祥一直保存着巴金在上世纪30年代未完成的《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也清晰地记得巴金翻译的缅怀俄国农民起义领袖《斯捷潘·拉辛的悬崖》的歌词，“他终身都在为国家为民族寻找出路”。早年追求的理想和品质，在60年代巴金又一点点地拣了回来。他后来对身边的彭新琪说：“我小的时候很倔强，很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后来丧失了，直到老年又开始倔强了。”
　　章洁思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巴金抄但丁的《神曲》。“那时候他还没有平反，我在复旦读大学，因为是黑帮子弟，日子很不好过。眼看着四处焚书、知识被践踏，我在他面前发牢骚，‘读书没用，真是没意思’，他很认真地说，‘书不可以不读，不能说读书没用啊’。我发现，虽然当时境遇非常差，但是他的心中有一片自己的天地，看得很远，非常宽厚。当年他还没有平反，就自己在家里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那时候没人敢出书，但是他很自然地坚持翻译。这些伟人的思想也是他的寄托，所以晚年他写《随想录》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吃惊。”
　　晚年的巴金，仍然生活在政治斗争的噩梦中。研究者陈思和原以为所谓噩梦只是老人的一种文学修辞手法，但是后来才从巴金家人那里得知，老人真的时常噩梦缠身。“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50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今年93岁的漫画家、美术史家黄苗子向记者回忆起最初看到《随想录》的感受。《随想录》最初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时，编辑潘际垌经常拿到稿子后，激动地给好友黄苗子看。“那时候基本上是‘伤痕文学’，大家回忆在半步桥、在秦城监狱里受难的遭遇，突然之间看到巴老这种正气凛然，掏心底说的话，和我们想说又没有说出来的话一样，我们是边看边流泪。”巴金敢于说话，“但不是凭感觉说话，而是冷静地经过思索和实践后说出来的话，所以非常有分量”。
　　邵燕祥感慨，“经历过国家命运起伏的一代人，越到年纪大了，越能理解巴金。很难说是我们先理解了他的青年，再理解他的晚年；还是了解了他晚年的心境之后，对他年轻时选择的道路有了更切近的体会。他是一个充满激情又一生严肃思考的人”。
　　研究者陈思和提醒记者，不应该简单地把《随想录》里边的“我”等同于巴金本人。虽然在表达上巴金以“我”为主，讲了自己在五六十年代的事情，从文字上看确实是巴金本人的故事。但是他很强调通过自我反省达到社会反思的目的，“我”在这里有个修辞作用，即是说自己，又不止于自己。陈思和以两个理由证明自己对《随想录》的理解，一方面，巴金写《家》的时候，最初是在上海一家小报连载的，“为了适合上海市民的阅读欲望，用的是反思自己家庭的故事，从效果和阅读面上反响很好。但《家》里头的高太爷与巴金的祖父又是很不一样的，巴金晚年提到，其实祖父是相当慈爱善良的”。另一件事情是，沈从文去世时，新华社的报道相当简单，沈也没有任何头衔，巴金对此事不满，在《怀念从文》这篇文章里，他以责怪写此稿的新华社记者郭林春为开头。其实巴金和老记者郭林春有交往，他心里头并非真正责怪郭，而是不满于当时大环境对沈从文的冷漠，以“我”的责怪来表达。
　　晚年的巴金更加以托尔斯泰为自己的榜样，毕生追求一个讲真话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

一个终生的温情主义者
　　巴金虽然一直不善言辞，但在书信中对家人表达的热爱之情，让人感怀。即使90岁高龄，在给外孙女端端的信中，老人慈爱地说，“我要告诉你：祖父的爱、外公的爱是不要报偿的，是无穷无尽的，它永远在你身边，保护着你。你们不理解我，但是我爱你们。我仿佛还能够把你高高举起”。
　　巴金身边人也因为一些细微的事情，常常被寡言的老人所感动。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长天，1985年从事作协行政工作后，开始和巴老有了接触。“他是一个对自身道德要求非常高的人，对人特别的周到，甚至是恭谦。”晚年到杭州去疗养的时候，按照巴金的待遇，可以要求专列接待，但是巴金坚持只包下一个软卧包间，仅让家人随从。等到病情严重后，随行医护人员增多，才勉强同意包下一节车厢。在杭州养病期间，每一个给老人服务过的工作人员，都不忘专门准备一份小礼物，并且坚持疗养自己付钱。彭新琪提到，早年的巴金常将稿费分给需要帮助的朋友，拮据的经济也是他晚婚的一个重要原因。等有了经济能力后，巴老仍旧生活得十分简单，“我在他家吃过两顿饭，非常简朴，一次是阿姨做的饼，就着一点稀饭和咸菜。另一次是肉泥炒茄子，他对衣服穿着也没有太多要求”。
　　晚辈去探望巴老的时候，有时候担心老人不喜欢人多，但是巴金乐意年轻人在自己面前开心地聊天，虽然东扯西拉，老人并不多插话，总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陈思和、赵长天等探望巴老的时候，都被晚年巴金写作的艰难打动，“轮椅上架着一个板子，颤抖的手几乎拿不住笔”，每写一个字都要费力很久，而且字写得非常大，却几乎难以辨认。但是当身边人劝巴老口述时，他不同意，“我习惯了，要自己来写”。
　　作为干女儿的章洁思，“听到巴老去世的消息，一夜未眠，我好像一下子回到父亲在华东医院病逝时的大厅，他睡在灵床上，盖着白布，旁边站着巴金、萧珊。虽然还没有到冬天，只是穿着毛衣，但是15岁的我浑身不停地抖，干妈萧珊从背后紧紧抱着我，要我哭出来，我就是抖得厉害，哭不出来。以前基本上都是干妈关心我们，这以后，巴老也开始像父亲一样疼爱我们”。晚年的巴金很慈祥，在熟人面前偶尔也开开玩笑，如果遇到好写的笔，会让人家多买一些，送给熟人分享。晚年生病时候，非常容易照顾，永远怕给别人添麻烦，很配合治疗。“用上海话来说，他是非常好弄的一个人，一点也不刁。”
　　病中的巴金，居然清晰地记得30年前章洁思喜欢列维坦的画册，作为礼物送给了她。回忆起曾经快乐的家庭氛围，章说，“干妈特别来劲，主意都是她的”。萧珊的性格与章靳以比较接近，两个人离世之后，“整个家里的气氛就完全不一样，阳光没了”，虽然巴金一直把妻子的骨灰放在家里，“但骨灰是沉默的啊”。
　　研究者李辉曾经多次采访和巴金同时代的老人，“说来也奇怪，有时候文人相轻，老友之间也有些不对付的地方。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过巴金的一句不好，大家都真心地尊重他”。巴金提到，“我认为朋友中三个人才气最高。沈从文一个，曹禺一个，萧乾一个”。熟悉的人知道，巴金的好朋友，性格都和他迥异。
　　与曹禺、沈从文有过交道的黄苗子向记者回忆到，曹禺晚年比较痛苦、苦闷，但是不敢表达，他的性格比较软弱，几次大运动让他特别害怕，写不出好作品来。后来大家碰到一起的时候，他总是说：“你们还有朋友，我多么孤独。”
　　黄苗子与沈从文交往甚密，“他一向和政治保持很远的距离，虽然满肚子牢骚，但是他非常忍辱负重，心里有数，对苦闷从不计较，只要眼前发现美就高兴”。沈从文一生热爱乡土文化，特别爱美的东西，在古董摊子上看到喜欢的物件，再贵也要买下来，“‘文化大革命’时候，派他去打扫公厕。他一丝不苟，打扫得特别干净，说，‘既然让我打扫，我就要让这个厕所美一些’”。
　　巴金和沈从文私交甚好，但是两个人的文艺主张，一个宣泄，一个节制。巴金说，“我们爱写信辩论”，“我和从文辩论，他和我吵，我就发笑，他以为我发神经。今天骂这个，明天骂那个。我也骂周作人，也骂朱光潜”。“他的小说有的写男女的，我不大喜欢。”“他说我的信念是空的”，“沈从文是个老实人”。
　　对于萧乾的性格，巴金直言，“萧乾总是怀疑别人，先预防别人。我说反而吃亏。真是聪明人就不会这样。在英国他很活泼，工作也认真，他总想保护自己，结果暴露了自己”。
　　不管对朋友怎样看待，巴金在任何时候都真诚地帮助他们，彭新琪评价道，“巴金一直很有威望，他那么长时间的威望建立在真诚、厚道上，对任何人都是帮助的态度，有作品来就想发表，没有成见，从不在背后讲别人的坏话，全身就是一个‘爱’字，朋友们于是都很尊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