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 饭

江永长

“胶鞋草鞋，在此一举。”这是我从一篇回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参加高考的文章中读到的，是作者的老师在高考前给学生们的送别语。我也是那时参加高考的，我的老师的寄语与上面那个版本略有不同：“干饭稀饭，就这一锤子买卖了！”老师说这话时很是悲壮，有点儿像燕太子丹在易水送别荆轲。我的老师之所以特别强调干饭，是因为当时在我们那个偏远的山区，吃饭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能吃上干饭，多少年来就始终是家乡大多数同志的人生理想。我也未能例外，饥饿和遍地开花的稀饭迫使我早早地就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定位为干饭！吃上干饭，经常吃干饭，一日三餐都吃干饭，而且允许敞开胃口随便吃，吃饱了撑着，乃是我青春时代的追求。 红学家冯其庸在接受央视十频道记者采访时谈起他经历过的饥饿：大跃进后，冯回家乡了一趟，发现村里的人有一半饿死了，他的母亲浑身发肿，有一次说话时从口里喷出了蛔虫。他回京后，把这情况汇报，还写了文章，结果惹了大麻烦，他为此多次受批判。我是六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逃过了冯先生经历的那个饥饿年代，但我并没逃过饥饿本身。由于置身于穷乡僻壤，加上当时的生产队长懒散无能，死硬坚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仗恃着根正苗红的好成分，一当十几年，谁也拿他没办法，其后果就是，我的童年、少年时代老是浸泡在饥饿中，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我的父亲被选为生产队长，局面才得以根本改变。 我记事晚，八九岁以前的事几乎没印象，而我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饿。读小学时，中午时常搭不起伙，只有眼巴巴地看别人吃蒸饭或是自带的干粮，下午三点放学后，一大群与我境况相同的小饿殍马上跑去围住公社唯一的小饭馆，向出笼的馒头行注目礼，这虽是一种精神享受，但却是对极度饥饿的胃的无情折磨。有一次，与我们一起围观的六娃子，抵挡不住可爱顽皮的馒头们的一再挑衅和诱惑，抓起一个才出笼的滚烫的馒头，一下子塞进嘴巴，夺路狂奔而去。而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性的厨师反映极其敏捷，几乎是在同一瞬间作出反应，像一只箭一样地射了出去，在田埂上追赶着，直至把六娃子追得跳进了冬水田才罢休。每当我们最后不得不与馒头们深情告别，踏上归途时，我的胃便失控了，那里面的潮水汹涌澎湃，自口腔源源不断地溢出，打湿衣服，打湿我停留的地表或是石板。这失控的酸水，在我的饿眼混花中，幻化成天空般大的蒸笼，里面馒头多得像银河里的星星，然后，又变幻为小溪、大河、汪洋大海，里面充满鱼虾，最后，便倒下，什么也幻想不出了。小睡一会儿，爬起，摇摇晃晃地回家，一碗酸菜洋芋包谷蓁子混合稀稀饭下肚，便又是一条好汉，生龙活虎了。那时，为了吃一次干饭，我与二弟永渊光着脚走几十里山路，经过临县一群顽童控制的地面时被追打得鸡飞狗跳，逃到外婆家；为了吃一次干饭，跑十几里路，去为人家割麦子、抬粪，上坡时，粪桶被碰翻，从头到脚被大粪浇了个透；为了吃一次干饭，光着脚跑到同学家“作客”，晚上洗了脚后，只好让同学的家长抱到床上睡觉去……凡此种种，冒险、倒霉、没脸面的事儿，多是在干饭的强烈引诱下干出来的！ 多少年来，我一直以大肆狂啖干饭为乐，哪怕就是在星级宾馆、高档酒店坐席，我也要大声吆喝：“来一碗干饭！”我还记得，读高中时曾一次吃下二斤四两米作成的干饭。这种以当饭桶为乐事的心理和行为显得病态，但我知道这病是小时落下的，改不了咯！我常想，既然如今吃干饭易如反掌，那么就理当把我有限的胃投入到无限的干饭中去，何乐而不为呢。画家黄永玉在接受央视十频道“大家”栏目记者采访时说，他和夫人讨论自己的葬礼时提议，仪式地点就定在厕所，由一德隆望尊的长者主持，把骨灰倒进马桶，启动一下冲水按钮即可。他夫人以可能阻塞下水道为由，反对。黄又提议，把骨灰分为若干小包，分发给朋友们作种花的肥料，投入花盆即可。黄老先生乃大家，想法不俗，我一无名之辈，本不敢妄想大言的，但受黄老先生启迪，结合我对干饭的特殊情结，鄙人就不揣冒昧，斗胆亦作一提议，小可百年之后的仪式就在一块稻田里举行，把那“肥料”也洒洒吧，不必刻意择地，只要这田肥沃、稻子产量高、不被征作他用就行了。